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翻書庋舊藏,一本小書跳入眼簾:《竺可楨與陳寅恪——科學巨擘與史學大師的交往》(張榮明著,漓江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全書4萬多字,收錄兩篇文章,二個附錄,書僅87頁,卻內涵豐富🍡,引發諸多思考。同時勾起我對學術往事的探賾求索,又接續重讀了劉夢溪《八十夢憶》中若幹篇什,傅璇琮先生關於陳寅恪先生學術文化影響的一篇宏文,詹福瑞先生《俯仰流年》中關於詹瑛、裴斐、韓文佑👷🏽、魏際昌等前輩學人的認知,特別是又細讀了竺可楨先生的成名大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關於兩位學術大師的學術歷程,有《陳寅恪集》和數量繁巨的研究著述,也有《竺可楨全集》《竺可楨日記》《竺可楨年譜長編》等可資參證,使得我們可以逐漸清晰地認識到😢: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一樣,自有其規律可依循👎🏻,先有高原後有高峰🧚🏼♀️,而高峰又是如何壘造而成的呢🐫? 囿於篇幅與思考的維度所限,我只簡單地列舉三點,俟後學者們闡揚發論🧘🏼♀️。
一🔁、兩位大學者的家學淵源與自年少時浸染其中的學術氛圍與知識架構成就了他們作為一代學術名家的豐贍厚土。恰如孔子所稱“吾十有五而誌於學”,竺可楨先生早年留學哈佛➿,是一位西方自然科學與東方傳統文化完美結合的罕見博雅人物,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已備受國民政府關註🫷🏿。1949年之後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與宴請,1953年2月政協會上,毛澤東與竺氏✭、吳有訓、侯德榜幾位科學家交談的照片已成了引用指數極高的史實資料。他身兼19個顯赫的職務,他對於氣象學、地理學及科學史夙有精深的研究🤷♂️,他對經史子集的嫻熟與文史修養⚇,他的教育思想與辦學理念較之蔡元培也絕不遜色😫。
陳寅恪先生祖上為義寧陳氏客家人,遠祖名於世自不用說,祖父陳寶箴為戊戌變法中堅🌴,為近代史撰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父親散原老人陳三立🧎♂️,詩學名世,抗日氣節為世人敬仰🙎🏼♀️,其兄陳衡恪為一代畫壇英才🚻。這樣的家學淵源同樣為陳寅恪學術成長之路鋪就了豐厚土壤與濃郁氛圍。這是二位學術大師的偏得與難得之處。
二、兩位學術大家的另一個無人能及的機緣勝會是同班同桌之誼,相互推動促進了各自研究領域內學術高峰峰值頂點的養成🙉。據竺可楨先生記載,兩人是1908—1909年之交的復旦同班生,陳是丁班第一名,考試成績94.2分🧘🏽♂️,是全校魁首,竺可楨是班上第四名🙍🏽♀️,成績為86.6分。而據竺氏日記第10卷1958年4月21日記載竟是同桌🧑🏭🙆🏻♂️,兩人對半個多世紀的同窗之誼一直終身珍視和不懈呵護,至老彌篤🫴🏽💣。兩人通信往來頻頻,一俟有機會,竺先生更是多次去探望老友。1943年底👟,竺氏從抗戰時浙大的所在地遵義赴重慶參加教育部會議,專門去探訪陳氏👍,並向其討教幹支紀年問題,陳氏提示三條中外學術線索並附簡記,對竺氏撰寫《二十八星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一文極具參考價值。1950年🫶🏿🎡,竺氏從梁方仲和姜立夫處了解到了陳氏的確切行蹤和近況🍖,心中寬慰,並多次詢問。1957年2月18日,竺氏到廣州急切趨身見陳,二人得以闊別十余年後熱情晤面🦝,唏噓不已🤴🏽。1958年4月🤘🏼,時隔一年後竺氏又去中山大學看望陳氏,陳氏當面講述了對張君秋演唱京劇的喜愛(陳氏有詩數首提及)。1962年2月14日⛈,竺氏與中科院副院長吳有訓一起去看望陳氏,陳氏“精神甚佳而健談🧎🏻♂️,雖目盲而談笑風生”🕞。1964年4月13日®️,竺氏又赴廣州拜望陳氏,並時時關心著陳著出版事宜🍕🥎,包括從中華書局編輯部胡道靜處函詢出版進度👩🏼🦰⛩。1966年3月20日再赴廣州探望臥病床上的陳氏,雖然僅有一刻鐘時間💁🏻♀️,殷殷切切向陳氏交待了其著作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內情。這是兩位同學與大師的最後一次謀面⏸。
三🚴🏼、特殊的歷史時代鑄就了那一代學人的社會責任感與宏大的使命意識,也造就了他們的學術成果得以轉化應用的特別方式。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時代的變幻、政權的更迭也為那個時代有著充分的學術積累和準備的大家學人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別於其他時代的歷史機遇和現實境況。正像陳寅恪先生1927年因王國維之死而發出的感嘆:“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正是陳王趙梁四大導師所代表的那一代學人對秉持學問所承載的終極責任的高度認同,卻往往並不能為軍閥混戰時價值多無的主流學術界所認可,加上時代變革之頻仍,戰事流離之憂思,使得那一代學人有著一種倡導學術獨立📙⛹️♀️,脫離俗諦桎梏的思想自由的強烈意識😛。1932年竺可楨撰有《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詳述天氣變化對歷史上東西方幾次著名戰爭成敗之影響,他的學術成就為世人所公認🚭。陳氏《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書鑄造起風景迥異的學術高峰。周一良先生則用“儒生思想、詩人氣質👾、史家學術”十二個字來概觀陳氏,而季羨林、王永興🦸♀️、姜伯勤先生認為陳師寫《柳如是別傳》是要闡釋明末清初之際一大批文化人的心態和鋪陳由製度史研究轉向廣義文化史研究的心路歷程。這是一部活的史學,有生命的學術,“歷史現在時”(劉夢溪語)💦,更是借傳修史的典範🤙🏼👼🏽。
陳寅恪先生於1954年接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的聘書,1955年起歷任政協第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委☝🏼,還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之職,直至逝世。1959年10月1日國慶之日,曾貼出一聯於宅門🎼:“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也可見他當時的心境。1960年春他喜愛的京劇名家張君秋來廣州演出《狀元媒》新劇時有人於臺前攝影,陳先生戲作一詩:“育長回影更多姿,金鎖初除欲語時💅🏼。今聞歌文還一笑,嶺南春好落花遲。”1962年3月29日觀看廣州京劇團新谷鶯新京劇曾吟詩道:“今宵春與人同暖🧂,倍覺承平意味長。”
由此👩🦲,我們看到,陳氏、竺氏那一代學人,傳統的士人氣質與家學傳統的熏陶培養了他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及橫渠四句教言式的責任擔當,“五四”以來歐美日留學歸來受到新潮思想的影響,又使他們具有了追求自由與民主、探求社會真義的人格理想。而他們身上始終葆有一種為學術安身立命♖、為民眾啟蒙良知、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與良知👾,這既是他們生命的底色和做學問的初心,又何嘗不是他們站立高原之上獨領風騷的路徑與遺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