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謝泳

　　陳寅恪在歷史研究中極富聯想力。所謂聯想力，即能把不同時期發生的歷史事件與當下現實作恰當聯系。“九·一八”後，陳寅恪寫《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西安事變”發生，陳寅恪寫《論李懷光之叛》。1951年，中國外交“一邊倒”，陳寅恪寫《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等。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中，說陳寅恪偶爾也弄弄“影射史學”，其實是沒有感受到陳寅恪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如果我們留意陳寅恪1949後所寫論文的具體時間，大體可以判斷出他有些論文的苦心。陳寅恪高明之處是不經意間時時有恰當聯想和巧妙比喻，造語極為智慧，常常看似無意而實有深旨。

　　1964年11月，陳寅恪撰《論再生緣校補記》。眾所周知，此文主要是針對郭沫若的，但陳寅恪行文中未提郭沫若的名字，只以“論者”代稱。1964年夏天，哲學界恰好發生了著名的批判楊獻珍與“合二而一”事件，陳寅恪對此事的態度，我們目前還沒有見到直接史料，但他對此事一定有自己的態度。陳寅恪在“校補記”中說：“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時同族之人，既堅決不認雲貞、端生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寒柳堂集》第87頁，三聯書店，2000年）。陳寅恪此處提到“合二而一”，直接針對郭沫若《再談再生緣>的作者陳端生》一文。郭沫若在文章中說：“姓陳的嫁給姓範的，這是一合”；“陳端生的丈夫應該是範菼，菼是荻的別名……故名菼可字（或號）秋塘。這是二合”，對於陳雲貞的身世，郭沫若還認為“這些情況和陳端生的身世太相似了。這是三合。”（《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第8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陳寅恪巧用“合二而一”明面是針對郭文，但同時也暗諷了當時哲學界的“合二而一”事件，因為陳寅恪特別提到了“合二而一”的發明者方以智（方密之），顯然是針對哲學界當時關於“合二而一”的討論，如果不針對此事，單純對郭文，陳寅恪當說“合三為一”，因為郭文中確實是說了“三合”。郭文完成於1961年11月，其時“合二而一”事件尚沒有發生，陳寅恪如果不是聯想到了當時的“合二而一”事件，何來“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一語？郭文與“合二而一”本無關涉，所謂“三合”只是一般行文習慣，陳寅恪針對郭文，不說“合三”，而只說“合二而一”，可謂一箭雙雕。陳寅恪的感慨是：“合二而一，亦太奇矣！”

轉自《文匯報》2014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