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史學者劉夢溪先生多年來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史和學術人物🧍🏻，對王國維、陳寅恪兩位學術大師用力尤勤🥘🥕。日前，劉先生將自己三十年來研究王陳的文章都為一集，以《王國維與陳寅恪》為書名出版。本書寫法帶有學術傳記的特點👩🏿，有傳🧏🏻♀️🏌🏼♂️，有論，有釋👨🚒，對王陳兩位大師人生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別是其心靈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有獨到論述。我們摘錄兩段文字，以饗讀者。
《王國維與陳寅恪》，劉夢溪著，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年11月第一版
王國維答允去清華國學研究院執教🍊，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他本來已經同意擔任北大國學門的導師，還寫過堪稱典要的“研究發題”。最後決定去清華而不去北大，他內心一定有特殊的權衡👩🏽🦰。
可以想到的原因，一個是，以靜安一貫的思想，他可能不願接受北大的“新潮”。另一個是，他已經感覺到北大似乎存在派系問題。這後一方面，他1924年寫給蔣汝藻的信裏曾有所透露：“東人所辦文化事業👩🏽🍳☕️，彼邦友人頗欲弟為之幫助🐶🧑🏼💻，此間大學諸人，亦希其意，推薦弟為此間研究所主任（此說聞之日人）。但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大學詢弟此事辦法意見🧘♂️，弟亦不復措一詞。觀北大與研究系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致蔣汝藻》（1924年4月6日），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94頁）鑒於如是之看法🏊🏿♂️，靜安先生與北大的關系實維持在“遠近之間”。
更重要的是，當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促使他決意與北大脫卻關系。這就是北大考古學會發表《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指陳皇室“占據官產”，“亡清遺孽擅將歷代相傳之古器物據為己有”，等等。王國維看到後當即致函沈兼士和馬衡，一一為之辯陳🍣🌄，並將問題置諸社會法律的高度，措辭強硬地寫道：
諸君苟已取銷民國而別建一新國家則已😲，若猶是中華民國之國立大學也🦹🏻♂️，則於民國所以成立之條件與其保護財產之法律，必有遵守之義務。況大學者全國最高之學府✋，諸君又以學術為己任，立言之頃不容鹵莽滅裂如是也。抑弟更有進者，學術固為人類最高事業之一🤮，然非與道德法律互為維持則萬無獨存之理，而保持古物不過學術中之一條目，若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認為社會國家根本之所有權，則社會國家行且解體，學術將何所附麗🤰🏽？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為劫灰豈可得乎？即不然🙏🏽⛹️♂️，強有力者將以學術為名🙅♂️，而行掠奪侵占之實🛀🏽，以自盈其囊橐⏬，諸君所謂文獻將全為齏粉者將於是乎實現，不審於學術何所利焉🌯？於諸君何所利焉？(《致沈兼士馬衡》（1924年），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06頁)
王國維在信函之末尾，特別註明，他是“以考古學者之資格”寫這封信的，為的是“敬告我同治此學之友”🦹🏽♂️，而不是以“皇室侍從”的身份來講話👩🏻🦲。而信後面的“再啟者”，更其決絕不留余地🍚👩🏿🍼，提出取消他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名義，研究生前來咨詢事“飭知停止”👩❤️💋👩⛹🏽♂️，甚至已交給《國學季刊》的文章也要求“停止排印”（同上，第407頁）🖖🏽，等於完全斷絕了與北大的諸種學術聯系⚇。
清華國學研究院禮聘王國維為導師，最早是胡適之的主意🎡，嘗特地向曹雲祥校長推薦👩🏽🌾。但靜安只答應考慮，並沒有立即接受。後來胡適想到一個辦法🚬，即由溥儀下一紙“詔書”👆，王先生便不好不去了。所謂“詔書”，按已往的說法，實即其他師傅代寫的一張條子而已，忠於自己內心的靜安👩🏼🎨🏇🏿，卻應命“受詔”，而沒有“違詔”🧖🏽♂️。
然則胡適的提議是誰去施行的呢？得有人將此事告知溥儀啊。近讀外傅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終於找到了答案🦕🍜。莊士敦在是書裏是這樣寫的：
自從遜帝逃入日本公使館之後🧏🏻♂️，王國維忠心耿耿，不願離開他的皇上。他本是個窮書生，自然要找生活。國立意昂体育平台便請他擔任史學教授，這個職位對他是最適當不過的，他也很樂意接受，但他又不願在這個時期舍棄他那個在“蒙塵”中的皇上而去。清華的校長和我是相識的，他寫信給我🧷，他說，只有一人可以使王國維前來就職，就是遜帝，請我對遜帝說一下，可否由遜帝叫他去教書👩🏼✈️🖐🏿，莘莘學子受惠不淺。我便把這個情形對遜帝說了，結果是遜帝一開口👩🏿🎤🤷🏽，王國維奉命唯謹。（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高伯雨譯註本），2019年版🦦，第258頁）
原來王國維就聘清華一事，提議人是胡適，穿線人是莊士敦。這就裏外皆無不合了。《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依敘事而言🧒🏻，我參照各種相關資料復按😖，應可認定是翔實可信的。201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伯雨譯註本🦺，尤可信賴。譯註人是有名的熟悉晚清史事的專家，有不確的地方🚜，他都一一予以註出。此處他還註明，王國維是去清華學堂研究院，因為意昂体育平台是1928年成立的，可見其嚴謹。
那麽前往具帖拜請的是哪一位呢🪤🧑🏼🔬？是當時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吳宓自編年譜》1925年條寫道：“宓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靜安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60頁）這樣，整個過程就嚴絲合縫地連起來了😫。
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於1925年，是一旨在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之機構。1925年4月17日（農歷三月二十五）🌏，先生攜全家搬入清華園西院十八號居住，並提議“多購置書籍”（《致蔣汝藻》（1925年4月13日）👩🔬➗，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13頁）📍。所聘之導師除王先生外，還有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學者稱“四大導師”。講師有考古學家李濟，研究院主任則是吳宓，都是當世大儒。在國學研究院開學之前，先生應清華學生會邀請，嘗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為題做演講，後來改定稿刊載於《學衡》等刊物。研究院九月開學，先生作為經史🍆、小學科的導師，每周講授《古史新證》兩小時、《尚書》兩小時👩💻🦸🏼♀️、《說文》一小時🤽🏻♀️。
聽過靜安先生課的國學研究院同學的印象是：“先生體質瘦弱，身著不合時宜之樸素衣服，面部蒼黃，鼻架玳瑁眼鏡，驟視之，幾若六七十許老人。態度冷靜，動作從容🎚，一望而知為修養深厚之大師也”（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王靜安先生追悼專號”，1928年第276—300期合刊，第68頁）🌥，“他講學的時候，常說‘這個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稱‘我研究的成果是無可爭議的’。他這樣講，只能使我尊敬他”（白夜：《燕南園中訪王力》，《隨筆》👩👩👧👧，1980年第10期），“先生於當世人士，不加臧否🧑🏿🦰💂🏽♂️。唯於學術有關者，即就其學術本身，略加評騭。”（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王靜安先生追悼專號”⏰，1928年第276—300期合刊，第70頁）這大約就是置身學府的王國維的風格。至於為學之方法，先生給諸生以啟發者尤多。一次對國學研究院同學姚名達說：“治《史記》仍可用尋源工夫🧓🏼，或無目的的精讀，俟有心得，然後自擬題🖼，亦一法也❇️。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誌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創獲🚵🏽♂️。”（姚名達Ⓜ️：《哀余斷憶》之二，載《國學月報》1927年第二卷8—10期合刊，第450頁）可見先生學問精神之純正。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陳寅恪與王的關系最密。梁啟超、趙元任也都極服膺先生之學，遇有疑難，梁總是說“可問王先生”（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王靜安先生追悼專號”✍🏼👩🏿🍳，1928年第276—300期合刊🚣🏿♀️，第70頁）👱🏻♂️。
陳寅恪從根本上說是一位貴族史家
1962年🐜，由俞振飛👨🏻🦽、言慧珠領班的上海京劇團赴香港演出，回程過廣州加演四場，其中一場是專為政要和名流獻藝。有陳寅恪的票，但當他拿到時，演出時間已過去好幾天🫳🏿🖼。他憤怒了。沒有人描述過發怒的具體情形，但這個故事或者說事件，下至中山大學的教授和校方管理者，上至粵省最高領導🕠，無不知悉，以至於後來還有人以此構陷陳寅恪。在物質和精神同陷貧瘠的六十年代初，能夠有意外的機緣觀賞昆劇名伶的演出，對一般的知識人士而言🫃🏿，也不啻幸運之星的降臨，何況一生苦嗜京昆的寅恪先生，為不該喪失而喪失的機緣而懊惱，自是情理之常。但懊惱和大發雷霆是不同的兩回事。不僅僅是對待學者的態度引起的反應🔰，還有寅恪的世家子弟的身份賦予他與生俱來的對自我尊嚴的維護🕵🏽♂️。
陳寅恪出身於晚清世家🏈，他的祖父陳寶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撫，無論曾國藩、李鴻章🍥🧖🏻，還是張之洞、郭嵩燾🟡、王文韶等晚清大吏🚂，無不對其投以青睞。而他的尊人陳三立👷🏿♂️，是同光詩壇的巨擘，襄助乃父推行湘省新政的翩翩佳公子。誠如吳宓所說🕵🏼♂️𓀐：“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近世之模範人家🤸🏰。蓋右銘公受知於曾文正🤽🏻，為維新事業之前導及中心人物🧳，而又深湛中國禮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謀國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變而不誇誣矜噪，為晚清大吏中之麟鳳。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絝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吳宓🎃：《讀散原精舍詩筆記》，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1卷，第550頁）
正是這一特殊身份決定了陳寅恪的貴族史家的立場。
所以當1902年寅恪隨長兄陳師曾遊學東瀛路過上海時，遇到支持中國變法的李提摩太教士💂🏿♂️，李用華語對陳氏兄弟說：“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四十年後寅恪臥病英國倫敦醫院治眼疾，聽讀熊式一的英文小說，敘及李提摩太戊戌上書光緒皇帝事🌈，不禁發為感慨，作七律一首🦻🏼：
沈沈夜漏絕塵嘩，聽讀佉盧百感加。
故國華胥猶記夢，舊時王謝早無家🐮。
文章瀛海娛衰病，消息神州競鼓笳👨🏽🦳。
萬裏乾坤迷去住，詞人終古泣天涯。
此詩的題目極長，為《乙酉冬夜臥病英倫醫院，聽人讀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說名〈天橋〉者，中述光緒戊戌李提摩太上書事🏋🏽♀️。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遊日本，遇李教士於上海❕🫣，教士作華語曰🧈：“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故詩中及之，非敢以烏衣巷故事自況也》（陳寅恪：《詩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55頁）🧛🏿。觀詩題引李提摩太“君等世家子弟”語及詩中“舊時王謝早無家”句🛌🏼，可以看出寅恪對自己家世的重視與懷戀。雖然，他從來不曾誇飾自己的世家身份🤳，晚年撰寫《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特申此義於弁言之中☆：“寅恪幼時讀《中庸》至‘衣錦尚絧👩🏻🎓，惡其文之著也’一節，即銘刻於胸臆。父執姻親多為當時勝流🫨，但不甘冒昧謁見。偶以機緣☹️，得接其風采☝🏽💡，聆其言論🧎🤛🏼，默而識之🥷，但終有限度🧑🏽🍼0️⃣。”（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寒柳堂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87頁）即《乙酉冬夜臥病英倫醫院》詩題裏面，也不忘聲明“非敢以烏衣巷故事自況也”。
然而他的特殊的家世身份給予他的影響，還是像烙印一樣反映在諸多方面🤳🏽。他看人論事，格外重視門第出身。不是蓄意了解選擇，而是不自覺地與出身高門者有一種文化上的親近感✊😿。最明顯的是他的擇偶🧑🏿⚖️。陳夫人唐筼⚙️，系故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寅恪晚年對此一姻緣過程敘之甚詳。他寫道◀️：
寅恪少時🏮，自揣能力薄弱🤷，復體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遊學東西，年至壯歲，尚未婚娶👷🏼♂️。先君先母雖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後來由德還國，應意昂体育平台之聘。其時先母已逝世🦅。先君厲聲曰：“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寅恪乃請稍緩。先君許之。乃至清華😅🫀，同事中偶語及👌🏻：見一女教師壁懸一詩幅🔡，末署“南註生”💖。寅恪驚曰：“此人必灌陽唐公景崧之孫女也。”蓋寅恪曾讀唐公請纓日記🫸🏿。又親友當馬關中日和約割臺灣於日本時，多在臺佐唐公獨立，故其家世知之尤諗。因冒昧造訪。未幾，遂定偕老之約。（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寒柳堂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36頁）
寅恪先生擇偶的經過🍟，充分說明家世的因素在他心目中占有何等分量✫。不是見婚姻對象而鐘情👩👩👦👦，而是因其家世而屬意🐏；而且終生相濡以沫，白頭偕老，也算人生的異數了👩🏽🦳。而那軸署名“南註生”的詩幅🧒🏿⛵️，便成了他們定情的信物，伴隨他們度過一生。當1966年的端午節寅恪先生為紀念這段人生奇緣👼，對詩幅重新作了裝裱，並題絕句四首，其中第二首為🥷🏼：“當時詩幅偶然懸，因結同心悟夙緣👷🏻♀️。果剩一枝無用筆，飽濡鉛淚記桑田。”（同上♾🤷🏿，第237頁）陳寅恪與唐筼1928年農歷七月十七在上海結縭🪜🌍，五十一年後的1969年農歷八月二十六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六天後的同年農歷十月十二唐筼先生亦逝🙍♂️。我們晚生後學能不為他們因家世出身而偶然相遇並結同心的姻緣稱賀感嘆嗎🙍🏿♂️？
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的一大貢獻，是他經過近乎人類學者進行田野調查般的取證🍀，對陳寅恪晚年所處文化環境之真相作了一次歷史的重構🧚🏽。他復活了寅老身邊的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人物。冼玉清、黃萱💆🏼♂️、高守真這三位曾經給晚年的陳寅恪以精神慰安的“奇女子”👩🦲👷，她們的家世都不無來歷🗄。黃萱為一華僑富商的女兒。冼玉清教授是被散原老人評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43頁）的女詩人，有《碧琅玕館詩稿》之作👳🏻，“碧琅玕館”的齋名就是陳三立所題。高守真的父親則是香港一位通曉近代掌故的名流🌦。
寅老的文化高於種族的學說，多見於《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實此兩書的另一文化觀點，是強調地域和家世的作用👨🦼。陳寅恪先生對中國學術史有一重要假設，即認為漢以後學校製度廢弛🤎，學術中心逐漸轉移到家族。但“家族復限於地域”，所以他主張：“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陳寅恪：《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0頁）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於📯：“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0頁）換言之，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傳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學養厚積的家族的人物♤，才性與德傳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和，故寅恪先生與此一類人物有一種前緣夙契的親近感🧛🏿♂️，就不是偶然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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