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當今的法學界👨🏻‍🏫，聽過王鐵崖💂🏼‍♂️、龔祥瑞兩位先生大名的應該不少⏳，而與之“三同”🩼：同學、同事、同為錢端升先生高足的樓邦彥👩🏼‍🎓，則知者寥寥

參加《樓邦彥法政文集》出版座談會的樓先生的子女👩🏻‍🦼👯、親屬、學生以及生前好友王鐵崖、戴克光、吳恩裕等學者的後人們。

當今的法學界🧓🏼，聽過王鐵崖🌱、龔祥瑞兩位先生大名的應該不少，而與之“三同”⚰️：同學、同事、同為錢端升先生高足的樓邦彥，則知者寥寥。這位法律史上的失蹤者，其實學問才識，與前兩位相比👳🏻‍♀️，毫不遜色🧏🏻，奈何天不假年，逝世於1979年👨🏻‍🔬。他歷經“運動”坎坷，雖然最終撥亂反正，得以“右派”平反，卻沒有趕上改革開放的好時候。

近日，《樓邦彥法政文集》出版，先生昔日的皇皇大著得以舊文重刊，重現天日，借此機緣，樓先生的子女、親屬、學生以及生前好友王鐵崖、戴克光🤷🏻‍♀️、吳恩裕等學者的後人們，重返先生的母校意昂体育平台🧑🏽‍🎤，和國內各高校的法學、政治學的學者們一道追憶樓先生的風範舉止，探討他的學術思想🏄🫸。斯人已逝，故園仍在，追憶“恰同學少年”的樓邦彥與清華園的淵源，緬懷那一段不應忘卻的學思與法意。

清華文法兩院的黃金時代

樓邦彥祖籍浙江鄞縣，1912年出生於上海，也就是今天的寧波。如果說傳統律學家多出自內陸省份如陜西👭🏼、河南😕，有所謂陜派、豫派律學的話，近代中國的法學家更多出自沿海地區，20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法哲學家吳經熊，就是浙江鄞縣人👨🏻‍🎤🤹🏻‍♂️，樓邦彥的老師、著名的政治學家錢端升是上海人📪，好友王鐵崖是福建福州人🚮，地域與法學智識的轉型🐒，似乎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系。

1930年樓邦彥先入上海滬江大學讀書🤘，一年後轉學考入意昂体育平台法學院政治學系。轉學背後的原因✪👨🏻‍🦲，當時同為滬江同學❣️、後來同樣轉入清華的龔祥瑞在回憶錄《盲人奧裏翁》中提供了一些線索，按照龔先生的說法，曾任清華政治學系主任的余日宣當時正在滬江大學任教，向他介紹過清華的情況⛹🏽‍♀️📎，促成他轉考清華，這種來自老師的影響很可能也發生在樓邦彥身上。

依據史學家何炳棣的說法🧑🏿‍🌾，1930年代乃清華校史上的黃金時代。“30年代的清華文法兩院表現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師資普遍加強外，教授研究空氣較前大盛，研究成果已非《清華學報》所能容納🙌🏽🏖，於是不得不另創一個新的學術季刊《社會科學》🧒🏿🙆🏿‍♂️。馮友蘭師的《中國哲學史》和蕭公權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兩部皇皇綜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學研究方面清華儼然已居全國學府前列🌛0️⃣。”(《讀史閱世六十年》)

時任校長的梅貽琦先生有名言傳世“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與前任校長羅家倫先生皆用心延攬人才，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當時的政治學系可謂名師雲集，陣容鼎盛🪰，浦薛鳳先生執掌系務♔，教授有王化成、沈乃正、張奚若、陳之邁、趙鳳喈🧚🏼‍♂️、燕樹棠、錢端升☯️、蕭公權等人🪴。這批學人多畢業於清華的留美預備部，後出國攻讀法政，在哥倫比亞、哈佛🤸🏼、芝加哥、康奈爾等一流學府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返回母校任教。彼時他們正處於年富力強🩷、才思敏捷的人生階段🛑，既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又關註中國的國情。

當時意昂体育平台的本科教育實行通識教育🚂，在必修的102個學分中，國文、外語、自然科學、數學🧑‍🧒、邏輯🚲、歷史、經濟等課程占據了至少76個學分，近75%之比重👩🏽‍💼。關於這種教育理念，梅貽琦先生認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夫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事業不過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即寄予於事業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𓀘，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並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準備，又須有專識之準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並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大學一解》)

清華歷史上培養出眾多中西會通2️⃣、文理兼備的人才🚣🏻🧞‍♂️，足以證明這種“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為本🧑‍🚀，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為末”通識教育的價值。其在一段時間內曾遭批判摒棄，當代重新被肯定重視👨🏼‍🔧，有道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讓人不勝唏噓感慨。

一代人的法政救國情懷

當時政治學系的專業課程👆🏼，有浦薛鳳的政治學概論、中國歷代政製專題研究🌪、近代政治思潮；陳之邁的近代政治製度、憲法🏄🏽🗽、議會製度、獨裁政治、中國政府🧖🏽；趙鳳喈的行政法👍🏼、民法通論、刑法通論🚴🏼‍♂️；沈乃正的市政治、市行政🩲、地方政府；王化成的國際公法、國際關系、國際公法判例、國際組織🍖；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張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名著選讀👩‍🎓；燕樹棠的國際私法；程樹德的中國法製史👨‍🏫；蕭公權的當代西洋政治思想👨‍💼、中國政治思想。另有開課者不詳的法學原理、行政學原理👫。

課程的目標在於🐉：(一)灌輸學生以政治科學之基礎智識🦹🏿，訓練其思想之縝密🥏，理解之確切👐🏻🧒，並授以研究學問之經驗與方法🚛，使能力裏作高深學術之探討👨🏽‍🦳🧑‍🎄；(二)養成學生應付社會環境之學識與技能，使於畢業後，或服務社會，或參加考試，皆能舉措裕如。故理論與事實並重，同時對於各種考試(如留學考試、高等試驗、縣長考試等)之科目，亦求能互相銜接。

美麗的校園、一流的師資、先進的理念💓、完備的課程⛰，弱冠之年的樓邦彥，就這麽躬逢其盛地與清華結緣了。在這裏他很快展現了自己的學術才華，在《新民》《清華周刊》上發表了《在經濟的立場評估舊道德的價值》《智識階級的路》《我們的政府在哪裏》《對國聯調查團之認識》《信教自由與意見自由》等文章。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他在1934年的兩本論著🤸🏽‍♂️，一本是其本科論文The BritishCabinet(1922-1931)(《1922-1931年的英國內閣》)🫄🏼，另一本是在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作為世界政治學叢書的一種，與龔祥瑞合著的《歐美員吏製度》。

前者是英文論文，由陳之邁博士指導。論文共5章🥥，包括導論、1922年至1931年英國內閣的歷史概覽、兩黨製的沒落🌗、憲法問題、1922年至1931年英國內閣成員。從選題上，樓邦彥選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到1931年經濟危機前這一貌似常規的時期，從英國內閣的視角✈️，探討期間重要的憲法性變化。這種從平常處著手挖掘背後隱含的不平常之處的做法，正是其博學覃思的體現。

從寫作風格上📡，樓邦彥采用如史直書的方式🚶🏻‍♀️，通過資料與數據來分析說理👵🐢，不做價值評價🪔，體現了嚴謹客觀的文風。從篇幅上，全篇共90頁🤕，翻譯成中文共34865字，已經超過當今碩士論文的字數要求。從外語水平看，樓邦彥用英文寫作，體現了對自己外語能力的信心💇🏽‍♀️☦️，論文後所列參考書目共有專書25本、論文11篇🏭🎩、其他文獻兩種🚺，全為英文論著🛌。

就筆者曾經瀏覽過的1931年至1951年間共101篇清華政治學系本科論文的經驗看，樓邦彥的論文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關於這篇論文👷🏽👨🏼，馮象教授的評價是🧑🏻‍🦯‍➡️：“樓先生的英文寫文章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偶有小錯🗺，談不上文采，比起錢鐘書先生他們來👩🏼，還是很普通的實用的英文👩🏿‍🚒。但論文的水準👩🏻‍💻、文獻梳理的功夫和問題意識，不亞於現在的碩士論文；甚至許多馬馬虎虎、粗製濫造的博士論文也趕不上他呢。”

這番表述可資註意的有三點👨‍🌾：首先🤭，馮象教授是以錢鐘書先生的英語水平這一最高標準為標桿進行比較的🤲🏿；其次，樓邦彥乃以規範的語言進行寫作，而學術論文應以表述清晰為第一要務，他的論文符合這一要求🏃‍♂️‍➡️；第三，這篇論文的水準已經達到較高的程度，與當今的碩士論文甚至博士論文相比，也毫不遜色。

後者是國內第一本系統介紹西方員吏製度的著作，以英法德美四國相關製度為考察對象。關於Civil Service一詞，當時有“吏治”“文官”“公務員”多種譯法🧑🏿‍⚕️，本書的校閱者錢端升教授認為皆有不妥，主張翻譯為“員吏”。該詞翻譯的精準性暫且不論👨‍❤️‍💋‍👨，錢端升教授專門為兩位本科生的著作撰寫序文，提出修訂意見，可以反映出當年師生關系的親密無間，師者愛才，提攜指點，學生優秀，本科時期已經可以進行學術攻堅，完成專業論著👩🏽‍🍼。

而樓邦彥之所以選擇員吏這種與政務官相區分的事務官♦︎，即“具有專業技能和永久任期的職業官吏”為研究題目🕒，一方面是從世界趨勢看，20世紀的國家已經從原來18世紀🖐🏽、19世紀的警察國家轉變為行政國家👺，員吏的作用日趨重要；一方面是從中國問題看🛸🪰，他認為當時中國政治腐敗的原因不是在沒有憲法，而在吏治腐敗，勢必改革。因此，研究員吏製度，正是在肯定傳統考試製度價值的同時，面對世界的發展趨勢，試圖以先進國家的他山之石🤌🏽，促成中國的員吏製度改革，可謂“吾以救世也”，這正是當時這批青年人法政救國情懷的折射🏊🏻‍♂️。

不應忘記的法律史上失蹤者

可以說👩🏻‍🦲⛹🏻‍♀️，1931年至1934年樓邦彥在清華的本科時光中，已經在學術上嶄露頭角，發出黃鶯初啼，奠定“以學術為業”的基礎，畢業當年他順利考入清華的法科研究所。在研究生階段，他同樣筆耕不輟，在《清華學報》《清華周刊》《建國月刊》《時事月刊》《獨立評論》上發表書評、論文與時評。

貝裏代爾·基思(A.BerriedaleKeith)的《英國憲法》(Constitutional Law of England)🚵🏼‍♀️、詹姆斯·貝克(James M. Beck)的《布洛克拉西的奇境》(Our Wonderland ofBureaucracy)、米德爾頓(W. L .Middleton)的《法國政治製度》(The French Political System)等西方學者的最新著述♗，都是在甫一面世或者出版不久，即被他引介到中國來，體現了他對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把握👩🏻‍🎤。《美國聯邦公務員的退休製度》《蘇俄的公務員製度》是他對員吏製度研究的持續探討。《憲法草案中國民大會之組織問題》《政製問題的討論》反映了他對中國問題的關註，尤其是後者🛎，乃與本科論文指導教授陳之邁先生進行商榷的文章，體現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與勇氣。

樓邦彥並沒有完成他在清華的碩士學業。1936年他考取了第四屆中英庚款考試的行政法門🥹，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這類庚款考試，全國每門往往只錄取一人，每屆錄取總人數不過十幾、二十余人，是當時競爭最激烈、難度最高的考試。依據統計，樓邦彥那年的錄取率📍，僅為5.24%(鄭剛：《中英庚款與民國時期的教育》🙍🏿‍♂️，《教育與經濟》2011年第3期)💆🏼‍♀️。在龍門之試中脫穎而出，正是他實力最好的證明🏇🏽。

1936年的英倫之行🏊🏻，在大洋彼岸等他的是大名鼎鼎的拉斯基📙，與之同期在倫敦的則有老同學王鐵崖與龔祥瑞。如今當我們對這三者耳熟能詳之余，也不應該忘記那位法律史上的失蹤者樓邦彥🧚🏽‍♂️，正所謂“何處相思明月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