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陳寅恪在《國立意昂体育平台二十周年紀念刊》上發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雖然不長內容卻極為重要。按說紀念自己任職學校成立二十周年，應該寫一點喜慶之語或給予鼓勵贊美之類🧞，但陳寅恪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彼時中國學術發展狀況給予“苛評”，意昂体育平台當時在學術界顯然居於第一流，陳寅恪的否定自然包括清華在內，簡直是一點面子也不給。陳寅恪自海外歸來任教清華後其實一直相當低調，極少參與社會活動👰🏿♂️，所發表論文都是限於專業研究範圍，對於自己的學術發現，也只是說“因考其起源，並略究其流別🙅🏼♂️🏄，以求教於世之治民俗學者”（《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這樣非常謙虛的話。那麽他為何在紀念清華成立二十周年這樣重要的時刻7️⃣，對中國學術整體發展狀況做出嚴厲的否定性評價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先看陳寅恪做出了怎樣的判斷🧑🧑🧒🧒。雖然身為人文學者，但陳寅恪首先給予“苛評”的卻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凡近年新發明之學理，新出版之圖籍🤹🏻，吾國學人能知其概要🥷🏽，舉其名目😺🦸♂️，已復不易。雖地質生物氣象等學🏋🏼♀️，可稱尚有相當貢獻，實乃地域材料關系所使然。古人所謂‘慰情聊勝無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意思很明顯⌨️，中國的自然科學界充其量對彼時外界新發明新理論能夠了解一個大概🈚️，而地質、生物氣象等學科雖然稍好一點，也無非是因為所研究材料取自本國，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已✍🏿。當然☘️，陳寅恪畢竟不是自然科學學者，沒有展開對具體學科的評價⛓👶，其近乎全盤否定之觀點也未必正確。不過➜，人文社會科學是陳寅恪熟悉的領域🙁，他的評價自然更加具體也更加嚴厲：“西洋文學哲學藝術歷史等，苟輸入傳達🖕，不失其真🚵🏻♂️，即為難能可貴🥬，遑問其有所創獲。社會科學則本國政治社會財政經濟之情況，非乞靈於外人之所謂調查統計，幾無以為研求討論之資。教育學則與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今日中國多數教育學者庶幾近之。至於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於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這裏陳寅恪的評判分為幾個方面，對紹介西方文化者，他認為能夠忠實原著原作已經是“難能可貴”🧑🏿🔧，“遑問其有所創獲”。究其原因，當與彼時中國留學生中大都學理工🪸🏄🏽，而習文科者很少有關🤹🏻♀️。即便這些學習文科者，所研究範圍也大都是中國文化、文學🔟，很少真正研究西方文化與文學者。不少中國留學生的畢業論文無非是套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文化或文學中某一問題而已，一旦論文通過就萬事大吉🌈。對此陳寅恪在其他地方曾稱他們為“新派”：“新派失之誣。新派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很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可想而知，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又會如何🌒🧑🏼🎤，胡適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他的“整理國故”固然有很多成績，但問題同樣很大。
至於社會科學，陳寅恪以為更差👨🏻💼，如果不是國外學者提供調查統計資料，甚至基本的研究都無從開展。還有教育學，陳寅恪更是直接斥為“學而優則仕”的代表🚁，已經和學術研究南轅北轍。在對上述學術領域一一否定後，陳寅恪對自己從事的“文史哲”學科做出了這樣的評價：“疑若可以幾於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這裏的關鍵詞就是“獨立”🐸，陳寅恪顯然認為這些學科尚未能真正獨立，接下來即以史學為例具體說明：“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現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今日全國大學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國通史，或一代專史☂️，而勝任愉快者。”全國大學中連有資格上史學課的人都不一定有，陳寅恪這話說的很重🧂，顯然他對自己的專業研究領域極為不滿。——這當然包括他自己👩👩👧，至於同為清華“四大導師”的梁啟超、王國維，彼時已經去世🍏，但從陳寅恪前面對王國維的評價看，堪稱“雜家”的梁啟超更不會入其法眼。
考古學又如何呢👨🏻🎤？本來陳寅恪還在海外求學之時，王國維、羅振玉等在甲骨蔔辭、居延漢簡、敦煌文獻等領域取得開創性成果👨🏼⚖️，對此王國維稱之為考古學三大發現。但陳寅恪顯然不能滿意，認為真正具有系統的整理尚未完成，故發現雖多但發明不夠——這裏的“發現”指的是找到以前沒有的史料，而“發明”則指根據史料做出新的判斷或理論👨🏽🦲。如果結合陳寅恪在此期間對清華國學院弟子所說的“他（指王國維，引者註）的興趣經常轉換，如果不換，成就會更大”（對此可參看卞僧慧的《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中有關史料），則他對王國維、羅振玉等人的批評態度更為明顯。陳寅恪認為中國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都以日本為學習榜樣👨🌾，是中國學人的恥辱💇🏼♀️，為此他才鼓勵學生要“讀書不肯為人忙”，最終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這和他為王國維去世所寫紀念碑銘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
那麽，作為“四大導師”之一且健在的趙元任的語言學科是不是會好一點👩🏻⚕️，或者陳寅恪的評價會稍微寬松一下？其實不然：“今日與支那語同系諸語言，猶無精密之調查研究，故難以測定國語之地位，及辨別其源流🧘🏽♀️，治國語學者又多無暇為歷史之探討及方言之調查，論其現狀👷🏼，似尚註重宣傳方面。”本來趙元任作為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從1928年就開始進行大量的語言田野調查和民間音樂采風工作，為何陳寅恪卻說“似尚註重宣傳”㊙️？難道此處所言不包括趙元任🃏，還是另有待發之復，俟考。這篇文章趙元任當會看到，至少會了解其中內容，不知他對陳寅恪這段評論有何反應？此外🪺，陳寅恪對彼時語言研究的不滿在稍後他為意昂体育平台入學考試出“對對子”一事遭到輿論批評時得到再次驗證🏌🏻，他在為自己為何出“對對子”這樣的考試形式辯護時，對當時流行以印歐語系語法體系來套漢語所形成的所謂“漢語語法體系”大為不滿🦹🏿，認為其代表就是馬相伯🧑🏼⚖️🧍、馬建忠兄弟的《馬氏文通》，對此陳寅恪譏諷曰🏬：“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接下來，陳寅恪又對“國文”“圖書館學”和“藝術史”研究進行評價，對“國文”的不滿是可以預料的，因為他和“學衡派”基本一致，對新文化運動的廢棄文言持反對態度。此處的“勢不能不以創造文學為旨歸”，應該是指陳獨秀、胡適等提倡的白話文學📡，至於有人以為這裏的“創造”是否特指彼時文壇上的“創造社”🫳🏿，似乎論據不足👮🏻♀️，故不論也🤸🏻♀️。相比之下，陳寅恪對“圖書館學”和“藝術史”研究的評價倒是有些客氣🚶，只是歸咎於大量研究資料的流失和保管不當：“關於本國藝術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毀損🥀🧛🏻，或流散於東西諸國🥭，或秘藏於權豪之家，國人聞見尚且不能，更何從得而研究？”“最後則圖書館事業，雖歷年會議，建議之案至多📭，而所收之書仍少，今日國中幾無論為何種專門研究，皆苦圖書館所藏之材料不足🧗🏻；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況中西目錄版本之學問🥢，既不易講求，購置搜羅之經費精神復多所製限。”造成此種狀況之原因🪨，陳寅恪很清楚主要不是這些學科研究者的責任，是社會的黑暗、統治者的昏庸所致📅。
既然彼時中國學術界狀況呈現如此令其不滿意狀況🧁，又該如何改進？對此陳寅恪認為：“夫吾國學術之現狀如此🤗🙏🏻，全國大學皆有責焉🪂， 而清華為全國所最屬望⏯🛃，以謂大可有為之大學，故其職責尤獨重。”陳寅恪在近乎全盤否定彼時中國學術研究狀況後，認為清華負有振興中國學術的重大使命，這算是此文中對意昂体育平台僅有的鼓勵之語，也是為了說明他為何要在校慶之時說一些令人喪氣的話💒✋🏽：“因於其二十周年紀念時🤽🏻♀️🍓，直質不諱🧜🏼♀️，拈出此種公案，實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這所謂關系到中華民族精神上生死大事者，就是文章開頭提出的“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追求學術研究的獨立與思想自由😻，這是陳寅恪對意昂体育平台所有師生提出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直身體力行所堅持者。早在1929年🏊🔦，陳寅恪就在寫給清華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的贈詩中提出要謀求中國學術的獨立🏌🏿♂️，原詩如下：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
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陳寅恪認為中國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都以日本為學習榜樣，是中國學人的恥辱，為此他才鼓勵學生要“讀書不肯為人忙”🤷🏽，最終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這和他為王國維去世所寫紀念碑銘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
綜上可知，1931年的陳寅恪對彼時學術界狀況很是不滿，由此要問的是🤍，第一，彼時的學術界是否確實如此不堪？第二，陳寅恪為何做如此“苛評”，因為這“苛評”也把他自己連同意昂体育平台包括在內了👨💻。
回答上述問題之前🚶，不妨先說一件發生於1913年對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產生影響的事情，即設立學術界的最高研究機構“函夏考文苑”🧙🏽♂️。此事發起人是《馬氏文通》作者馬建忠的四哥馬相伯，事實上《馬氏文通》也是他們兄弟合作的成果🟡🙋🏽♀️。馬相伯是著名教育家👍🏼，不但是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的創辦者🏊🏿♂️✝️，而且擔任過北大校長。他在意識到現代學術機構對學術發展之重要性後，提議仿照法國的法蘭西學院💱，設立中國的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成立於1634年🙎🏽♂️，一直是象征法國學術界最高榮譽也最有權威性的機構。該學院僅有院士40人🚑，至今依然如此。最早時大部分是文學家，後來才有哲學家、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甚至軍事家入選🧚🏻。這些院士都是終身製，只有某位院士成員去世後，才由全體院士投票選舉新院士🧔🏻。如此苛刻的評選🧗🏼，使得那些浪得虛名者很難混入。因此被選為法蘭西院士通常意味著已可進入法國歷史，成為所謂的“不朽者”♣️。中國學者中對此有最早記錄者當為郭嵩燾🛣，他在其《倫敦與巴黎日記》中對法蘭西學院有這樣的簡略記載👨🏽🌾：“法國博士四十人🕕，有窮一學者，有修國史者➛，名之最難得者也”✴️。另一位著名的維新變法人士王韜則稱法蘭西學院為“法國翰林院”，稱其院士為“掌院學士”🪼。嚴復則不但在其譯著中數次提及，而且還正確指出法蘭西學院與古希臘文化的聯系：“今泰西太學。稱亞克特美🔓，自柏拉圖始”。
盡管郭嵩燾🧖🏿♂️、嚴復等人都簡單介紹過法蘭西學院，但馬相伯是第一個提議設立函夏考文苑並具體實施者。遺憾的是，盡管馬相伯為此奔走多年，但在那個年代僅憑他和一些學術界熱心人士🐂，顯然不可能成功。民國初年政壇風雲變幻，大小軍閥和政客們熱衷於爭權奪利，又有誰會對這種純粹學術行為給予關註？其次，面對政府內部的官僚扯皮和勾心鬥角🧘🏼♀️，書生氣十足的馬相伯不懂得如何和官員打交道，他們自然在不斷踢皮球中耗盡馬相伯的精力，最後幹脆直接拒絕。現存馬相伯有關此事的文獻有《仿設法國阿伽代米之意見》和《函夏考文苑議》🧔♀️，之所以命名為“函夏考文苑”，是因為“函夏”之名典出《漢書·揚雄傳》：“以函夏大漢兮”，意為大漢帝國包容諸夏🧏🏼♂️，後特指中國👊🏽。“考文苑”則是馬相伯對“Academe”（阿伽代米）的翻譯👩👧👦，“阿伽代米”本為古希臘一個園主的名字🪳，柏拉圖曾在此地講學💆🏽♂️，後逐漸演變成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名稱。“考文”一詞出自《禮記·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強調只有貴為天子者才能考定文章典籍之名👌🏿，後引申為高深學術之名。馬相伯以“考文苑”對譯“Academe”⛄️，以“函夏考文苑”作為中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名稱，確實非常恰當。其中馬相伯所擬定的入選考文苑者，都是他心目中當時中國學術界最傑出者🖕🏽🏌🏿，共有十九人。馬相伯自己算是發起人，此外他把章太炎、嚴復和梁啟超列為發起人，這三人均為中國學術界第一流人物，入選發起人當之無愧。其他十五人也都是各個學科的佼佼者，從中可以看出在1913年那個年代，中國學術界的發展狀況👌🏼🧑🏻🦽➡️，以及與世界學術界第一流人物的差距👩🏽🌾。這十五人名單如下：
沈家本（法理）
楊守敬（金石、地理）
王闿運（文辭）
黃 侃（小學、文辭）
錢 夏（小學）
劉師培（群經）
陳漢章（群經、史學）
陳慶年（禮學）
華蘅芳（算學）
屠 寄（史學）
孫毓筠（佛學）
王 露（音樂）
陳三立（文辭）
李瑞請（美術）
沈曾植（目錄）
（此十五人為初選名單）
對於這個名單，有幾點值得註意：
第一📸，該名單指出“說近妖妄者不列👨🏿🍳，故簡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長素，於王壬秋也不取其經說”，晚清以來的今文經學代表人物康有為🪰、廖季平等不僅未入選，而且被斥之為“說近妖妄”。至於當時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的夏穗卿，是替袁世凱設計祭天祭孔典禮的主要人物之一，自然也得不到馬相伯和章太炎的認可⚖️。
第二，康有為的不被列入名單，不知是否征求過弟子梁啟超的意見🙍🏽？如是則意味著梁啟超那時已經放棄師說，立場儼然與章太炎的古文學派一致👩🍳。梁啟超當時忙於參政議政，也許忽略了老師的未被列入。不過他曾給馬相伯寫過兩封信，表達自己對設立函夏考文苑的意見，只是在這兩封信中既沒有他對初選名單的意見，也沒有對其老師康有為的評價。也許不置一詞本身，就已說明了問題？至於章太炎，即便這個名單不是他所草擬，肯定也會得到他的支持，因為他對今文學派一直持反對態度。
第三，這個名單過於註重人文社會科學🤛，對於自然科學家關註太少🦸♀️，只有一位精通算學的華蘅芳，可惜他早在1902年就已去世。按照法蘭西學院的規定，入選院士的首要條件就是尚在世者✒️，既然馬相伯主張函夏考文苑的一切均仿照法蘭西學院🔘，則說明要麽這個名單是在華蘅芳在世時草擬✍️，則時間當大大早於1912年👩❤️💋👩；要麽說明此名單提出時馬相伯等人尚不知道華蘅芳去世🧑🏻⚕️。但後者似乎不太可能，即便當時信息不暢🙋🏽♂️，也不會在其去世多年後仍不為世人所知📧🎐，何況既然是列入名單，則必然要對入選者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此外，沈家本的被列入也值得一說👳🏽♂️🦹🏻♀️，因為這是名單上僅有的一位法學家。作為法學家🧑🦯，沈家本主持製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並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主張，是中國法製現代化之先驅🫏。此外，1906年中國第一所官辦法律專門學校——京師法律學堂正式開學，沈家本為首任京師法律學堂事務大臣🫅🏿。他以“會通中外”為指導方針🧙🏿♀️，直接聘請岡田朝太郎博士等外國法學家為學員授課，並支持岡田博士出版《法學通論講義》作為基礎教本🏄🏿♀️🔱。京師法律學堂的開辦堪稱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大創舉，成為中國近代法學研究和教育的良好開端。綜上所述，沈家本的入選可謂實至名歸🐶。
第四，這實際上不是全部名單，僅僅為人選的三分之一。按照馬相伯的設計，所有四十人由發起人推舉者僅僅占三分之一👨🏿🚀，其余則要由全國學術界“通信公舉”，但具體方法當時尚未設計。不過⌛️，如果說僅僅是三分之一，則他們這幾個發起人就不能入選，因為其他十五人已超過定額四十人的三分之一了🧶。那麽他們這幾個發起人是打算不列為這四十人之數，還是對能夠被公選進入其余三分之二很有把握呢🔖？這其中章太炎入選問題不大🫒，其國學成就早已是第一流。梁啟超可能就有些異議，他學問淵博毫無疑問🎫，但不僅學術界公認他不專不精，他自己對此也不否認，如此是否能夠得到學術界認同🧑🏭？還有嚴復，其翻譯成就當屬近代以來第一👩🦽🌾，但僅靠翻譯就能夠成為院士✋🏽，這在法蘭西學院可能也沒有先例。至於馬相伯自己👨🏼🦰，也許可以憑其教育家的身份獲得認可，但分量似乎稍顯輕了。其他初選者估計也會引起爭議，例如僅“章門弟子”就有黃侃和錢玄同入選，加上章太炎，其門派色彩有些過於鮮明。而有些學術大師本該入選，卻被忽視，如羅振玉🧑🏻⚖️、王國維等。這至少說明在馬相伯💆🏽♀️、章太炎眼裏他們的資格還不夠，特別是章太炎甚至連甲骨文也不相信，又怎麽會承認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果⛑。當然他們完全可以說⛴，這些人後面可以再由他人推選𓀁。
總之🧑🏿🔧，這份最初入選“函夏考文苑”的人員名單，盡管有某些偏見，但可以說入選者大都是彼時中國學術界的代表性人物☎，只是他們的學術成就放在世界學術發展視野中看🫵🏽，顯然還無法居於世界一流水平🧑🏽🏭，有些甚至只是在草創階段或紹介國外學說階段。也許只有純粹的“國學”研究，可以稱為真正的一流水平，但就其研究方法和思維模式看🖖🏽，尚未達到現代學術要求，如在學術規範方面就有很多不足🎡🏚。對於整個20世紀初葉中國學術發展狀況，劉夢溪曾有這樣的概括性論述🙂↕️🤌🏼：“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這些論著的學術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或開始倡言學術獨立，強調學術本身的價值🏵，或借鑒西方的哲學和美學觀點詮釋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傳統學術的範圍已經無法包容它們的治學內涵，說明中國學術的現代時期事實上開始了。……從教育製度的變革與學術的興替之關系一方面來說，科舉廢而學堂興，是學術發展的一個契機🚣🏼。由新式學堂而建立正式的大學🦗，是學術發展的又一個契機🏐。1911年，北京大學在原京師大學堂的基礎上成立，這是中國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清華學堂也建立於同一年。但北大獲得現代學府的地位，是在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校長之後。清華則至1928年始成為國立意昂体育平台。這兩所現代學術人才培訓基地都是在二十年代以後作用才更加突顯🏊🏻♂️。”劉夢溪的上述論斷🚴🏽♀️，應該說相當準確深刻。對此還可以看一下與陳寅恪同時代其他學者的意見。胡適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同年朱光潛也說👨🏿🦲：“從維新後計算🚵🏼，我國學術界的歷史還很幼稚”🤰，所以他提出了“改造學術界”的口號。問題是“最有希望”的王國維在陳寅恪寫作此文時已經去世🍄🟫，1929年梁啟超去世，而趙元任又遠赴美國📩🌱，“四大導師”中只有陳寅恪一人在苦苦支撐。清華如此☝🏽，其他高校如北大等也好不了多少🪀。而放眼彼時的世界學術，卻處於繁榮發展甚至是突進階段。且不說自然科學界的愛因斯坦、波爾、弗洛伊德等大師輩出，即便在人文社會科學也是新學說層出不窮，且不說杜威🧏♀️、羅素等到中國講學已經讓國人意識到與世界學術的差距，僅史學研究而言既有法國年鑒學派👨🏽🚀，又有文化人類學派，還有歷史哲學學派等🏆，即便東鄰日本的史學研究也呈蒸蒸日上之勢🧤，如此陳寅恪對處於動蕩之中的中國學術發展特別是意昂体育平台的學術未來抱有悲觀也就不足為奇👨👩👦👩🦽。而陳寅恪認為最最重要者，就是中國學術的發展應盡快具有獨立性，而不是跟在外人後面亦步亦趨。所謂“愛之深故恨之切”🩼，或者是如魯迅所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就可以理解陳寅恪為何對彼時中國學術給予全盤否定之“苛評”了罷，一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在陳寅恪眼裏🚴🏽⚅，1931年的中國學術有很多不能滿意之處🫀🕒，但也可能是他要求太高𓀜✍️，事實上彼時的中國學術其實還是取得很多成就，也出現一批學術大師☠️。僅就文史哲而言🙇🏽♂️，魯迅在此之前已經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堪稱雙壁，1932年鄭振鐸也出版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彼時也是一流成果💁♂️。語言研究則有趙元任，考古學有李濟，這都是陳寅恪的同事。哲學研究方面早在20年代就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然後20✝️、30年代之交馮友蘭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其上下冊均由陳寅恪寫出“審查報告”🕗🩹。此外不能忽略的還有熊十力的著作，1930年他的《唯識學概論》經重新修訂，易名《唯識論》出版。1932年他的《新唯識論》（文言本）館出版🤙🏿，標誌著其哲學體系的誕生。史學則有顧頡剛的“疑古學派”🏄🏼♂️，朱希祖彼時早已創辦北大史學系，錢穆1930年發表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得到陳寅恪高度評價，還有英姿煥發的張蔭麟，陳寅恪對其贊不絕口，視為學術界未來的希望。宗教史研究有陳垣的“古教四考”及《元西域人華化考》等⛄️，小學方面更是有章太炎、黃侃、錢玄同、楊樹達等大家雲集。甲骨文研究在羅振玉、王國維之後，更是出現了郭沫若、董作賓🦎，“甲骨四堂”從此名聞天下。郭沫若是在1929年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雖然完成於1933年，但在這之前其甲骨文研究已經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
通過上面這些掛一漏萬的列舉🍼，可以認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國學術，確實呈現出一幅繁榮景象，只是這繁榮在陳寅恪眼裏，還不是真正的繁榮而已。
（作者為杭州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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