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宓（1894-1978）是現代中國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一生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使命🙆🏿‍♂️🧗🏼，是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吳宓也是著名的日記作家⤵️，一生留下數百萬字的日記（《吳宓日記1910-1948》十卷🦹🏿，《吳宓日記續編1949-1974》十卷，由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分別於1998-1999年和2006年出版，所收日記從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而他居然在日記這一私密性的寫作中留下了不少稱許新文學作家作品的文字，的確是令人感到特別的意外。

吳宓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校畢業生（1911-1916）🦇，曾留學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哈佛大學（1917-1921），回國後長期執教於各大學外文系👩🏽‍🦲，可以說是一位主要接受了西化教育的現代知識分子🤜。然而，由於個性、經歷尤其是留學期間受美國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吳宓成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激烈的反對者🧅，以一位中國傳統文化守護者的形象立身於現代中國☄️。

早在留學美國時期🧑🏽‍💻，吳宓就於1921年春天出版的《留美學生季報》第8卷第1號發表《論新文化運動》一文🐏，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面的否定🫄🏼💳：“中國之新體白話詩，實暗效美國之Free Verse。”“今新文化運動之流⇨，乃專取外國吐棄之餘屑。”“新文化運動之所主張，實專取一家之邪說，於西洋之文化，未示其崖略，未取其精髓，萬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體之真相。”回國之後🍥，吳宓又將此文發表在1922年4月1日出版的《學衡》雜誌第4期上，同時更在其負責編輯的《學衡》上發表了很多批評、否定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的文章。

但歷史與人世是復雜的。也就是這位激烈反對新文學的吳宓🎴👩‍🏭，在1925年2月🧑🏼‍✈️，5日剛由東北抵達北京赴清華學校任職不久，就於7日參加了著名的新文人社團“新月社”的燈會並見到了胡適👨‍🦰、徐誌摩這兩位著名新文學作家。也許是因為和新月社人員有了交往，吳宓緊接著在4月份為新月社成員楊振聲剛剛出版的新文學中篇小說《玉君》（北京現代社1925年2月初版）寫了一篇評論🗒，以“評楊振聲《玉君》”為題編入《學衡》雜誌第39期⛹️‍♀️😮。這是《學衡》發表的第一篇正面評論新文學作家作品的文章🦚，也是吳宓第一次正面評論新文學作品⚈，盡管他直到1925年12月20日還與人商量著要“選輯攻詆新文學之論文，刊為一集”並決定自己“籌款”印行（吳宓1926年1月1日📶、2日日記又寫到此事，並擬將文集定名《白雪集》🛳，不過似乎後來並未落實）。此後，吳宓在其主編的《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上還陸續發表了對老舍、茅盾等新文學作家代表作品《二馬》《趙子曰》《子夜》等進行肯定評價的文章。

1928年7月30日👩‍🦳，在南遊輪船中的吳宓因為林宰平的介紹認識了新文學作家沈從文：“又與沈從文談至十一時始寢。沈即作《阿麗思漫遊中國記》之少年也。年二十六歲。湖南鳳凰縣人”（按🤵🏻‍♂️，日記中提到的沈從文小說🌸，準確的名字是《阿麗思中國遊記》👨🏽‍🏫，吳宓可能將其和趙元任譯英國Lewis Carroll著Alice's Adventures In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阿麗思漫遊奇境記》混淆了）。在1930年8月2日的日記中，吳宓又對著名新文學作家周作人作出了肯定性的評價🚮：“讀周作人《自己的園地》一書。理解尚通達🤎。”可見，這時的吳宓，不僅早已能夠非常平靜地與新文學作家交往🦔，而且對新文學作品也有了相當廣泛的閱讀。

此外，從吳宓日記中也可以看到，他從1933年開始與當年活躍一時的新文學女作家盧葆華（1898-1945）曾經保持了多年的親密交往🏘。而據《吳宓詩集》（吳學昭整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11月第1版），他還在為同代女詞人孫祥偈（蓀荃）1936年出版的線裝本舊體詩詞集《蓀荃詞》題詞時言及作者的新詩集，頗有稱贊之意：“作者有《生命的火焰》新詩集，一九三〇年出版，予早已得讀，並深欽佩。”其實，在1933年12月18日出版的由吳宓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第311期上，就已經發表有“蓀荃”的新詩《我悄然的在窗下徘徊》，是該刊發表的不多的新詩之一。當然♖，這其中更多可能是出於人情交往的選擇⚇👶，並不能說明吳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對新文學的態度👨🏼‍🔧。

到了1940年，吳宓雖然在3月14日偶爾聽到朱自清說“浙（江）大（學）今亦授新文學👩🏽‍🚒，命豐子愷教授”而覺得“橫受”刺激，但他在稍後的日記中還是客觀地記錄了自己閱讀新文學作品的感受🌝：5月5日，“讀蕭乾短篇小說集《灰燼》。其中《劉粹剛之死》一篇🫲🏼，令人感動。論劉君致死之因，亦中國人治事不敬之過也”。5月23日，“晨至夕，連讀老舍著《駱駝祥子》小說🤷🏿，甚感動。以為此小說甚佳，脫胎於《水滸》，寫實正品。描敘人力車夫之生活心理環境，甚詳且真👸🏽，而不乏忠厚之意👲🏽💁🏼‍♂️。法之Zola等實不及也🤵🏽‍♀️。又此書能攝取北京之精神及景色。留戀古都者，當深賞此書”☝🏼。這樣全面而又準確地肯定小說內容與寫法的評價，的確不似一個一向對新文學持否定態度者的言論。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聯大，“當沈從文晉職時，這個聞名遐邇的現代短篇小說家被許多人貶為學術上的無名之徒🤸‍♀️，吳宓卻挺身而出，為他辯護🤶🏻：'以不懂西方語言之沈氏，其白話文竟能具西方情調，實屬難能。'”（《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美]易社強著，饒佳榮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41頁👨‍🦳。按🍿，此書註釋說明這是引自楊樹勛《憶吳雨僧教授》，ZJWX1.5👨🏼‍💼：26[1962年10月]，原文未見，應是發表於臺灣1962年6月創刊的《傳記文學》第一卷第五期🖥。）來自著名的新文學反對派人物吳宓的正面肯定👩‍🌾🍳，對沈從文之晉職而言，較之當時西南聯大校內那些以新文學創作著名的學者如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的肯定，相信更加具有說服力。而吳宓對沈從文新文學成就的肯定，也展示了他漸趨理性公允的文學判斷👩‍👩‍👧‍👧。

如此回頭再看吳宓當年為《學衡》雜誌所擬定的宗旨，顯然表達的也就是他個人的文化立場：“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學衡》第3期👨‍🎓，1922年3月出版）盡管真正做到相當不易🙏🏿💻，但展示的無疑是一種理性客觀的立場，恐怕這也是吳宓之所以能夠在後來逐漸正視乃至稱許新文學的思想基礎。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