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上不乏學術論爭，同行之間尤然👨‍🦳。而所有本於學術探討的論爭👨🏻‍🍳👋🏿，無論激切還是溫和⚁，自然都會有益於學術的發展🗼，值得後人重視。但有些隱而未發的學術爭論卻不易為人所關註💇🏽。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梳理這些隱藏的🏄、從未公開化的論爭史料🧑🏿‍🏭㊙️，對於深入研究潛在論爭雙方的學術思想以及一個時期學術的發展路線，顯然是有價值的。本文要談的，即是陳寅恪（1890～1969）與錢穆（1895～1990）這兩位史學大師之間的一場從未公開的學術爭論。

　　一🏄🏿‍♂️、《師友雜憶》對“陳寅恪學術”的回避

　　錢穆以平實而雅潔的文筆追述其七十年間的師友往事，留下了一冊兼有文章意趣和史學價值的《師友雜憶》🌲🤱🏻，且明白告訴世人“苟以研尋中國現代社會史之目光視之🤷，亦未嘗不足添一客觀之旁證”（《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44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以下簡稱《雜憶》）🕵🏽‍♀️。實際上，錢穆著此書雖系追憶師友雜事，但多有月旦當日學界人物之舉😕，如對湯錫予、蒙文通學術的推重🐣，對張蔭麟👩‍⚖️、雷海宗等的好評，對胡適、傅斯年的不無微辭👨‍🦽⚂，對熊十力的批評等🚀。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部《師友雜憶》亦可視為20世紀前中葉學術史的縮影。

　　然而⤵️，《雜憶》一書雖記述錢穆與陳寅恪交往諸多片斷（計有七八次之多🏂，時間自20世紀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但多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來😼，如雙方結交緣由、北大任教時雙方任課情況🪦、抗戰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國前夕錢就何去何從問題訪陳未果等♒️，但真正語及陳寅恪學術的文字卻很少🤛🏼。間接相關的，只有1944年錢穆在陳寅恪因目疾至成都休養期間因病未能與之作一學術交流而引以為憾的一段記述：

　　余初撰《神會》一文時❇️，陳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遷來成都休養👨🏽，余雖常與晤面，但因兩人俱在病中，亦未克與之討論及此。迄今以為憾🍬。（《雜憶》🧑‍🧒‍🧒，第254頁）

　　關於《壇經》作者問題的爭論曾是30年代學界的一樁公案。1944年冬👨🏼‍🌾，錢穆撰《神會與壇經》一長文👊🏻，批駁胡適“神會是《壇經》作者”之說。而陳寅恪早年即以精研佛教典籍而聞名學界，1932年更發表《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一文，跳出版本文獻考證之爭，由偈文的文學修辭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新禪宗（唐世曹溪頓派）不僅“教義宗風溯源於先代🧑‍🧑‍🧒，即文詞故實亦莫不掇拾前修之余緒🍋，而此半通不通之偈文，是其一例也”（陳寅恪🏭：《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金明館叢稿二編》，第191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有具如此知識背景的近鄰卻未能與其一談👨🏼‍🏭，難怪錢穆要說“迄今以為憾”。雖說二者討論《壇經》問題的視角⚇、思考的成果並不相同，但既以未能傾談為憾，則錢穆實也表示出對陳寅恪此一方面的成就的贊賞🩺。不過除此之外，再見不到錢穆評斷陳寅恪學術的文字🤚。如前所述，《雜憶》一書對當日學人之學術多有評述，卻獨獨未著筆當時交往尚多且名譽一時的陳寅恪之學術，這其中似乎有些緣故🤗。

　　當然，錢穆在書中倒是兩次提及陳寅恪對自己的學術贊譽：一是陳寅恪對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的好評。錢陳之交，始於1931年夏，源自與錢穆同赴北大任教的湯用彤的紹介（《雜憶》，第180頁）。然而，在陳💆🏿‍♂️🙌🏻、錢二人未正式結識之前，已先有過一次文字之交。1930年秋👨，時年36歲的錢穆因顧頡剛之薦入北平燕京大學任教。該年冬，歷時七年之久的《先秦諸子系年》成稿🧙🏽‍♂️。適值意昂体育平台編“清華叢書”，顧頡剛介紹錢穆此書參予審查。後雖未獲通過🏟，但當時參予審查的陳寅恪卻對此書大有好感：

　　列席審查者三人🧗‍♂️，一芝生，主張此書當改變體裁便人閱讀。一陳寅恪，私告人，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聞者乃以告余👋🏼。（《雜憶》👨‍🍳，第160頁）

　　王國維乃近世學人中極受陳寅恪推贊之人。認為錢穆《系年》可追步王靜安，陳寅恪此一評價不可謂不高。實際上🥳，除《雜憶》所載這一情節外，30年代的陳寅恪曾在多種場合表示對《系年》一書的稱道。如朱自清日記載，陳寅恪於1933年4月在葉公超晚宴上“談錢賓四《諸子系年》稿”，“謂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諸說皆經提要收入，而新見亦多🦵🏽。最重要者說明《史記·六國表》但據《秦記》，不可信。《竹書紀年》系魏史🗺，與秦之不通於上國者不同🍎。諸子與《紀年》合，而《史記》年代多誤。謂縱橫之說，以為當較晚於《史記》所載㊗️，此一大發明。寅恪雲更可以據楚文楚二主名及《過秦論》中秦孝公之事證之”。另據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可知，1934年5月16日🏵，楊樹達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會後，陳對楊“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參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第16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從這些材料可見，陳寅恪對錢穆早年的諸子研究尤其是其中考訂材料的方法甚是贊揚😎。

　　另一處是陳寅恪對《國史大綱·引論》的肯定。《雜憶》載，1939年3月，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張曉峰於會後探訪其時蔔居宜良的錢穆，轉告陳寅恪對《國史大綱·引論》的稱道💘：

　　《國史大綱》稿既成🌡，寫一引論載之報端，一時議者哄然……張其峋曉峰來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晤及陳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間報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讀。曉峰問🧝🏻‍♀️，何題。乃曰，錢某《國史大綱》引論。曉峰遂於會後來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後此書印出，余特函寅恪，恐書中多誤，幸直告📑。寅恪答書，惟恨書中所引未詳出處，難以遍檢🤳🏿。余意作一教科書☝🏻，宜力求簡凈，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處，今乃無可補矣🚑，亦一憾也。（《雜憶》，第228頁）

　　文中所提致陳寅恪的信函及陳的回函，遍檢三聯版《陳寅恪集·書信集》及臺灣聯經版《錢賓四先生全集》皆未見🐂。不過，由陳寅恪回函稱“惟恨書中所引未詳出處🈁，難以遍檢”來看，陳關註史料的考辨與錢處置材料的“簡凈”，已然逗露二者治史思路的某些差異👩🏿‍🏫。

　　二𓀝、錢穆對陳寅恪文章的明確批評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雖回避了“陳寅恪學術”這一話題🔪，但在寫作《雜憶》一書（1977年冬～1982年秋）十數年前，卻曾對陳寅恪作過一個近乎嚴酷的評價🧑‍🦼，其中即透露了某些錢穆不便公開明言的與陳寅恪學術思想的分歧。1960年5月21日🤛🗿，錢穆致函時在美國求學的高足余英時🧎🏻‍♀️‍➡️👱🏿‍♂️，談對其文章的意見（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附錄一𓀒，第227～232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版。以下引文同此，不另加註）。信的後一半論及近代學者之文章，其中就包括對陳寅恪文章明確的批評。

　　錢穆在信中講到🧕🏽，“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由此📓，逐一論及章太炎、梁任公（啟超）🥕、陳援庵（垣）、王靜庵（國維）、陳寅恪、胡適之諸公文章之得失利弊所在。如講太炎之文“最有軌轍😥🧑🏿，言無虛發，絕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搖曳”，缺憾在“多用僻字古字”；講任公，其於論學內容多有疏忽🏆，但文字如長江大河，一氣之下🪢；講援庵，文章樸直無華，語語在題🧔‍♀️🫵🏽，不矜才使氣🍱；靜庵之文，精潔勝於梁🦸🏻‍♂️，顯朗勝於章，唯病在“不盡不實”；論適之文🪳，清朗且精勁有力，無蕪詞，只是多尖刻處🥅。很有意思的是🥾，對以上諸公均褒多於刺，惟對寅恪則下語嚴苛🗯：

　　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誦🧏🏽‍♀️，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

　　聯系後文“……弟文之蕪累枝節🔦，牽纏反復，頗近陳君”雲雲，容易讓人認為錢穆是因余氏文章多陳寅恪味道，故有意刺多於褒，以示訓導之意🐦。但是，此處明確說是就近人論學文字著論🙋🏼，且即便余氏文章因學步陳寅恪而染有後者文章之缺憾，也應明白點出陳寅恪文章之優劣二端，何以十貶而無一褒🥴，有失公允若此👜。

　　當然，緊接在此段文字後，錢穆也提及陳寅恪《論再生緣》一文有“回環往復之情味”🍷🤱🏽。但是🐽，他仍明確認為，用陳寅恪此種文字“施於討論《再生緣》《紅樓夢》一類♿，不失為絕妙之文🧑‍🎨👨‍👩‍👧‍👧，而移以為嚴正之學術論文”則“體各有當，殊覺不適”。明眼人一望可知，錢穆贊陳寅恪惟一《論再生緣》而已，而又將此文置於“嚴正之學術論文”之外。那麽言下之意就只能是陳寅恪無一篇可稱道之“嚴正學術論文”。而且，錢穆將“討論《再生緣》《紅樓夢》一類”的文章與“嚴正之學術論文”區隔開✮，這裏所說的“嚴正之學術論文”應是指史學研究而言，那麽也就意味著錢穆不僅不能認同陳寅恪以考據見長的史學文字😗，同時連陳寅恪獨善其手的“以詩文🙇🏽‍♀️、小說證史”的思路也一並予以否定了。若再聯系前文對章梁諸公的評斷🚴‍♂️，也多有顯諸公之長而著意對應批點陳寅恪之意，則錢穆對陳寅恪學術的大體評斷已很明白。盡管錢穆在下文也註意提及🧑🏽‍⚖️，“穆此條只論文字，不論內容☛，弟諒不致誤會”。但是👨‍👧‍👧🍸，若再看該書簡後文“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一語👳🏼🧗‍♂️，這就更不免讓人感到，倡言“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的錢賓四並非無意間思緒不周以致前後論調不一，而更多的是因為書簡文字的私密性，以及與通信對象關系的非同一般👨🏻🤱🏿，而表露出了對陳寅恪學術的真實評價🛌，亦即對陳寅恪之學術思想🔻、治學路數懷有明確的不認同感。

　　今日看來，錢穆的上述評斷不免嚴酷了些，且遠比上世紀30年代胡適及80年代錢鍾書對陳寅恪“文章寫得不高明”的模糊評價更明確（參見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附錄三“胡適與陳寅恪”，第22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版），且更帶有“辨章學術”的味道⛅️。

　　其實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民國以來的學術界，陳寅恪素以其超越新派與舊派👌🏿、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以及今文與古文、漢學與宋學等諸多學術論爭的立場，而成為能夠被各派共同欣賞的少數學者之一（參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第161～191頁）。陳寅恪和錢穆雖非摯友知音，但對著《先秦諸子系年》的錢穆不乏認同之感。就錢穆而言🐳，30年代初他的《系年》受到身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中研院研究員的陳寅恪的推重，陳寅恪對當時尚寂寂無名的他無疑有知遇之情。因此❕，即便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年紀的錢穆仍不便公開批評陳寅恪的治學思路，而只是在與最親近的學生的書信中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

　　三、壓在《師友雜憶》紙背的故事

　　若細看《雜憶》，有兩處記載其實已隱含錢穆對陳寅恪的間接評價。一處是談到上世紀30年代初關於通史課的講授問題時，一處是談到關於蒙文通被解聘後誰來授課的問題時。

　　錢穆自1931年夏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二課👩‍🏫，另有選修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2年🧑‍🦯‍➡️，國民政府通令中國通史為大學必修課，北大遂分聘北平史學界“治史有專精者🔟，分門別類，於各時代中分別講授”，錢穆也分占一席。他在課堂上明告諸生🍕，通史有數人分講不能“有一條線通貫而下”。“乃有人謂，通史一課固不當分別由多人擔任👱🏼‍♀️，但求一人獨任，事也非易。或由錢某任其前半部，陳寅恪任其後半部👦🫳🏿，由彼兩人合任👷🏻‍♂️，乃庶有當🧏🏿‍♀️。余謂，余自問一人可獨任全部，不待與別人分任”🧥。1933年秋，北大遂聘錢穆獨任中國通史一課（《雜憶》，第171頁）。以陳寅恪當日之學術聲望，而錢穆明言“不待”與其分任一課🚴🏼‍♂️，這般決絕自信的口吻固然顯示出盛年的錢穆不迷信權威👊🏿、自求樹立的心態👷🏻‍♂️，但也很難說沒有對陳寅恪治史思路的不以為然。比較陳寅恪1931年5月在《國立意昂体育平台二十周年紀念特刊》發表的《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61頁）與錢穆1936年9月所寫《略論治史方法》一文（《中國歷史研究法》“附錄”，第152～153頁👩🏻‍🦯🎈，三聯書店2001版），二者對於當日研治通史問題顯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學來北大歷史系任教👩🏿‍🏭。不久，文學院院長胡適訪錢穆📲，談蒙文通上課，“學生有不懂其語者”，因而將不續聘🤵‍♀️🤛🏼。錢曰，“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時期之斷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在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其他余無可言”（《雜憶》，第179頁）。此番話顯然表明了錢穆對陳寅恪某種引而未發的評斷🤞🏿。

　　考察蒙文通先生的學術行年🧛🏽，蒙氏1927年撰成成名作《古史甄微》♠︎🏋🏿，研討“三皇五帝”體系的形成和演變，上世紀30年代初陸續寫成《犬戎東侵考》《秦為戎族考》《赤狄、白狄東侵考》《古代民族遷徙考》等有關先秦戎狄少數民族考證諸文。1933年任教北大歷史系還開有“周秦民族與思想”一課。可見，雖然蒙文通一生治學也堪稱通儒之學，但當時的用力方向卻顯然偏重先秦史😮‍💨。

　　而與此同時，陳寅恪自1931年即開始在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開設“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和“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或稱“晉至唐文化史”課程（參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75🧚🏼、80、93等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且一生以此一段史學研究最為世人稱道。誼屬晚輩且精研魏晉南北朝史的周一良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即談到，30年代就讀燕京研究院時，聽同學盛贊陳寅恪先生魏晉隋唐史學方面的造詣，遂旁聽陳先生課而感受深刻：“……陳先生講課之所以使我們這些外校的學生特別傾服，應有其原因……陳先生談問題總講出個道理來，亦即不僅細致周密的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就有深度⇒，說服力更強🙅‍♂️🧝🏽‍♂️。”“陳先生善於因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那樣綜觀全局🍇、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經濟方面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而且𓀊，周一良還指出，自30年代以來，現代史學界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很多專家學者均出陳氏門下或受其學術沾溉（周一良：《紀念陳寅恪先生》，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第159、16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可見🧑🏻‍💻，如果說上世紀30年代初研治晉至唐史的人選👨‍🍼👰，陳寅恪應是首屈一指的。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陳寅恪也是中國現代魏晉南北朝史斷代研究的早期開創者。而且🙈👨🏻‍⚕️，陳寅恪自回國任教清華後，雖一直以佛經譯本比較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極為專深偏僻的學問見稱於世，但同時也以博學著稱🫑，且自1930年開始已發表多篇探討晉至唐史方面的論文，如《三國誌曹沖華佗傳與印度故事》（1930年6月）、《李唐氏族之推測》（1931年8月）、《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1932年1月）👨‍🦯‍➡️、《支湣度學說考》（1933年1月）等🤲🏽。僅1933年夏到1934年夏一年間☪️🥵，就有《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四聲三問》等享譽至今的著述問世。

　　再說🚫，當日北京各大學對教員校外兼課雖有相關規定，但很多名教授常可數校兼課，陳寅恪更是自1926年起便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1928年又受聘兼任佛經翻譯文學課，後改為蒙古源流研究。所以👨🏻‍🎓，錢穆說若蒙文通離任則聘不到繼任教員👩🏼‍🦲，顯然不是出於當日清華、北大教學管理方面的考慮。因為蒙文通走後，北大歷史系“隋唐史”課程🧍‍♀️，正是聘陳寅恪兼任（“魏晉南北朝史”邀錢穆而被拒）🏌️‍♂️🚾。雖說後來“上堂僅盈月，寅恪即辭去不再來。謂其體弱……”，“於是此課遂臨時請多人分授”（《雜憶》🚶‍➡️，第179頁）🪃，但若說蒙離任則無人可繼任🧳，而且是面對熟悉中古一段學術史的胡適說這番話，顯然只能說明錢穆並不認同陳寅恪在此領域的工作👛。不僅當日不認同，四十余年之後追記上述這番話時仍是如此，因為《雜憶》載這番話的上下文絲毫未見錢穆對昔日說法的改變或補充性的“解釋”。

　　當然，錢穆與陳寅恪之間的學術分歧從未公開化為正式的學術論爭，但是從錢穆對陳寅恪學術直接抑或隱含的評述，都鮮明可見二者學術思想的差異🍜，這也是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值得關註的一段往事🍴。

摘自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穆著🔅，三聯書店199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