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雲南西雙版納的原始森林中有一種珍稀樹叫“擎天樹”（又叫望天樹），木質堅硬👈🏼，紋理直，耐腐蝕，抗蟲，無味👨🏼✈️，高40～60米，胸徑60～150厘米🕵🏻♂️，比其周邊的林木高岀二三十米📍，在風中搖曳不折，這是現實中的木秀於林✍️。有句俗語“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其實也未必都能摧之🧷。
舅父和我都喜歡一首歌👩❤️💋👨👨🦯：
“大風起把頭搖一搖🌚，風停了😡，又挺直腰👕；大雨來彎著背讓雨澆，雨停了抬起頭，直起腰🚱。不怕風不怕雨一定要長大，小草實在是並不小。”
舅父是那不怕風雨的擎天樹（淩樹懷），我就是那小草（原上草）🏹。擎天樹可以做棟梁，可以做家具🍱；小草可以餵養馬牛羊魚🪞。哈哈！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又到花開花落的季節🤦🏻♀️，回看舅父這本豐富多彩的書，依然感觸良多😟☹️。
古念良生平簡介
古念良（家名錫麟，在重慶🚵♂️、上海工作時化名奕南，筆名之一淩樹懷）1918年出生於廣東中山馬溪👱🏻♂️。1937年在廣州培正中學畢業後進入嶺南大學修西洋文學📇。抗戰爆發後，加入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1938年他考入雲南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讀經濟學。
1939年1月🤴🏼𓀍，古念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西南聯大第一、第二屆中共黨總支委員兼文、理、法商三個學院的黨分支支部書記。1941年皖南事變後奉命到雲南武定地區擔任武定等七縣的中心縣委書記。後因與黨組織失聯，他和夫人於1942年5月輾轉到重慶，通過沈鈞儒老先生找到了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副主席🪦，重回黨的懷抱。此後他在重慶復旦大學繼續完成經濟學業，同時也為重慶八辦工作。1944年底他被安排在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下的經濟工作組工作，以《新華日報》記者的公開身份從事經濟調研和情報收集，開展統戰工作🧟♀️🈸。抗戰勝利後，1946年國共和談🙍🏻，中共中央代表團到上海後🙋🏿♂️🟧，他接受新任務，在上海負責籌建“現代經濟通訊社”。1947年1月“現代經濟通訊社”正式成立，他任該社的中共黨小組長。“現代經濟通訊社”為民間股份製公司，以公開合法的身份活躍在新聞界，秘密搜集國統區的經濟情報。國共和談破裂後，國民黨政府除了捕殺共產黨人外🦻，還監視✶、打壓其他民主黨派人士，他以親戚關系成為中共與沈老先生的聯絡人。1947年9月他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原南方局）派遣到香港工作🚣♀️，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港澳工委的財經委書記👱♂️，公開身份為香港《經濟導報》總編輯。
1949年10月，古念良參與接管廣州市的工作，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由毛澤東簽署委任）、華南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廣州市財政局軍管組組長、廣州市財政局長（周恩來簽署委任）。
1956年9月至1957年底，古念良作為進升培養對象被派到北京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期間發表了“重工業搞多了，忽略輕工業會影響民生”等與當時中央經濟政策不吻合的言論。1958年他回到廣州後，即以這個言論“反黨”被劃為“右派”🧎♂️➡️，到農場勞動改造⏸💆。
1977年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許滌新極力推薦下，古念良被借調到中國社科院參加中國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辭典》的編審工作。1979年10月，歷時近22年的“右派”冤案得到平反🗡。1980年3月他在許滌新的推薦下，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特約副研究員的身份參加中國經濟專家代表團訪港🔠，作了《我國技術引進及其前景》的演講😓，演講引起國內外業界高度關註🤟，講稿被再次翻譯並刊登在美國紐約的《中國經濟研究》🧮。1980年8月他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港澳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1980年11月他創辦了《港澳經濟》月刊💾，兼任總編輯。在他的帶領和推動下👨🦱，全國各地掀起了研究港澳經濟的熱潮，以尋找港澳經濟帶動內地經濟發展的路徑。其後成立了中國港澳經濟研究會，他擔任會長。除了研究港澳經濟外，更拓展研究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教訓，為我國改革開放探索經濟路向。他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威望受到經濟領域和新聞媒體的廣泛重視，他被加聘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廣東省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經濟年鑒》理事會特邀理事，廣州市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名譽院長🙆🏿♀️，暨南大學和華南師範大學經濟系教授，《廣東經濟學會》顧問🤗、香港《經濟導報》顧問🌀、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顧問等。1991年3月與世長辭。
年少聰敏仁愛
錫麟（家名）舅父1918年3月出生在廣東中山桂南馬溪村的一戶古姓大戶人家🌿。他的父親汝良公排行第四👨🏿🔬。按中國傳統習俗，長子繼承家業，所以汝良公18歲時便以15個大洋自賣身到南美洲的厄瓜多爾瓜亞基爾做苦力。經幾年艱辛勞作👨🏿🦲，汝良公積攢了一點錢🌆，便在瓜亞基爾市開了一間超市式的雜貨店📹，這在當年是非常超前的經營模式。瓜亞基爾市瀕臨南太平洋🤰🏼，是厄瓜多爾的最大城市和主要海港➿，出現新的經營模式自然能吸引大量客流。由於聰明勤奮又經營有方，汝良公在大洋彼岸掙下了第一桶金。那份不忘家鄉的心，使他將再掙到的錢一筆一筆寄回家鄉買田置業。經過16年的奮鬥🖐🏻，汝良公回到了家鄉🧑💼🤾🏼♀️。在同村好友✦、香港先施百貨公司總經理古卓倫的推薦下🧏🏻♀️，他入股了香港先施百貨公司，還在中山三鄉鎮先後開了餅店和銀號🛍。
汝良公娶過４房妻妾，膝下兒女成群。汝良公長年在外打拼，原配甘氏夫人早逝，張氏大夫人便在家鄉撐起一片天，管理著家裏外大小事務。舅父是張氏大夫人的二兒子，鄉裏人都說他俏父🥀🕍，從小就聰明能幹，不但讀書好，算盤也精，他還不到7歲就是媽媽的好幫手🏃🏻➡️。在鄉裏的小孩中，舅父學習成績最好，不但同學抄他的作業，連大哥堂姐都抄他的功課。每到收獲季節，他會跟著媽媽去收賬🧑。一般外出收帳前都要預先把帳算好，別人用3天時間才能做好的帳，他用算盤和心算，2小時左右就能準確做好👴。他不僅算得快而準🌷，還會把所有尾數都舍去👮🏿，只留整數💿。雖然僅是一點小利👩🚒，但鄉親們都覺得他大氣，長大會有出息。遇到年成不好或家有困難的佃戶，他會主動減免租金，所以佃戶們都很感激他，喜歡他。他在省城讀中學時🖐，放假也要按父親的要求，家裏男丁到三鄉鎮的銀號打工。除了應付櫃面的工作外，還要和大哥將當日客戶存入或找換的錢，到香港或澳門兌換成美元或客戶指定的貨幣👨🔧，以求減少匯率損失和賺取較大利差🪴。偶爾還要到澳門進行土地買賣的交接7️⃣🎾。大哥貪玩，經常把收到的錢花了🦹🏿♂️，賴到他頭上，他總是笑笑認了。因深得父母信賴，知道他是幫兄長，故對他也不太苛責，只是略為懲戒，教訓他：“兄友弟恭”要有度🙂🎭。
舅父也算是少小離家吧，十來歲到省城廣州培正中學讀書，畢業後又到嶺南大學學西洋文學。他不但中國文學素養高，對西洋文明、西洋文化也有頗深的了解🥨。
抗戰時期
1937年7月抗日全面開戰後，舅父和眾多熱血青年一樣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同年10月他參加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抗先”由愛國青年發起組成，後來擴展到工人💻、農民和香港海員工會及香港學生，是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前身的其中一支主力實力部隊🧑🏻🔬。日軍登陸廣東（1938年10月）前🧋，“抗先”主要是組織有誌抗日的青年進行軍事培訓、宣傳抗日和擴大隊伍。進行軍訓🙋🏻，首先需要購買槍械。最初“抗先”的隊員多數是學生🍕，家裏還有點財力，於是大家湊錢買槍彈。隨著隊伍的擴大，經濟日顯拮據，隊員們開始要去募捐。那時，廣東珠三角及沿海一帶算是中國經濟較好的地方了，但農民普遍還是十分貧窮，能夠每年順利熬到收獲季節，已很不錯了，那裏還有多余的錢🤏🏿？“抗先”募捐所得多來自海外華僑👩🏽🦰。舅父看到國家如此貧窮積弱，絕大多數國民生活艱辛，被外國欺負到頭上🏒，還手之力卻是那樣弱🥿🙇🏻♂️。他決心去尋找一條振興經濟，富民強國的道路。
1938年秋，廣東的戰事還未發生，舅父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動下✳️，考入了在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在法商學院攻讀經濟學專業。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加快了侵華步伐，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和南開大學三校南遷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武漢🧗🏻♂️、長沙受到威脅。1938年春🧜，臨時大學遷到雲南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設立文學院、法商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和師範學院🧨。法商學院，尤其是經濟學系👷🏼♀️，是西南聯大學生和畢業生最多的，自1938至1946年法商學院共畢業生1296人♑️，占全校畢業生人數34.7%，其中經濟學系畢業生774人，是全校畢業生最多的一個系🧑🦯。經濟學系培養的是經濟方面的理論人才和財經、金融的專業人員👩🏽🏭。在那個戰亂時代，畢業生求職較難🚈，常有“畢業即失業”的慨嘆🏄🏼🧑🏻✈️，但財經人才例外，加上財會工作職位穩定，待遇優厚😡，尤其銀行職位有“金飯碗”之稱，這也是經濟系特別吸引青年學生的緣故。經濟是上層建築的基礎，經濟強盛，國家才會強大💟。所以經濟學也是很多青年精英們求學的專業。
經濟學的必修課程有🚎：
一年級🧑🦱：經濟學概論（文💾、理𓀊、法商學院共同必修）💃🏽；
二年級：會計學，初級統計💁🏿♀️，貨幣銀行學；
三年級：財政學🙎🏼♀️，歐洲經濟史，國際貿易與金融；
四年級：做畢業論文和自由選修課程✒️。
經濟學的選修課程多達41門👩🏻🍳，其中有：
成本會計、政府會計😺、銀行會計🙋🏿♀️👩🏼🦱、高級會計👨🏻🦲、會計製度💅🏻，
經濟統計🏊、人口統計、高級統計，
經濟思想史、近代歐洲經濟發展史👩🏼🎓、經濟學派、經濟思潮，
經濟政策🌧、國際經濟政策，
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土地經濟，
國際貿易與匯兌、國際貿易與金融，……
選修課還有由趙廼摶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講授的《社會主義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歐美經濟學史》👩🍼，法商學院院長周炳琳教授在《歐洲經濟史》課程中講授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等等👾。
西南聯大的課程設置，沿襲了北京大學兼容並包的精神🔠。法商學院的教授們常會發起演講和討論，抨擊國民黨政府的獨裁政治、貪汙腐敗、通貨膨脹等，為民生疾苦呐喊。正是西南聯大這種兼容並包，使舅父接觸到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同時也開始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關註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𓀐🫅🏿，舅父學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和中國土地問題等🛝，結合他自己的經歷，那時他已意識到🐗👨🚒，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農業經濟強盛才能推動工業的發展；要提升農業生產力🔭，須先解決土地問題🚿。只有進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推動土地革命🕘，以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校期間，舅父一如既往，待人熱情豪爽，樂於助人👨🏼🎤，對有生活困難的同學👨👧，他會慷慨解囊。很多同學都知道，問他借錢，“有借不用還”。他學識豐富，每當討論問題，總喜歡古今中外引經據典，風趣幽默，所以在同學中有很大的凝聚力，很高的威望。他活躍在眾多的廣東籍同學中間🧂🎲，經常用廣東話討論問題➿🤷🏼♀️，氣氛熱烈融洽，在西南聯大兩廣同學會中，舅父是偶像級人物。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何炳林就是兩廣同學會中廣東番禺籍同學，他是舅父的鐵桿粉絲（後文有提到他是怎樣的鐵桿粉絲）。
舅父是個熱愛學習的人，每次上課都提早到課室，找一個能很好聽課的位置坐下，做些課前準備🤾🏽♀️。有一次上課，同為經濟專業一年級學生的袁永熙因來得遲→，沒有座位🧞♂️，舅父就擠了一個座位給他⛩，從此兩人相識。因為誌趣相投，關系逐漸密切，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1938年10～11月間，從延安輾轉進入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育學系的力易周和幾個在北平上中學時認識的共產黨員在西南聯大組成了臨時黨支部👨🦽，力易周任支部書記。1938年12月袁永熙經力易周介紹加入了共產黨😐。他看到舅父熱心助人，在同學中很有影響力🕵🏿♂️🐺，並且舅父和他談及：新疆有共產黨公開活動，自己想去新疆尋找共產黨的事⏯。於是袁永熙主動和舅父談加入共產黨的事情。1939年1月在袁永熙的介紹下舅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0年3月，隨著西南聯大共產黨員人數的增加，中共雲南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決定西南聯大黨支部擴展為黨總支委員會，袁永熙任中共西南聯大第一屆黨總支書記🤶，舅父任第一🫅🏿、第二屆黨總支委員兼文（學院）🫸、理（學院）🎒、法（商學院）三學院分支（男生分支）支部書記。這一階段黨總支委員會共有黨員85人，其中文理法三學院分支支部有黨員50人👩🏽🦳，舅父和袁永熙、刑方群（原地質轉入）等好友同屬於法商學院經濟系。刑方群是學生自治會幹事會主席，舅父也兼負責領導學生自治會幹事會中的黨員。
當時西南聯大的學生自治會♔，每年都要由學生投票選舉自治會的代表，再由代表選舉自治會的主席、副主席🙃🗽、幹事會和監察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當時的大學生群體👩👧👦𓀕，從政治立場來分🏋🏿♂️，大多數屬埋頭讀書的中間派🧴🦹🏽♀️，參與政治活動的大致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以國民黨🐛、三青團為主🧔🏼♂️🤔，另一個是有鮮明左派政治傾向的《群社》社團以及其它較親共的社團為主。《群社》是由一些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發起成立的社團組織，社員大多有進步傾向或中間立場的同學。舅父在《群社》中任副主席，刑方群任主席。學生自治會選舉時，中間同學占多數🌱，他們選舉的趨向能夠左右投票結果。於是兩個陣營的人都爭取中間同學。舅父在中間同學中，特別是廣東同學中有很高威信，這些同學唯他馬首是瞻，看他投誰🤸🏿♂️，就跟著投誰；有些同學不想投票的，也被他勸去投票👨🏻⚕️🧛🏿♂️。因此當時西南聯大的學生自治會基本是傾向親共的🤲🏿。
1939年夏🕎🧍♂️，袁永熙同學得了肺結核🐅，在一次參加中共南方局的青年工作會議上累到吐血。在那個年代，肺結核是極其可怕的傳染病，一般人都會害怕💁🏼♀️、躲避。舅父主動承擔起照顧他的任務，對他照顧入微，經常請他到宿舍旁邊的小飯館吃飯💭，以便增加營養，同時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給予更多的幫助。舅父認為🛎，這不僅是友情的需要✵，也是黨工作的需要🉑。由於照顧袁永熙同學，舅父自己也感染了肺結核病👩🏻🦯➡️。就是這樣，舅父幫助別人時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品格🏋🏼♀️，深受同學們的信賴和依靠🧛🏻。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著名特務、“復興社”創始人之一康澤到昆明策劃反共行動🐨。廣東、廣西、江西省委及雲南省工委都遭到國民黨破壞，一批共產黨領導幹部被捕♍️，也出了幾個叛徒👲，一時血雨腥風。同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大後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再次強調執行“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雲南省工委決定讓西南聯大的大部分黨員和少數進步學生撤離學校🥩，離開昆明，到外地隱蔽，開展工作。作為學生自治會幹事會主席的刑方群是公開的左派學生🧫，因學生會工作的需要🙍🏼♀️，組織安排他遲些撤離，讓其他同學先撤。當時西南聯大的代理訓導長陳雪屏想通過刑方群召回那些已撤離的學生，他說：“留在學校裏總比分散去外地安全，因為學校可以保護學生。”刑方群推說不知道這些學生去了哪裏。然後，他將陳雪屏的要求告訴了舅父，問舅父🧡：這事怎麽辦🚏？舅父對他說：“分散在各地，難免有一定危險🍊，但都留在學校，會被一網打盡🚵🏼🈯️。”確實🫸🏻，離開學校的日子會比較艱苦，但相比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坐牢甚至殺害😊，撤離是好的選擇🧖🏿♀️。舅父趁半夜到刑方群的宿舍叫他馬上離校🧵，躲到自己在翠湖邊的暫住處🖕🏻，然後安排他坐火車到雲南固歸🧑🏿🏫。舅父自己也奉命到雲南武定地區擔任武定等七縣的中心縣委書記。
1942年初🕵️♀️，白色恐怖依然嚴重，多地黨組織受到破壞，導致舅父他們與上級組織失聯⇢，不少黨員同學都很茫然。但撤離時，黨中央強調“個別聯系”，“黨員轉地不轉黨”，“黨員或黨的機關與上級失去聯系☂️，須獨立工作，不準到處亂找黨，也不得與不相識的人發生組織上的聯系”。當時已調往雲南省工委青年委員會工作的袁永熙也與黨組織失聯。大家知道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簡稱重慶八辦）就是中共的聯絡處，但袁永熙到了重慶後也無法與黨組織聯系上，於是寫信給舅父，叫他去重慶😬，希望通過他的關系找到黨組織。而重慶當時的白色恐怖還是相當嚴重的👩🏽💼，國民黨特務經常隨便抓人➔。
為了尋找黨組織，舅父夫婦冒險前往重慶👨🦼。幾經輾轉，終於在1942年5月到達重慶火車站，由舅母沈吾華（沈語）的哥哥沈譔接回沈家🧗🏻。舅母的二伯父沈鈞儒老先生是民國時期有名的愛國“七君子”之一，時任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也是很有影響力的律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老先生和重慶八辦（對內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漢時稱長江局）的周恩來副主席（中共南方局書記）關系密切。舅父夫婦到沈家的第二天✵，沈老就到重慶八辦找到周副主席🫰，說明了情況🧝🏻♀️。周副主席即讓夫人鄧穎超到沈家看望舅父夫婦，了解他們的實際情況🚴♀️🫸，並要他們盡快聯系上袁永熙等失散的西南聯大學生黨員（當時老蔣秘書陳布雷托周恩來找女兒陳璉➡️，袁永熙和陳璉關系密切）。通過沈老的幫助，舅父和他的西南聯大的學生黨員們回歸黨組織👸🏼👨🏽🎓，又投身到黨安排的工作之中。
舅父被安排到重慶復旦大學繼續完成經濟學學業，同時在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教財政學，並在陶行知先生主辦的育才學校講授土地改革專題✒️。學習期間他深入研究馬克思《資本論》等經濟巨著🕵🏿♀️♏️，結合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奕南”等不同筆名在中共領導的《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等發表評論文章，分析貧窮落後的深層原因。
1944年秋，完成學業的舅父被安排在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統戰委員會工作，同年12月南方局為開展工商統戰工作專門設置了經濟工作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經濟組主要工作為：宣傳黨的財經政策，搜集國民黨統治區的財經資料和開展工商界統一戰線的工作。經濟組組長許滌新，成員先後有蔡北華、古念良、方卓芬🦵🏽🧏🏼♀️、劉誌誠😨、以及隱蔽在國民黨內的楊修範（交通銀行）、沈鏞（中國銀行）🔬、楊少任（資源委員會）、陳希（電力公司）等。舅父在經濟組外的公開身份為《新華日報》記者。他住在紅巖村23號八辦二樓東側的一個大房間裏👨🏻💼，那裏既是辦公室也是單身青年宿舍（1944年舅母沈吾華被安排去了延安中央黨校四部任文化教員）🚏，被稱為“青年之家”。在那裏，年輕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時政和未來，氣氛熱烈，關系融洽🍫，有時也會組織些文娛活動𓀃。舅父主要負責經濟情報收集和數據分析，經常抄寫統計數據到深夜，還要經常給《新華日報》🔸、《群眾》雜誌撰稿🍆。為此他幾乎不參加年輕人的文娛活動👆🏿，但討論時政和學習交流，幾乎少不了他📓，大家喜歡聽他的獨到見解和風趣幽默的說詞👽。由於過度勞累，舅父在大學時因照顧同學而感染的肺結核病加重，但他依然隱瞞，繼續工作至大吐血。
經濟工作組負責工商界的統戰工作👽。舅父利用身份便利，負責聯絡工廠、碼頭等職員和商界民主人士📺，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冒險在工廠區建立多個活動點，以便推進群眾運動。
《新華日報》是1938年1月在武漢創刊的中共在全國公開發行的報刊，由中共中央長江局（遷重慶後為南方局）領導👮，由毛澤東任命的第一任社長潘梓年，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6月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是潘漢年的堂兄👩🏻🚀。總編輯華崗，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組織局宣傳部長🧙♀️。
《群眾》雜誌是1937年12月創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周刊，潘梓年🛌、華崗、許滌新（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底任中共南方局經濟工作組組長）等在抗戰時期先後擔任雜誌負責人兼主編🙎♀️。
舅父經常以奕南🧑🏻、淩樹懷等多個筆名為《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等撰寫經濟評論（文革受審查時被問及，“你到底有幾個筆名”？舅父回答：“太多👩👩👦👉🏿，不記得了🪜，因為你不能總用一個名字同時發多篇文章，這會引起敵人的註意”）。1945年起，《群眾》周刊還專門為他開辟了一個經濟專欄，由他負責供稿🧙🏿♀️。年僅27歲的舅父已是資深財經新聞評論員了。
在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大後方農村的各種稅收。舅父特別註重農村經濟的實況調研，他深入四川的農村進行實地調查，同時在雲南、貴州💂🏼、陜西、河南等地的新聞媒介中👷🏿，提取相關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後🌴，在《群眾》雜誌（第10卷第16期1945年8月25日）發表了題為《旱災威脅著大後方的農村——1945年第二季的農村經濟》的論文，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民生活慘狀，抨擊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罔顧農民的生路⚖️。在國統區，戰亂的擠壓，旱澇災害🕘，蝗蟲肆虐，本已經讓農民苦不堪言🤾🏻♂️：在農村90%是草房，破爛不堪🎄，人畜共居，幾乎人人的衣服千補百縫，平時多數食雜糧🏊🏽♂️♾，但國民黨政府無論是否災荒，一律按豐年的標準征糧收稅，還有各種苛捐雜稅，連駐軍蔬菜費、駐軍馬料費、修理槍械費、鄉公所官兵夥食費等等費用都要向農民征收，名目繁多🤏🏼。稅收不公、糧政貪腐等早已路人皆知。抗戰勝利在即，要想改變農村的面貌⛑，建立富強獨立的新中國👩🏼✈️，就應該減租減稅，增加農貸💇🏽，保護農耕，而這一切的實現前提是實行民主政治。舅父的文章也表達了中共方面的願望：1）抗戰即將勝利，推進民主政治💞；2）減輕農民負擔💅🏼，推動生產發展，改善民眾生活🧖🏻♀️；3）打擊貪腐，提振民眾信心🎀；4）共同建設富強獨立的新中國。
同年10月，日本已經宣布投降，抗戰勝利了，中共積極推動民主政治🤾♀️🥮，號召推進土地改革，以改善農民這個占中國人口80%的群體的生活狀況📵🧑🏻🏫。舅父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便意識到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擁有土地，農業生產力才會提升，經濟才能平穩發展。為此他特別註重對土地改革模式的研究。在重慶復旦大學讀書時🚵🏽♂️，他便兼職在專科學校講授“土地改革”專題。根據毛澤東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發表）提出的土地改革問題👗，舅父在《群眾》雜誌（第11卷第2期1945年10月29日）發表題為《論土地改革》的論文，文中列舉了英法為代表的掠奪式土地改革❄️，德美為代表的改良式土地改革🔲，以及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為代表的東歐社會主義土地改革模式，他一一介紹了這些模式的運作方法👩🏻🦲、效果和存在問題。最後他介紹了陜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模式🧑🏼🔬：陜甘寧邊區只是沒收了惡霸地主的土地，普通地主和富農依然自有土地👼🏽，可以雇用雇工、佃農🧏🏻。邊區政府1942年12月頒布《土地租佃條例草案》，實行“減息減租”的政策，根據收獲情況調節租稅，減輕佃農雇工的負擔，提高了生產熱情，也照顧了地主的利益。實行誰開荒土地歸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這是2000多年前商鞅變法就已實行的法度🫄🏿🏂🏿，也是孫中山先生提倡的理想）。農民收入增加了，改善了生活🙌🏻，同時引導地主資本投向工業🚁，促進工業發展。在短短的三幾年間💁，陜甘寧邊區這塊中國最荒涼的地方🧑🏽，最貧苦的農民，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舅父的這篇論文是對毛澤東主席《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土地改革問題進行經濟領域的學術論證🤷🕺🏼，向國統區人民介紹陜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模式是適合中國國情，可行的，對各方都有利的，並且已有成功案例可參考。
黎明前夜
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3日，蔣介石政府還都南京。駐重慶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1️⃣🥓、葉劍英等由重慶到達南京，在梅園新村建立辦事處，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南方局改為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為領導南部中國革命鬥爭的指揮中心🏵。原南方局領導的地下黨組織，根據“轉地不轉關系”的原則🌂，原西南聯大的黨員在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組織關系依然歸南方局，即南京局。
1946年國共和談，參加和談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也在上海馬思南路（現改為思南路）建立了辦事處。南方局經濟工作組隨中共中央代表團到了上海，入住馬思南路107號💂🏿♀️。1946年11月國共和談破裂，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撤離返回延安🫶🏻。1947年1月因工作需要在南京局設立上海分局。同年3月7日，國民黨全面發動內戰，董必武等全部撤回延安🧘♀️，南京局撤銷👨🏿✈️，上海分局擴大為中共中央上海局，代替前南方局的職能領導南方工作（很多人習慣上仍稱上海局為南方局）。上海局由原南方局組織部長錢英大姐負責。
1946年🧘🏻♀️，南方局經濟工作組到上海後，舅父接受了新任務，由他負責和勇龍桂、劉誌誠等一起籌建“現代經濟通訊社”。1946年11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撤離後📟，他奉命繼續留在上海負責完成 “現代經濟通訊社”的籌建工作。1947年1月“現代經濟通訊社”正式成立🦚，這是一間企業性質的股份製公司，股東和公司管理人員都是社會上的愛國人士，該社董事長吳覺農（有當代茶聖之稱🎡，抗戰時期最大的茶商），社長楊蔭溥（時任中央信托局儲蓄處經理、上海證券交易所協理），總編婁立齋，舅父任該社的中共黨小組長。該社以公開合法的民間團體身份活躍在新聞界🈺🎦，秘密搜集國統區的經濟情報，是中共團結經濟界愛國人士的機構，又是中共在國統區的經濟中心。在這約一年的時間裏，舅父側重研究中國對外貿易的問題，撰寫了一些評論文章👭🏻，揭露國民黨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殖民地性質。
國共和談破裂後不久，解放戰爭序幕拉開🦔，政治環境惡化🚹，國民黨特務對親共人士進行嚴密監控，尤其是像沈鈞儒老先生（時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參加政治協商代表🦮、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這樣有影響力的民主黨派人士更是從嚴監視。舅父利用親戚關系的掩護，成為中共中央與沈老先生的聯絡人。舅父經常以探望二伯父的名義到沈家，向沈老介紹黨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講述戰爭的實況👩🏽💻🚴🏽。1946年6月國民黨軍在劉峙、程潛的統領下開始圍攻中原解放區😶🌫️。1947年3月在上海、南京公開的共產黨機構全部撤回延安🤰🏽。幾乎同時🙇🏼♀️，胡宗南率部攻占延安（共產黨主動撤退）🤷🏽♀️，戰爭似乎對共產黨方面不利👨🏻🦳，沈老難免著急。1947年5月陳毅部在山東孟良固全殲國民黨精銳74師👱🏼🧑🏿🦳，戰局開始扭轉，沈老感到振奮🤚🏽🖐🏼。因急於了解黨中央希望國統區的民主人士如何配合🤽🏼♂️🤌🏽，每次舅父一到沈家，就被沈老拉到一邊密密細語👋🏻。沈家人都以為沈老特別喜歡這個姪女婿✈️。有一次，沈老正準備進洗手間👔，一聽到舅父到來的聲音就馬上出來🏊🏻🚟，一手拿小板凳一手拉著他進入洗手間，並笑著說：“奕南🤦🏽♂️，委屈你一下”。因沈老急不可待地要聽舅父轉達中共對局勢的看法，兩人就在洗手間內密談⚔️，間中沈老還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因此談話時間有點長，這引起了沈家人的哄笑：“好爹把奕南也拉到廁所，陪他撒汙呀！”
1947年9月舅父受上海局（原南方局）錢英大姐派遣到香港執行任務👨🌾，這期間和他關系密切的西南聯大同學袁永熙陳璉夫婦在北平被捕🍯。他收到錢英大姐的通知：“不要回滬，留在香港”。在港期間🛏👨🏽🏫，他接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港澳工委財經委書記，公開身份為香港《經濟導報》總編輯，兼職香港建中財經專科夜校，主講財政學🎤，為中共接管華南培養經濟幹部🧑🏼💻。期間他還以“奕南”🙆🏽、“淩懷樹”等不同筆名在《華僑日報》👩🏿🏭、《大公報》👩👩👦👦、《經濟導報》等發表文章🤶🏿，評論時政和伸張正義，以團結工商界人士，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力🐊。
《經濟導報》於1947年元旦在香港創刊🧑🎓，是香港第一份中文財經雜誌。《經濟導報》最初是由香港一批財經記者私人入股，聯合一些工商業者集資創辦的刊物👨🎨，主要報道全球經濟資訊🔼、熱點新聞，是掌握世界經濟脈搏的權威刊物💇♂️。
在舅父任職《經濟導報》期間✪，解放戰爭逐步走向明朗，國民黨政權的經濟走向頹敗，交通不暢，原材料短缺⛔，物價騰飛🤷🏿♂️。南京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企圖通過貨幣改製等金融政策來挽救經濟的頹勢。舅父接連發表評論文章🦸🏽♂️🔌：《“緊急處分”與工商業》(原載1948年8月24日《經濟導報》)👱🏽♂️、《國內金融業的危機》(原載1948年9月21日《經濟導報》)★、《論幣改後的國內生產危機》(原載1948年9月28日《經濟導報》)、《從南京財政看金圓跌風》(原載1948年10月26日《經濟導報》)、《論經濟總崩潰》(原載1948年11月16日《經濟導報》)等，用大量經濟數據🦍、民生現狀，論證國民黨的“緊急處分令”對金融業🎟、對生產企業、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毀滅性沖擊。最後舅父發表預言性的結論：“一國之盛衰🧜🏻♀️。系於生產事業之繁榮與衰退，目前南京當局推行一貫政策都足以扼殺生產事業，首先受其苦者固為一般工商業界😿，但始作俑者，又豈能避其惡果哉📝。”經濟是基礎，經濟崩潰了，南京政府這個上層建築還能存活嗎？
在任職《經濟導報》期間，舅父不僅關心國內外的經濟金融問題🤚👌，也關心周邊發生的民生問題👨🏼🚀。有一次香港永安公司失火🧑🏿，英國的保險公司耍賴不肯理賠🐚。舅父寫了一篇報導，陳述事實，有理有據，直指英國保險公司違約的核心問題🏄🏼，最終助永安公司勝訴🍗，得到了保險賠償👲🏿。事後永安公司的老板拿了一筆錢給他表示感謝🧜🏿，但他婉言謝絕🍺，表示伸張正義是一個媒體人的良心本份。永安公司老板十分感動，此後永安公司的廣告業務都交給了《經濟導報》。此事體現了舅父支持正當商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展示了共產黨人維護正義的本色🙏🏽。
在香港期間，舅父住在中共港澳工委財經委的“大本營”裏。跑馬地有不少富人別墅👬🏻，但在小街裏也有出租的普通樓房🥠，舅父領導的財經委在奕蔭街租了一層二樓作為辦公室🍕、宿舍和資料室👍。這層樓面積只有18～19平方米✍🏿，狹長形🦏，分隔成三小間⚀，前間是舅父和劉誌誠倆人住，兼作辦公室⏏️、會議室💇🏻♂️、學習室和接待室🦌，中間是資料室，後間是同事蔡北華夫婦住🏖。這層小樓設施簡陋，光線昏暗，資料室白天也要亮燈🧜。那時工作條件很差🧛🏽♀️，生活也較困難，各種工作會議🀄️、學習會等都擠在前間進行。開黨小組會議，舅父和劉誌誠、方卓芬👩🏿🏫、蔡北華、孫孺🤠、陳文川、麥揚等十來人在他那間辦公兼臥室的多功能房間裏🦡，擠坐在小床、桌面、椅子和報紙堆上👩🏿✈️，交流新聞消息，暢談時局，分析解放戰爭👨🌾，傳達中央指示，討論工作安排等等⛈。方卓芬回憶說👇🏼：“會議常開得生動活潑🔃👩🏻🚀，老古喜歡講笑話，引古論今中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令人深思；那幽默詼諧的話語🧑🏼🍳，讓人發笑👎🏻；他爽朗的笑聲👨🏼🦱，令滿室生春。大家的情緒都興奮激動🎶，對未來充滿必勝信心。”
這是1948年在香港照的全家福，圖中後排右邊男士是錫麟舅父🏋🏽♂️，他左邊是他三弟錫球，最右邊是舅母沈吾華，正中長者是舅父生母張氏大太婆💆🏼♀️，她懷抱的嬰兒是舅父的小兒子。
那時，舅父在香港有個殷實的大家庭⛩，弟🩻、妹和子女及姪兒女一大群孩子。因為他身份特殊🚢，所以經常要住在中共港澳財經委的“大本營”裏。
建立製度，廉潔管財
1949年8月🧑🏻⚖️，舅父奉命到東江遊擊區🙎🏻♀️，參與組建中共華南分局幹部教導營，準備迎接南下的解放大軍💆🏼，參加接管廣州。
在解放大軍進入廣州前🐕，國民黨政府官員都忙著準備退路🧦，舅父的西南聯大法律系同學歐森在國民黨政府財政局工作🫲🏼🤦🏿♂️，那時他也準備到外國去。舅父知道解放軍前鋒很快就到廣州，他提前從東江遊擊區回到廣州 ，找到歐森同學，請求他不要走🖍，告知他，自己將負責接收財政局，需要熟悉的人幫手，請求他幫忙收集財政局的資料，爭取順利接收。歐森曾是西南聯大兩廣同學會的會長，和舅父關系不錯，聽到舅父的話就馬上決定留下，義無反顧地幫舅父。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第二天舅父就坐吉普車去接歐森上班，進行接收交接工作🧓🏽🤶🏼。歐森是學法律的，在財務稅收方面的法律法規製定和解釋等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在同年10月21日，剛解放一周的廣州成立了軍事管製委員會𓀓🍙，舅父任軍管財政組組長，負責接管國民黨廣州市財政局🧏🏿♀️。而實際工作在一周前已在同學的協助下展開了。
同年11月11日，舅父出席了解放廣州的入城儀式及慶祝廣州解放大會。參加入城儀式受檢閱的部隊有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及粵贛湘邊縱隊🎡，數十萬市民夾道歡呼，廣州解放了！
1949年11月，接管工作完成後，廣州市人民政府財政局正式成立，舅父被任命為首任局長（周恩來簽署委任）🙌🏿，並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簽署委任）👦🏼，華南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廣州市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時年31歲多。
解放之初，廣州市財政局工作十分繁忙，除了本局工作外，還兼管敵產清管、市稅捐稽征、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廣州分公司、交通銀行廣州分行（後改為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廣州市分行）等，還一度兼管接收敵偽財產、清查混有官僚資本的工廠🧑🏻🎤、企業和圖書公司，參與掃蕩地下錢莊等工作👂🏼。
統一貨幣是一個國家穩固發展的前提，這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首先推行的經濟政策，沿襲了兩千多年，改朝換代🔇🚶♂️➡️，概莫能外。新中國剛成立⛴🚴♀️，在華南地區流通最廣的是港幣🫀，還有各種外幣的買賣兌換，金融市場十分混亂，金融投機活動猖獗，對整個社會經濟穩定和人民生活影響很大🎎。為此，廣州金融管理的首要任務是使人民幣主導貨幣流通🧄，肅清一切敵性貨幣，打擊金融投機活動，這是穩定物價，恢復生產的先決條件。廣州市軍管會行動迅速🚶🏻➡️，於1949年11月18日公布【金字第一號】布告，確定人民幣為法定貨幣⛹🏽♀️🤦🏻♂️，嚴禁金銀外幣流通。接著，1952年2月3日公布了【金字二號】布告，禁止港幣流通行使，並規定由銀行收兌。同時公布了《華南區私營銀錢業暫行管理辦法》。但是那些聚集在十三行、太平路一帶的大大小小錢莊🧖、找換店依然照樣炒買炒賣、兌換外幣🧗♂️，嚴重影響市場秩序🚶♀️➡️。為此，中共廣州市委、市政府決定組織一次大規模掃蕩非法錢莊的行動🏧🕳。這項工作需要保密，為免“打草驚蛇”，組織了大批純潔可靠的共青團員、青年學生參加此次大行動𓀐。由於高度保密，掃蕩非法錢莊取得極大成功👨👨👧👧。各路“掃蕩大軍”把查抄得來的大量金銀外幣💂🏻♂️，用許多大麻袋裝載運送，存放在小北監獄。後來這大批金銀外幣由市財政局接收整理🧑🧒🧒🤸🏿♀️。市財政局在局內共青團員中挑選了十幾名最可靠的積極分子，宣布嚴格的紀律🔂：所有參加接收的工作人員不得自行攜帶金銀外幣🫃🏻，如若發現在執行任務時，誰的身上有金銀外幣，作貪汙論處。“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務必保持警惕，自律自重（舅父也從小教育我們要“瓜田李下”避嫌，路過瓜田不彎腰綁鞋帶，經過李樹林不伸懶腰不整帽；比喻可能被人誤會的事物💲，應保持距離以避嫌）。由於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保證了廉潔清白地完成任務。由於參加掃蕩的青年學生大多數對外幣缺乏認識，也不懂記賬方法，因此🧝🏼♀️，財政局接收到的這大批金銀外幣分類混亂、賬目混亂🤼。不少青年學生將美元🤷🏼、英鎊👨🏻🦼➡️、馬來西亞幣當作港幣，把墨西哥銀幣“鷹洋”當作銀圓，把“銅銀”（假銀幣）當作真銀幣等等🥷🏼🥬。舅父十來歲就在自家的銀鋪打工，還專門負責將客戶存入或找換的外幣帶去香港澳門兌換，所以對國內常用的各種外幣比較了解。他專門組織了財政局參加整理金銀外幣的年青精英們進行了貨幣識別培訓。由經過培訓合格的年青人😵⏏️，將這一大批金銀外幣進行分類，統計，做冊入賬，建立詳細賬冊。當時國家銀行還未開設🫄🏿，也沒有金庫、保險櫃可以存放，一麻袋一麻袋的金銀外幣只有放在宿舍的床底下👩❤️👩，由警衛員們負責日夜輪流看守，直至人民銀行開設後才得以存入人民銀行。
此外，財政局還接收了不少反動勢力的財產。舅父兼任接收處長和拍賣處長。當時接收到的房產交由市政府統一安排使用。沒收的金表🤓🤏、金筆、冰箱等物質，全部由拍賣處統一按規定拍賣，任何人都不允許白拿。在舅父的領導下，財政局對接收的動產👨🏽、不動產，做到處置嚴謹、公開，人人互相監督，賬目一清二楚，流程無懈可擊🥓。面對大量浮財🤦🏻，全局幹部職工沒有一人貪汙。舅父認為♻：這些財產屬於國家和人民，決不能學抗戰勝利時的國民黨接收大員那樣占為己有🥺，否則，必被人民拋棄👨🏿🎓。在1951年12月～1952年10月間🧑🏽🍼，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的運動中🤶🏻，廣州市財政局全員通過考驗，沒有一個人出問題。
身為財政局長的舅父，工作上是一個嚴肅、嚴謹的人，在生活上對待下屬如同家人。那時解放不久😛👯♂️，正是經濟恢復期🧑🏻⚕️，物質較缺乏。他的警衛員在戰爭中負傷轉業🙍🏼♂️，由於連年戰爭，生活無規律，常餓肚子⏰，所以得了胃病。一到冬天又冷又餓⭐️，警衛員常犯胃病。為了照顧他，舅父和舅母兩人誰有空就誰親自去買饅頭回來🚡，還親自切片烘饅頭片給警衛員吃。他們像家人一樣照顧他，還教他讀書👩🏼🚀、學文化技術🚵🧑⚖️。警衛員非常感動：“作為警衛員住在首長家，除了保衛首長的安全，有空幫忙做點家務也很應該，現在是倒過來𓀌🕵🏽♀️，不但幫不上忙，還要首長為了自己身體健康忙碌操心👳🏽，真的非常過意不去🕦。”警衛員感動又內疚，舅父對他說：“你住家裏👨🏻🏭，就是家人👩🍳，我能看著家人生病不管嗎？”舅父就是這樣像家人一樣對待下屬🧎🏻🧝🏻♀️，平易近人，從沒有架子。很多年後，他的警衛員回憶起這段往事，感動地說：“能當古念良局長的警衛員是我的福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不是親人勝似親人，這是一種純真無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1951～1952年𓀍，國民經濟處於恢復初期，抗美援朝戰爭還在進行中🦬，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以有計劃、有目標地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解決資金不足的難題🏄🏽。國家由周恩來總理主持製定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各地方政府也要製定相應的“五年計劃”。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定主要參考了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及財政製度和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所以是一邊實施🦚，一邊修改完善。舅父為了配合黨的政策宣傳需要，以淩樹懷的筆名與陳文川合寫了一本題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淺釋》的書✴️，1955年由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廣州市的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起草工作由華南財委委員、廣州市財政局長古念良和廣州市委財經委員吳有恒主持完成🧰。廣州市遠離朝鮮戰場🧏♂️🤵，有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有國內🙇🏻♂️、國外資源補給的便利🙆🏻♂️，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把廣州市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城市”納入建設重要目標。廣州市製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據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要求，將重點建設工業城市的規劃具體化。
廣州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在“河南”片區建成了工業基地💛，建成了廣州造紙廠、廣州重型機器廠、廣州造船廠等30多家大中型工廠；在廣州僑界的投資下，建成了廣州華僑糖廠、南方紡織廠💂🏽、廣州麻袋廠等十多家工廠，還興建了中國第一個華僑新村、第一座華僑大廈和第一所華僑小學。向國家要“把廣州市建成社會主義工業城市”的目標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1956年初開始製定第二個“五年計劃”。那時朝鮮戰爭已結束，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趨於穩定👨🏼🎨。在製定廣州市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舅父提出了“適當提高輕工業在工業生產計劃的占比，以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提議雖然未被全部接納，但在計劃中還是加入了興建橡膠廠、自行車廠、縫紉機廠等的民生項目🤏😓。
1954年舅父參與領導廣州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在起步階段👨🎤，多數人對改造工作不是十分了解和理解🛢，舅父結合工作需要，寫了一本題為《為什麽要利用🙎🏼、限製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書⏯，約6萬多字🂠，作為工作學習指導書受到廣泛關註🪘，1954年由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6年2月又增加發行了第二版。
1956年初公私合營進入高潮，有些人產生了大踏步快速進入社會主義的急躁情緒，小本經營的夫妻小店都紛紛申請公私合營，唯恐自己沒有報名加入社會主義行列🧑🏿🏫。由於小本經營和大公司的經營模式差異很大，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混亂👱🏽♂️，招致一些損失👫，又有人對整個公私合營政策產生了懷疑。舅父根據實踐經驗進行分析總結，撰寫了《夫妻店怎樣進行公私合營》的文章，在《南方日報》（1956年1月31日）發表，此文很快被《光明日報》、《財經月報》和《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5號）全文轉載。舅父在文中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公私合營後，逐步實行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製度👩🏻🍳，有較健全的財務會計監督製度和生產管理製度💣💼，有計劃𓀇、合理安排生產🎮，減少損耗，非常有利於提高生產力，減少貪汙和浪費。對不具備較健全的財務會計製度和生產經營管理製度的小店，暫停公私合營，繼續以自有資金運營，可以采用代銷👩🏻🚀、經銷等模式，向國營企業進貨👩🎨、推銷，收取手續費，經營過程自負盈虧。對經銷零部件和小商品的小店可以將經營計劃納入國營公司計劃中，將一部分資金存入銀行作保證金，運營資金全由自己管理，賺取批零差價。在公私合營的熱浪中🤾🏻，舅父提出這樣適應現實發展的建議，確實難能可貴。
1957年🤽🏼，生產資料公有製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國民經濟收入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占比由19%提高到33%🧑🏽🦱🦇，合作社經濟占比由1.5%提高到56%，公私合營經濟由0.7%提高到8%🤷🏼，個體經濟則由71.8%降低到3%，資本主義經濟由7%降低到1%以下。
1953年，舅父與西南聯大黨總支委的同學袁永熙🔔、陳璉、邢方群等攝於北京🥔。
迎風雨，信念不動搖
1956年9月至1957年底，作為進升培養對象的舅父被派到北京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學習期間他任學習班黨支部副書記👦🏽，支部書記是一位工農幹部。在經濟政策🙍🏼♀️、經濟發展方向等問題討論時，具有經濟學專長的🌯，被稱之為“科班出身”的舅父每次討論都滔滔不絕地發表他對國民經濟現狀和未來發展的看法，讓工農出身的支書很失落🫳🏼。
1957年黨內反“右”運動展開🧖，舅父的西南聯大同學🐏、入黨介紹人、時任意昂体育平台黨委書記袁永熙被《人民日報》公開點名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右派”。學習班黨支書記認為👝：舅父的入黨介紹人是“右派”，那他一定也是“右派”👱♀️，於是到處收集他的“右派”言論。舅父有不少西南聯大的同學、親友在北京任職工作🧗🏿♀️，那位書記幾乎都親自去調查了一遍，但沒有什麽收獲🏄🏻♀️。最後他認為舅父在學習期間發表的“重工業搞多了，忽略輕工業會影響民生。應該輕、重工業逐步平衡發展”等言論🤕，與當時中央經濟政策不吻合，就是反黨言論🌇，並上報。經過上級有關部門的審查，認為就這個言論不足以定性為“反黨”“右派”🧇，但有“右傾的思想”🏀。
1958年初，舅父帶著“有左傾思想的問題”從北京回到廣州後，正好廣州市也需要定一個像他這個級別的幹部為“右派”🔂，於是就以這個言論被劃為“反黨 ”“右派”。時任市委領導找他談話🎥，要他接受組織的決定，並勸說🌴：“組織已很照顧你了，把你安排到廣州附近的農場接受勞動改造🤸🏽♂️。同樣定為‘右派’的人很多都要去邊遠的地方接受勞動改造。”
舅父西南聯大的化學系同學🪧、好友何炳林，1947年赴美留學🧑🎨，1952年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化學博士學位。那時他想回來報效祖國🦵🏿🐈⬛，卻值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政府不允許他們這些學界精英回國🧑🦲。1954年🦄，周恩來總理在日內瓦與美國代表團談判⚂，抗議美國阻撓中國學子回國，最後達成以戰俘交換這批學者回國的協議♟🍞。1956年，何炳林回國到南開大學任化學系主任。他用兩年時間成功合成出當時世界上已有的全部離子交換樹脂的主要品種。1958年，他建立了高分子教研室，成功從貧鈾礦中提取出達光譜純度的濃縮核燃料“鈾—235”🦔，為我國原子能國防事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1958年8月，毛澤東主席到南開大學視察了何炳林的離子交換樹脂車間✔️。1958～1959年間，周恩來總理先後兩次親臨他的實驗室了解離子交換樹脂的生產情況🗓，進行了近一小時的交談，其中談到希望他加入共產黨的事情，因為這是重要的軍工。可是何教授竟然說不。他回說：“古念良（曾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為國家、為共產黨做了那麽多事情，他一直以來都是我學習的榜樣，是我仰望的偶像，你們都把他開除了🤦🏿♂️，我怎樣加入✩？”1959年𓀈，舅父的“右派”帽子摘了🪀，但還在農場勞動🪇。何教授依然認為古念良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他就不可能加入。1979年初💆🏻，舅父和何炳林教授懇切交談，勸他不能因為舅父自己的個人問題而影響他對共產黨的信任。加入黨組織是一個態度問題，立場問題😖，也是一個彼此信任的問題。還對何炳林說，自己的“右派”問題會很快解決🚶。1979年4月，何炳林教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委員（院士）👮🏻♀️。
1959年，舅父的生母去世了👈。同年，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但他還要繼續在農場接受勞動改造。
在逆境中舅父依然豁達樂觀，沒有放棄學習🫵🏻，沒有放棄他的學術研究。1962年後，舅父的體力勞動時間減少了✤，工余時間他又開始研究明清經濟史和明清經濟思想史。他認為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幾千年的文明沉澱必然會留下印記，影響後續發展的路向，“以史為鑒🧝🏼♂️，可知興替”🫃。舅父以明朝清官海瑞為切入點👩👦，對明清經濟作實例研究🍊。明朝中後期經濟開始走下坡，海瑞在明嘉靖～萬歷年間為官🔟，是有名的“海清天”，官至右僉都禦史，死後追贈太子太保🎣。海瑞為官時十分重視財政經濟工作，在經濟發展方面提出過一些主張：“重農不抑商”，認為士、農🫲🏿、工、商、軍僅是社會分工不同，職業不同。海瑞指出：“士以明道，軍以衛國👰♂️，農以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海瑞也推行“開荒墾田”、“均稅”等政策。他的財政政策亦主張“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的儒家思想🈹。海瑞是封建皇朝的官員🕥🚺，他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必然受到以維護皇朝利益為依歸的局限❓，因此他提出的井田🌡、均稅、薄賦🚛、輕徭以及嚴懲貪汙等主張只起到緩和社會矛盾🕴🏼，而不能達到提振經濟，走向強盛的目標。1963年🫶🏽💆，舅父以奕南的名字在《學術研究》第三期發表了題為《論海瑞的經濟思想》的論文🤴🏻⛴，以歷史唯物主義觀對海瑞的經濟思路進行分析評價💣，得到業界不少人士的贊賞和共鳴。在接受勞動改造期間，舅父不但研究中國歷史上對經濟建設有作為的時期，還研究當代西方國家的企業經濟模式，他和經濟學教授唐懷（同為“右派”）合編了一本《美國農業經濟概況》。
在農場期間🐓，由於舅父學識廣博，能文能武，為人謙遜又樂於助人，所以與農場的幹部職工建立了良好的關系，農場領導有時還會安排他回家休假。
1960年冬沈鈞儒老先生到廣州時，舅父放假回家🙆🏿♀️，一家人與沈老的合照。
舅父的家
舅父上有母親、庶母↪️，下有三女兩子🫅🏻，加上替大舅父撫養的兩女兩子🙇🏿♂️，家中曾經是何等熱鬧🔗🪕。舅母沈吾華曾在延安中央黨校任教，是個有名的教育家，因受舅父的“右派”問題影響🕵️♀️🕺，被安置在廣州市第五中學任校長。舅父家家教嚴明🔞，孩子們友愛禮讓🪸。舅父不怒自威，孩子們對他十分敬畏♦︎。不過，他吃飯時喜歡有針對性地講笑話，寓教於樂，一大家子其樂融融🧦。
舅父和他的姪女侄兒及三個小的兒女合照
我小時候的記憶從倉前街的舅父家開始。不知道是因為帶大我的外婆在舅父家住💷，還是我上的光孝寺幼兒園近倉前街，我和外婆住在舅父家近大院門口的小書房裏🏊♂️，偶爾我也會回自己父母的家。我喜歡倉前街，花園裏有上百年的人參果樹🛢、白玉蘭樹🙁、……，可以和大院的小孩一起爬樹，在樹間飛蕩🐰。我喜歡那裏的自由和無拘束，還有個無所不會的舅父。其實我有很多舅父👯♀️，但我從不叫他二舅父🥉。舅父的不幸，成全了我的幸運。從我有認知能力開始，到小學畢業👩🏻🦽➡️，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有舅父的陪伴🧑🌾。無論是最早的光孝寺幼兒園👨🏽🚒，後來的廣大路幼兒園🦖，及文革開始後轉到大南路小學都近倉前街，所以我住在舅父家順理成章。
那時是“四清運動”剛開始🧑🎤，外婆被定為“地主婆”，要趕回鄉下接受監管。舅父🙋、舅母等幾個人和外婆在舅父家大院拍照留念。我不喜歡拍照，在大院裏和小朋友玩，剛好在通道上跑過，被抓去和外婆一起照相。
舅父對我的啟蒙
舅父家有很多小人書（連環畫圖書），只要舅父在家👩🏻🏭，他都會利用飯前飯後的時間給我講圖書裏的故事🥾🧖。我從小比較喜歡爬樹♍️🔢，外婆說我是石頭蹦出來的，所以舅父經常和我講孫悟空的故事。從石頭蹦出來的猴子📂，為了不受人欺負，為了長生不老，漂洋穿洲去求學，經過很多磨難考驗，終於找到菩提祖師學藝。祖師給他起名叫孫悟空😤。悟空學藝從挑水劈柴掃地做起，到學會72變👥，經歷了很多磨礪👩🏽🔧。悟空在學得72變後，輕易在別人面前展示，驚動了菩提祖師，被趕出師門，沒有學到長生不老之術。舅父解說：學本領，聰明勤奮只是基本要求，謙虛、守規則更重要。學了一點東西就到處炫耀🧊，就是半桶水淌得很。
我很小的時候⏏️⛹️♀️，舅父經常不在家，有時候故事講了一半，等很久都沒有下文🐛。有一次我拉著舅父⬇️，要他講完故事才可以走🧳。他要我自己看，我說我不識字，他便許諾教我識字的方法。漢字的形成非常有趣🙋🏻♀️，有一定的規則👴，認識一些簡單的字🧑🏽🏫，記住發聲🧑🌾🦐；這些簡單的字又可以組拼成新的字，如“十”加“口”是“古”字。十口人是多人的意思，多人在一起就是一個家📥，家要有標記，區別這個家和那個家的標記就是“姓”。以前古人以女人生的孩子來驅分一個家族，所以“女生”拼成一個字“姓”。漢字真的非常有趣🙍🏼！後來舅父還教我漢字造字的規律：“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註、假借”。掌握這個規律🫸🏿，識字並不難⚒，猜也能猜出大意🔖。我就在舅父的啟發下逐漸認字了🔷。做事的捷徑，在於規律，找到規律就很容易了。
也許是從小住在小書房的緣故，我很喜歡看書🧑🏽⚖️，但識字不多，雖然有舅父教的猜字方法，但總有不明白的地方。有一次😌，我又拉著舅父問長問短，他搖頭晃腦地說🛹：“五柳先生（陶淵明）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哈哈，什麽意思呢？喜歡讀書就好🏇🏿，不需要每個字，每句話都懂🫳，當你讀到書中某句話，明白其中道理，並會運用🦸🏻🏄🏽♂️，融會貫通，你就沒有白讀書了。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多，每本書明白一點道理，漸漸你就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五千年，後知三百年了🏌🏽，哈哈👩🏻🦱。”
倉前街有看不完的書👨🏻⚖️，還有像故事書的舅父🔳👰🏼。他肚裏裝了很多故事，中華煌煌五千年文明史，從成湯伐夏，武王興周👸🏻，烽火戲諸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秦始皇統一🙂↔️，……到辛亥革命，他都如數家珍🙋🏽♂️。
先秦的百家爭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文景的無為而治🖐🏼🪶，漢武的獨尊儒術🪇，無不展現學術流派在歷史進程中在國家治理方面的作用。也有不少人為國家、民族的崛起、強盛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盡管他們的結局很悲慘💡，但他們的貢獻卻推動了文明的前行。
商朝末年💂♀️，太師比幹👩✈️🙋🏽♀️，紂王的叔父👴🏼，為官40年，減賦稅輕徭役🧈🤳，推廣冶煉鑄造，富國強兵🧓🏻。因為批評紂王暴虐荒淫👷🏽，敢於直諫，公元前1029年比幹被剜心。
戰國時期，衛人商鞅從魏國入秦國📂，在秦孝公的助力下推行變法。廢井田🔲，土地私有化⛴，誰開墾荒地😵💫，地歸誰🥕🕥；重農桑🧖♀️🤹🏼♂️，推廣鐵農具及牛耕📐➰，以糧食和布帛抵減稅賦🧔🏻♂️；獎軍功，以在戰場上殺敵數量來評定軍功，論功行賞；統一度量衡，禁止大秤入小秤出👨👨👦👬，買賣公平，推進商業發展📺，加重商業稅收🍤，為國家積累錢財；建立縣治製度🙎🏻♀️，實行中央集權，削弱貴族勢力。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崛起強大，但傷害了貴族們的利益🥸。公元前338年🗂，商鞅遭誣陷🚝，被秦惠文王車裂（死後五馬分屍）↘️🤾🏿♀️，而他製定的律法被繼續沿用，最終使秦國統一六國。
秦丞相李斯為秦國統一六國👮🏽♂️，建立和鞏固中央集權製⛄️🙎🏿♀️，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尤其在文字統一上🧒🏿，他以小篆為標準整理文字，編製了《倉頡篇》作為秦朝的標準文字範本。公元前208年😰，李斯遭誣陷被秦二世腰斬🤱🏿🐥，夷三族。
在人類發展史上，不以個人結局來論貢獻。
中國的傳統節日，也傳承於故事。
清明節，相傳在春秋時期🤸🏼♂️，晉公子重耳因兄弟權位之爭，被追殺，流亡在外19年。途中在一渺無人煙的地方，重耳快餓死時，隨行的介子推割自己的肉，煮湯給重耳吃😀。這個“割肉俸君”之恩重耳許諾將來如能回國掌位必重賞👩🏽💼🤦♂️。後來重耳回到晉國做了國君，後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即位後重耳要重賞當年追隨他流亡的人。在他19年的流亡生涯中，確實有很多人幫助過他🤷♀️，這些人紛紛向重耳講述自己的貢獻，以得到高官厚祿💁🏻♀️。介子推當初追隨重耳，只是相信他會是一個體恤百姓的好國君🤾🏼♂️，不需要回報🧔🏼🧞，他也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人🧑🚒，不願同朝為官，帶著母親到綿山隱居了。晉文公知道後🤽🏻，親自帶人去找介子推🛃。然而綿山山高路險，樹茂林密，找尋兩個人談何容易🧑🧒🧒。盡管文公懸重賞讓人去找，直至火燒綿山，也沒找到介子推。在春雨澆熄了山火後🫶🏻，人們再上山去找🥓🦄，發現介子推和老母親坐在一棵老柳樹下死了。晉文公後悔不已👀⛹🏿♀️，厚葬了介子推母子，並下令每年這一天禁火（寒食節），門前插柳👨🏽🦱，以示對介子推（現在轉為對先人）的紀念。介子推“有功不言祿”，是中國人推崇的傳統道德文化。
與重陽節有關的傳說很多🌖。重陽登高轉運之說，有傳來自晉文公懸重賞讓人上山尋找介子推。時值深秋，人們紛紛上山轉轉🧑🏼🦱，看能否找到介子推（碰運氣），以求升官發財，慢慢這就變成了重陽登高求轉運了。
來自中原（晉）的客家人也有重陽拜祭先人的習俗🥎。重陽時節👩🏽🏫，舅父會誦讀唐·王維的詩👳🏼🛩：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舅父早年投身抗日救國，繼而為建立😄、建設新中國奮鬥了半個多世紀🪁，他父親病故也沒能回家奔喪，幾十年來沒能回鄉祭祖🍀。舅父在1984年重陽節後還寫了二首詩：
（一）
彎彎溪水小橋東，五桂山花朵朵紅。
跣足單衣追舊夢，黃牛寨上舞秋風。
（二）
咫尺鄉關幾時回🕝🐄，驚心聞笛賦頻催。
逢君此夕殷勤問🧏🏽♂️，為道鄉園菊正開。
思鄉之情，念親之意，全在詩中。
端午節源自天象崇拜😮💨。南方水網地區，每年的農歷五月前後基本是雨水天氣💆，洪水和瘟疫時有發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遠古代，人們認為在正中（端午）的日子，拜神祭祖🏧、祈福驅邪，劃船追龍，就能驅邪去災，漸漸形成為民俗節日⏪。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的左徒（高官）👨🏽🏭，王族後裔，因文采好深受楚懷王喜愛。他主張聯齊魏抗強秦⚓️，以阻止秦國統一中國的步伐。自楚懷王被騙到秦國遭囚禁後🕰，繼位的楚頃襄王不喜歡屈原，尤其害怕他想迎還懷王，所以將屈原貶官，流放到楚國南方荒僻之地🧳。後來楚懷王死於秦國，秦國名將白起又攻陷楚都，屈原感到絕望。在五月初五，人們在劃龍舟祭祀的時候，他抱石投汨羅江自殺了🙅🏻♂️，以死報答楚懷王知遇之恩。屈原在楚國百姓中是個很受歡迎的詩人，有人見他投江，紛紛劃船去救他，還將祭祀用的粽子投入江中餵魚，以求江中的魚不要吃屈原。千百年來，人們都很贊賞屈原以死明誌，忠君愛國的精神。其實，楚都城破後，楚頃襄王帶領一班臣子逃到其他地方建都，繼續抵抗秦國，屈原死後50多年，楚國才被滅。若屈原以他的影響力，組織民夫與秦軍拼殺🌡，結局又會如何呢🍤？自殺是懦弱的表現，活著才有希望。“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是舅父經常提起的金句。
除了節日的典故🏌🏻，舅父還喜歡講一些有哲理的故事。
孫臏賽馬，不爭一時的輸贏。戰國時期，齊威王喜賽馬🏕，十次賽馬有八🚥、九次贏🧛♂️。有一天，威王又找齊軍統帥田忌比賽，並以千金作賭註🚣🏼♀️。田忌以往和威王比賽基本都輸，於是他請教兵法家孫臏🧑🏽🎄🔋。孫臏問田忌：“以前你們是怎麽比賽的？”田忌說👩🏿🦳：“馬按體能分為上、中、下三等🍙，我們各備三組馬，上等對上等，中等對中等，……♨️🔡，三輪兩勝為贏。我的馬不如國王的好，所以都輸了。”孫臏說🫚：“這次你聽我的，第一輪你先出下等馬與國王的上等馬比賽。”第一個回合🈷️，田忌輸慘了👳🏿♂️，威王哈哈大笑：“田忌你也太差了👒。”孫臏說：“別急，現在用你的上等馬與國王的中等馬比賽🙇🏽🌟，再用你的中等馬與國王的下等馬比賽，看看怎樣。”田忌按孫臏的意見，第二、第三回合都贏了，得了千金彩禮👨🏿🎓。這結局令威王很驚訝🏌️♂️，就問田忌：“馬還是那些馬🌙，你怎麽就贏了呢？”田忌如實告訴了威王。威王聽後贊嘆不已♠︎，於是命孫臏作齊軍軍師🐚。舅父解釋道🧜🏼♀️：“遇到強敵🚱，要學會迂回，避其鋒芒🪓，保存實力🛂，不爭一時之輸贏，才有再戰取勝的機會。”
唐太宗李世民問宰相魏徵🦟：“一國之君，怎樣才能明白事理，不做糊塗事呢🪹？”魏徵答：“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從前堯經常到民間了解下情，所以苗作亂的事能提早知道；舜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所以共🫳🏿、鯀等人就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趙高𓀏，結果在望夷宮被殺👨👩👦，秦朝滅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結果彭城兵變被殺🦶🏼。所以一國之君兼聽廣納，才不易受蒙蔽，及時知道子民的疾苦和訴求。”唐太宗聽了魏徵的話，鼓勵大臣直言進諫，采納了很多好的建議，從而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魏徵去世後🙅🏻♂️，唐太宗悲痛地說：“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如今魏征不在了🚴🏽♂️🌹，我失去了一面好鏡子啊！”舅父說：“就算是普通人，也要多聽不同意見，才能辯明是非；偏聽偏信，易誤入歧途。”
舅父興趣廣泛🧗🏼♂️，詩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白話小說都有涉獵🏋🏻♂️。詩詞歌賦是中華文化的結晶，富含韻律👱🏿♂️➞，配上曲譜吟唱非常好聽🤟🏻，還是很多歷史典故的載體。粵語是古雅言傳承量最多的方言，有九聲六調，所以用粵語誦讀唐宋的詩詞歌賦，會特別押韻、好聽。懂粵語的人學唐詩宋詞會更容易一些🦹🏻♀️。舅父喜歡唐詩宋詞那種簡潔而內涵豐富的文體🦹，經常教我背平仄🙋🏽♀️，還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讀得唐詩宋詞多，自然而然那種韻律感就在潛意識中形成🧜♀️，自然出口成詩成詞🧟♂️。“腹有詩書氣自華”，多讀書，心胸自然開闊🔮。
中國歷史上屬於意識形態的學術流派繁多⛷，從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到“三教九流”💮，最有影響力屬“儒釋道”三家☯️。
由孔子孔丘（生於公元前551年）創立的儒家學說🦵🏿，經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79年）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的精髓，整合優化後推薦給漢武帝（生於公元前156年）🏤，並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能長治久安，江山永固🫃🏼。在漢武帝接納了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後，儒家理論成為了漢朝及後來的多個漢文化統治朝代的官方正統的治國思想🌘，尤其是南宋朱熹（生於公元1130年）編寫的《四書集註》（《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構築了完整的封建皇朝治國思想體系，為官必學的思想行為規範，科舉考試的教科書。
由老子李耳（生於公元前571年）創立的道家學說是先秦時期很多學術流派產生的基礎🧝。如👳🏻🙇🏼♀️：孔子半生顛沛流離🥨，52歲還未得到世人認可🧯🚶🏻♂️，第二次向老子求教，老子建議孔子學習“水之德”。孔子問：“水有何德？”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天下莫柔弱於水👭🏻，而堅強者莫能勝之，此乃柔德；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子又說：“與世無爭🐕🦺，則天下無人能與之爭⭐️💆🏻。”水德“洗滌群穢🌭💬，平準高下。”老子勸誡孔子：“應去驕氣於言表，除誌欲於容貌。否則🎧，人未至而聲已聞，體未至而風已動🧑🏽⚖️，張張揚揚🚆，如虎行於大街，誰敢用你🧑🏼🍳？”孔子恍然大悟♠︎，向老子致謝：“弟子受益匪淺🧍♀️🪽，定終生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也體現道家的水德。在漢朝初期，道家理論曾成為皇家統治的指導思想👨🏼🌾。在呂後造成的國家動蕩後，漢文🚴🏿♂️、景二帝奉行道家的“無為而治”🧑🦰，使民休養生息，經濟蓬勃發展🛒，但又衍生了“七王之亂”，導致骨肉相殘。道家統治思想的不完善，使其逐步淡出統治舞臺👩🏻🦼。
由佛陀釋迦牟尼（喬達摩·悉達多，生於公元前565年）創立的佛教從印度傳入📣，受到以唐皇李世民為代表的統治者推崇。佛家的思想核心是：眾生平等🦬，知足少欲，因果報應🧑🏼🏭。這與封建統治的階級等級製相背離，所以就算李世民、雍正、乾隆這些強勢的皇帝怎樣信奉👩❤️👨，佛家始終沒有進入治國的理論體系🦍。
舅父講很多這類中國傳統文化的故事，對於僅是小學生的我不能完全理解🧘🏽♂️👮♀️，但記住就好了，在日後的人生中慢慢去悟。
學知識懂道理很重要🏃🏻➡️，學基本生存技能也很重要。記得在我僅能拿起可煮兩三人份飯量的小鋁鍋時，舅父就教我做飯和給燒柴或燒煤的爐子生火🌪。那時還沒有電飯鍋，煮飯和放米水的比例都憑經驗，舅父教我一次，我就學會了🍰，飯煮得軟硬適中，沒有夾生飯，也沒有燒糊。給煤爐生火是個技術活，如果不按步驟進行就會搞到濃煙往室內灌，尤其是天氣潮濕🧘🏽。
我四、五年級的時候🧑🍳，我媽帶我和妹妹去了鹽運西黃嫻姨（唐懷夫人）家住🔠。當時唐懷在農場👩🏽🚒🔃，黃嫻姨去幹校勞動🧖🏻♀️，家裏只有8歲的兒子。我媽也經常要參加學習班學習🤸🏽♀️，經常好多天不回家🌚👨🏿🎓，就算回家也是很晚才到家。我11歲多，負責照顧兩個小孩。下課去菜市場買菜🚵♂️，然後回家煮飯煮菜🆓；晚上還要督促兩個小孩洗澡，幫他們洗衣服。很幸運，舅父教我的生存技能👩🏻🎓，在這裏可以大展身手。舅父有空也來看我們過得怎樣🍉，給我們講故事。
有一次👨🏻🍳，班裏有個同學偷錢被抓到了，她坦白偷過好幾個同學的錢，其中偷我的最多，已經很長時間了，我一直沒有發現。然後偷我錢的同學沒事了，我被老師叫到教務室訓斥一頓，還被罰站😳，“見家長”。我雖然很氣憤🫳🏻👩🏼⚖️，我是受害者怎麽還罰我？但我有點慶幸，我沒有家長可來😝。一直等到晚上6點多👮🏻♀️。看到天色已經很晚，家長一直沒有來，老師很生氣，罵了很多羞辱我家庭出身的話。反正也不是老師第一個這樣罵我的🛷，所以我無所謂，就等老師罵完了好回家。沒想到舅父突然來了，老師以為他是我爸，就教育開了，說我家是不是很多錢🤡，被人偷了很長時間都不知道🆘，是誘人犯罪。那個同學越偷越多都是因為我。舅父對老師解釋說：“我是她舅父，這孩子現在是家長𓀔🗝，她還帶著兩個小孩🪶，全家人十天半月的生活費最多也就幾塊錢🙇🏼♀️，由她拿著去買菜😙🉑。我今天是不放心過來看看孩子們，結果等到現在不見這孩子回家，家裏還有兩個更小的孩子在等吃飯呢，所以我過來學校看看。”老師聽了舅父的解釋就沒再就什麽，讓我們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問舅父🙆：“老師為什麽不罰偷錢的同學，而罰我👋🏽，說我是誘人犯罪🦔，比偷錢的更可惡？”舅父解釋說：“那個同學本來是個好孩子，就是因為我把裝有錢的書包隨意亂放👨🏼🏫👩🏿🦲，把她的貪念引出，讓她覺得偷錢很容易🏙，也沒有代價🤾🏼♂️，逐漸養成偷盜的習慣🅿️，你可能把她的人生毀了，現在所有同學都知道她是小偷，她的名聲壞了，這樣的懲罰還不大嗎🧟♀️？所以你要看好自己的財物🧝🏼♂️，照顧好自己，不要有漏洞引人犯罪，毀了別人，也損害了自己的利益🤽🏻♂️。”經過此事，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人性中存在貪念，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這些漏洞就是讓意誌薄弱者走向貪汙👩🏼🎨、偷盜的根源。只有在製度上建立嚴密的防範措施🥮🔬，才能更好的防止人性的貪欲泛濫。
狂風暴雨的洗禮
1966年暑假📝，文革的風暴就吹到了廣州，街面☆👩🏼🎨、機關💃🏼、學校和工廠都貼滿了大字報。文革剛開始🕌，有些紅衛兵到農場想揪鬥舅父，可是農場的黨書記一早知道消息，就安排舅父上山放牛去了。紅衛兵們找不到舅父就走了。後來農場領導自身也有麻煩了Ⓜ️，就讓舅父去開病假證明，回家養病了。
當時的入學政策是按戶籍住址就近入學。我回到了父母的家住。文革的風暴也刮到我們家🐡。有一晚，接連有兩批造反派來抄我家🛷🕵️♂️，好脾氣的父親站在旁邊聽候發落𓀔。那些人搜完父母的東西🛫，就來搜我的👌，我比較倔🧑🏻🎨，憑什麽搜我的東西？我還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毛主席的三好學生”呢！本能使我捍衛自己的領地。好在當晚來抄家的人都是父親工廠的，父親平常人緣好，所以父親說那只是小孩子的東西，那些人也就算了。
我媽是個膽小的人🎚，她小時候病重，家裏人都放棄她了，是她二哥想盡辦法把她送去醫院，從死神那裏拉回💚，所以很信賴🧎🏻♀️、依賴她的二哥。被抄家的第二天，我媽就把我帶到了舅父家🐇，也許是怕我會惹禍👥🧑🏼🤝🧑🏼，也許是要向她的二哥訴說自己家的不幸吧🥿。
誰知道，這時舅父家比我們家更亂！他們家也有好幾批人來掃蕩過了🌺，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都拿走了🏵，剩下滿地書，還有砸爛物品的碎片🫃🏿，狼藉不堪💆🏿♂️。做廣州市第五中學校長的舅母被帶走了。舅父的小女兒在收拾殘局，看到我來了🧏🏻♂️，就指著滿地圖書對我說，喜歡的就拿走吧。我正想挑自己喜歡的圖書🚶♀️，膽小怕事的媽媽立刻製止我，但我還是拿走了一本意大利的童話故事書《木偶奇遇記》，這是舅父給我講過的故事書🧙🏼。那個時期書本仿佛都成了害人的毒物。
在我心目中🌬，舅父是很有威嚴很強大的人🧍🏻♂️，怎麽能這樣被人欺負呢？我不解地問他：“我是小孩子，我都要保護自己的東西不許別人搶走，你怎麽可以讓‘壞人’來搶東西🏃🏻➡️？”舅父笑了9️⃣：“我又不是小孩子👰🏽，人家說這是革命🧑🏻🤝🧑🏻，我怎能阻止呢？”我不解地問🍵：“去別人家搗亂，打爛別人家的東西，搶走別人家的東西也是革命嗎？”舅父解釋說：“革命就像滾滾洪流，泥沙垃圾也會卷進來。但是大浪淘沙⛎，等大潮退去，泥沙會沉下去，垃圾會沖走🟥，金子就會浮現了，那時才知道誰是真革命。”
舅父有很多老同學老同事在文革中被批鬥，那時經常有人來找舅父談話🖼，大概是外調人員來調查他的同學同事吧。有一次📰，有一大幫人來找舅父☸️，他們在另一個房間談話，聲音傳來時起時伏，講了很久🎅🏼🤵🏿，終於那幫人出來和舅父握手告別後走了。我很好奇，問舅父：“你們那麽大聲說什麽呢？”舅父笑道：“諸葛亮舌戰群儒🍢，哈哈哈”。舅父給我講過三國時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故事，剛才那幫人定是被舅父像諸葛亮那樣🔄🧑🏻🎄，以滔滔雄辯教育得五體投地了吧。
又有一次⚃，有倆人來要舅父寫一份什麽東西，舅父認為不對🛤🔓，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們不甘心，軟硬兼施，恐嚇舅父要註意自己的身份（摘帽右派）🪞，現在是給他立功的機會。舅父很生氣地說🧛🏼：“不管是什麽身份🖐🏼🧙🏿，都還能說假話🔳！作偽證✖️！”最後舅父請他們走了🎉。我驚訝地看著舅父，舅父笑說：陶淵明尚且“不為五鬥米折腰”，李白也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舅父說他決不能做假證害人🧘🏻🍴！
文革中，被打擊對象有“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大院的小朋友說我舅父是“大右派”。我不知道“大右派”是什麽，就去問舅父🙋🏿♂️。舅父說🪽⏫：“在數學裏，劃一條線，右邊加一個箭頭👨🏼🎓👨🦼，指著前進方向，越往右，數值越大，表示向前走得越多。‘右派’就是在前進路上走得靠前的人，‘大右派’就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也就是最有遠見的人。”長大後，我才知道1958年舅父因為在北京提出“重工業搞多了，忽略輕工業會直接影響民生，應該輕、重工業平衡發展”的言論與當時黨的經濟政策不符而被定為反黨“右派”🫧👋🏿。重工業（如煉鋼⛹🏻♀️、造船、汽車製造➿、機床製造等）是工業的基礎，當然要發展，但輕工業（如紡織、食品加工、消費品製造等）是民生的基本需求。事實證明😵💫，不大力發展輕工業，民生的基本需要就無法保障，買點布、買塊肥皂、買點白糖都要憑票限量👱🏿，更何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舅父確實是個很有遠見的人🤦🏽♂️。
“知識分子”在文革也是批鬥對象🌋。舅母是中學校長，是個教育家，抗戰時還在延安中央黨校教書呢🫙，為什麽現在天天被人拉去批鬥，還要打翻在地👶🏽，踏上一腳呢？晚上，挨了一整天批鬥的舅母回到家👩🌾🚴♀️，由於市五中大多數學生還是很尊敬舅母的👩🏿🎓，她沒有受傷，回到家還能和家人說笑。舅母胖而不高，表哥說🤦🏼：“媽媽橫豎（尺寸）差不多，打翻在地和站著也差不多，所以學生覺得打不打倒也差不多。”引得大家都笑了🧜。而我很不理解，我問舅父：“什麽是知識分子🙍🏿♂️？”舅父說：“讀過書，有文化👖，有知識🍦，懂道理，有用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了。”我想：讀書，懂很多道理不是很好嗎？為什麽要打倒？我小學三年級了，也算讀過一點書👨🏻🦽➡️，也明白了一點道理。我很認真地問舅父🦹🏼：“你讀過好多書🎅🏼，知道好多道理💪🏼👩🏽🚒，是大知識分子；我讀過一點書，懂少少道理🏇🏿🔐，就是小知識分子啦？”舅父哈哈大笑，從此就喜歡叫我“小知識分子”了🦹🏽♂️。讀書，明事理，是做人的基本需要；科學發展需要知識3️⃣，擁有更多的科學技術知識是國家發展強大的基礎。如果連知識分子都不能容納，都要打倒，又如何立於世界之林💆🏿？
文革不僅不能容納知識分子，連曾經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作出過貢獻的老革命也要打倒。
舅父敬如師長的好友——華崗（1903年生於浙江衢縣），抗戰時期在重慶八辦時曾經和舅父在同一個黨小組🚈。華崗1925年由共青團轉為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組織局宣傳部長；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1930年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1938年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兼《群眾》雜誌（周刊）主編；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主席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他任中共代表團顧問🌂；他策反過西南國民黨高級將領劉文輝💹、龍雲和盧漢等人，說服他們從反共轉向反蔣；1949年他任山東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作為一個學者，他寫了《辯證唯物論大綱》、《中國大革命史》😄、《蘇聯外交史》👨🦼➡️、《規律論》……等十幾本著作，其中還有翻譯成日文、俄文出版的，還有遺稿《自然科學發展史綱要》🎵、《科學的分類》等👆🏽。1948年華崗在香港病休期間，還在為自己寫書收集考證史料🧑🏿🚀。在聽到舅父（時任中共港澳工委財經委書記）等四個年輕人請求他講黨史時👮🏿♀️，他欣然答應，每周講一次課😵💫😖。他非常認真地準備講課提綱，並沒有因為只有四個熟人學生而松懈。講課內容組織嚴密，條理清晰，措詞嚴謹，對時間地點人物的描述確切❔。充分展現一個學者的嚴謹作風。1955年華崗因“太狂妄，目中無人”👨🏻⚕️，他的主要觀點：“我們不論對出自何人的意見🧜♀️，都要獨立思考，加以分析。我們信仰的是真理，是科學共產主義，而不是個人迷信。”就這樣，一個講真話、不逢迎🩻、專門從事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科學共產主義的學者，被懷疑是“叛徒”✭、“反革命”🦈、“帝國主義間諜”等接受隔離審查🙆🏼♂️，最終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關在監獄。1971年因病重被送回家醫治，1972年春節前又被“堅持階級鬥爭”的紅衛兵送回監獄，不久冤死在獄中。1980年7月華崗才得到平反昭雪。1983年3月6日舅父在《羊城晚報》發表了紀念文章《不勝高山仰止之思——懷念華崗同誌》👨🚀。
舅父的西南聯大同學陳璉是蔣介石的第一秘書☂️、“文膽”陳布雷的女兒🧗🏿♂️，1939年7月加入共產黨🧚🏿♀️，和舅父同為西南聯大第一🧑🎤、第二屆黨總支委員。1937年抗戰全面暴發後，蔣介石倚重的文膽陳布雷以徐道鄰的筆名在《外交評論》上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系的檢討》的文章，目的是宣傳並讓民眾認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陳璉則用筆名連發多篇文章回擊陳布雷的論調，揭露蔣介石的這個政策的真正用意。1941年皖南事變後，因西南聯大部分學生黨員疏散到外地蔭蔽👰♂️，陳璉與家人失聯，其父陳布雷托重慶八辦周恩來副主席尋找💅，找到陳璉後🤳🏻，她不願回家，是周副主席勸她回家，好好做父親的工作，也是革命的需要。1948年中，陳璉依靠父親的關系，被安排到南京國立翻譯館工作，她的丈夫袁永熙（舅父入黨介紹人）被安排在南京敵偽產業處理科工作，以這樣的工作便利掩護，為黨組織收集和傳遞重要情報。中共在解放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時，1948年11月陳布雷自殺。陳璉對家庭的背叛，對黨的忠誠👙，對人民解放事業的貢獻，早得到歷史認可。文革期間，她被定為“叛徒”、“特務”，開除黨籍，還被輪番批鬥🔶，受盡羞辱的她於1967年11月在絕望中自殺，留下遺書：“寧為玉碎，不作瓦存”。1979年3月21日陳璉才得以平反🌞。對於陳璉，舅父在1988年5月13日《羊城晚報》發表了一篇感人的紀念文章《峣峣者易折——哭陳璉》。
在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的清洗中，直至文革的浩劫，舅父那些早年參加革命的西南聯大同學、在重慶像師長一般的領導和同事🦔、文革前在領導崗位的朋友，無一幸免。他們在監獄、農場、牛棚中活著走出來，等到平反🎼，已感到很幸運。
暴風雨中前行
1968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舅父的小兒子去了海南👩👦👦，第二小的女兒去了海康（雷州半島）🙇🏿♂️，舅母去了學習班（那時被關起來也叫參加學習班），小女兒也經常去學工學農，家裏兩位母親，一個去世，一個被定為地主趕回鄉下，年齡較大的侄兒女和他的長女長子都到外地了。曾經熱鬧的家就剩下舅父一個“閑人”了。本來他家有好幾個大房間的，逐漸被擠占得只剩下兩間了🧘🏽♀️。要是有客人來住，也只能是一間男宿舍，一間女宿舍。有一次，趁他小女兒去了學農，鄰居就說他一人（我戶籍不在舅父家）占兩個大房間🔬，還占了樓梯底的小儲物室🎤，太多了✸，硬逼舅父把小儲物室讓出來。舅父想等小女兒回來清理都不行🌊🤘。鄰居們把儲物室裏的東西瓜分了🐜，把儲物室占了🫔。我很生氣，感覺被欺負了🦗。可是舅父卻朗誦起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舅父說：以後我們國家有錢，就能多建住房👩🏻🦰，大家就可以住得寬敞，不用爭了。舅父有很多外地朋友，雖然他們在文革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他們的子女出外辦事途經廣州中轉🧑🛖，都會來舅父家住🖼🕍，還有家鄉的親友來探訪🏌🏼♀️🔙，也住舅父家。所以舅父家兩間房經常會搭幾張臨時床，擠得滿滿的。1975年，舅父在重慶八辦時的老同事、許滌新夫人方卓芬從北京到廣州辦事👨🏽🎓，順道來探望他🧻，見到舅父等一大堆人住在一個房間，室內放著幾張大小床，淩亂不堪🥈。舅父在方姨眼中是偶像一樣的人物😨，看到這樣的景致難免心裏難過，感慨地說🐉：“老古，你這是怎麽啦？住得像難民營一樣👩🎓！”舅父泰然地說：“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上📵👨🏻，走過一段崎嶇的道路也沒什麽。”他一如當年那樣，繼續談笑風生。他那樂觀的生活態度，影響著身邊的人。
文革期間，盡管是那麽喧囂、那麽瘋狂，舅父依然靜心做他的學問🧒，看他的書，寫他的文章。每天上午和下午，他都會在固定時間內一個人靜靜地寫文章🐉。我小時候比較任性，舅父就像一本隨時可以尋找答案的《十萬個為什麽》🧘♀️，我自己有什麽不懂🥯、不明白，就會找他問，不管他在做什麽。為此，他再三叮囑我：寫文章和講故事一樣，是不能打擾的。一打斷思路☂️，就忘記想寫什麽了🧚🏽♀️，所以誰都不能打擾他，這是他雷打不動的時間，雷打不動！
舅父喜歡看書🤵♀️，家裏有個不讓外人隨便進的大房間（後來晚上做女宿舍），裏面有三個很大的玻璃門書櫃，書櫃裏有很多磚頭一樣厚的書。可惜那時我還不太識字。經紅衛兵掃蕩後，剩下的大概只有“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一些歷史🫷🏿、經濟類的書了。
舅父是讀經濟專業的🤚🏼，他反復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文、英文版本對照著看📦，深怕翻譯偏差造成理解偏差。他學習研究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深入理解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論述。每當他在學習中有新的感悟時⏳，就會對我這個“小知識分子”發表見解和評論🧕🏻。雖然我很認真聽🧐，可惜我什麽都不懂🦶🏼，只記住了他反復提到的詞匯：“辯證唯物”、“歷史唯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資本”、“剩余價值”、“剝削”等等🏉。舅父會形象講解，對我解釋什麽是“辯證法”時，他拿一張黑白花瓶圖給我看，問我這是什麽🧔🏿♀️？我不假思索地說：“花瓶🧚🏿♀️。”他馬上把圖片倒轉🎷，再問我🧙🏼：“你看清楚了嗎🧑🦽？”我驚訝地發現，這是兩個面對面的女人側面圖📦！看到我驚訝的表情，舅父開心地笑了，說♥︎：“想對事物有一個較接近原貌的認識，應該對該事物進行多方位、多視角的觀察🏊🏿♂️，才好下定論，否則你的判斷可能是錯誤的💿🖖🏼。”為了讓我信服🚄，舅父又拿了一個花瓶，用紙遮擋了花瓶的大部分外表面🏌️👨🏿⚕️，要我猜是什麽樣的花瓶🍷。我看到的是一個純白的瓷瓶，於是信心滿滿地說是“白瓷瓶”。舅父笑了👮🏻♀️，又把遮擋的紙拉開一點🤹🏻♂️🐣，我看到花瓶上有山和草的圖案，就說：“是山或山水畫的花瓶”。舅父又把遮擋再拉開多一點🙂↔️，我看到有山有花草還有幾個小孩在山邊玩🚝。此時，我已信心不足了，說：“是小孩在山邊玩？”舅父把整張紙拿開🚣🏽♂️🪈，哈哈笑了：“你看！”我看到🪴：一個有假山有涼亭的花園，有幾個小孩在玩捉迷藏。我之前的答案沒有一個對🫲🏿！看到我沮喪的樣子，舅父安慰我說：“你也不是全錯，你說的確實是你所見的🤖，但這僅是一個方位的看法🧑🦲🧑🏻🦯➡️。一個人看事物🐭🎉，不可能做到全方位都看清，所以聽取別人的看法，從多個角度給出的看法匯總分析，你就會得到較全面、較完整的，更接近真實的事物真相。”這就是我從舅父那裏學到的最顯淺的“辯證法”🚞。“眼看尤恐未真🤖，耳聽豈能全信”。凡事最忌諱的是以道聽途說下結論‼️。
舅父通讀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全集》、《毛澤東選集》，還會在書的空白處寫批註。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要學習研讀原著🐖，這樣可以防止有人斷章取義，曲解他們的原意。”他的這個觀點和我爸爸的觀點一致，所以我也逐漸明白並習慣作出判斷的時候，一定要看清原文的陳述，以免誤解💨。
舅父寫得一手漂亮的蠅頭小楷🦸🏼♀️🔧，喜歡用蠅頭小楷抄寫毛選原著。有一次舅父在抄微縮版毛主席語錄（體積僅比火柴盒大一點）💦，見我在旁邊看，他問我：“寫得像嗎？”我看書上的字比半粒米還小🦂，舅父寫得跟書上的印刷字一模一樣，甚至比書上的好看，就回答說：“很像。可是為什麽要抄得那麽辛苦呢？你沒有嗎🏃♂️？我叫我爸（那時我爸已從‘牛棚’出來）送給你。”他笑了❓：“抄1遍等於讀10遍，這樣邊抄邊想👨🏻🍳，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原意，還能練字呢🧑🏿🦲。”
文革期間民生物資極度匱乏，魚、肉、蛋🌏、糖等都憑票限量供應🌋。倉前街大院的住戶都在花園裏圈地養雞🚵♂️🤸♂️。舅父養了20多只雞🧎♂️，還海陸空（鴨、雞👈🏻、鴿）全面發展。因為他在農場勞動過，認識很多人，他能找到很多優良品種，什麽日本白👨🏻🔧、澳洲黑🐃、來航雞💍，全是外國新引進的品種👨🦳。他還會讓母雞孵小雞小鴨🕵🏻♂️，他能把大白肉雞養到十幾斤重，一只蛋雞一天生一個蛋。在雞瘟流行的時候，他還會給雞打雞蛋白，增強雞的體質。在大院裏舅父是大家崇拜的偶像！左鄰右舍、外來朋友👩🏽🎨🟪，要小雞的♣︎，來學給雞鴨打針的，談信鴿的，絡繹不絕。讀書學習寫文章以外的時間🫦，舅父就這樣度過💁🏿🍸。
那時養雞沒有飼料，舅父用洗完頭的茶籽水倒到泥地裏，很多蚯蚓就會從泥土中鉆出來，雞會搶著吃☃️，這樣就解決雞的蛋白質需求💂🏽♂️；他會到附近的工地找一些蠔殼，打碎了餵雞🏋🏼，給雞補鈣📟；問工地的人要一些細沙，給雞增加消化力📬；托農場的朋友買些米糠（有粗糠和細糠），再到菜市場買些菜葉煮糠餵雞。
那時候菜很便宜，1～2分錢/斤，農民一天也就掙5分錢的工分👂🏽。很多人到菜市場撿菜葉餵雞，甚至人吃🫲🏻！那時舅父經常帶我去買菜，除了買人吃的，還買很多人家不要的菜葉餵雞。賣菜大嬸都不好意思收他的錢🧨，他總是硬塞給人家，賣菜的就收1分2分錢，千恩萬謝👼🏽，感動得不得了。一來二去，賣菜的就會挑稍好點的菜葉留下，有時我們去得比較晚，市場已空蕩蕩，她也會一直留著等我們。有一次👩🦽➡️，我們去得實在太晚了🏚🥪，賣菜大嬸有點失望，突然看見我們可高興了，說👼：“古伯，我今天特意揀了很多靚菜葉留給你，人家問我要，我都沒給。如果你再不來🌕，收垃圾的來了就要收走了💇🏿。”舅父也很高興的謝謝她，給了她錢🗻，大嬸也連連說謝🕯，還許諾以後有好的會多留點給舅父🐸❎。舅父提著菜帶著我高高興興地往家走，我有點不以為然🍞👘，說：“那是垃圾👨🏻⚖️，人家都不用錢💅，你給她錢，她肯定討好你啦”。舅父笑了：“你不懂🥥，我給了錢，我們就是買賣關系👳🏽♂️，她為了長期維持這個買賣，她就會挑好的留著，這樣我們來晚了，也不會什麽都沒有。那些不給錢的🤖，來晚了，菜沒有就沒有了。我們不單是買菜，還買她等我們（買服務）呢👗！買賣雙方需要互惠互利，總是一方占便宜👩🏽🦲，生意肯定做不長。”
無情未必真豪傑
上山下鄉是“苦心誌，勞筋骨🥵，餓體膚”的艱難日子。舅父在海南當知青的兒子得了肝病，舅父托人帶給他糖和一些食物，他都退回來了。後來在海康當知青的女兒也病了🚻。舅父很擔心🧛🏻♀️，總想辦法托人帶點食物給他們增加營養。可是兒子不領情，拒收他的東西🧪。他又想辦法讓人帶多點東西給在海康的女兒。他想🛜，讓妹妹寄給哥哥✡︎，哥哥會收吧。舅父很焦急：“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本錢都不保護好，還拿什麽革命呢？”
柚子季節🅱️，舅父聽人說蜜餞柚皮很有益，好吃，還可以長時間存放🪥。他想，給上山下鄉的孩子們寄白糖會不方便吃，如果做成蜜餞🩳，就隨時可以吃了🤏🏻。於是他收集了很多柚皮👩🏽🦰🙎🏻，自己學做蜜餞柚皮。做蜜餞柚皮是很麻煩的，先把表層的芳香皮削去，泡水，瀝幹，煮出水，再瀝幹，反復幾次，去掉苦澀味，再用糖漿煮。舅父試做了很多次，每次都要我試吃🤸🏽♂️。我本來就不喜歡吃甜食🦸🏿♀️，加上柚皮的苦澀，真的很難吃。舅父一直堅持試做，最後成功了。我說：“這個可以，很好吃🌾。”他還不放心，怕我是不想試吃👨🏼💼，敷衍他✮，要我再吃一塊🏃➡️。我說☣️：“不好吃的🧂，別想我會說好。這次做的真好，清甜，不苦澀，還有一層白霜⇾，好看。”他很高興，對我說：“那就把這些藏起來吧。”我奇怪地看著他，他補充道：“這些好的留著寄給慧中，她要請同學吃♝，還要寄給華仔，全部給她都不夠分👤。不藏起來🤵♀️，這個來試一塊，那個來嘗一口，都試無啦🌥，又不能保證每次都做得這麽好。”滿滿的父愛以很實在的方式展現。
入秋開始，舅父又忙著曬臘肉、臘鴨🧑🧒🧒、魚幹🚂、菜幹什麽的，既要送給親戚朋友✌🏿，還要寄給過苦日子的知青兒女。舅父還會做糯米酒🛞，給生孩子的女兒和侄女吃。我很佩服舅父🏄🏻♂️，真是能文能武🧜🏽♂️👧🏼，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笑道🩱：“自力更生🤳🏿🚊，豐衣足食”♝。
我小時候經常扁桃腺發炎引發高燒👨🏻🦼➡️。在上海讀醫大的表哥說，把扁桃腺割了🧸，以後就不會再經常發高燒了。還幫我約了無麻手術，因為當時這是新的手術方法，所以輪候的人很多。當輪到我手術時開學了，家裏也沒人照顧我。手術後，舅父要我去他家休養🏃🏻➡️。他一個人忙前忙後💳，還要另外給我煮粥，每天還帶一個大保溫瓶去買很多雪糕回來，要我吃，還引來大院一大幫小孩來分享。我本來就不喜歡甜食，加上扁桃腺手術後吞咽困難，我耍賴不肯吃雪糕🦸🏼♀️，就說：“你其實是自己喜歡吃，卻拿我做借口。”舅父哈哈大笑💆🏿：“是啊，你是手術康復必須吃🖐🏽，冰凍傷口好得快。我是想吃，治肚子。我們是一舉兩得🪄，不止，是一舉三得，鄰居小朋友也喜歡來吃啊”。舅父的話得到這幫小孩附和，都說古伯說得對👨🏻⚕️。舅父就是這樣從不掩飾自己的喜好，對大家都有利的事可以多做。
我在舅父家過生日，舅父會煮兩個雞蛋👅，還用紅紙染紅了🤹♂️，給我吃。我不喜歡吃煮雞蛋黃👨🏿🔧，就對舅父說：“在家裏生日👼🏼，只吃一個煮雞蛋，還可以不吃蛋黃👩🦽。”舅父笑了：“難怪你這麽調皮💿，知道為什麽生日要吃煮雞蛋嗎？煎雞蛋都不行。傳統習俗👩👧，小孩子生日吃煮雞蛋🤵🏿，是要小孩子有‘王管’👮🏻♂️。粵語諧音：蛋黃（王）🙏🏼，意思是受王法規管👩🏻🦱。我就是看你調皮💔，給你煮兩個雞蛋💥，加強管教。快吃了。”其實那個時候🧓🏿，雞蛋也是緊俏品👊，舅父就是想讓我多吃點🍗，說得那麽冠冕堂皇🈴🐘，讓人無法不從。
那時在舅父家住，如果小表姐去學農了，我就要一個人住一個大房間（女宿舍）🏋🏿♂️✧。開始我會怕黑，舅父問我🙍🏽♀️：“你有做過壞事嗎？”我說：“沒有🦸🏽。”他說：“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一個人從出生就帶有一身正氣🤦🏿♂️，鬼神都會怕三分。人每做一次壞事，身上的正氣就會衰減一點，慢慢鬼怪才會入侵。你沒有做過壞事，那你還怕什麽呢。”我安心地睡到天亮📱，從此也不再怕黑了，敢一個人在山頭守夜，一個人半夜走在鄉間小路🥲。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不怒自威的舅父🦎，用他自己很實在的方式關愛子女👨🏿🔧，幫助身邊的親友。
後天下之樂而樂
文革期間舅父的生活費只有90元/月🏩，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也就30～40元左右🟤🦹🏼♀️，按理說🐙，舅父的日子可以過得比較寬裕🫸🏽，但是他卻很節儉。舅父的錢常資助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他家三樓的一個住戶，曾串通外人整過舅父，卻經常來“借錢”♚，且借錢從來不還（大院的小朋友告訴我的）🤽♂️。有一次他又來借錢，剛好讓我撞見了。我生氣地看著他和舅父🛖👨🏭，表達的意思是“好意思嗎！有借不還🌏，還使壞。”可舅父依然慷慨解囊↔️！那人拿到錢走後，舅父解釋說：“我借錢給人家，從沒想過要人家還。借錢給人家，肯定是人家有需要，我有這個能力為什麽不幫呢？如果借錢給人家🧧，想著要他還的，最好不要借🧑🏽🦳。因為如果他不還錢，你就要追討，這樣就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經常看見舅父在補衣服☝🏿，特別是他的汗衫，說千瘡百孔不誇張，才補了又爛𓀍。我實在看不下去，就說🧎🏻♀️➡️：“拿去當抹布都嫌爛，扔了吧。”舅父風趣地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可以穿九年啊。”他的小女兒實在不忍，幫他買了件新的👩🏿🏫，把那件破得不行的汗衫拿去擦地了。舅父不爽了👲，說：“你可以先用來擦桌椅🧑🏽🌾，再拿去擦地，這才是物盡其用👤！”我不以為然🚵🏼♀️，嘀咕✋🏽：“你又不是沒錢買🧙🏽♀️，有錢送人家，沒錢買衣服。”舅父一本正經地說🍲：“不是錢的問題🌅，現在物資缺乏，買布都要布票呢🤾🏿♂️！我們國家是人口眾多，物不太博👸🏿，人人大手大腳浪費，到時候就是想用樹葉做衣服都不夠了。”我又嘀咕：“想得那麽遠#️⃣🫅🏼，杞人憂天🤱🏽。”舅父又說：“範仲淹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呢，難道我們還不如古人？”是啊，那時誰還想節能環保✋🏿？還想為子孫後代節省資源？
在後來，“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簡稱研究中心）建立之初🚵🏽♂️，條件較艱苦，舅父每天騎自行車去上班🧑🏼🚀。在他帶領下，“研究中心”很快取得了令人觸目的成果👩🍼⏩。在他的推動下全國各地也興起了研究港澳經濟熱。“研究中心”鳥槍換炮👎🏼，還配上了小車。他享受的是副省級待遇，本來有小車接送上下班。那時他已搬到東川路4樓住。80年代改革開放不久🙍🏻♂️，人們生活水平還較低，在廣州偷自行車的情況比較嚴重。舅父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回來還要把自行車扛上4樓🦶🏻，一直堅持到70歲多。我曾忍不住說他：“一把年紀了，那麽辛苦幹什麽呢？又不是沒車接你🦾👰🏼！”舅父幽默地說：“上班我騎它（自行車），下班它騎我，我在鍛煉身體呢🥩！看我勁（健壯）嗎❤️🔥👴🏻？”還做一個秀臂肌的動作。他看我不認同的樣子，就接著說😱🤵🏻♂️：“又不是很遠的路程🚸，坐車多浪費，還要麻煩司機。”我說：“司機不是配給你用的嗎？怎麽說麻煩📹？”他笑著說🏃♂️：“單位人手不多，司機幫做其他事去了🚢。”落難的時候節儉，人家可能認為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可他回到高位，依然節儉🤖，依然為他人著想👨👨👧，這就是本色吧！
書畫朋友圈
舅父不但毛筆字寫得好，還喜歡韻律詩詞😌🏒，自己也會即興吟哦一兩首。他有一班詩書畫界的好友。1972年後這班好友陸續從“學習班”出來🔙，得閑時也會來探望舅父🎶，拿他們自己的作品讓舅父點評。他們外出聚會，舅父不便同行時🏑，他們會將聚會時各人的即興作品記錄下來，送給舅父欣賞點評📻♋️。
曾敏之伯伯抄寫給舅父賞鑒的幾位詩友的即興之作。
三十年前與畫人陽太陽、余所亞及謝家因💁🏿、馮伯恒、陳蘆荻🧑🦼、曾敏之共旅桂林🔛。七五年初冬，所亞自北京以詩贈伯恒，適太陽就醫廣州🛃。立冬日，與家因等舍於茶樓🦔。當晚，伯恒出示寄所亞詩🍉，因有和章，悠悠之思🤵🏽♀️，願太陽、所亞、家因、蘆荻、伯恒諸桂林故人有以鑒察之👨🏼🦲，並塵朱蕰老、陳邇冬，北京👩💻；吳有恒、古念良🗑，廣州。
相濡涸轍未能忘，又對雲山問海桑🏭。
挈婦將雛行色壯，懷人傷逝苦茶涼。
銜枚驥老悲蹄蹶，被酒顏酡是夜長🏭。
歸去詩來多慷慨📻，願抒靈感畫漓江👩🏽🏫。/馮伯恒
壯年影事付渾忘📎，慣看浮生海與桑🧛🏿。
敢有情多誇筆健🧑🏻💼，不因人去怨茶涼。
每撩華發知天厚🅰️，看待銀河聯夜長。
此際我心如止水🍾，斷無殘夢到漓江⛹🏽♀️。/胡希明
久溷征塵事，豈忘相逢有憶半滄桑。
卅年藝苑留剡卷，一枕清霜覺夢涼。
世味嚼👮🏽♂️，來情日🤷🏼♀️，悄吟鞭指處，興倫長。
何當重認花橋路，煙雨空濛泛碧江。/曾敏之
書畫朋友送給舅父兩幅鄭板橋字畫拓本：吃虧是福
滿者損之機，虧者盈之漸💇🏻。損於己，則益於彼。外得人情之平，內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
舅父說：水滿易溢🦈，月盈漸虧。所以做人要虛懷能容💇🏿♂️，否則禍不遠矣。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多做點事，可能對自己沒有得益，勞而無功，但對你周邊的人會有幫助，或對整個社會有幫助，這樣大家共同進步了😇，你也就進步了。
鄭板橋的“難得糊塗”🧑🏿🦲。字畫中的小字說明“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
有人認為鄭板橋：“真乃絕頂聰明人吐露的無可奈何語，是面對喧囂人生✶，炎涼世態內心並發出的憤激之詞↕️。”
鄭板橋1693年出生🙆🏽🛸，1732年四十歲中舉，1742年五十歲做範縣縣令🧛🏽，後調任濰縣，1753年因得罪上司被辭退。他的“難得糊塗”在1751年寫成。
舅父評說：做官不能糊塗，尤其是做縣級父母官🎄。糊塗官判“糊塗”案，禍害的是老百姓。做任何事都要認真做，才能將事情做好。
這是著名木刻版畫家、前廣東畫院院長黃新波✋🏻，翻畫自己早期作品送給舅父欣賞斧正的畫作。
舅父也有遊山玩水的時候。
舅父喜歡自己駕馭馬車，朝著認為合適的路上行走。
風雨過後更蒼郁
1977年初“文革”已結束🦤，很多老幹部陸續復職。但舅父的“右派”問題還未解決➗，只在家中修煉。雖然有政府部門及院校等單位拋出橄欖枝🦶🏽，但他都沒有回應💇🏼。在舅父60虛歲時，他幾十年的好友，時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曾敏之填了一首《水調歌頭》贈給他：
昔奮愚公誌，今作息機人。
六十流光如失，依舊挹清芬😬。
曾站潮頭迎浪，幾見崢嶸歲月，含笑付清尊。
純鋼因百煉，流水可捐情🚬。
懷杜若，接芳草📮，話靈均🫱🏿。
一任雲山香滿，叢樹蔽高岑📓。
且理湘囊舊稿🫒，好振霜毫摛藻🧍♂️，湖海有知音。
名山期不老👨🏻⚕️，休負百年心⌨️。
詞中除了稱贊舅父的才華、豪情壯誌和幾十年的風霜磨礪👺，更勸舅父“且理湘囊舊稿，好振霜毫摛藻”👩🏽🦰。告訴他“湖海有知音”，懂他的人很多，希望他接受“知音”人的邀約🥲🧔。“名山期不老𓀗，休負百年心”，在有生之年不要辜負自己的真才實學👨🏽🦱，為實現理想繼續奉獻。
1977年秋👌🏿，舅父在重慶中共南方局經濟工作組工作時的組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許滌新〰️，極力推薦他到北京中國社科院參加中國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辭典》的編審工作。開始由於舅父的“右派”問題還未解決，廣東方面猶豫不決，不肯放行。經過許老的多方努力😗，甚至親自派人來廣州辦理手續，舅父終於可以去北京了。臨行前👨🏼🎓，舅父的好友、曾任廣州市委書記、時任《羊城晚報》總編輯的吳有恒賦詩相送🧗🏻♂️，以壯行色：
題詩我欲送君行，意態忽然甚縱橫🥧。
二十年來將冷眼🚣♂️，空無物處看浮生😎。
不因成敗論諸葛，未必著書比老彭。
此去瓊林應奪席，莫教博士浪談經。
吳老的這首詩直到1980年5月2日才在《羊城晚報》發表，吳老在發表這首詩時寫道：“我故作豪語，以壯其行，卻未敢輕易給人看💐。我對這位友人（指古念良）說：過兩年發表。我料兩年以後‘右派’問題當會改正。”
1974年🤢，舅父舅母與吳有恒夫婦在廣州
因為舅父的“右派”問題還未得到平反👨👨👦👦，他很多知己好友都只是在私下和他交往，甚至和他合寫的文章，也不敢署他的名字。1977年9月在準備上北京前，吳老和舅父合寫了一篇《對經濟工作的七點設想》的論文，準備由舅父提交給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許滌新。考慮到舅父“摘帽右派”的身份🏖，論文僅署吳老的名字。這篇論文詳述了：實行經濟改革應該采用：“免公購糧，計件工資，合同計劃，企業自治，科技革命🕵🏻🧏🏿♂️，資源致富，充分就業”等七項舉措的內容✵、實施方法及可行性分析💇♂️，論證這是振興經濟的可行之路。這篇論文長一萬多字。吳老和舅父共同討論商議後，由他執筆，舅父審定並抄正（舅父的小楷很工整漂亮）。因舅父和經濟所所長許滌新關系深遠，所以論文由舅父帶去北京交給許老。由於他們的經濟改革思路太超前🔘，論文交許老看後，許老說不能發表。舅父提議：“打印幾十份🤵♀️，分送給有限的人看如何？”許老沒有同意💇🏽♂️，論文被擱置🤵♀️。這篇論文提出的七點設想：“免公購糧，計件工資，合同計劃，企業自治，科技革命，資源致富🙇🏼⟹，充分就業”👨🏽🔬🧑🎤，在其後的二十年裏已逐步實施Ⓜ️，並通過實踐證明這些措施確實有利於經濟的繁榮🖐🏽。
舅父到北京後，全身心投入到中國社科院主導的中國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辭典》（簡稱辭典）的編審工作。《辭典》作為政治經濟學學習與研究的基礎工具書，填補了中國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空白🧑🍳。《辭典》全書選收辭條近二千條😞，共九個部分，分為上、中、下三冊🍪。上冊包括導論、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三個部分；中冊包括帝國主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國經濟思想史和外國經濟思想史四個部分；下冊包括社會主義和部門與專業經濟兩個部分。為《辭典》供稿和參加編審工作的有全國60多個單位的數百名專業人士。還有許多人參加了討論或提供了書面修改意見。舅父作為主編許滌新的一個得力助手👩👧👧，在《辭典》編審過程自始至終，從西安📢、桂林🏕、從化🥵、無錫、長春到北京👨👦👦，經歷了各個階段。從1977年9月開始編審👧🏽，到1979年5月完成定稿🍮，歷時近兩年。舅父對經濟專業的熟悉👨🏿🎤，對用詞的嚴謹👩🏻🦯➡️，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得到參與各階段編審工作的專家🕵️♀️、學者的贊譽和嘆服🪗🦸🏻♂️。而舅父因為在完成定稿時還背著個“摘帽右派”的標簽，他的名字隱身在70個編審人員中。當時有人說他的名字可能不能出現在編審人員中🧞♀️🌪，舅父說署不署名無所謂🤦♂️，能參與已很高興。他不畏艱難，不計名利🦪，積極奉獻的品格🙍🏼♂️，影響著他身邊的人🙏。
1980年初，舅父與許滌新及他的夫人方卓芬（也是舅父在重慶和香港時的同事）於北京。
1979年10月👨🏫，舅父的“右派”問題，歷時近22年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有省市政府部門和大學邀請他出任領導，舅父的朋友和以前的老部下也紛紛向他招手，均被他一一婉拒，他以“先完成中國社科院編《辭典》的收尾工作再說”來推托🕵️♂️。1980年初，《政治經濟學辭典》上冊通過審批👨🏽🦱，開始排版付印，舅父的編審工作完全告一段落。同年3月🐍，許滌新和舅父先後擔任過總編輯的香港《經濟導報》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許滌新率中國經濟專家代表團訪港，出席“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研討會🗜，這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在香港和海外所舉辦的第一次這樣大規模的中國經濟研討會🦪，出席研討會的中國代表團經濟專家有許滌新➜、董輔礽、劉國光🦜、古念良🧑🏽✈️、孫孺、蔡北華等。研討的題目是海內外普遍關註的🧑🍳⚛️，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展望🦸🏿♀️。在研討會上♢，舅父以中國社科院經濟特約副研究員的名義作了《當前我國技術引進及其前景》的演講🚴🏿♀️，受到港澳和海外經濟界、學術界人士的高度關註和贊賞。原已有英譯本的講稿，再次由一位美國人重新翻譯，刊登在紐約《中國經濟研究》1980年第十四卷第一期。
演講中，舅父以“國際間的科學技術交流，自古以來就有。科學技術是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的🃏🪭。它是人類在科學實踐和生產活動中所取得的共同財富💃🏿。”為切入點，論證我國技術引進的重要性和前景。“在世界歷史中，某個國家在一個時期科學技術處於先進的地位，如果她停滯不前的話，別的國家趕上並超越她🙆🏿，她就要處於落後的地位🦛。”很多科學技術的發明到實際應用🥐，都經歷過不同國家的科學家的努力📆。如蒸汽機，由英國科學家瓦特發明🚑，但得以實際推廣應用是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茲和英國科學家波義兒及西歐各國科技人員不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都要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而且很多又是在引進之後🎏，加以消化吸收，並進一步提高和發展👏，這就是世界科學能加快進步的必由之路。而我們在“四人幫”橫行期間推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我國的科技與世界的先進水平拉開了距離👩🦯。
舅父在演講中提到👨🏿🚒：在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所製定的方針🧰，就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舅父為了證明這個方針的實施情況，列舉了1950～1979年間我國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對外交流的具體數據事例予以說明🌆：
第一階段，1953～1961年，我國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了以156項為中心的400多個項目，包括冶金🪬、機械👶🏼、汽車🚵♂️、煤炭、石油🍭、電力🚴🏽、電訊和化工等，為我國工業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第二階段，1962～1968年🤷，我國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貿易幾乎停頓👨👩👧。1962年9月😶，開始和日本談判進口兩套維尼龍設備，不久又陸續從西歐十多個國家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精密儀器和機械等80多項設備。但由於“四人幫”等幹擾，許多沒有按計劃完成。如🧑🏼🚒：從西歐引進的生產卡車技術及設備🦵🏼，由於受幹擾，實際產量只達到原協議的十分之一，損失很大🏋🏻。技術引進工作被迫停頓💩。
第三階段🙍🏻♀️，1972～1977年，1972年初，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我國又重新開展技術引進工作。首先是四個大的聯合企業引進了四套化纖生產成套設備，這對我國化纖企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同年8月♡，批準武鋼引進1.7米薄板軋機👨🏽🔬✮，之後陸續和日本🕵🏼、西德🦸🏻♂️、英國、法國、荷蘭及美國等國共簽訂了200多個項目的合同。如十三套30萬噸合成氨大化肥生產裝置，北京燕山石油化工總公司的30萬噸乙烯生產及配套的四套裝置。這個時期直至“四人幫”被粉碎後一段時間，仍不斷受“四人幫”及其流毒影響♙，我國的技術引進工作仍未能順利展開。
第四階段🔖，從1978～1979年底𓀍🤵，僅1978年一年間，我國先後與許多國家簽訂了上千個引進合同🥽，項目之多𓀋，規模之大，門類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引進成套設備☢️♘，也有只引進關鍵設備。1978年開始👏🏼，我國擴大了對外科學技術的交流🌼，請外國專家和科技人員來我國講學和交流經驗；派專家和科技人員到國外學習、參觀、考察，選派留學生到西歐、北美和日本等國學習，人數之多🪇，規模之大，來往之頻繁，是我國空前的📣🍋🟩。1979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簡稱《合資法》）🤚🏼，這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註，認為這是“以法律的形式表明政策🦃，為外國投資打開大門的創舉🧝🏽。” 《合資法》頒布不到一年時間🫀，已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公司或個人♾，包括港澳同胞，前來洽談合資經營。約有一百多個項目，其中一些規模很大的項目💆🏿♀️🦚，涉及冶金🗞、化工、電子、輕工、紡織、汽車製造、橡膠、機械💪🏽、電力等工業和農牧業、石油勘探等行業🚶♀️。在1979年一年中，與外商（主要是港澳）簽訂來料加工和補償貿易的合同1500多項🧔🏽♂️🚣🏿。
舅父在演講中提出：在引入外資時，一定要堅持的幾個原則：第一，是平等互利原則👋🏼。如果一方恃自己擁有某些優越條件而想壓倒對方，或采取不誠實手段🙇🏻，這樣的合作經營不可能長久。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尊重對方的意見，共同發揮雙方的所長，才能共同辦好合營企業。第二，凡是無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國際慣例，我國會予以參照，以利於吸引外資。第三，最重要的是對引進技術和利用外資的任何規定，都不能使我國主權和經濟獨立受到損害🧑🏻🍳。
舅父在演講中表示🎠👩🎨：技術引進🧚🏽♀️、利用外資是一個長期政策。現在科學技術發展很快，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領域內領先，都要相互引進，才不致停滯不前。根據各個時期的經濟狀況和技術水平，有重點地引進⚽️，以快速填補我國的薄弱環節。在國際上🦃，我們的朋友越多，我國和西方國家的經濟關系越擴大，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現代化的實現，前景更美好❎。舅父的演講得到了極大的關註，尤其引起了西方經濟界的重視，美國人還專門拿了講稿用美語再翻譯在紐約刊登。
剛踏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當國門重新打開時🧘🏼♂️，外面已是花花世界，比鄰廣東的香港更是經濟騰飛，成為世界重要的金融商圈之一。舅父這次赴港是三十年舊地重遊🧑🏻🎨，香港經濟的飛躍，香港此時的繁榮給了他巨大的沖擊✊🏻，他不由得深思：香港的繁榮是怎樣取得的？怎樣發揮香港在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繁榮所掩蓋的矛盾和問題怎樣解決？一連串的問題激發起舅父對港澳經濟研究的欲望🤌🏻。舅父的想法得到了許滌新的贊同和支持，許老對他說：“香港這些年變化這麽大，但我們卻沒有去研究它🧗♀️。香港是中國的領土，1997年新界租借期限很快就要到了，難道我們要到那時才去研究它嗎？”港澳是西方經濟模式的展示窗口🤚，研究港澳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為我國經濟發展少走彎路提供借鑒。在許老的鼓勵支持下🛎，舅父積極籌組，1980年8月♌️，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正式成立了“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簡稱研究中心），這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從事港澳經濟研究的機構，舅父擔任中心主任。
開辟港澳經濟研究這一新領域🏄🏻♀️，需要人才、資料☄️、經費和外匯🍩。辦公地點的選擇也很重要，總不能全程紙上談兵🚭。舅父考慮到廣州比鄰港澳，無論是實地調研，還是資料郵寄，都可以省時省費用。為方便工作🧑🎤，中國社科院的港澳經濟研究中心落戶廣州。但當時中國社科院在廣州沒有房產🧁，而廣州居民住房亦很擠迫，很多單位的辦公場地有限📠。舅父找到廣州市財貿幹校尋求幫助，幹校以最低廉的租金給了“研究中心”兩間臨時辦公室👳🏼。剛開始“研究中心”在試辦階段，還沒有正式編製，只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編製中劃給了7個名額🧝♂️，具體人員要舅父自己去物色🏃🏻。當時國內沒有人研究港澳經濟，加上“研究中心”經費極少🧎♀️➡️，組建專業團隊確實很難，但“研究中心”被要求盡快建立。舅父只得帶著一個北京的年輕人南下廣州👱，先架起爐竈再找米下鍋了。
回到廣州，舅父雖然被棄置二十年，但高朋還很多的🧇。他邀請到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範學院（現華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現外語外貿大學）和中山醫學院（現中山醫科大學）的教授、副教授和講師來兼職不兼薪🎴，還邀請了已退休的教授、副教授和誌同道合者前來“客串”🧄。這支研究港澳經濟的“義務勞動”團隊竟然多達20多人🤾🏿♂️！其中請來管理“研究中心”經費和行政事務的是舅父做廣州市財政局長時的下屬👊🏿👝、西南聯大法律系的歐森同學。歐森是解放前廣州市財政局的國民黨官員，在舅父準備接收市財政局前🕥，專門去聯系他🙅🏿🪟，請求他留下，協助收集財政局的有關資料，繼續為新政權服務🦄。歐森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並為財政局的接收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人們剛從文革走出，“階級鬥爭”這根弦還繃得較緊，有人對舅父這種用人模式有不同看法🦶🏿🧨，小報告打到社科院許老那裏，說“研究中心”用人不當🦨，有嚴重的立場錯誤🖖🏿。為此，許老專門派人來廣州調查。舅父向調查人員介紹了歐森的情況❔，認為歐森解放初期就協助過他工作🧑🏼🍳，廣州市財政局的順利接收🚵🏼♀️🧑🦱，也有他的貢獻🕢，是個信得過的人。經調查🧔，許老認為“使用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對的”👧🏻。早在抗戰時期，舅父和許老同在重慶南方局統戰委工作時，他們都深知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努力達成目標。舅父不但善於團結和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也善於爭取港澳學術界和工商金融界人士的支持，善於與港澳及國際有關方面溝通聯系，因而得到幫助和工作上的便利🧑✈️。
八十年代初西南聯大粵籍同學攝於廣州⛓。前右四是舅父古念良，右五是舅母沈吾華，後右三是舅父在廣州市財政局時的同事歐森，也是港澳經濟研究中心同事。
“研究中心”剛建時🐼，港澳經濟研究是個空白，完全沒有可供參考或借鑒的經驗。舅父通過早年在香港任職時的關系，收集了近三十年港澳及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財經新聞報刊、雜誌、圖書資料。他和一班誌同道合的“義務勞動”夥伴們對這些資料進行分類，篩選，匯編，分析研究，再進行實地調研➖。這是舅父年輕時常做的事，他一邊自己做一邊指導夥伴們重點關註什麽，忙得不亦樂乎，但卻充滿著當年的豪情壯誌，不知疲倦👩🔬。他們通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通過對經濟數據的分析研討，從中尋找發展的規律，為有關部門的政策製定提供參考🕵🏽♂️，也為社會上出現的一些經濟問題釋疑。從那時起，舅父和他的夥伴們孜孜不倦🎠，兢兢業業，鍥而不舍👫，像一群“拓荒牛”不辭勞苦🐝，辛勤耕耘。正如《光明日報》在1981年2月10日發表的對他的專訪文章中所說：“十分贊賞他這種以‘拓荒牛’自喻的精神，我們搞四化，正需要更多這樣的‘拓荒牛’。”
在很短的時間裏，“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形成的理論見解，得到了業界的高度關註和重視✢，也為政府有關決策提供了參考。
1980年11月，舅父創辦的《港澳經濟》雜誌在國內外公開發行👨🏽💻，他兼任雜誌的總編輯，唐懷教授任主編。借助這個平臺，舅父發表了很多有影響力的文章。
1981年，舅父回到34年前工作過的香港《經濟導報》雜誌社。
1981年，舅父與劉國光、陳可焜攝於香港✍🏼。
1981年🧙🏻♂️，舅父與當年在香港《經濟導報》社的同事合照。
1982年1月🪧，許滌新率團訪問海南，舅父和趙元浩✊🏼、周維平隨行。
去到鹿回頭舅父還即興作詩呢：
（一）
似火驕陽臘月天，綠蔭搖曳草芊芊。
此行得見椰千樹，不負相思四十年。
（二）
誰雲舊願久難酬，海角天涯眼底收📧🤌🏼。
醉倒椰林香未盡，人生幾見鹿回頭。
1982年9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這次大會重申了“實行對外開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舅父在《港澳經濟》1982年第5期發表題為《貫徹十二大精神🏄♂️，加強對香港經濟的研究》的文章中，稱贊這個戰略方針“是一個極有遠見的重大決策”。在這篇文章中舅父主要論述回答了三個問題：
1）在改革開放之初，不少人對打開國門𓀈，通過對外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有顧慮。舅父在文章中通過引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預言：“從美洲的發現，引起了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工具的極大規模的發展👲🏽，使所有一切國度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先前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塞狀態以及單靠本地產品來維持生存的狀況已經消逝👳，現時各個民族都已經是在各方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 舅父以這個已被日趨密切的國際經濟關系所證實的預言為理論依據💇🏽♂️，再從人類歷史發展至今的史實🕖，闡明現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地區）企圖閉關鎖國🚴，不和其他國家發生經濟關系是不可能的。他詳細說明🧑🏽：“由於各國的自然條件不同🫂，歷史傳統不同🫏，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同💇🏽♀️，從而形成各國、各地區的產品種類👩🏻🎨、質量千差萬別🌊，成本高低懸殊🧑🏿🏭。有的甚至一地有🙋🏿♂️，另一地奇缺，彼此都需要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發揮自己的優勢，彌補自己的不足🫱🏽。”“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不可能在所有一切科學技術領域中都占領先地位，也都有必要向其他國家吸取先進技術🪖，以提高本國的生產能力，發展本國的經濟。”以此論證對外貿易的重要意義。舅父通過建國三十年對外貿易的經濟數據(見下圖)🎓，說明我國在建國初期就開始致力於拓展對外經貿，但由於受文革的影響對外經貿下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外經貿開始回升🧑🏻💼。通過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科學技術，消化吸收，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可以加速我國的現代化建設。
2）同在這篇文章中🛍，舅父也介紹了“香港是一個國際性港口，已經和160個國家、地區建立貿易關系，其中有60多國在香港設有領事館或商務機構，各國各地區的大銀行🧑🍼、大公司許多在香港設有分支機構或經銷商等，加上航運、空運發達，暢通世界各地，機場⁉️、港口☎、碼頭以高效率聞名於世。”舅父在文章中引用了當時港英當局的統計數據“國貨經港轉口統計”（見下圖），說明近10年（1972～1981）間國貨通過香港的轉口貿易在增長，而外國貨物通過香港轉口到內地的增速更大✍🏼。除了作為轉運港口🔌，香港也可以是內地引進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窗口👊🏿，內地和香港合作共贏🧘🏻♀️。
3）有人將香港的經濟發展，說成是英國統治的結果。舅父在這文章中反駁：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那麽，直接在英國政府統治下的英倫三島現在的經濟怎樣？新加坡在英國統治期間只是一個轉口港而已，1959年自治，1965年獨立後，經濟飛速發展，不僅轉口港地位得到加強和發展👩👧👦，而且建立了一系列的工業，並向高增值的技術密集型工業發展，社會風尚亦為世界所稱道。有我國內地對香港經濟各方面的支持😓，香港在維護我國主權的前提下🧑🤝🧑，繼續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繼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並保持繁榮，是可以期待的🕒。
1982年，舅父隨許滌新率領的中國經濟學家代表團赴加拿大訪問🚶➡️，攝於多倫多。
1982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我國，我國明確表示在1997年7月收回香港主權。在這一年多裏🏛，港元幾次波動™️🧜🏽♀️，至1983年9月港匯狂跌，房地產業萎靡🏖，香港經濟潛伏著嚴重危機，有人趁機將這個危機歸咎於“1997”。認為假如沒有“1997”🈷️，香港經濟就會太平無事。針對這個論調，舅父發表了題為《假如沒有“1997”》的分析評論文章，同時刊登在香港《文匯報》（1983年12月21、22日）和《港澳經濟》（1983年第6期）🌮。
文章中，舅父用“港匯指數升降表”的具體數據進行分析比較⚃，從數據中可以看到🧓，港匯指數在1976年達到峰值🍋🟩，之後逐年下滑🤰🏽，1977和1978年尤為嚴重，較前一年分別下降了7.8和13.4，那時遠在1982年9 月撒切爾訪華🪀🩺，正式提出“1997”前👶🏼，港匯指數這樣大幅度下降，與“1997”顯然無關。舅父還從香港貿易、房地產業和製造業的興衰，指出其管理製度的不健全和資源的局限⛹🏻♀️，造成的經濟衰退與“1997”無關，反而香港近20年的繁榮有得益於背靠內地的優越地理條件，而不是英國統治的結果。舅父在文中反問5️⃣👬🏼：“英國以不平等條約統治香港近百年，為什麽要等到最近20年才讓她獲得經濟上高速發展💆🏼？”舅父在文中預言：“在我國回收主權後，香港有了廣大的內地的支持🛅，將會逐步克服香港經濟的對外依賴性和脆弱性，香港經濟將有更廣闊的發展。”
自二戰後，尤其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後🧑🏽，香港的經濟快速增長😈，至八十年代已成為耀眼的東方之珠。香港的繁榮因何而得？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1、祖國的支持是香港經濟迅速發展的決定因素。2、決定的因素在英國統治𓀃。舅父在香港《經濟導報》（第五期👧🏽，1985年1月21日）和《港澳經濟》（1985年第一期）發表題為《政策是香港經濟成長的催化劑》的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細的剖析🕵🏻♂️👩🏼⚕️。他認為😧：（1）優越的地理條件：香港地處祖國南大門，又是世界兩大金融中心（紐約和倫敦）的時區位置中點；（2）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利於香港的國際環境🟨，解放前夕，內地絕大部分的官僚資本和外國財團及部分民族資本撤到香港🪝，伴隨著資金和設備的流入，一批有技術、有經營經驗的企業家和工資低廉的勞動力湧入🍫，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3）香港開埠百多年來對外貿易中建立的國際經濟關系和鍛煉成的靈活應變能力💂🏿♂️，使香港得以生存和發展；（4）由於資金的流入，港口、碼頭、機場、道路、電訊等基礎設施得到不斷優化，形成良好的投資環境等。這些是客觀潛在的有利因素，而適應香港實際情況的政策則是觸發這些因素發揮作用的力量或催化劑👍🏻。
港英政府采取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自由企業🧝🏻♂️、自由貿易🧑🏼🍼、自由外匯兌換、資金進出自由🐈、人員進出自由等🌿🕵🏽♀️，有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國政府的維持香港穩定和繁榮的政策♟。在香港任期超過10年（1971～1982年）的麥理浩港督在英國的上議院辯論發言中也認為：“在我作為總督的年月中，我發覺中國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廣東官員一貫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幫助👨🏻🎓。”我國的政策對香港政治和社會的穩定起了決定性作用🛺，是香港能夠成為世界上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的前提條件🙇🏿♀️。其次是物資供應上的支持，如長期無間斷地供應淡水，此外，新鮮蔬菜、魚🌅、肉等生活必需品，內地一直以低於國際市場價格供應香港👨🏼💻。那時港英政府認為：“特別是食物🗿，對中國基本上是依賴。”1983年9月香港受到金融沖擊時，港英政府以行政命令接管私人資本的恒隆銀行，有人批評為“使香港的自由經濟蕩然無存”🚣🏼♀️。但這些幹預對香港經濟的發展和穩定起到積極作用。可見，自由放任或不幹預政策並非一成不變的。港英政府本身也是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經濟政策以適應在變動中的經濟形勢🪥。因此促使香港經濟繁榮的催化劑是政策，包括港英政府的政策適時調適和中國政府支持穩定的政策。
除上述論文外，舅父還發表了一些關於香港過渡時期等問題的論文及會議發言和研討報告🔣，從這些文章中可見，他的研究都是針對現實中具有重大意義的經濟問題🪒，他研究香港經濟的歷史和現狀，探討各個經濟領域中的發展規律，是為了預見未來，指導今後的實踐✍️。
七十年代末📮，為推動改革開放，國家提出了設立經濟特區的問題💆🏻♀️。如何借鑒外國的經驗🎡💇🏽♂️？舅父十分重視對世界各國（地區）的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等）的研究。通過舅父的相關論文和會議演講🚢，很容易了解到世界各地經濟特區的數量和規模、建設道路上的經驗教訓，以及我們應采取的方針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有26個國家共設置了75個自由貿易區。這些自由貿易區大多都設在海運的通道上，或交通便利的港口，自由貿易區一般都對普通商品免征進出口稅，並盡可能減少復雜的行政管理和海關手續等貿易障礙🧈，以吸引外國船舶和貨物的進出口或再出口🦹🏽♀️🤳🏼，從而促進本國或本地區的國際貿易和轉口貿易。出口加工區就是參照自由貿易區的做法👨🏻⚖️，采取更多的優惠措施，吸引外商來投資設廠🍱💬，以增加當地就業，引進新的技術和設備，促進本國（地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外貿易的發展⛑️😮💨，增加外匯收入。1959年世界上最先建立出口加工區的愛爾蘭香農國際航空港自由貿易區，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令世人觸目的成績。香農加工區就業人數由1960年的440人增加到1970年的4750人🧑🏫，整個60年代，香農成為愛爾蘭發展出口工業的一個動力🧆。1966年後，香農的成功引起亞、非💆🏽♀️、拉美的發展中國家關註🔁，他們陸續建立出口工業加工區🏰、自由貿易區、工業自由區👈🏿、促進投資區或開放區等。
1978年，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召開了世界出口加工區會議，討論了出口加工區的發展問題🤴🏽，並成立了世界出口加工區協會。經過十幾二十年的運作，這些自由貿易區或出口加工區🤵🏽，有的取得顯著成績🤗⛹🏼♀️，有些作用平平🙍。
1980年8月26日，《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實施🚶。深圳、珠海和汕頭經濟特區相繼成立了，對於經濟特區要如何建設，如何發展，及屬性問題，依然有不少疑問。同是1980年8月正式成立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港澳經濟研究中心❕，在舅父的主導下♋️，“研究中心”組織了唐懷、袁式邦等二十多位來自暨大、中大、華師的經濟學教授🕡、學者♍️，對英國《經濟學家》情報所最新出版的《INVESTMENT:THE GROWING ROLE EXPORT PROCESSING ZONES》進行緊急編譯。譯文經舅父審改，在保持原意的基礎上進行中國化編譯，以方便中國讀者的理解，並定名為《世界岀口加工區概覽》，於1980年9月出版。該資料原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四章，主要介紹：1）世界出口加工區的概況和特點🥉，2）建立目的和布局及管理原則和方法，3）影響選址因素，4）投資者的情況；第二部分介紹各國各個出口加工區的具體詳細資料，包括投資廠商名錄👨。該書編譯後，將第二部分調整為第五章，並將原文的觀點如實介紹👧🏼。該書在我國經濟特區建設初期成為非常有價值的指導性參考書🤦🏽，主要提供給特區經濟研究和有關部門製定政策、工作方案時作參考。
我國最先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廈門（1980年10月）設立經濟特區。在經濟特區設立之初✋🏼⚃，很多人對設立經濟特區☝️，引入外國資本提出質疑🐡，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爭論十分激烈🧍🏻。有人認為特區是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集團控製發展中國家的跳板，是“過去租界性質一樣的東西”🦝；也有人認為特區是發展中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的一條捷徑🗯，是擺脫貧窮落後的良方。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兩省和特區的負責領導、國務院有關部委總局和港澳工委的負責領導以及經濟理論界的專家學者🧑🎤。舅父參加了這個會議，並在會議期間發表了題為《關於我國設置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的論文（見《港澳經濟》1981年第3期）👩❤️👨。論文中對經濟特區的性質、體製、管理、作用和意義等作了全方位的論述👰🏿。論文引用馬克思和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論述：“在一個小農生產者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利用資產階級的資本。”結合我國的具體經濟狀況👷🏽♀️，當我國在經濟還極其薄弱時，怎樣才能加速經濟發展？就是利用資產階級的資本。到1980年底，約有4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設置了82個出口加工區，其中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去研究、學習👩🚒。舅父提出了利用外國的資本及資本管理模式👼，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快速提升我國的生產力🧑⚖️🀄️；利用特區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橋梁和催化作用，推動我國全面快速提高經濟水平🧑🏿🦳。引入外國資本，僅是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及科學的管理模式👩🏽🍳，而它的經營活動受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監督和節製，如👦🏻🫰🏽：它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𓀓；對工人的雇傭和解雇，必須按我國的法律法規進行👨🏼🏭。有人擔心深圳、珠海會成為香港和澳門的擴展，新的殖民地。舅父從概念上申明殖民地的定義🗝：殖民地是“指領土被侵占🏃🏂，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喪失了獨立和自主，受宗主國統治的國家和地區。”並說明👨👨👧👦：確實🙍🏽，特區的資金主要來自國外，加工和裝配的原料和元件多是進口的👯，機械設備和技術也是進口的🦵🏼，產品銷售則依靠海外市場🦹🏻♂️，貨幣金融受到外幣的侵襲。但這僅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經濟聯系✴️，甚至是某種程度的依賴，而不具有殖民地性質👨🏻🦰。事實上任何有對外經濟關系的國家和地區，都會受到有關國家和地區經濟變動的影響🚶🏻，在經濟上相互滲透、相互依賴。我國當時在經濟上雖然不夠發達，但政治上👩🏼⚕️、軍事上強大👩🏽⚕️，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一切利用外資的優惠條例是根據我國獨立自主的政策製定👩🔧，所有利用外資和技術的合同或協議是根據我國的法律和國家意向來簽訂的。因此，我們的特區不可能搞成新的殖民地。
1982年時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想請舅父去深圳籌建深圳大學👰🏻♀️，並擔任深圳大學校長。當時舅父已在中國社科院的港澳經濟研究中心任主任了，所以婉拒了這個邀請。梁湘不氣餒，又找舅父的好友🧑🦼➡️，時任《羊城晚報》總編輯✋🏻、黨委書記的吳有恒做說客。吳有恒後來回憶：“主持深圳特區黨政工作的梁湘要我勸古念良去深圳任深圳大學校長，我轉達了梁湘的意見，卻未勸老古去👨🏿🚀。他已安心於搞他那小小的研究中心，不想另有大作為🚴♀️，而且年紀也老了🏷🙆🏻。”那時舅父已64歲，他說：“廉頗老矣，不能誤人子弟🚴🏽♂️。”
1983年我國經濟特區已運作近3年，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依然有人擔心經濟特區將演變成租界、殖民地🎅，害怕經濟特區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害怕資本主義的腐化和汙染🫄。針對這些問題舅父又發表了題為《我國設置經濟特區的理論依據》（《港澳經濟》1983年第3期）的論文。文中引述了馬克思和列寧的一些經濟論述，針對社會上存在的疑問，進行一一剖析、解答。1）對於是否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在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的國家如何建成社會主義，列寧指出：小生產的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是與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大生產格格不入；小生產的分散性和散漫性，貧困、交通閉塞，工、農業間的缺乏流轉和聯系協作等都會影響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在千百萬的小生產者存在的情況下，必然會發生私人交換⚖️，即商業的、資本的發展。對於這些資本主義的萌芽，不應加以禁止👷🏼♀️、封閉，否則就是愚蠢、自殺🔳。應該利用這種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作為小生產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列寧說的資本主義是指受到一定限製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劃分為兩種不同的概念👨❤️💋👨：一種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製某些資本企業，它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另一種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國家裏，能夠加以限製🏫、能夠規定其活動範圍的資本，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它是一個集中的、有統計的、有監督的和社會化的模式🧑🤝🧑，是克服小生產者的散漫、落後、無政府狀態和自發勢力的法寶。2）是否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的資金和技術：舅父直接引述了馬克思的觀點：“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的生產形式創造物質條件🔱。”由於各種因素造成的社會主義建設困難⏱，列寧給出的解決方案：“除了依靠本國力量外，必須與外國資本實行經濟聯合，利用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裝備和管理經驗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舅父指出：由於我國的經濟落後，起點低，加上“十年浩劫”的極“左”思潮幹擾，使發展速度降低，而外國資本經過戰後的和平時期和科學技術革命，使這些國家的生產力更有了空前的發展，這使我國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拉大了，所以合理利用外資是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捷徑，也符合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已經不是是否需要利用外資的問題♘，而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形成的世界市場越來越擴大、深入🙇🏻♂️👶🏽，各國的經濟也越來越相互依存了🪯。為了要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的侵略和剝削🐍，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曾經試行過不同程度的閉關鎖國政策來發展本國經濟，但都未能達到預期效果。重要原因是缺乏資金和技術，致使國內市場萎縮，經濟越來越糟。列寧就曾經給出過🫣：“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論斷。
舅父的《關於我國設置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和《我國設置經濟特區的理論依據》兩篇具有引領時代意義的論文提振了我國經濟特區建設的信心🧑🏿🚀，也受到國內外經濟界的高度關註。
對於特區建設，舅父始終強調國家要給予特區必要的支持♠️，但特區的一切經濟活動都要按經濟規律辦事🏋🏻♂️，用經濟辦法發展經濟𓀎，同時加強國家和特區政府對宏觀經濟的控製和調節🍚。對於特區的貨幣🌛、工資水平、轉口貿易、管理體製、發展戰略、經濟特區與香港的關系☝️，以及如何發展外向型經濟等問題舅父都有獨到的見解，這些主要體現在他的歷次會議發言和報告中🍞🍸，也體現在他指導下由他的同事所撰寫的論文中。
在特區建設初期，舅父發表了很多引領性的論文😽，以經濟理論支持特區建設，40年多過去🧛🏻，深圳從一個小城鎮😪♘，發展成為我國第四大城市🧙🏻♂️👩🏼🎓，我國亦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𓀉。事實證明舅父的經濟理論切實可行，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為我國新時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1988年，舅父到昆明參加西南聯大五十周年校慶🧑🏽💻，與意昂唐懷教授合照，他們是惺惺相惜，相互扶持的好友🚚。
只爭朝夕
隨著改革開放的前行，舅父在經濟領域的學術價值突顯，在舅父的引領和推動下，廣東利用港澳經濟發展的成效顯著👨🏿🏭，已激起了全國各地展開了研究港澳經濟和利用港澳經濟的熱潮，還成立了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舅父被推選為會長⬇️。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發表了很多篇有影響力的文章和編譯了一些指導性的書籍🛵，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念良文集》（1992年4月）中收錄了一些他在這個時期的文章👳🏼♀️。隨著名聲遠播，大量的學術邀約接踵而至，他相繼被聘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廣東省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經濟年鑒》理事會特邀理事，廣州市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名譽院長，暨南大學和華南師範大學經濟系教授🎂，《廣東經濟學會》顧問、香港《經濟導報》顧問、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顧問……
出國考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演講，講課，經濟雜誌編審，如此高負荷的運轉，對一個已近古稀的人來說🏌🏽♂️，是超負荷了。當我問他👨🏿🦳：“你經常不在家，都忙什麽呢？”他給我看了他的一張名片🪪，上面密密麻麻寫著他的頭銜，他幽默地說：“我現在大有用處，三頭六臂都不夠，72變又沒學會🙍🏿♂️，分身乏術🧭🤵🏻♀️。現在是時不我待，機不再來，我就會只爭朝夕啦！”
當我們還在討論用“日月如梭”還是“光陰似箭”來形容時間的飛逝更貼切時🂠，舅父告訴我⇒，他收到了馬克思的邀請函。因為舅父說得輕松平靜👄，我一下沒反應過來，順嘴就問：“又是哪家馬克思理論研究機構邀請？”因為舅父在研究馬克思經濟理論方面，特別是在研究“社會主義新時期如何科學合理合法利用資本”方面很有建樹。舅父笑了🛃👩🏽🚒，說🦸🏿：“是馬克思本人。”我一聽🧘🏼♀️，嚇蒙了🥓🤎，思維能力瞬間凍結，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喜歡用“見馬克思”來形容死亡👊🏿。舅父見我嚇到了，繼續幽默地說：“雖然馬克思喜歡我，但我覺得自己還要更努力工作才有資格去見他。”也許是看到我還在緊皺眉頭💈，就又很認真很輕松地說🧍🏻♀️🍞：“是腸癌🕦。放心啦，我已經約了醫生做手術，會積極治療的。”1989年9月13日上午，舅父在華南師範大學參加“大陸·港澳·臺灣經濟合作關系”研討會，當舅父正在發言，突然接到電話，說醫院確診他患了結腸癌，需要立刻住院🐦⬛。舅父不想和我聊他生病的事和治療方案，他說：“術有專攻，我們這些不懂的人，就不要瞎操心了，一切交給醫生。”還說：“人的腸道有好幾米長呢，切掉一截，以後流通更快，可以吃更多東西呢🫰🏽。”舅父就是這樣🎡，遇到困難挫折，總是透過問題看到未來的好處。
舅父住院了🍭👨👧👦，醫院很快安排了手術切除，接著又做了化療🤬，他以超常的忍耐力配合醫生的治療🫱🏻，同時✂️，還繼續密切註視內地和香港的經濟信息，審改有關稿件。過了些時間，他很高興地對我說，醫生說“手術非常成功”，他已完成充電🏌🏽♂️，又可以起飛了。舅父似乎恢復得不錯🤹📙，精神滿滿的。
1989年11月，舅父率中國代表團赴韓國首爾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1989年11月12日，術後不到2個月🌟，舅父率中國代表團經香港飛韓國漢城（首爾），參加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在那裏召開的“關於亞洲出口加工區（經濟特區）社會經濟影響”這一科研合作項目的國際會議。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舅父會議前在醫院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會議期間又參加了所有活動♞，包括前往參觀“馬山出口加工區”。在首爾7天，他的隨行人員說😝：“老古就像健康人一樣，完全看不出是剛做過癌症手術和化療的頑症患者。”回國時途經香港🈵，舅父還停留了3天，去探望朋友順帶談點工作的事。回廣州後，醫生要求他馬上住院繼續治療，而他又一邊治療一邊趕寫會議總結和後續合作計劃👨🏻🚀。
1989年11月考察參觀韓國馬山出口加工區。
我去醫院看舅父🥅，他繪聲繪色地給我講韓國見聞🧑🏼⚕️。舅父很欣賞韓國的某總統🧡，那位總統在職時把韓國的很多道路拓寬，又拓展新路🤸🏽♀️，還搞了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為後來者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有利的環境條件，但他卻因為建設道路、設施等花費巨大而頂著罵名。舅父說前人做的事👩🏿🏭，當事人自己可能吃力不討好，沒有人贊賞♠︎，甚至留下罵名🙎🏼，但從長遠的歷史看，當人們行駛在這些道路上時🕺🏽，自然會想起開路的人👳🏽♂️🦏。舅父自己也是這樣的人吧🚣🏻？他自己認為對的事，他會執著去做🧚♂️，義無反顧💮。
在韓國回來的一段時間裏，正在住院治療的舅父經常一早打針吃藥後請假回家，他要抓緊時間認真審核修改韓國首爾會議研討的“亞洲經濟特區社會經濟影響”國際科研合作項目的第二階段研究報告，文稿約20萬字。我去醫院看舅父，護士說他請假回家了🙇🏼♀️。我馬上去他家，有點不高興地問他：“舅父🎡！你怎麽又逃跑了🦸🏿♀️？”舅父辯解說：“我要趕交作業🦀，在醫院太多人來，打斷我的思路。再說了，我是醫生批準的不是逃跑！”確實©️，在舅父住院期間，病房如同辦公室⚆、會議室和接待室😺，一批又一批人來訪，本地的外地的，不是討論雜誌文章的審定，就是研究會議的發言文稿什麽的。看到舅父那麽全身心投入工作，我還以為他真的恢復得很好。我很高興☕️，逐漸忘記了他是一個重症病人。
癌症手術後約一年時間裏👩🏽🎤🙎，所有人看到舅父孜孜不倦地工作，全忽略了他是個正在住院治療的癌症晚期患者。
在海南召開“全國港澳經濟研究年會暨瓊港經濟關系學術研討會”是舅父查出癌症前就作出的決定。1989年10月底，舅父腸癌切除手術後一個月，他委托他的副手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副會長周維平教授和暨大何佳聲教授去海南聯系，要求他們直接去找時任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匯報⛺️，並親自寫信給許書記👨🏻🦳🧗🏿♂️，說明情況，爭取海南省委省府的支持💇🏼。同年11月，舅父從韓國回來後🤾🏻♂️，得知海南省委省府十分重視這次會議，希望把會議開好，能對海南經濟工作發揮積極作用🥀。舅父在忙碌的審稿工作中🧑🏻🔬，抽時間親自一一寫信給劉國光（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董輔礽（第七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馬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季崇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羅嘉驩（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港澳研究所所長）等經濟學界名人，希望他們都能參加原定1990年4月在海口舉行的年會。1990年3月🙍🏼♂️，舅父再次向醫生請假，親自到香港邀請佐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京九鐵路沿線資源開發戰略及投資機會考察”項目總負責人）、楊振漢（香港東南經濟信息中心副董事長）🏌🏼♀️、陳伯鈞（香港經濟導報企業集團董事長）👩🏽🚀、陳可焜（香港經濟導報總編輯）等參加年會。
1989年底，港澳經濟研究中心收到香港經濟調查有限公司委托史坦福國際研究所做的研究報告《共建繁榮🧜🏻：香港邁向未來的五個經濟策略》，全文共216頁🐚。舅父花了幾個星期讀完該書後，建議參考史坦福研究報告的模式✔️，就海南的發展路向和加強瓊港經濟關系，為年會撰寫一篇有份量的主題報告。舅父的這個建議得到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在廣州的理事們的一致贊同。舅父身體力行，說做就做🧑🏼🍼，馬上讓周維平教授把他們去海南帶回的大量資料，以及黃家駒（華南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經濟學教授）🟧🍵、何佳聲（暨大經濟學教授）、陳達明（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等撰寫的關於海南發展戰略的論著拿至醫院，他認真閱讀後提出了很多值得繼續探索的問題。為此，舅父提出組織一個精幹的調查組，到海南實地考察，然後形成前述的主題報告，並決定親自參加這個調查組🤽♀️。而海南年會延遲到同年10月底召開⛱🧍🏻♀️。可惜💂🏼♂️，由於過度的操勞，舅父病情加重👂，最終他未能如願前往海南調研🗃。同年9月下旬，周維平、陳達明和楊誌和三位務實的經濟學家，帶著舅父的殷切期望前往海南進行實地調研。10月初，經集體討論🐬，由海南方執筆起草的題為《海南九十年代的策略和瓊港關系》的主題報告初稿完成🪢🖐🏼。10月中，在廣州召開了小型研討會予以論證，舅父帶著重病從醫院趕去參加會議。他基本肯定了報告的內容，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經修改定稿的這份主題報告🙆🏿♂️，在年會上被海南方認為“是目前為止，研究海南問題的文章中層次較高📧，影響較大的一篇。”而與會者都認為這是“念良同誌在病中為此付出的心血🎋，是報告得以完成的決定因素。”
1990年10月下旬，收到劉國光、董輔礽💓、馬洪👩🏿⚕️、季崇威等經濟界的要員因其他重要工作或因出差外地都不能參加海南會議的消息🕺🏼，舅父有點不安，他擔心影響會議的效果。接連幾天🤟🏿，他一大早從醫院趕回家，通過長途電話，盛情邀請他們盡可能參加海南會議。在舅父的盛情下，董輔礽在開完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後的第二天從北京飛抵海南，並在會上作了精彩講話🚰，受到與會代表的熱烈歡迎和贊賞。
1990年10月底，舅父在研究會同仁的期盼下，在他自己的堅持下，在舅母這位監護人的照顧下，去海南參加了這次準備了一年多的經濟研究年會👦🏼。由於病情多次反復，明顯消瘦💇♂️、體力衰弱的舅父以高度熱情全程參加了會議。他一如既往，精神飽滿地致了開幕詞，與海南的領導和與會代表親切交談📫，大家對他的關懷問候，場面感人。他參加了前後三天所有的大小會議，隨後還興致勃勃地進行環島考察，去了籌劃建設經濟開發區的洋浦、華南熱帶作物科學研究院、八所（現屬東方市）🛜、三亞和東山嶺等地。
回來後，盡管我責怪舅父不應該帶病去那麽濕熱的地方，吃那些不適合病人（腸癌）吃的會議餐，但他還是饒有興味地給我講海南的見聞🧝🏽♂️🦿。
風雲突變，海南回來後不久，舅父告訴我，馬克思再次請他了🕤。他還是那麽平靜，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也算是古稀老人了（第一次承認老了），該經的風雨，想見的世面🪳☮️，要做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了。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而我如意事也有七八了，應該很滿足了🎡。”舅父的病情急轉直下🧑🏽⚕️，已不可逆轉了。癌痛折磨著舅父，他需靠大量止痛藥來維持。可他依然談笑風生，幽默風趣🖐🏽，還在爭取時間多做點事🏘。
1990年12月15日，港澳經濟研究中心舉辦了《港澳經濟》雜誌創刊十周年座談會🧗🏼♀️。當天一早，舅父拖著特別瘦弱的病體🙍🏽♂️，從醫院趕去火車站迎接專程從香港來廣州參加會議的《港澳經濟》雜誌第一任主編唐懷🧿，然後一同趕去會場🙅🏿。唐懷伯伯是舅父幾十年相互支持的老朋友🧇，在雜誌創刊之初👨🏼🍼👨🏿✈️，無論人員和經費都十分困難的時候，唐懷義無反顧地支持他🧛🏽♀️，出任雜誌主編🛌🏽。我問舅父🚳：“讓別人去接唐伯伯不行嗎🧑🏻💼？”舅父笑說：“不要說有車送去了，就是爬也要爬去的。”可見他們之間的情義🤬。在我小時候，舅父就教我：“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和“韓信報一飯之恩”🥷。
在座談會上，舅父以港澳經濟研究中心和《港澳經濟》雜誌創辦人的身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與會的人覺得盡管他容貌清瘦👓👂，但神態和精神不減當年。他為雜誌寫的“《港澳經濟》創刊十周年紀念的祝願”文章是在會前的國慶期間從醫院回到單位，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完成的🤴🏼。他知道👧🏻，也許這是他最後一次坐在自己的辦公室寫文章了🧜🏼🥪。這篇文章回憶了“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和雜誌創刊時的艱辛👿，在缺編製、缺經費的情況下👊🏼，他邀請了20多位中大🐢、暨大、華師大等的退休教授🧙🏻♀️、教授👨👨👧👧、副教授、講師等組成一支兼職不兼薪🤙🏻、“義務勞動”的經濟理論研究實力團隊🧑🚒，正是這首批義務來“研究中心”的拓荒者，為我國的港澳經濟研究領域打開一片天，填補了空白🍸。《港澳經濟》是全國最早的專門報導和研究港澳臺和特區等地經濟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經濟的刊物。黨的開放政策和來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研究中心”全體同仁的團結合作與共同努力是使《港澳經濟》渡過艱難歲月🖤，越辦越好的動力。這篇文章傾註了他對為“研究中心”和《港澳經濟》作出過幫助🗂、作出過努力📀、作出過貢獻的所有人的感激之情，也充滿了他對“研究中心”和《港澳經濟》未來發展的期盼與祝福。
1990年12月15日舅父出席《港澳經濟》創刊十周年紀念活動👨🏻💼。圖最左邊是他⛹🏿，已沒有了當年“肥古”的身影，這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場合了。
回看1985年🥽，在《港澳經濟》創刊五周年紀念時舅父與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的同事們合照👨🏫💁♀️。
舅父的一大堆名銜。
化作泥土育後人
舅父家的曇花種了好多年了，都沒怎麽開花，就算開花了也沒有人特別去欣賞。1990年9月，有一晚，舅父叫我去他家欣賞“曇花一現”🧑🏼👀，他自己也從醫院請假回家🚶🏻♂️➡️。晚上八點左右👩🏿🦱，曇花從花蕾到盛開🧑🧑🧒🧒，再凋謝🦹🏿，就在我們的笑談中完成了👩🏽✈️。花雖美👮🏼，可盛開的時間太短暫，能欣賞到花盛開的人也很少吧（現在可以用科技手段改變開花期了）。舅父笑道：“人生對於歷史長河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人的一生也許很燦爛🧑🎨，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欣賞，願意欣賞。曇花綻放不是因為有人欣賞，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別人的贊賞。人生短暫，不必太在意別人是否欣賞你，人貴有自知之明🧑🏽🍼🔒。”也許是舅父已意識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需要爭分奪秒綻放🩵，並不是為了別人的欣賞。
在舅父生命最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除了上文所說的赴韓國和海南兩大項目外😳，1990年初🧖🏿♀️，他為《瞭望》周刊海外版寫香港經濟的文章；同年3月下旬，參加在廣州舉行的關於深圳福田保稅工業區發展計劃的論證會；5月去珠海白藤湖參加廣東石油信息中心召開的顧問會議；7月去北京中國社科院處理工作問題；9月還準備去海南做實地調研♿，最終是累趴了🪩🥠，沒能成行✦；10月底🍅🛌🏽，去海南參加上文提到的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年會；12月中，參加《港澳經濟》創刊十周年紀念座談會🧑🧒🧒🍶。
舅父不但認真處理工作上的事務，還熱心幫助身邊同事➖➕、朋友、熟人。“研究中心”老同事生日，他回去參加座談會，還發表激勵感言；有年輕人申請出國深造，他給撰寫學術評語👩👩👧👦；有同事要短期赴港實習🩱🏊🏼，他竭誠推薦💇🏼；中山大學請他為一位副教授的研究成果進行學術鑒定，他認真閱讀了中大提供的學術資料，一絲不苟地撰寫學術鑒定意見，從而促成那位副教授的職稱提升；有朋友、熟人因為工作或住房的問題找他，他都熱心一一幫忙解決➛，轉托他人做的事🙇🏿，他會跟進落實。他身邊的人對他為人耿直，胸懷坦蕩🧛，一身正氣，滿腔熱忱的品格深表敬佩，以他為學習榜樣。他的年輕同事劉潤華（曾任深圳市政協常務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秘書長）說：“我取得的進步與古伯的教誨和栽培分不開，他不僅教我做學問🧜♀️，還教我如何做人💆🏽♂️，他的道德文章將會在我今後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
舅父的病不斷反復👱♂️，而且是往壞的方向發展。盡管用了各種藥物，還是沒能阻止癌細胞的不斷擴散，疼痛折磨著他🏄🏼♂️。轉移註意力🧑🏻✈️，或許會減少病痛的感覺，舅父一邊治療♾，一邊處理有關工作的信件來往、審改文稿，還一邊接待來自各地和港澳的朋友🦻🏼👨🏻🎓、工作人員😮💨。他依然充滿生存的期盼，也許奇跡會發生👩👦👦。我不出差的時候🥒，晚上也常去陪舅父聊天，海闊天空🤹🏿♀️，古往今來，只為了讓他高興🧙🏻。舅父的笑聲經常引來醫護人員和病友們的圍觀🦸，我會不好意思，常提醒他😎：“別笑那麽大聲，小心影響別人。”舅父會說🧑🎓：“是你說得好笑，我忍不住才笑的，你還怪我。”圍觀的醫護人員和病友也附和說⛹🏽♂️🥵：“對對，我們缺的就是笑聲了，我們最喜歡聽古伯說笑，你們繼續，我們也一起開心🎅🏿。”舅父很有感染力，去到哪裏，都會受到周圍的人喜歡💖，特別是他爽朗的笑聲。
我那時比較忙👩🏿🎤，不能天天去看舅父。有一次，我出差了，好幾天沒去看他🙆♂️，晚上去醫院，才到護士前臺，護士看見我就說：“你總算來了，古伯整天罵人呢👨🏻🚀，笑膽（指我）不在，吃藥都沒用！”我很擔心，問了下醫生🫅，舅父的情況怎樣了，就馬上走進舅父的病房，問他：“護士投訴你罵人，還不吃藥，為什麽呀🦵🏻？”舅父笑了：“你總算來了🚵🏼，我好煩。她們整天愁眉苦臉（他的侄女🏊🏻、女兒們收到他病危的通知），就會哭哭啼啼🤰🏽，啰啰嗦嗦，就是想氣死我🕍！”舅父又給我看他的手腳🙆🏼♀️🙎，能夠打針的地方都紅腫了🤦🏻🐆，他說🧑🌾：“我都痛得沒脾氣了👨🏽🎨🧎🏻，他們還要折騰我！”醫生說舅父快不行了，我也很難過，很想哭，心在發抖，但我知道精神的力量，我不能影響舅父的心情。我連哄帶激對他說🤲🏽：“你說過的，痛苦等於激勵，好死不如賴活🦘，堅持才能等到奇跡🫰🏼🧑🏽🚀，打針吃藥是必須的🍫。”舅父幽默反擊：“你將我軍，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啊！”然後就乖乖讓護士給他打吊針了。話鋒一轉，舅父又問我出差的見聞🚤，很快舅父的笑聲又充滿了病房。
舅父最後一次和我說話👨🏿🍼，他說：“我肚子裏面全爛掉了🍘，快笑不出來了🚌，等不到奇跡出現了。我死了不許哭，我最討厭人哭了。”我對舅父說：“我不會哭的，因為你不會死，我不會讓你死的。”舅父笑了，說👩🏻🍳：“你又不是閻王爺👨🎤🏄🏼。”我說🎑：“我是孫悟空，比閻王爺厲害💜💲。”舅父微笑著說：“我要睡了🦮，你先回家吧。”
舅父睡著了，再也沒醒，不是去世🧓🏻，也不是往生🏋🏻♂️，是永生了👰♂️，他就活在我的靈魂深處🤟🏻。當我遇到難題🫰🏽，他會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當我遇到挫折，他會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我成功了⚽️，他會說，謙虛使人進步；當我聽到贊揚，他會說，人貴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
舅父對他身後的安排有兩點意見：
第一，舅父說他要捐獻遺體。我說，你那滿是癌細胞的器官誰要啊（我和舅父之間說話一向很直白）？舅父說，要把他的遺體送給醫學院做醫學解剖研究，看癌症是怎樣折磨病人致死的。可惜他活著時不知道遺體捐獻還要本人簽名才行，他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
第二，不開追悼會，不搞告別儀式🏜。他說自己有自知之明，不想聽謊話、恭維話，也不想聽人哭。舅父工作的港澳經濟研究中心按他的意願不組織地舉行了告別儀式，全是個人自發去送別⛳️。各界告別的人流從下午沒到1點開始，直到5點多殯儀館關門🥟，人們默默地排隊從舅父身邊走過，一人一枝菊花🦵🏼🍬，菊花在靈堂堆成了小山。
舅父給我講過陸遊的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舅父沒能走到國強民富的今天，又快到清明了，家祭時子孫們別忘了告訴他，國家和自己取得的成就🎥🀄️。
後記
舅父就像一本厚厚的書，每一個人讀這本書的心得會不同。這本書太豐富太多彩🗡，讀後感也不可能寫得太多。“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在舅父逝世31周年之際，以這點讀書心得與舅父後人及世人分享，以感謝舅父對我的眷顧。
於202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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