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意昂体育平台1936年外國語文學會師生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華蘭德✍🏼💁🏽，第六人王文顯，第七人吳宓🚀，第八人陳銓🚵🏼‍♂️。

眾所周知，吳宓是學衡派的主將。不過，吳宓的日記裏卻記載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文革前後，吳宓居然被戴上了“戰國策派”的帽子，受到批判👨‍👩‍👧‍👧。2013年2月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昌山主編的《戰國策派文存》🧝🏼，收錄了吳宓的《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再次將吳宓放在了“戰國策派”陣營中。那麽，吳宓與所謂的“法西斯主義”、國民黨“文化幫兇”的“戰國策派”到底具有怎樣的關系🈳？吳宓真的是“戰國策派”的一員嗎？

“指宓為戰國策社員”

1964年6月4日🧔🏿‍♀️，吳宓在日記中寫道：“耿振華教授見告：北京師範大學編《中國現代文學資料》中編👩🏼‍🔧，下冊，選有某君評《戰國策》文，文中引述宓撰《林黛玉之精神》一文，遂以宓列入戰國策派雲雲。”（註：本文中與吳宓日記有關的內容皆出自《吳宓日記》和《吳宓日記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其後，耿振華在“社教”運動中“揭發”了吳宓，吳宓被批判。1965年5月17日，吳宓在日記中寫道：“上午9-12老教師學習會中文系小組，宓作全面自我檢查發言，……畢，眾加以評論。（1）耿振華‼️👨🏻‍🏫，謂……宓又為北洋軍閥及戰國策派所利用。宓曾與陳銓及梁漱溟接近，彼皆反動派之代表人物🤦🏼‍♀️，雲雲🧝🏻‍♀️。”文革開始後💯，吳宓再次受到牽連。1969年1月31日，吳宓奉命接待了一位上海的客人，該人專程到重慶找吳宓了解陳銓的歷史，並且“彼以與宓之問答🤌，寫成記錄🧑‍🦱，命宓簽章承認其無誤。又命宓細憶陳銓之一切事跡，寫成詳盡之交代材料，限於兩星期內🚴🏼，交呈三中隊辦公室郵寄彼收。”事情並未就此了結🫧。1971年7月26日的吳宓日記有如下記載：“今晨，見大字報二張，1.錄宓日記🚷，揭發1968成君等閑談。2.指宓為戰國策社員，1941在昆明該社（陳銓邀）演講《紅樓夢》🌳，勸女生應效法林黛玉之卑弱任性之閨秀雲雲。”就這樣，人們把“戰國策派”的帽子切切實實地戴在了吳宓頭上。

在吳宓看來，自己與“戰國策派”實無任何關系。在1964年6月4日的日記“耿振華教授見告”一段後，吳宓用較小的字體寫了以下文字：“按宓實未作此文，亦未在《戰國策》投稿。惟記某年🐉，西南聯大學生主辦一次《紅樓夢》講演會🖖🏿，其節目以陳銓講《叔本華哲學與紅樓夢》為主，宓亦曾講一短篇，或即是此《林黛玉之精神》，為戰國策派人在場筆記刊登耶🔚💆🏼‍♀️？（待檢閱）”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耿振華提到的文章是漢夫的《“戰國”派的法西斯主義實質》，收錄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一卷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3月版）中🤦🏻‍♂️。此文的中心觀點是：“戰國派”的言論是法西斯主義的，是反民主、為虎作倀的謬論。漢夫在對“戰國策派”言論的舉例中涉及了吳宓🏦↗️：“高歌戰國時代的怨女是叛亂不安之源，稱道妾製與後宮製（雷海宗：《戰國時代的怨女曠夫》，《戰國》第2期😴，《大公報》12月10日）和提倡林黛玉精神（吳宓🎽：《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同上)，不都是最反動的婦女‘理論’和希特勒的婦女回廚房回閨房的謬論的表現嗎？”或許是因為這段話裏有“林黛玉精神”幾個字😟，導致耿振華將吳宓文章的題目誤記了👩🏿‍🌾，引來了吳宓的矢口否認。

吳宓沒有寫過名為《林黛玉之精神》的文章♐️，但在1941年12月10日的《大公報》戰國副刊第2期上卻的確有吳宓的《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在此文中，吳宓認為在道家精神的宰割下，各種能代表儒家真精神的“理想人物”𓀑，如聖賢、英雄、詩人🕳、藝術家、情人等🏊🏽‍♀️，皆作了慘苦之犧牲⌛️➾。林黛玉即是“詩人藝術家情人”中的一員，與之相對💂🏽‍♀️，薛寶釵則體現了道家精神。顯然，吳宓以林黛玉、薛寶釵為例談中國的儒🤸🏻、道精神，與婦女理論無關。漢夫的舉例是斷章取義🧜🏼‍♂️、張冠李戴🦣。

雖然舉例不恰當🔷，但漢夫將吳宓視為“戰國策派”的一員，也並不是完全的無稽之談🕥。吳宓的《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發表在《大公報》戰國副刊上，這是“戰國策派”繼《戰國策》半月刊後開辟的第二個園地。按照吳宓對學衡派的界定（只要為《學衡》雜誌作文章，即為社員），那麽，吳宓被視為“戰國策派”成員🖖🏼，也是順理成章的💆‍♀️。而且，從《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的內容看，吳宓使用了“民族精神”🙎🏿‍♂️、“浮士德之精神”等常見於“戰國策派”筆下的概念。吳宓還有如下表述♗：“故‘浮士德之精神’兼包含對於（1）消極（2）肉欲二者之反抗➞，而此二者正今日多數萎靡卑鄙之中國人之大病也。”這與陳銓在《浮士德精神》中的呼籲：“假如中國人不采取這一個新的人生觀（註🛌🏿：浮士德精神）💽，不改變從前滿足、懶惰、懦弱、虛偽📣、安靜的習慣，就把全盤的西洋物質建設🖖、政治組織🦸🏼‍♀️、軍事訓練搬過來，前途怕也屬有限。”幾乎如出一轍。因此，不管是刊發地還是內容，《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都顯示出吳宓與“戰國策派”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關系。

從《吳宓日記》看，吳宓與“戰國策派”的陳銓👴🏼🤷🏽、林同濟曾有較密切的交往⌨️。陳銓是吳宓在清華的學生。據筆者的粗略統計，《吳宓日記》明確提到陳銓（有時簡稱為“銓”）的地方有76處之多🧯。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段：一是陳銓在清華求學期間🖕◼️，二是吳宓、陳銓齊聚昆明西南聯大期間。從相關記載看🎨，陳銓不算是吳宓的“密友”，因為吳宓甚少向陳銓述說自己的感情生活（吳宓經常向另一學生張蔭麟傾訴，可見並不是顧忌師生身份）。將吳宓與陳銓拴在一起的是他們的共同興趣：撰作小說。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小說的作法📭，以及自己對小說的體會。陳銓多次將自己的文學創作上呈吳宓批評🪩。如：

1928年1月5日📈🫷🏿：“陳銓來⏺，以所著小說《夢頻》二冊請為審閱🏃🏻‍♂️。”

1928年11月9日：“晚🤦🏽‍♀️，燃燭讀陳銓所著小說《天問》，甚佳。”

1929年1月21日🤦🏼‍♀️：“晚羅正晫來，交陳銓小說《來信》一篇。”

1930年4月28日：“4-5張昌圻來，陳銓托帶贈所著小說《沖突》一冊🩵。”

1939年4月4日：“是日上午11-12，讀陳銓新撰劇本《黃鶴樓》。”

1941年3月14日🪔：“銓送其新撰小說《狂飆》稿本，囑閱💂🏿。”

1941年8月3日：“讀陳銓新著《野玫瑰》劇本，甚佳。”

吳宓在讀了這些作品後，會與陳銓交流感想，還會寫一些評論性的文章。如：閱讀了《天問》的第二日，他寫了《評陳銓〈天問〉（小說）》👬🏻；閱讀了《沖突》的第二日“上午撰評陳銓《沖突》文”💂🏻；1941年陳銓編導的話劇《黃鶴樓》在昆明上演前夕，吳宓寫了《黃鶴樓劇與理想主義》為之捧場。

吳宓也向陳銓敘述了自己醞釀多年的小說《新舊因緣》的情節和主旨。1928年1月7日，吳宓在日記裏寫道：“晚8-10陳銓來談《新舊因緣》小說之結構🛖🎂。陳銓建議修改如下🧔🏼，可較為緊湊。即由留美時代之中間寫起，或以通信體起。使李令芬在北京為寒苦之女教員。由劉希哲函李🧎🏻‍♀️，報告王福良與梁美格愛情之增進，劉表示愛李之意，亦隨之而愈深愈明🟰。李始則不信此事🧏🏿🥵，及王🫷🏽、梁在美已結婚，棄絕李，劉乘機急回國，至京，欲與李結婚🙇🏻‍♀️🏌🏽‍♂️，李持從一而終之說，不允🧑‍🧒‍🧒。而內心交戰，病益深，遂死。李死🧑🏼‍🤝‍🧑🏼🏔，劉遂不復娶。王、梁之結局則如前所定👏。而留美以前之事，則僅於談話及回憶中插敘，不入正文🙆。如是，則前半之事演於美國，後半則在北京，較原定計劃可更簡單而緊湊矣。”筆者不嫌冗贅引錄此段🪿，是想說明，吳宓必定多次向陳銓訴說自己擬撰的這個小說，以至陳銓非常熟悉其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甚至進而產生自己的想法。而吳宓將之詳細記錄在日記裏🫣，也表明了吳宓對陳銓意見的重視🍿🌙。

在昆明西南聯大時期，根據吳宓日記記載，陳銓並沒有刻意向吳宓推銷“戰國策派”的思想，但日常交談、來往使吳宓對陳銓的主張顯然有所了解。吳宓在《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中對“浮士德之精神”的闡發便毋庸置疑是受了陳銓的影響🙋🏿。還有一件與陳銓有關的事給吳宓留下了極深的印象👏🏽。1940年4月11日，吳宓在日記裏寫道：“晚7-9陪陳銓在文林堂演講《叔本華與紅樓夢》🙇🏼。聽者極眾，充塞門戶🐐。其盛夙所未有也🤹🏿🧑🏽‍🦰。”這次演講也就是吳宓在1964年6月4日日記裏提到的西南聯大學生主辦的《紅樓夢》講演會。從“其盛夙所未有也”幾個字我們能體會到吳宓的羨慕，甚至少許嫉妒。這件事讓吳宓看到了“戰國策派”的不容小覷。

真正促使吳宓與“戰國策派”靠近的是林同濟👩🏻‍🦱。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出，林同濟一直有意識地拉吳宓進入“戰國策派”的圈子。他希望吳宓了解“戰國策派”的觀點。吳宓在1940年1月19日的日記裏寫道🧗🏻‍♂️🧘🏿‍♂️：“夕5-11赴青雲街167何永佶、林同濟約宴（西餐💅🏽，家製）。……客有賀麟💤🫵🏽、陳銓🦂。談至深宵。辯尼采WilltoPower之是非，蓋濟甚主此說也🕳🏄🏼‍♀️。”日記中沒有記錄吳宓本人對尼采的觀點，但這些辯論無疑會觸發吳宓的思考🤾🏼。在《戰國策》創刊時，林同濟也積極征詢吳宓的意見。《戰國策》首期刊發於1940年4月🧑🏼‍🍼。在1940年2月27日的吳宓日記中有如下記載：“9-10訪林同濟，談《戰國策》計劃。”雖然沒有記載交談的具體內容👨‍👩‍👧，但吳宓這個熱心、敏感的人想必會為了林同濟對自己的尊重和認同而滔滔不絕。日記中還記錄了林同濟邀請吳宓為《戰國策》半月刊撰稿。但最終吳宓沒有寫🏄🏻‍♀️，原因是：“夕5-6林同濟來🦄。原允為《戰國策》撰稿🏊🏼，頃見其中沈從文詆毀文言及浙大之文🤦🏽‍♀️，而惡之🧑🏽‍✈️。遂止🧑🏿‍🔬。”

這一小插曲沒有使吳宓遷怒林同濟☠️，雙方的交往仍在繼續。在其後的吳宓日記中（1940年4月至1942年林同濟離開昆明）🧑🏻‍🦼，提到林同濟的地方有12處😮‍💨，主要是請宴、互訪🤙🏻、交談及雜事的記載，多數由林同濟主動。林同濟仍遊說吳宓為“戰國策派”刊物撰稿🏌🏻。1941年6月8日♌️，吳宓寫道：“又遇林同濟，邀至其鄉居，即黃土坡疏散新村33號🪩，見洪紱🧑🏿‍🏫。進早🛋、午二餐（西餐）。與林談💁🏼‍♀️。又草成《民族精神培養革新方案》一稿👎🏻。”1941年12月10日，吳宓寫道*️⃣：“宓為林同濟所作《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一文，刊登本日重慶《大公報》之《戰國副刊》8️⃣📗，濟所主編。”就這樣♈️，在林同濟的推動下，吳宓有了在“戰國策派”刊物上的亮相🧗🏿‍♂️。

吳宓與“戰國策派”的思想分歧

即便如此，吳宓仍然不能被視為“戰國策派”的一員🛎，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可調和的思想分歧。哪怕是在吳宓特意為林同濟所作的《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中，我們也能感受到立場的巨大差異。《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有對“戰國策派”文化主張的呼應（如使用“民族精神”概念👩🏽‍💼、將“浮士德之精神”作為改造國民性的良方等），但從文章的總體觀點看，卻保持著吳宓的自身特色。吳宓一開篇就將“民族精神”的內涵縮小至“道德”：“如何培養及革新中華民族之精神及行為🖼、特質，……愚見以為只應將中國及西洋歷史文化中之道德精神，兼收並取而融化之、受用之，使確能見諸實行，施於個人生活及日常行事。”在文章末尾，吳宓給出了具體建議：應“恢復中國舊有儒家真精神”👈，同時“吸收（或采取）西洋歷史文化所貢獻之道德精神元素（或優點）”🚵🏿‍♀️，諸如真善美合一之精神、偉大之仁愛🌊、堅實之信仰🧥、忠、騎士式之愛、“浮士德之精神”等。而“戰國策派”恰恰對善、美、仁愛🫰🏻、信仰等道德質素嗤之以鼻。陳銓在《尼采的道德觀念》裏寫道：“真正合乎自然的道德，就是權力意誌的伸張🦸🏽‍♀️，強者行動、弱者服從，道德就是龐大的力量📧，不顧一切的無情和勇敢💆‍♂️。”陳銓還說：“傳統的道德觀念，如像憐憫、同情👨‍❤️‍💋‍👨、愛鄰居🙆‍♀️、人我合一🖐🏻📋、都是違反自然㊗️，壓倒強者，扶持弱者👩🏼‍🦰。這樣，世界不能進步🤢，人類不能超過，人生還有什麽意義呢？”由此可見，雖然吳宓刻意為“戰國策派”作文章，但並沒有被宣揚強者道德🧜✹、超人道德的“戰國策派”影響🦐，展現了不同於“戰國策派”的道德主張。

吳宓與“戰國策派”的分歧不僅體現在道德觀上，還體現在眾多方面。具體而言🧑🏽‍🌾，有以下三點👨🏻‍🦲：

第一，對新文化運動的看法不同💮。

吳宓站在文化傳承的立場上，終其一生都堅定👨‍🦼、頑固地反對新文化運動。他認為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全盤否定會導致國粹喪失、亡國亡種。因此🏃‍♂️‍➡️，每年五四紀念都讓吳宓憤憂交加👍🏻🥣。1940年5月4日🤾🏽‍♀️，吳宓在日記裏寫道👩🏿‍🌾：“是日五四運動紀念，放假。上午精神動員會，慶祝五四。宓未往➞🪁。讀沈從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1944年5月9日⛺️，吳宓仍然是同樣的心情：“報載昨晚聯大文藝晚會，諸人盛表五四身與之功👧，而痛詆中國之禮教與文學。讀之憤怒已極，惜年衰力孤，末由與彼輩爭戰🎎。”憤怒持續到5月10日：“報載前日聞一多演辭，竟與我輩‘擁護文學遺產’者挑戰🍢。恨吾力薄👨‍✈️，只得隱忍👶🏿。久久不快🍳。”

“戰國策派”則是站在現實的立場上對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批評。他們肯定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價值，積極踐行白話文，陳銓的小說和話劇，林同濟、雷海宗的學術著作都是用白話文寫成。但與此同時👨🏻‍🎤，“戰國策派”又認為新文化運動有著嚴重的不足，最大問題是不能讓中國變強盛。林同濟認為，新文化運動只倡導個人的個性解放，而沒有促成民族的集體意識，因此“解放的成績並不圓滿”（林同濟《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陳銓則認為：“五四運動是不合時代的”，因為“五四運動一套的思想，並不能幫助我們救亡圖存”（陳銓《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就新文學而言，陳銓認為：新文學運動“對於打破舊傳統，貢獻是很偉大的，但是對於建設新傳統，它卻是不切實的。因為新的社會新的國家，不能建築在極端的個人主義之上🕺🏽。”（陳銓《民族文學運動》）由此可見，雖然吳宓與“戰國策派”都有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但批評的指向完全不一樣。“戰國策派”不是吳宓的“我輩”。

第二🧙🏻，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攫取不同。

揚儒抑道是吳宓的思想特色🔷。吳宓視儒家學說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良方🥑，對儒家學說信奉服膺。在《我之人生觀》裏🐦‍⬛，吳宓寫道：“自吾有生有知以來，長讀儒家之書。行事待人🏇🏿，亦常以儒家之規訓自按🐘。……吾將終身仍依儒教🫷🏿，而決不作歸佛歸耶之想矣💡🍺。”晚年在重重的政治壓力下，吳宓寧願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也堅決不批孔，說明了他對儒家學說的篤誠☆。與之相對，吳宓對道家學說則深惡痛絕🧑🏼‍⚖️，將之視為文化毒瘤👩‍👦。他認為道家精神由兩因素合成🧑🏼：“（甲）權術，即權詐機變𓀗；（乙）唯物主義之身體享樂。……此（甲）（乙）二因素🔋🙏🏿，實為自然主義之兩方面🥪，亦即自私自利主義之兩方面也。”（吳宓《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在吳宓看來🧖🏽‍♀️🩱，道家學說將人降至禽獸的層面♓️，只有破壞性而無建設性🧖‍♀️🎚。因此🧎‍♀️👬，應“恢復中國舊有儒家真精神（即歷來聖賢🪜🎢、英雄🛼💇🏽‍♀️、詩人、藝術家、情人所代表者），而鏟除彼支配上下之道家精神——即以人文主義與理想主義，代替自然主義與自利主義”。（同上）

“戰國策派”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攫取則帶有更多的功利色彩。他們把中日戰爭時期看做“又一度‘戰國時代’的來臨”（林同濟《戰國時代的重演》）。在“戰國時代”，一切皆應為“戰”服務💬，文化也不例外。因此，必須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有利於“戰”的全部精神酵素🐹。他們不會特別排斥某一家學說，而只會擷取其中對“戰”有助的成分🪁。例如，“戰國策派”對儒家學說就進行了重新闡釋👌🏼。他們特別倡揚“忠”，認為與“忠”相比，“孝”必須降格。因為“忠”是國力形成的基礎和先決條件😦🌚，在國力競爭的大政治時代，惟其人人能忠於國家📜🧸，才能化個體國民之力而為全體化的國力。傳統儒家崇尚的“孝”，在他們看來則無關大局。

第三，文化價值目標不同。

吳宓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這源於他的天生秉性，更源於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吾信有各種‘絕對（又曰純正）觀念’（Abso?luteorPureIdeas）之存在🧘‍♀️，……世間有絕對之善，絕對之惡🙋🏽‍♂️，絕對之是，絕對之非，乃至絕對之美、之醜🚤。”（吳宓《我之人生觀》）正是因為相信“絕對觀念”的存在🧑🏼‍⚕️𓀝，當現實與“絕對觀念”對立時🧘🏻‍♂️，吳宓明知道順應現實會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他仍然選擇聽從“絕對觀念”的召喚🚕，拒絕現實的裹挾。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吳宓的婚姻、愛情選擇上。他對毛彥文的苦苦糾纏甚至被認為是由病態心理導致。其實，這恰恰是因為毛彥文比其他的女性更接近吳宓心中的理想愛人形象🫴。毛彥文曾說吳宓愛的不是現實中的她，而是他理想中的她👨🏼‍🎤🙈，即是明證🩼。

“戰國策派”諸子則是立足現實的功利主義者🫰。他們的學術研究🏫🟤，無論是對中國歷史的闡釋，對中西文化差異的分析，對德國狂飆運動的介紹🧶，對尼采思想的宣揚，都是對中日戰爭現實的回應，帶有極強的功利色彩。他們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視為是競爭激烈的“大政治時代”，“競爭的根據，最重要的是‘力’👨🏽‍🦰，不是所謂‘法’與‘德’”（林同濟《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於忠孝問題的討論》）👼🏼。只要是有利於“力”的增強的舉措🤽🏻，皆被“大政治時代的倫理”認可♥️。這一極具功利主義特色的“大政治時代的倫理”理論是對進化論的演繹。而吳宓一向對進化論沒有好感：“以為人與禽獸實無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有欲而動，率性而為，無所謂仁義道德等等。凡此皆偽托以欺人者也。”（吳宓《論新文化運動》）

除了以上三點外，吳宓與“戰國策派”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認識上還有很多差異👨‍🎨。比如在對《紅樓夢》的評價上，吳宓對《紅樓夢》高度贊賞，終生熱愛。他認為《紅樓夢》“為中國小說一傑作。其入人之深🚴‍♂️，構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國小說中，亦罕見其匹。西國小說，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長，然如《石頭記》之廣博精到，諸美兼備者，實屬寥寥。”（吳宓《〈紅樓夢〉新談》）而“戰國策派”對《紅樓夢》則持否定態度👍🏿。陳銓認為《紅樓夢》“使悲觀厭世的思想，極端的個人主義🚖，深入人心”（陳銓《尼采與紅樓夢》）。這樣的人生態度對於抗戰是負面的、消極的因素。“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大多數賢人哲士，一個個拋棄人生逃卸責任，奴隸牛馬的生活，轉瞬就要降臨，假如全民族不即刻消亡🪿🎉，生命沉重的擔子📵，行將如何負擔📄🌐？”（同上）因此陳銓呼籲更多的查拉圖斯特拉下山，而少一些賈寶玉出家🔠。林同濟雖然沒有直接對《紅樓夢》發言，但從他的《寄語中國藝術人——恐怖·狂歡·虔恪》看，他不會是《紅樓夢》的擁躉。

當然🏝，吳宓與“戰國策派”之間也存在一些共同點🥷🏼。他們都認同文化精英主義，都反對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他們還都認為文學與科學具有不同的性質。陳銓的表述是：“在科學方面，往往是後來者居上；在文學方面，近代的文學卻不一定比古代高明🫳🏼。”（陳銓《民族文學運動》）吳宓的表述是🪤：“物質科學💥🚳，以積累而成🕜，故其發達也👃🏿，循直線以進，愈久愈詳，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學📚，如歷史、政治🤞🏿、文章、美術等，則或系於社會之實境，或由於個人之天才🏃🏻‍♂️‍➡️，其發達也，無一定之軌轍。故後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吳宓《論新文化運動》）二者幾乎完全一致。這些相似點很好地解釋了在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雲集的昆明，吳宓與“戰國策派”諸子保持了較密切的交往😫，而與同為清華留美生的聞一多或多年同事朱自清等卻並無多少私交的事實。

結語

綜上所述😇，雖然吳宓曾一度與“戰國策派”諸子過往甚密，也在“戰國策派”刊物上發表過《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見》這樣的文章，但根本的思想分歧決定了這只是特定機緣下的偶然交會。當陳銓👰、林同濟離開昆明後🤚🏿，吳宓與“戰國策派”之間的紐帶消失🧏🏻，這次偶然的交會便告結束🌕。風過不留痕，時過境遷，吳宓可能都忘記了自己曾在“戰國策派”刊物上發表過文章🧔🏼‍♀️。人們將“戰國策派”的標簽貼在吳宓的身上是一場歷史的誤會🧑🏿‍⚖️。

新世紀的今天，無論對吳宓還是對“戰國策派”，學界都有了更全面、更準確的認識🫳。吳宓與“戰國策派”的關系也應該得到澄清🈶。

（徐茜）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4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