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在中國知識分子遭受重大挫折的年代，昔日的法學界泰鬥錢端生也“消失”了，當他可以重新發出自己聲音時⚜️，已經80歲高齡。

　　“二十世紀是老百姓的時代！”

　　1949年10月1日🚵🏻‍♂️，近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慶祝新中國開國大典🍅。49歲的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錢端升👍🏿，以社會科學界代表的身份登上天安門城樓。當他看到五星紅旗伴著《義勇軍進行曲》緩緩升起，不禁熱血沸騰🎻。“我意識到，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昌盛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將會不知疲倦地從事祖國需要我做的工作。”

　　此後，錢端升先後擔任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北京市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對外友協副會長等職務。特別是就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後，工作幾乎毫無喘息🤟🏼。“白天要到政法學院去👙🪂，下午又要開什麽會👎🏿，晚上又要接待外賓🐌🚶‍♂️，回到家後還要向中央寫接待報告👷🏿‍♀️🌤，困了就喝咖啡，等到上床要睡覺時又睡不著，只好再吃安眠藥。”

　　錢端升的激情，源於他體會到了新政權的民主氛圍。在1949年9月的一份發言中🧑‍🦼💡，他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於人民內部，將給予各種自由之權。在北平各界代表會議中🌙，言論自由的確達到了高度的發展🎂，什麽人都可以說話✨，什麽話也都可以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確做到了。”

　　1917年，錢端升考入清華學校💿，兩年後獲官費留學美國🫳🏿，24歲時就已經拿到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他曾先後於清華、北大🐹、西南聯大等校執教👩‍🎨，講授政治學、憲法學。一位曾聽過他課的學生形容，錢先生“博學深思，授課也材料最多，因而參考書一大堆。期考的時候，要同學把參考書全抱到教室，隨意翻閱。但如果平常不熟讀，筆下不快，你也休想及格。”

　　由於歐美求學的經歷，錢端升對“民主”二字再熟悉不過了。據說，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時，國民參政會上有四個人起立質詢，蔣介石最感頭疼🫱🏼，這四個人就是張奚若、錢端升🤷🏽‍♂️、羅隆基和周炳琳，因為他們都熟悉西方民主政治那一套運作程序。

　　1945年🦚🚣‍♂️，人們開始關註抗戰結束後中國往何處去。錢端升在一次演講中，引用了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一句話——“二十世紀是老百姓的時代！”，他說🕵🏿，這句話“真正代表了時代精神，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往這條路走的”🥢，未來的中國🏋🏼，“應該是以平民利益為最高利益的國家”。但是，當時搖搖欲墜的國民政府，顯然難以幫他實現這個願望了👨‍🔬。1949年🙇🏿‍♀️，錢端升沒有絲毫猶豫，選擇留在大陸👨🏻‍⚕️。他給好友費正清的一封信中🤷，談到了對共產黨的印象：“以一個欲適應變動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我衷誠地贊許這新秩序的創造者，雖然我自己……被誤解。”

　　他熱情地贊頌了新政權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同胞們，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所表現的民主是新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對自己不折不扣的民主。”這種感覺，當時不光錢端升有，其他代表也有👮🏻‍♂️。比如，在解放初的北京市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中，有的代表開始很拘束🦴，甚至有人說💿：“到了會場裏不曉得怎麽站。”會議後，有人說：“我參加了這個會，才知道代表會議是怎麽一回事🫄🏼，往後對政府領導辦的事，再也不觀望了👨‍🍼🏵。”也有人說：“過去我沒有把區代表會看得怎麽重要🙋🏼‍♀️，沒有想到這次會解決這麽多問題🔌，本來我不想說話👩‍🔬，但我看到這樣民主，很高興，也就說話了🤏🏻。”

　　“我衷心地感謝毛主席”

　　1951年😽，中央組織大批知識分子參觀正在進行中的土地改革。錢端升遠赴西南土改現場，調研了兩個月，回來之後寫下了《我要丟掉舊知識的重包袱》，主題幾乎全在自我否定。

　　他說，“我舊日所掌握的知識，客觀上是妨害進步的一套✹。我用這一套知識來進行教育工作🕜，也自然只會產生不利於革命的結果……我的老一套的知識對農民沒有絲毫用處，對工人當然也同樣沒有用處→。”

　　“和農民同樣，我衷心地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我從此要盡速地除掉我思想中留存著的很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部分，要加緊學習科學的國家法—蘇聯老大哥的國家法—並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學習😺，來思考問題👩🏽‍💻，來進行教學🦸🏽‍♂️😖，以期我的工作真正地能為工農服務。”

　　這還沒完👨🏼‍🔬🫦。1951年9月👨‍👨‍👧‍👧，京津地區的一些高校教師自發開展一場以改造思想、改革教育為目的的政治學習運動，錢端升積極投身其中。這年11月6日👳‍♂️，他撰寫的《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他反省道：“解放以來，我教過‘新民主主義論’(政治課)♐️，‘中國政府’(應當正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等課🙇‍♂️🚶🏻‍♀️‍➡️。我沒有盡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實，沒有以大力幫助學生自學，也沒有嚴格地執行預定的教學計劃🧛‍♂️。我是不夠對學生、對人民負責的。”

　　這個結論未免苛刻。錢端升為了上好“新時代”的課💤，其實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錢端升之子錢大都曾回憶道🤹：“在沒有進行院系調整之前🛤🧏🏻‍♀️，父親是北大法學院的院長，還在給學生們講課🪰，但是過去的東西是不能再講了。我看過他當時的提綱，知道他很快就開了‘新民主主義論’這門課🤽🏽‍♀️，但是這門課他自己還沒有完全弄明白👨。”

　　由此也可見錢端升自我改造心情之迫切與虔誠。

　　除了譴責自己🐉，錢端升還筆鋒一轉，將矛頭對準了開北大自由之風的蔡元培。“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人民的思想和學術是應當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掌校的時候，思想自由的具體表現是‘兼容並包’👷，更具體的表現則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占有統治的地位🙎。”

　　“我們除了宣布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錢端升的文章發表了三個星期後，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那篇文章成為思想改造學習的材料。

　　“有什麽道理把門關得那麽緊呢？”

　　1952年夏天，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錢端升負責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各級領導幹部，主要是從原華北行政委員會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調來的，這使得該校很大程度上秉承了“革大”的傳統👩🏿‍🦱，即：黨的幹部管理學校👈🏼；舊知識分子“靠邊站”、上不了講臺；對師生政治要求嚴格等等👨🏻‍🦼‍➡️𓀅。

　　著名法學家江平當時留蘇歸來🚳，被分配到該校工作，也觀察到了這種不大正常的現象。後來🧁，他在《沉浮與枯榮》一書中是這樣回憶的🚴🏻：“當時北京政法學院還是很小的💒，破破爛爛的🧛🏻‍♀️。當時錢端升院長也見了👮🏽，說歡迎我們。當然當時很明顯👨‍🦲，大家心目中都知道黨的領導，錢端升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院長，實權都在黨委的手中。當時黨委的一些人，都是從華北革命大學來的一些老幹部☃️。所以回來以後，明顯感覺到革大的老幹部與北大來的這些知識分子之間關系比較緊張，隔閡也比較……後來1957年反右的時候，這種沖突表現的更為厲害👨🏼‍🦰，明顯就變成革大來的一些掌權的人物來整這些知識分子𓀋。”

　　錢端升的日子過得並不舒心🤘🏿𓀖。首先，院系調整後，政治科學作為一門學科卻被取消了，他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斷了👩🏻‍🦯，這是錢端升直到晚年都耿耿於懷的一件事。第二，正如江平所看到的，錢端升工作中遭遇的掣肘，是他之前所沒有想到的🧔🏽‍♂️。

　　比如🌕🉑，一些“革大”過來的領導，不讓老教授教民法🧐、刑法等專業課，評工資時，按類排隊🪪。個別“革大”領導🚝，“我對他推心置腹，而他卻不以平等待我🙇🏻‍♂️。”

　　錢端升還發現，“政法部門使用知識分子方面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大學畢業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我校1954年畢業生去天津的幾乎全沒搞政法工作……工農幹部壓知識分子，老幹部壓新幹部。”

　　這個解放初的“虔誠者”😹，心態上已經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1957年5月20日，錢端升收到學生章文嶽的來信，“正直的人會碰得頭破血流，受到排擠🟨，甚至被迫害至死，而阿諛奉承者卻能得到信任。”兩天後他復信🦫，告訴章文嶽“要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當章文嶽問他，黨的錯誤是否可以批評時𓀆，他立刻答道👯‍♀️：“這算什麽話！黨中央錯了😂，也要反對！”

　　此時中央正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5月29日舉行的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座談會上，錢端升將胸中種種憤懣，一股腦地傾訴了出來。

　　“黨員總是少數的🖋，工作做好應該依靠大家，政法部門有什麽道理把門關得那麽緊呢？部隊中和外交部門中還有較負責的非黨人士，難道政法部門一定要這樣緊🤹🏿‍♀️？”

　　“以錢端升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謹慎和小心來看，如果不是十二萬分的委屈和掣肘🌅，他是不會在鼓勵‘鳴放’的教師座談會上發表這些言論的。”著有《政法往事》的學者陳夏紅認為⛓️‍💥🏏。

　　其實，錢端升的這段表白，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感覺🧕🏻。在這場後來被毛澤東稱為“引蛇出洞”的運動中，很多人都站出來，痛陳政法界的不正常現象。

　　例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譚惕吾說：“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越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

　　政治學家樓邦彥指出，“在過去，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遭到徹底的否定：(一)舊知識分子的歷史完全被否定🚛；(二)全部舊的政法科學知識被否定。”

　　新聞教育家顧執中認為📅🥾：“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製止👨‍💻。”

　　他們還不知道，災難很快便要降臨了。

　　“一個興致盎然的夜晚卻以悲傷而告終”。

　　1957年6月💪🏻，黨中央突然停止“百花齊放”，繼之以“反右運動”，這令很多知識分子措手不及。

　　錢端升成了政法學院一系列反右大會的靶子💦。一些人罵他“表面恭維，背地罵娘”，還有一些人說，“黨和人民不念舊嫌，對他非常信任，但他並未認真改造自己，仍同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等勾勾搭搭🏛，伺機進行反動活動。”

　　“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籲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幸免。”錢端升在晚年《我的自述》中描述當時的情形。

　　迫於巨大的壓力，錢端升1957年8月4日做了檢討🐽，並以《我的罪行》為題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刊印🫎。

　　“我不但在解放以前有著長期的罪惡活動🦾💴，而且1952年經過忠誠老實學習，我又不徹底交代我的罪行，這更增加我的罪行的嚴重性🐑。我現在謹再向人民低頭認罪。我甘願受一切應得的處分和懲罰🔒。” 他說🖕🏿。

　　此後不久，錢端升被撤銷除政協委員外的一切職務，被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每天的工作，就是“幾個人沒事在那裏閑聊”。

　　一位在政法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自此“靠邊站”了。

　　不能當官不要緊，最令錢端升感到痛惜的是🙌🏼🫳🏼，1962年，他在北京政法學院奉命主編一部高等教育部擬定的教材📏，書名是《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該書計劃從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學者的書籍中酌擇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譯成中文約一百五十萬字，譯後由他最後校閱，並對原著寫簡短的介紹，這項巨大的工程👲🏿，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已譯一百二十萬言，其中約十分之六七已經經過他的最後校閱1️⃣，還部分寫出作者個人介紹📀。結果，“文革”伊始👊，譯稿抄走，至今不知去向。

　　直到70年代初🏋🏿‍♂️，經周恩來指示🙇🏻‍♀️🧑‍💻，錢端升才得以參與中美建交的一些幕後工作，不過🤶🏻，此時的他早已學會了“謹言慎行”✩。1972年，他的美國好友費正清來華訪問🧑🏻‍🍳，發現“錢端升被安排就座於餐桌的角落裏，盡可能地遠離主人。我幾乎料想宴會供給他的只是幾根狗骨頭罷了。”

　　當費正清向他講述自己如何同麥卡錫主義者爭吵時，錢端升卻只是加強語氣強調說，“中國將在今後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

　　無獨有偶，曾在哈佛大學擔任過錢端升助教的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1972年受中國政府邀請🈺，以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成員訪問中國時，在歡迎宴會上突然發現了錢端升☑️🐶，他高興極了，宴會一結束，他沖到錢端升的飯桌前🕵🏽‍♂️，說：“錢教授，我期待在北京逗留期間到您家去拜訪。”回應則是一陣沉默🤟🏼。羅伯特才意識到，錢端升是不宜接待美國來訪者的，“一個興致盎然的夜晚卻以悲傷而告終”🚂✋。直到粉碎“四人幫”後🔞，兩人才有機會在家中促膝長談，錢端升終於可以向這位美國朋友訴說起“反右”與“文革”的往事：“23年啊☦️！我被當作一個不存在的人，不能教書，不能寫作，甚至不能去看望北大的老朋友🏩！”

　　一句話，道盡悲憤與無奈。

　　1980年，北京召開了中國政治學會成立(重建)大會🧝，80高齡的錢端升被任以名譽會長。他在會上發表演講，“我們中國🛋，自從解放以來的幾十年中，在政治學方面沒有多少成就可言🧰，舊的政治學都不要學了，新的政治學更談不上☑️🫷🏽。這種情況確實是使人感到很不滿意的。現在必須堅決把它改過來👨‍💻。”

　　1990年1月21日🈯️，錢端升於北京病逝。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遭受重大挫折的年代👧。只有沖破艱難險阻，他們才能堅持著既定的政治價值觀，滋養著一個革新國度的夢想。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錢教授也從未放棄過對中國的希望👳🏽，在生命的最後一息，他依然尋求為他的人民和政府作出貢獻👠。”羅伯特憶及這位好友，感慨萬千。

《人民日報》的評價則有所不同：“1957年，錢端升受到不公正對待✷；十年動亂中，又受到嚴重沖擊。盡管如此🍽，他並未動搖對黨的信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為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為貫徹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做出了新的貢獻，並在81歲高齡時，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轉自《中國周刊》2014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