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張 彥（1945歷史）

60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天安門城樓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主席以他那濃重的湖南鄉音向全世界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僅僅與他數尺之遙的我🎥，作為香港《中國文摘》（CHINA DIGEST）半月刊的記者🙃👷🏿‍♂️，正高舉CONTAX相機，生怕漏掉每一個珍貴的瞬間🫄🏽，迅速捕捉每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鏡頭。

2008年12月13日🙋🏼‍♂️，張彥🎖、裴毓蓀夫婦在紀念清華園解放60周年大會上

1980年🏄🏽，任《人民日報》首任駐美記者的張彥參觀美國的飛機公司

1949年10月1日🪽，張彥在天安門城樓上采訪開國大典

對於獻身於中國革命的人，期盼已久的這一天終於呈現在眼前，怎麽能不激動萬分！那年，我27歲，在未到而立之年就能目睹並且在第一時間向全世界報道這一偉大事件，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如今，我已屆耄耋之年，可謂萬千思緒，無比欣慰。由衷地以親歷者的身份記錄下與人民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歲月片段。

見證歷史

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大都是被日本侵略中國的殘酷現實喚醒的，一個接一個的“國難”日子，伴隨著我成長🍟。我身上從此深深地打上了愛國的烙印。在昆明西南聯大這座素有“民主堡壘”之稱的學府裏，我在學術自由氛圍中受到教育😪👱🏼，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於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等博愛的新中國的偉大理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於投降了🖤。當時，我和聯大同學周錦蓀🪧，作為昆明美國新聞處派出的記者🤱🏼，在美國軍官羅克伍德率領下，正在湘西沅陵敵占區附近為對日心理作戰搜集素材✂️。當沅陵縣的廣播裏突然傳來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驚人消息時，所有的人都瘋狂了💣👨🏿‍✈️。大家都奔向馬路，情不自禁地大聲歡呼〰️，素不相識的人擁抱在一起狂歡慶祝。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受降儀式隨即在湖南的芷江舉行，我們有幸被派往報道這一舉世矚目的重大歷史事件🌐。當我目擊日本侵華關東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代表、參謀長今井武夫垂頭喪氣地向中國將領呈上《降書》的那一刹那，我為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吐了一口長氣，這是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過的痛快經歷。

新的轉折

抗日戰爭剛結束，國內矛盾就立即突顯。大的形勢發生變化，個人的命運也不能不隨之而變🚹。

為了爭取國家和平， 1945年8月毛澤東親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就在這時，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辦的英文對外宣傳刊物《新華周刊》工作，並在那裏經喬冠華和龔澎同誌介紹入了黨💇‍♂️。但是，這個雜誌剛出三期，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於是，我們隨即轉移到當時尚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另創英文半月刊《中國文摘》🌛，繼續向世界報道中國的解放戰爭🏊🏼。實際上，該刊是當時中國解放區唯一的對外窗口。直到1949年9月👩🏻‍🎨，我們終於來到了剛解放的北平🪕，準備迎接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凡是經歷過解放初期生活的人們，對那一段甜蜜的日子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時候，生活雖然苦點，人與人之間卻親如兄弟。當時，我們的第一任務就是籌備出版新中國第一本對外宣傳刊物《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英文半月刊。沒有想到🏂，剛解放的北平城竟找不到一家能夠印外文雜誌的工廠，只能求助於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印外文教材的小車間。

機關裏實行的是“供給製”🧟‍♂️🪺，誰都沒有工資⏫，生活水平很低🖕🏽。吃飯都在公共食堂，分大中小竈三級不同待遇。大竈最差，只能啃窩頭喝棒子面粥。只有中🦫、小竈才能吃到肉葷。當時🍇，編輯部裏多數是滿腔熱情從海外歸來報效祖國的留學生，生活都受到特殊優待，多半吃的是中竈或小竈。像我和車慕奇這樣擔負一定領導責任的黨員幹部，都只能吃大竈。住宿舍，也是分配給我們最差的房子，好的都優先留給非黨同誌。那時候，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當然，從沒人議論。大家一心都撲在辦好雜誌，讓新中國在全世界樹立好的形象🚵🏿。

建國伊始🙅🏽‍♂️，領導對於對外宣傳特別重視。被批準采訪第一屆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的中外記者名額總共不過16個，我竟是其中之一👷🏿⌚️。國慶後不久🤚🏼，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史巴諾來華訪問，當時的新聞總署署長、中宣部部長胡喬木特意親筆批示🫴🏼，安排我作為“陪同”與貴賓一起訪問了三大權威人士：中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談“中國的工人運動”；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談“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領導農村工作的薄一波談“中國的土地改革”📑。有幸聆聽了這三堂大課，無異於給我後來的工作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1952年，北京舉行了開國以來首次大型國際會議——“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我被調去大會工作⤴️，夜以繼日地編輯出版中英文每日大會新聞公報🥺。同年冬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前往維也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派團參加這樣大規模的國際活動🎅🏿，我有幸擔任隨團記者。橫跨白茫茫的西伯利亞🙋🏿💪🏻，九天九夜的火車把我們從滿洲裏拉到莫斯科👩🏻‍🦲，然後轉車途經布達佩斯，最後抵達維也納。在回程中🤾🏿‍♂️，代表團又專程訪問了向往已久的蘇聯，當時斯大林還健在✍🏿。對我而言，這前後大約一個多月的特殊經歷，是刻骨銘心的。這個代表團集中了中國當時各界名流，給我創造了在漫長的旅程中進行采訪和學習的最好機會🔒。有民主黨派領袖陳叔通、羅隆基、史良🫴🏼，宗教領袖史達生，京劇泰鬥梅蘭芳，豫劇皇後常香玉🧭，等等。與這些人頻繁的接觸，大大充實了我的知識，豐富了我的閱歷。訪問蘇聯🧞‍♂️，在當時我的心情上，無異是去“朝聖”👮🏿‍♂️。能夠親臨十月革命的發源地，真是感到三生有幸。在列寧的水晶棺側🏋🏼‍♂️，我久久佇立。在列寧格勒冬宮的大門洞前，轟轟烈烈的革命場面仿佛重現眼前🙅🏿‍♂️🏋🏼。

灑滿陽光

1955年4月🤳，由印度🚠、緬甸、印尼🧑🏽‍🏫、巴基斯坦和埃及五國發起在萬隆召開“亞非會議”，中國和越南是被邀請參加的僅有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國非常重視這樣一個走向世界的機遇，派出了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為首的強大代表團赴會。臺灣國民黨特務蓄意製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空中爆炸的慘案，奪走了前往印尼的11名中國、波蘭⛺️、奧地利記者和外交官的生命。被派往采訪的我和新華社的李慎之，本應也在這架飛機上👨🏿‍🍼👨🏻‍🦰，只因我們必須隨代表團行動而幸免於難。

美國並沒有資格參加“亞非會議”🏄🏻‍♂️，卻大張旗鼓地派出了72人的“新聞代表團”💜。會議的頭兩天，“馬腳”就露出來了🖐🏽，矛頭不是對準殖民主義🧛🏿，而是指向“新殖民主義——共產主義”。聽著這些攻擊汙蔑的言論，周恩來絲毫不動聲色，只是一再地推遲了中國的發言🧘‍♀️。直到第二天下午🏫，會議廳裏座無虛席☛，人們都以不同心態準備洗耳恭聽周恩來的“強烈反擊”📣。但是，完全出乎人們的預料，他們聽到的第一句話卻是🦮：“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會議大廳裏鴉雀無聲🧒🏿，出現了一片罕見的沉寂。短短20分鐘的“補充發言”，心平氣和地把一個只有“求同存異”才能“和平共處”的真理說得頭頭是道👦🏽，讓人不能不心服口服。我一面傾聽發言🫅🏽，一面註意到📯：會場裏空氣突然變了！只見美國記者們紛紛悄悄離去了，主持會議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前來和周恩來熱情握手，感謝他的發言將大會引向正確的方向。此時此刻👨🏿‍🏫，我突然感悟到：只有真理才能扭轉乾坤📚！

事實證明🥌，中國提倡的“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了亞非會議圓滿成功的主軸思想，而且成為舉世公認的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

周恩來是我心目中敬佩的英雄🧑‍🧑‍🧒‍🧒。我和他最早的接觸是在1945年“重慶談判”的采訪過程中。當時，記者們最熱衷的就是去曾家巖50號參加中共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因為，在那裏可以聽到周恩來的侃侃而談，把當前鬥爭的症結所在說得清澈透明。亞非會議期間，我親眼所見，他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除了參加會議就是忙於接待各國來賓🙅🏽‍♀️，做著化敵為友的微妙工作。無論國家大小，他都平等禮遇🧻，十分尊重對方👨🏼‍🎨🎃。他善於急中生智，他那篇產生重要影響的“補充發言”，就是中午回到駐地的個把小時中一枝鉛筆寫下的急就章。他寫一張，我們翻譯一張。以他偉大的人格，在會議期間不知交了多少朋友。李慎之和我合著的《亞非會議日記》中，充分表達了周恩來在這場國際鬥爭中的偉大戰果和他的人格魅力。能和這樣的人共度極不平凡的日子👨🏿‍🎤，從他身上學到如此非凡的品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一波三折

但是，好景不長，發生了對知識分子大面積沉重打擊的“反右派運動”。

也許是“迷信”，也許是如此難以置信的“巧合”。小時候，一個算命先生預言我35歲時將遇到一個難以邁過的“坎”。1957年，我恰好35歲。那年4月，因宋慶齡這樣一個大人物點名要人🌥☂️，我雖然在感情上不願意離開《人民中國》，還是被調往《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主持工作。當時，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我一上任就同時領導業務與運動👩🏿‍🔧。但是，完全沒有想到，臨近這年年終的11月👩🏿‍🔧，我原來所在單位外文出版社突然通知要我去接受批判，說什麽我“犯了嚴重錯誤”。從此一切都變了，除了親人和知心的老朋友，本來有說有笑的同事今天都不得不顯示一種尷尬的表情，與你劃清界線👜✊🏻。這被“列入另冊”的厄運，持續竟長達21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平反🏰。

和許多受害者相比👩‍👦，我的“罪狀”應該說是“微乎其微”，我只不過對日常工作存在的某些缺點提出了一些批評和建議💫。例如，我說👨🏼‍🦲：“我們的支部生活不夠民主”👊🏿，“肅反、反右都應該實事求是”🍦。但是♛，這些卻都被無限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後來我才聽說，我本來並不在黑名單上，只因上級給的任務“指標”尚未完成，於是我就被某人大筆一揮給“補上去了”👸🏼。天下竟有如此荒唐之事！

1959年1月🤽🏼，《中國建設》黨支部書記給我看了關於處理我的問題的決議書🩲，並讓我在上面簽字🔈🆗。結論是🦹🏻‍♀️：定為“反黨分子”🧑‍🎓，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行政降兩級🌃，取消領導職務☕️。我看了不免大吃一驚6️⃣，但也只能婉轉地寫下了自己的保留意見👏🏻：“我現在還認識不到這樣高度，只有等以後覺悟提高了，才能與組織的意見取得一致。”（大意）

另一面事實

我的生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自然抬不起頭來。但是，這卻使我有機會目擊了生活中平時看不到的另一面。1959年3月😛📀，我被送往湖北孝感農村下放勞動改造，那正是“大躍進”熱火朝天的時代。萬萬沒有想到，我們在農村看到的卻是這樣的情景🛷：農民餓著肚子幹活💞，連我們這些受到優待的下放幹部一天也只有四兩糧食吃🧍‍♂️，而幹部開起會來卻大吃大喝🧍🏻‍♀️，夜晚只有幹部家裏的煙囪冒煙。

1965年，我被派往寧夏平羅縣搞“四清”👭🏼，目的是要清除躺在我們身邊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半年下來，我們除了處理了一些幹部“多吃多占”之類的問題以外🪀，並沒有發現什麽所謂的“赫魯曉夫”。相反，與我結為好友的農民給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真誠、樸實⚠、善良。接踵而來的是更加殘酷的災難——“文化大革命”。

在這政治風暴席卷而來的狂風惡浪中，像我這樣被列入“另類”的人，是怎麽也逃不了厄運的🏊。雖然我從沒有敢“亂說亂動”，通過“清隊”也要將你打成“漏網右派”，關進“牛棚”。1969年11月，林彪“一號令”下🏇🏽，我們這些“牛鬼蛇神”都被“掃地出門”，送往河南汲縣上樂村勞動改造🧑🏼‍🦳。樸實的農民看到我們和他們一樣忠厚勤勞，很快就和我們結為好友。我的老伴在當地中學教書🟰，更受到學生們的熱愛。在這裏勞動改造整整三年🏨，讓我零距離地了解了中國的農民和農村。

撥亂反正

1976年🧒🏼👫🏻，周總理🧪、朱總司令、毛主席相繼去世以後🧑🏻‍🦽，中國似乎已經明顯地預示著一種裂變即將來臨。果然，由於中央的英明領導者采取了果斷的行動，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於是才結束了這場災難，挽救了中國。又經過一場真理標準大辯論，才清理了種種混亂思想，從而走上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胡耀邦同誌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並且雷厲風行地處理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1978年9月，我鼓起勇氣給耀邦同誌寫了一封詳細的申訴信，要求重新審查。沒有想到，僅僅一個星期🤷🏼‍♀️，“中組部幹審局”的正式回信就來了🥄，說“已經交有關領導機關負責處理”💅🏿。果然⛸，外文局的“落實政策辦公室”緊接著也行動起來，經過一系列調查核實工作，逐條否定當時強加於我的“罪狀”，給我徹底平反。那是1979年1月15日，正是我被誣陷開除出黨的20周年。當我在 “改正意見”上簽字的時候，心情激動萬分，默默地背誦著一句難忘的語錄☛：“相信群眾相信黨”。

雙喜臨門

恰恰就是在這一年（1979年）的1月1日，敵對了30年的中國和美國重新建交了。兩國交換大使之後，緊接著就是交換記者❕。也就在此時，我突然被《人民日報》借調去擔任它的兩個首任駐美記者之一。好似“雙喜臨門”從天而降，這個意外就這樣戲劇性地開始了我的後半生。

早在上大學時🥺，我曾學過美國歷史，並且在昆明還和一些美國飛虎隊員結為好友。但是🧑🏿，在閉關鎖國的30年，已經在腦子裏形成了固定的概念🫓👎，現在要為國人報道美國，我將如何去做？到了美國以後🎿，我的第一感覺是🕺🏼⚠：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兩國之間的差距太大了。第一天，我就出了個洋相。當時🚣‍♀️，在中國私人家裏一般都沒有電話，打長途更是必須上郵局⭐️。到華盛頓後，我很想打個電話給我在紐約的美國朋友報個到，就問我們大使館同誌：“郵局在哪裏？”引起了哄堂大笑，他們指著桌上的電話告訴我🍴：“郵局就在這裏🌽。”我在電話裏許諾我的美國朋友👩🏽‍🚒：“以後出差紐約再去看望你們”。他們說🤦🏻‍♂️：“不行，不行🐗。我們已經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第二天，他們就從500公裏以外的紐約來看我了📐。他們乘坐的是類似公共汽車似的穿梭飛機🍷，每小時一班，方便極了。在與美國人的接觸中🤭✨，我發現，美國老百姓和我們中國人一樣善良友好，而且樂於助人🚾，到處都可以遇到雷鋒式人物。在駐美記者生涯中，我作過相當廣泛的旅行，接觸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且和許多美國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重新起步

1981年中，我回國重新主持《中國建設》雜誌的工作，直到1989年離休。在這一段期間，最值得慶幸的是我能夠再度與我的良師益友愛潑斯坦親密合作，洗凈“文革”在雜誌上留下的汙跡，恢復宋慶齡所樹立的真實報道優良傳統🔪。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展開🆙，我們的雜誌也在世界範圍有了很大發展🧑🏼‍🏫，在外宣戰線上發揮著越來越突出的作用。我也因為工作的需要，在英國開過國際新聞座談會♕🏌🏻‍♀️，在南亞四國進行過業務交流，對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過訪問🫄🏿，還隨團采訪過中國總理對美國和加拿大的國事訪問。

離休以後，我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我的心卻從來沒有離開對外宣傳🚽。特別是我應邀作為“富布賴特學者”在匹茲堡大學約翰城分校講課的一年半中👷🏿‍♀️，我和老伴生活在美國人的普通社區裏，讓我們更加了解了他們🧛🏼‍♂️，也讓他們更加了解中國💇‍♂️👨🏻‍🦯。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我們曾經多次訪美，與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建立了友誼🐫。為了鼓勵這樣的貢獻，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在2003年全國大會上特別為我們頒發了“友誼了解”金質獎章。

2005年，正值亞非會議50周年和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們國家隆重紀念，我都不同程度參與了這些活動♈️，主編了《萬隆精神普照大地》紀念文集。湖南芷江舉辦的受降60周年活動🤽🏻‍♂️，我和當年一起采訪受降儀式的周錦蓀也應邀前往參加🌥。

60年來🍹，我與人民共和國一起成長，同甘苦，共命運🦝，無怨無悔🫷🏿。只要一息尚存🕡，我願為我所熱愛的祖國的每一步前進，貢獻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