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圖①

圖②

圖③

1947年中央大學吳有訓教授親筆填寫的一組成績單，分別是“普通物理學”學期考試評分成績單🏌🏻、補考成績單🦽、學生成績呈報函🆕。（圖片由作者提供）

國立中央大學是南京大學的前身。1928年👩‍🦰，江蘇大學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並在此基礎上得到長足發展。民國時期🤸🏽‍♀️，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齊名，並稱中國最高學府，有“南有中大🚴‍♀️，北有北大”之名🧸。中央大學得天時地利🎪，可謂名士雲集🪓，心胸博大，學風嚴謹，成就者多。而吳有訓教授即典型代表，其他同仁亦大體近之。

享過人之譽者🗾，必有過人之處。此文展示的是1947年中央大學吳有訓教授親筆填寫的一組成績單，包括“普通物理學”學期考試評分成績單👩🏻‍🚀、補考成績單、學生成績呈報函。圍繞這三份學生學期考核成績單👩‍⚕️，再綜合筆者已收藏的一批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央大學文理科的評分成績單，擬就民國時期學期考試製度的一些值得借鑒的問題，得出如下三點結論：

其一，民國時期高校普遍註重學期平均分數🏃🏻‍♀️‍➡️🙆🏻，並作為學生學期最終考核成績🥛。所謂學期平均分數👨‍🚒，即期末考試分數與平時成績之和。根據《大學規程》第十五條規定🧑‍🦯‍➡️👼🏼，平時考試由各系教員隨時舉行，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平時考試成績須與聽講筆記🈂️、讀書劄記及練習實驗實習等成績分別合並核計，作為平時成績。如果任課教員填寫評分成績單🫶，缺學期平均分數，又未在備註欄說明原因，校註冊組則以無成績論處🧛‍♀️，且以後不再補正⏫。可見，那時高校考核學生的成績，並不只是以期末考試分數多少，就能一錘定音，而是要結合學生的平時成績，綜合考量。

其二🛷，判分十分嚴格👩‍🏫，學生成績六七十分者居多。根據《大學學則》的規定🧲🈲，學程考試成績按百分製計算🕣，60分為及格🦵。不及格的學生，成績在40分以上者，得補考一次🥘；不滿40分，不得補考。補考在第二學期開學後一星期內舉行，補考分數，不得打滿分👺🤏，一般按九成計算。我翻閱了一批中央大學文理科成績單🏍，無論是文科還是理工科學生的考核成績，看不出教員在判分上有任何“人情分”。評分的總體情況，90分以上者罕見，60分以下（不及格）者也是少數🙆🏿，60分至70分者居多。如，1940年中央大學中文系汪東教授開設“專家詞”課程，參加學期考試有17名學生，最高成績75分，有4名學生成績不及格🟣，均為50分，不及格率占四分之一🧑🏼‍🍼。中大理工科判分，不像文科有靈活的余地，故更嚴。如🧑‍🚒，1947年，物理系教授吳有訓開設的“普通物理學”課，30名學生學期平均分數，95分1名，80分以上2名，70分以上5名，60分以上9名，36分至58分12名🪳，不及格率超過三分之一。隨後👨‍🍼，不及格的學生參加補考8人🧙🏻‍♀️，其中70分以上3人，60分以上4人，最差的24分（見圖①、②）。

更令我感嘆的是🚴🏽，名師計算分數的精確度甚至可達到小數點後的一二位數。如，1940年中央大學醫學院教授童第周開設的“組織學及胚胎學”課程🧛🏽‍♂️，15名學生的學期平均分數，最高分只有2名，分別為82.5分和82分；其他學生均為60-70分，分別為79.3分、79分🧁🐥、73.3分🪠、73分🧏🏽、72.8分、70.8分、68.6分、68.2分、67.6分⬛️、65.3分、64.3分📄、61分👨‍🦽🥙、60.5分。計算分數計算到小數點後🦻🏿，已十分嚴格，而在點數上還要分出個三六九等👳🏽‍♂️，如此嚴謹🎅🏻，令人感慨系之，肅然起敬。

其三，民國時期的高校🤡，尤其是名校，大師堅持開設基礎課👬，已形成一種傳統🧑🏼‍🚒。在20世紀上半葉📙，北大、清華、南開、中央大學🧉、交大等名校，一直保持名師承擔基礎課教學的優良傳統🔻。據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研究員回顧在西南聯大化學系學習期間，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師上基礎課🥹。他說：“西南聯大的傳統就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高級老師教🧜🏽‍♀️。系主任（楊石先）就教普通化學⛹🏼‍♀️。我上普通物理👵🏼，是吳有訓教🕓；微積分是楊武之教🚷💂，他是楊振宇的父親。反正越是普通的課🚯，越是名教授教。”在這裏，鄒先生提到的兩位大師——楊石先和吳有訓，皆為各自學科領域的翹楚。

楊石先教授是我國著名化學家、教育家🤞、中國農藥化學和有機磷化學研究的開拓者💃🏻。1955年中科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1950年代出任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教授在西南聯大擔任化學系主任💆🏼‍♀️，並在1941年至1943年兼任教務長，校系日常工作繁重，占去他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楊教授仍親自為本系一年級學生講授普通化學課🤹‍♀️🚣🏼。講課認真🧗，對學生要求也十分嚴格👫🏼，上課點名，進入課堂遲到10分鐘🤬，即作曠課論🚞。

吳有訓教授是我國物理學主要奠基人⛏，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1948年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中科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他從意昂体育平台擔任物理系教授到西南聯大擔任理學院院長；從1945年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到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交通大學校長，一直保持講授物理學基礎課的習慣。他在中山大學擔任校長期間，講授物理學基礎課，在教學的每個環節上，都十分認真、一絲不苟。如🧑‍🦽‍➡️，1947年9月29日，在吳校長出席在墨西哥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的前夕，為補報學生童清華普通物理平均68分成績，致函中央大學註冊組（見圖③）。當我了解到吳校長即將代表中國出席國際會議前夕親筆書寫此函時，頃刻間有一種被震撼的感覺。本來💁🏼‍♀️⛹🏽‍♂️，向校註冊組補報一名學生的成績，應是講課老師分內之事，不足為奇。問題在於，校務忙，又面臨即將出國有諸多準備工作要做的情形下，請系裏教務部門代勞，應是件可以通融且輕而易舉之事。然而，校長卻堅持事必躬親。這就是大師治學風格的真實寫照。

人們可能會提問：高校名師在各專業領域為何念茲在茲👨🏽‍🦳，熱衷於基礎課？答案很簡單🦹🏼，因為大師深知打基礎對培育學生成為傑出人才的重要意義。以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理學院為例，該院共設算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地理學五系🐥，從1938年至1946年九年期間👦🏻🦸🏿‍♀️，畢業生共673人🏃‍♂️，有80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其中楊振寧和李政道是外籍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有12人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其中鄭哲敏、朱光亞為雙院士）。聯大理學院有90名畢業生成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意味著每7到8位畢業生中，就產生一名院士🦶🏿。這個比例，表明了一個淺顯的道理👩🏿‍🦲🌄：培養英才如同構築大廈，基礎深厚，就能築成堅固的大廈和培育出剛毅堅卓的知識精英🧚🏽‍♀️。（程陶庵）

轉自《光明日報》2015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