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謝歡

1959年５月７日👷🏼‍♀️，C·P·斯諾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之後引起廣泛爭論的著名演講——《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在該演講中，斯諾指出“文學知識分子是一極，而在另一極是科學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在這兩極之間是一條充滿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特別是在年輕人中）是敵意和不喜歡💦，但大多數是由於缺乏了解。他們互相對對方有偏見。他們的態度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即使在情感層面也找不到共同之處……”

那麽是不是真如斯諾所說的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呢❎？著名文史學者張榮明教授在其新著《竺可楨與陳寅恪》（漓江出版社⤴️🤭，2013年2月）一書中以竺可楨日記為依據，從中鉤沉出身為地理學家、氣象學家的竺可楨與史學家陳寅恪之間的種種交往🫱🏽，有力地駁斥了斯諾的觀點。

恰同學少年

1984年2月24日的《復旦校刊》刊載了這樣一則消息🚶‍♂️‍➡️：“本刊訊：最近，校史組在殘存的我校一九○八年🌙、一九○九年檔案中，發現了已故著名學者陳寅恪和竺可楨當年在復旦的學習成績記錄👩🏼‍🚒。他們當時……都是十九歲，一同編在丁班……陳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試成績是九十四點二分，也是全校各班考試成績的魁首；竺可楨是班上第四名⛸，成績為八十六點六分。”而據竺可楨日記中相關記載（見竺可楨日記1958年４月21日內容），竺👨🏼‍🎨、陳二人不僅同班，更是同桌，他們同班時間雖然不長，但是這友誼卻為二人終身所珍視與呵護。

1949年，當陳寅恪選擇“棲身嶺表”的時候，竺可楨已任職北京🥛🍅。然而竺可楨每次到廣州👁✧，只要條件允許都會前來探望🔈👳‍♂️，這在其日記中也有清楚的顯示👷🏽‍♂️，如🧑‍🔧：1955年５月25日“回途在中山大學碼頭登陸……惜未見姜立夫與陳寅恪”；1957年２月18日“至中山大學宿舍會晤陳寅恪及其夫人🪆，系復旦同學👳🏿‍♀️，十余年未見⛑️，眼半盲，尚能認人。相詢年齡，如我們兩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1958年４月21日“十點至河南中山大學鐘樓對面晤陳寅恪……至樓下，楊秘書為我們拍一照。寅恪夫人說我們是五十年前在復旦同桌讀書的人……”🟨；1962年２月14日“……我和劉力🧜‍♀️、吳副院長乃去看寅恪……雖目盲而談笑風生……”；1964年４月13日“四點至中山大學，至姜立夫和陳寅恪家中……”🦹‍♀️；1966年３月20日“至中山大學陳寅恪處👆🏿🗳。他臥在床上，由他的太太招待✋🏼，但陳寅恪仍健談🍙，我坐在床上與他談一刻鐘……”。從這幾則日記不難看出🥺，不僅竺可楨，陳寅恪對這段友誼亦是極其珍視的，並且還將他與竺可楨在復旦求學事告訴其夫人唐筼女士，這也就有了他們在合照時👯‍♂️，唐筼女士說出“我們是五十年前在復旦同桌讀書的人”。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３月20日的那次拜訪（那次也是竺可楨與陳寅恪的最後一次會面），當時整個社會大環境已十分緊張，此前陳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學已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陳先生也早已辭去教席🧖🏽‍♂️，“避亂”於家，對於訪客更是有著嚴格的“要求”，決不輕易見客，而竺可楨此次來訪，陳寅恪先生居然還能與之“臥談一刻鐘”，足見二人之間厚誼。

竺可楨與陳寅恪深交的原因

陳寅恪先生素來孤傲，和其同學者不在少數，然而並不是誰都能與其深交，細細觀察，不禁發現竺可楨能與陳氏深交，是因為他不經意間符合了陳寅恪交友的若幹“準則”。

陳寅恪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父陳寶箴是清季政壇上的重要人物，早期協助曾國藩平定太平軍之亂，其才華也深為曾國藩贊賞👁‍🗨。太平軍亂平定後不久陳寶箴開始任職於地方，而其最為人稱頌的便是在湖南巡撫任上力推維新👷‍♂️😗，頒布施行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湖南風氣為之大變🌦。陳寅恪之父陳三立乃清末四公子之一🧑🏻‍🍼，其詩亦執清末民初詩壇之牛耳👑，且陳家與曾家（曾國藩）等家族更是多代姻親🐪。陳寅恪本人雖然沒有明確說過其對家世門風的看重🥁，但是從其史學研究中重視對歷史人物家世的考察卻能窺得一斑，而與其深交者如傅斯年🙂‍↕️、俞大維，包括其夫人唐筼都算是“世家之後”。竺可楨祖輩、父輩雖不像陳寅恪祖父輩那麽顯赫，但是其祖上畢竟也是出過使程頤驚嘆、讓朱熹為之撰寫形狀的宋淮寧伯竺簡的，從這點看，竺可楨也算是“名門之後”。

“名門”➡️😞、“世家”是陳寅恪比較看重的，但並不代表陳氏交友只註重這一點，與“名門”“世家”相比🙎🏼‍♀️，陳寅恪更看重的應該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與敬重程度，陳寅恪雖然留洋多年，但卻是不折不扣的“守舊派”，目前已有的諸多關於陳氏的研究都可證實這點。竺可楨同樣也是留洋多年，而且是學習理工科🥥，但是這位理工科出生的洋博士卻能將西方自然科學與東方傳統文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作為“自然科學家👹，他的文史修養🧑🏿‍⚕️，他對經👓、史、子🚦、集的嫻熟及造詣在同行中可說是首屈一指”。這從狂傲的守舊派代表黃侃（季剛）對竺可楨的稱贊便能看出一二。這其中尤其引起陳寅恪共鳴的或許是竺可楨對中國古代天文歷法的濃厚興趣🧗‍♀️，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竺可楨於此領域內接連發表《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而這一時期正在清華任教的陳寅恪的治學範圍之一同樣也有“年歷學”👋🏿，陳氏肯定也註意到了竺氏的這些成果，而竺可楨對於陳寅恪於史學及古代天文歷法的研究肯定也是有所了解👸🏿，正是基於這些因素才有了1943年12月18日竺可楨向陳寅恪請教《史記·天官書》幹支起源問題。此次會談陳寅恪除提供中國🐥、法國、日本學界研究線索外，還和他討論起歷法中的“三正”問題；1962年２月14日，兩人又討論起“五星連珠”的問題。陳寅恪後來研究的重點雖轉向“不古不今之學”，然其對於古代歷法的興趣仍在，而竺可楨通過采用西方現代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地理（以西法治國史😼，同樣也是陳氏所采用的治史方法之一）🕙，並在該領域內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古代天文地理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竺可楨能重視此領域並取得一系列的成就，這也許是贏得陳寅恪欽佩，並締結深厚情誼的又一重要原因。

然而，竺可楨與陳寅恪能夠擁有一段數十年的深情厚誼的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為人、為學的信條。1929年陳寅恪在其所撰的王國維紀念碑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這也是陳氏一生最看重的東西🦌🎆。1953年當陳寅恪的愛徒汪篯自信滿滿地南下勸說自己的老師北上任職時🌏🤸🏼‍♀️，未曾想到被陳氏逐出師門🧑🏽‍🦲，而此事也被認為詮釋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好的一例👩‍🦲。而竺可楨應該說也是有著類似思想之人，張榮明先生在《竺可楨與陳寅恪》一書中重點談了1940年中研院院長選舉一事，此事已廣為人知，竺可楨在此事上亦很好地表現出了學者應具備的獨立性。而竺可楨在浙大校長任上堅持科學精神，堅持學術自治👳🏻‍♀️，尤其是其提出的“求是”校訓（竺可楨在闡釋這一校訓時第一點就是要求“不盲從，不附和”😔，）與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轉自《書屋》2014年第3期

感謝孟凡茂學長（1979自動化）向意昂体育官网推薦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