
經過多方努力📱,1988年6月2日,新聞出版署終於批復,同意成立譯林出版社,當年10月,我出任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建社時只有16人,家底很窮。盡管經濟實力薄弱👴🏽,但我們還是發揚辦《譯林》雜誌那種不斷創新、敢為人先的傳統精神😣,在困難的條件下,在翻譯出版界創造了好多項屬於首創的業績。其中的成功或挫折,都留下了可貴的經驗。
名著通俗兩頭抓
建社後🦼,我們確立了名著與通俗兩頭抓的出書路子🍖。考慮到譯林雜誌靠通俗起家🤡⌚️,譯林出版社也要維持這個特色。我們加強收集西方當代暢銷書的信息,大膽買進版權🙋♀️。那時我國剛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出版界有些人還不習慣或舍不得向外買版權。而我覺得,今後出版實力之爭🔬,就是擁有版權之爭🧧🦈。為此📣🎮,一方面向省出版總社申請設立“外國版權基金”,爭取獲得經濟資助。另一方面敢為人先,第一個“吃螃蟹”。下定決心,積極購買外國版權。由於我們出手早,信譽好,像《沉黙的羔羊》的版稅率一開始才3%,每本預付金不超過1000美元。
經過努力,當時英美最流行的暢銷書,其版權幾乎大部分被譯林買下。我們又發揮獨有的刊與書連用優勢,推出一套“外國流行小說名篇叢書”,形成刊、書互補特色👩🎤,以至市場上流傳❣️:“想看外國暢銷小說,就去買譯林版的說法。”保住通俗這一塊,我們不忘抓名著,隨之又推出“譯林世界文學精品叢書”“譯林外國漫畫系列”等👨🏼🍼,從而擴大了譯林的聲譽🍦。
積極“走出去”
規定譯林社出書範圍的頭一條,就是外文圖書,這一點我一直記在心裏。我更明白,作為專業翻譯出版社👩🏿💼🍕,無疑要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作更多的貢獻。對外引進,譯林已做了不少,建社後必須考慮開展對外輸出的工作。
怎麽做🏊🏿♀️?我想先從相對容易的中英文對照的畫冊做起🤳👩🏻🦳。正好得知中山陵管理處為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有意策劃出版一本孫中山畫冊,我覺得若把它配上英文解釋👮🏽,更有助於吸引海外讀者,尤其是眾多華裔和華僑⬛️。於是找中山陵管理處尋求合作,雙方達成協議,他們選照片👩🏿🦲🤹🏻♀️,提供中文解釋;我們負責圖片編輯🧑🧑🧒🧒、中文英譯、出版和發行👨👦🤘。這本取名《中華之光》的畫冊,出版後國內反響挺好,我們還會同“民革”中央,在北京舉辦了這本畫冊的出版座談會🦥。至於外銷,當時是通過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對外發行,雖然數量不大,但畢竟是譯林社圖書“走出去”可喜的第一步。
接著我們同美國斯通·沃爾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文本《拯救白鰭豚》。這是第一次由美方負責向世界發行的譯林版英文書,既推動了圖書走出國門𓀔🧝🏻♂️,又為拯救瀕危動物作了貢獻。此後👩👧👦,我們又組織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紫砂壺畫冊《茗壸競艷》和《蘇州園林》🧏🏻⛹️♀️,以及《邊城》《老舍文選》《中美關系十年》等多種英文本外向書🚞🏌🏽♂️,為較早地推動圖書“走出去”,作了一定的貢獻🔮。
譯林社1990年率先翻譯出版法國極負盛譽的文學名著《追憶似水年華》,獲得雙效俱佳的效果之後,我就把目標瞄準現代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有關出版該書的報道已經很多了,我無意重復🐎。
外國文學學術建設
譯林社在介紹外國文學的同時🛵,也十分註重出版外國文學學術圖書,有些甚至不惜虧本出版🎎。例如早在對外開放初期👊,我們就分國別翻譯出版了英國✦、美國、法國、蘇聯及阿拉伯文學詞典,接著出版的有💳:《1949年後外國文學作品出版目錄》《20世紀外國文學大詞典》《英國詩史》《英美荒誕派戲劇研究》《翻譯學概論》《文學翻譯批評研究》《日本近代文學思想史》等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策劃編寫《20世紀外國文學史》🌨。該書一改傳統🧑🏽⚖️🏋🏽,按國別寫史的方法🦹🏽♀️,改為按不同時期,縱向分析世界各國文學的發展👨🏿🌾。因為具有創新意義🚵♂️,所以被列入中國社科院“十二五重點科研規劃”,出版後深受好評👨🏿⚖️,榮獲國家和地方多項優秀圖書獎,為譯林社贏得了榮譽。我雖然因為退休沒有參與到底,但我策劃出版了這個選題,並參與了它前期的許多工作🙅🏼,這都成為我出版生涯中難忘的記憶。

英語教輔壯大經濟實力
建設譯林版圖書品牌,初見成效,但全社經濟實力依然薄弱。那麽,增收的出路在哪裏?要想加快壯大全社經濟實力,在現實出版環境下🩶,必須爭搶教育圖書這塊“蛋糕”⛹️。這時我想到,譯林靠翻譯起家✵,具有英語作者資源的優勢。眼看做教材教輔出版的都很紅火,我們也應該涉足英語教材這個領域👷♂️。於是,約請南京師大和蘇州大學的英語教師,編寫出初一英語課本,經送審通過,並說通南通市采用👰♀️。
同時🍎,我們還會同教育部門🎅🏻,開發初中英語教輔讀物🏌🏿♂️🥥,盡管品種很少🦒,但對改善社裏經濟狀況的貢獻不小。為此,我決定充實英語教材的編輯力量𓀜,擴大對譯林版英語教材的宣傳力度😂,力爭使其增量、配套↕️、系列化。我在卸任社長兼總編職務時,還一再叮囑我的繼任者📫,務必牢牢抓住英語課本和教輔的出版。
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譯林版英語教材,在完成初中三個年級編寫與出版的基礎上😒,又與香港牛津出版社合作🖐🏽,推出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覆蓋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全套課本🟫♟。這套課本相對更符合江蘇省英語教學的要求🙇🏽,推廣後很受英語教師歡迎🛌🏽。接著社裏又約請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多位英語教授👨🏻🦯,比較其他課本的優劣,編寫出與譯林版初中英語課本相銜接的高中英語課本,成功實現譯林版英語教材⚖️,從初小到高中的系列化🤷🏻🧔🏽♀️,同時還出版與課本配套的教輔讀物和音像製品👰♀️⛔️。目前譯林版中小學英語課本,不僅在江蘇全省覆蓋使用,還有部分省外學校也加入了使用隊伍。隨著數字出版和多媒體的發展,譯林社又註重開發識圖、有聲、動漫式等數字化英語教育類產品🔬,並延伸到英語培訓。我欣喜地看到🤵🏼♂️,譯林版英語教材🧳,在推陳出新的道路上不斷前進,成為支撐和壯大譯林社經濟的重要來源。
勤搞活動🏕,增強社會影響力
我是半路出家搞出版💃🏿,在文藝、翻譯🦹🏽♂️、出版界人脈又少👩🏿🏫。為了擴大《譯林》影響,也為了多結交一些不同層次的朋友👋🏽,所以我一開始就抱著不避麻煩🫱🏿、多搞活動的思想。先後舉辦了英語和日語翻譯比賽🧖🏻♂️;召開座談會為查良錚(穆旦)學術平反🏋🏼;勸說戈寶權先生向江蘇捐贈藏書,並設立“戈寶權文學翻譯獎”等。除此以外,還抓住機會🚐,組織多種形式的聚會,交流信息,積累人氣🕥。在八九十年代🧑🏽🎤,僅我在職期間👩🏿🌾,《譯林》雜誌和譯林社,每年至少都要舉辦或合辦一項活動。
比如📌,1980年在無錫,《鐘山》《譯林》創刊作者座談會;1981年在揚州🏊🏻♂️,《譯林》編委擴大會👨🏽🦱;1982年在連雲港,《鐘山》《譯林》作者譯者聯誼會;1983年在蘇州↘️,英語翻譯比賽決審暨《譯林》編委擴大會;1984年在無錫🍛,翻譯出版信息交流會;1985年在南京,承辦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年會暨《譯林》創刊15周年紀念會💂🫃🏻;1986年在杭州👨🏿🏫🫎,《譯林》中青年譯者筆會,在鎮江,承辦文化部出版局召開的翻譯出版座談會;1987年在南京,島崎藤村翻譯和閱讀獎頒獎會暨島崎作品研討會🧑🏿🦱,在成都,與川大合辦外國現代小說創作技巧討論會;1988年在南京,譯林版外國名家詩歌推介會、戈寶權榮獲蘇聯國家勛章祝賀會🥻🛸,在北京🏤,穆旦學術討論會;1989年在珠海🍨,成立外國文學出版研究會籌備會議🗑;1990年在南京🫰🏼,《古蘭經》出版座談會,首屆戈寶權文學翻譯獎頒獎會暨《譯林》筆會,在北京🪸,與《中國新聞出版報》聯合舉辦外國通俗文學座談會等。
舉辦這麽多的活動👩👦🫠,當然要付出精力和財力🎨🙎🏻。但是,的確達到了多交朋友和宣傳譯林的目的。這樣做,再麻煩也值得。再說到同行關系。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其實我覺得,同行之間既是競爭者,又應該是合作夥伴。為了提升譯林社的聲譽,我一直樂意為同行做點服務☃️,有兩件事受到同行歡迎。
一是倡議成立外國文學出版行業社團。我首先向兩位老大哥——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領導匯報請教,得到贊同🤴🏿💩,又征詢湖南、廣東🏪、廣西、浙江等文藝出版社🏕,也獲得支持👊🏽。於是⚉,我起草章程🥼,正式向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申請成立“外國文學出版研究會”。經過多方聯絡籌備,1990年7月,在桂林召開全國外國文學出版工作會議之際,研究會正式宣布成立。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秦順新當選為會長,我被推舉為副會長兼任秘書長,秘書處設在譯林社。這個社團不收會費,辦公費用全由譯林社負擔🥎,不僅開展行業交流活動👨💼,還組團赴日本與美國參訪👩🏿✈️📜。我退休後因被社裏返聘,所以還繼續留任秘書長🤦🏿👨🦽➡️,直到2008年研究會被並入“中國版協文藝出版委員會”為止。
二是受新聞出版署委托,研究會承辦了六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評獎活動👨💻,使許多優秀的譯作👩🏿🦱、敬業的譯者和辛勤的責編,有更多受表彰的機會👊🏼。譯林社在上述活動中的付出,受到了中國版協及業內人士的好評,在行業中的聲望,也因此提升📓🙈。
積極為行業服務這種觀念,在我卸任退休後還依然保存。影響較大的,就屬我策劃🦧、組織的對“開放翻譯家”的宣傳。改革開放初期👩🏻🦯➡️,袁可嘉🆙👩🍼、董樂山等一批思想敏銳的翻譯家🤞🏿,積極譯介當今世界的新思潮👴,特別是西方流行的文學流派,對推動思想界的對外開放起了積極作用,我把這些人稱之為“開放翻譯家”,並覺得有必要宣傳弘揚他們的事跡。隨後我與《中華讀書報》時任總編輯莊建女士合作,在該報開設介紹“開放翻譯家”專欄。我負責選人物、定流派、組稿和初期編輯,再送報社終審定稿🫡🎓。自2005年2月16日起👷🏿♂️,至8月3日結束👨🏽💼,在歷時近半年的時間裏,“人物譜”專欄👝,介紹了董樂山、施鹹榮🗂、梅紹武☯️、傅惟慈、袁可嘉、柳鳴九🏰、郭宏安🖐🏽、葉廷芳👨🏽🔧、劉習良💶、呂同六等10位不同語種的翻譯家🦞。“流派走廊”專欄🧒🏽,則介紹了意識流🧑🏽⚕️🧑🏿🍳、黑色幽默、荒誕派戲劇、先鋒派等10種文學流派與文學現象。專欄開辦時,我發表了導言《開放翻譯家:一項思想文化資源》,專欄結束時,又發表了結束語《翻譯也要重視導向》🪽。上述兩個專欄的文章,很受讀者的關註🏙✋🏽,為我國當代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史,增添了有價值的史料⛹️♂️,我也為自己在其中略盡微力而感到欣慰。
再看“譯林現象”
如今譯林社的領導團隊🤓,思想解放,適應市場經濟,從體製、機製到運作模式👩🏿🌾🈵,都勇於邁出改革的大步,在出版品牌🚵🏼♂️、內容創新、資源聚合🆔、文化影響🤲🏿☝🏿、營銷能力等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取得轉型的可喜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指導思想上,堅守政治擔當和文化責任感,把好出版導向🤟🏿,堅持出版創新,持續強化譯林品牌影響力。抓住紙質出版和數字出版兩翼,加大優質資源的集聚力度,在積極傳播文化科學知識的同時,實現國有資產持續保值增值✳️。
二💆🏻♂️、在保持譯林文學名著市場優勢的同時🫐,豐富選題結構🤸🏼♀️,突出重點產品線,打造出多個新品牌系列。如“人文與社會譯叢”🔙,起初毫無影響,也不盈利。他們並不放棄🤦🏻♂️,本著書目更精🤵🏿、譯文更優的目標,持之以恒,至今已出書上百種,引進了一大批外國新潮的學術專著,在理論研究界有很好的口碑,成為譯林版雙效書的又一品牌。又如“傳記譯林”,因為譯林買版權有優勢👯♂️,所以推出的人物傳記,既有外國政要⛸,也有球星明星🧜🏼♂️,還有商界大咖,具有“獨家報道”的優勢⛈,銷路都很好👩🏽🎨。近些年👷🏽📇,開發以吳念真📜、格非作品為代表的華語原創文學產品線,也受到好評🎆。
三、利用資本力量,做好內容產業鏈的延伸拓展🧒🏽。近些年發揮內容資源優勢,開發衍生產品🪰🛠,註重立體出版。以饒雪漫品牌為核心的青春圖書系列,4年中有多種當年銷量都在10萬冊以上📜👿。投資出品的電影《左耳》🧘🏿♂️,票房近5億,取得當年江蘇出產電影最高票房的好成績😍。打造“鳳凰機器人”素質教育培訓項目的成功🏌🏼♀️,已引起資本市場的關註。江蘇譯林教育管理咨詢公司,還被江蘇省委宣傳部、科技廳、文化廳🤼、新聞出版廣電局,共同評定為“江蘇省重點文化科技企業”。
四、落實組織裂變,優化運營機製。針對行業市場的變化,結合自身業務發展需要🕞,對機構設置進行重大調整。改變了以往單一的出版圖書編輯室運作模式,建立兩分社(基礎教育分社👞、期刊分社)五中心(文學出版中心、人文社科出版中心⚅、新知出版中心、文博出版中心👩🏻🦼、上海出版中心)的新結構,有效推進了各個圖書品種板塊的專業化和精細化運作。
五、發揚“工匠精神”🐇,提高出版質量。以製度落實精益求精的傳統📧。一方面完善《書稿審校製度》《圖書質量管理規程》《審讀工作管理辦法》等條例,構建多級印前審讀的質量保障體系👍,優化《精品出版項目績效考核辦法》等獎勵激勵機製🤙🏻;另一方面強化編輯人員素質的提高👱🏻🧑🏿🎤,建立新老編輯“一對一編輯導師製”,抓好編輯尤其是青年編輯的技能培訓。
六🎂、充分運用互聯網等新媒體,構建譯林官網、微博、微信⏭、豆瓣、譯林貼吧🙎、譯林淘寶旗艦店等新媒體平臺,加強相互間的聯動🩳。目前譯林官方微博,是國內出版機構中粉絲數突破100萬的惟一官微🚖。譯林微信公眾號(yil⁃inpress),正成為精品優質閱讀號的一個品牌🧑🏿🎨,2016年入選首屆“大眾喜愛的50個閱讀微信公眾號”🧕🏻。
當然🧕🏻,譯林社的發展🫷🏼,也緣於《譯林》雜誌帶來的品牌效應。“譯林”這兩個字🌮,在不少人心目中,已成為一種優質翻譯的符號。同時👨👨👧,及時研判市場動態,註重圖書營銷和渠道建設。加強線上網店與線下地面店的互動協作,運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開展多渠道營銷🏌️,把發行渠道分細、選精🙆🏽、做優🦂,完善少印、勤添、快回款、減庫存的營銷流程🧑🏻🤝🧑🏻,實現讀者號召力向實際購買力的轉變。
1989年👨🏼🏭,譯林社建社頭一年,僅實現利潤4.89萬元,人均創利只有3000元𓀚。2015年💠,譯林社盈利4800余萬元,人均創利高達36萬元🚽。建社26年,全社盈利增長一千倍,年均增長40倍,譯林社連續7年位列全國文藝出版社總體經濟規模第1名。在當前圖書市場不景氣🧑🏻🌾,不少出版社經營均現困難的環境下👨🏽🍳,譯林社通過上述改革措施🙎🏼♀️,為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景端著《我與譯林——半生書緣一世情》🗞,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為編輯選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