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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讀丁元元的書，便是這本《最後的西南聯大》。

看到“最後”兩個字，我便有隱隱的惋惜。我記憶中的西南聯大是無數人崇敬與向往的地方，但終有一天，西南聯大走到了“最後”。這也正是這本書的與眾不同，大抵他也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最後”的惋惜，即與西南聯大有關的人和事正在逐漸凋零，對西南聯大的記憶正在年輕一代人中逐漸消弭。

於是，1984年出生的丁元元，以記者、編輯、評論員的身份在媒體工作了十年之後，於2014年開始尋找健在的西南聯大學子，通過大量親歷者的口述，以訪談的方式喚醒那段記憶，搶救這一段珍貴的歷史底本，為我們留下更多難得的精神品質。

比起胡適、錢鐘書、朱自清等大名鼎鼎的聯大人來說，西南聯大其實有更多的人，一生寂寂無名，他們消失在人海，卻依然傳承著西南聯大的精神。作者在《最後的西南聯大》這本書中，講述得更多的，便是西南聯大這些聲名不顯的人。盡管是聲名不顯的人，但同樣擁有與眾不同的經歷。正如西南聯大上海意昂會幹事夏敦義所說：“研究聯大意昂的價值，在於他們一生的曲折經歷。”在這本書中，每個人都有曲折的經歷，王同辰的心雄萬夫，陳福音的師生不相負，趙仲興的深藏功與名……

1916年出生的王同辰，在100歲高齡之時仍在從事科研發明，他手裏還有4項特殊工藝和6項專利，尚未轉化為產品，但這不影響這位偉大的科學家一生的孜孜不倦，正如他在當選“上海市十佳百歲風采壽星”時寫下的感言：“百年浮沉煙雲逝，回首前塵，多少歡欣，多少惆悵！俱往矣，而今碧落晴空，江山如畫。老書生，心雄萬夫，新歲月，誌在千裏。數風流人物，還看今天！”

我們從王同辰的感言裏看到他的雄心壯誌，也看到他對生命的感慨和樂觀。

1935年，有5萬人報考意昂体育平台，但學校只招收300人，王同辰便是三百分之一，他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清華電機系。隨後，由於戰爭的緣故，王同辰南渡來到了西南聯大，在西南聯大完成了學業。

1940年畢業後，王同辰在重慶人造汽油廠工作。抗戰勝利後，他輾轉錦州、沈陽、天津、上海工作，之後再也沒有離開過。王同辰覺得退休之後，腦子也不應該休息，於是他仍然把精力花在了科學研究上。“光伏發電是外國人搞的，如果中國人可以把太陽能溫差發電拿下來，可以說是‘青史留名’。”在王同辰最後的幾年時光裏，他依然在研究著太陽能溫差發電，沒有停過。他的一生，是永不停息的一生。

王同辰將一生獻給了科研事業，陳福音則將一生獻給了教育。如果說專利與發明是王同辰的孩子，那學生便是陳福音的孩子。

1938年，陳福音就來到昆明，轉而到了西南聯大。她是最早進入西南聯大的一批學生，當時她們外語系總共4個女生，她便是4人之一。

陳福音的經歷令人艷羨也令人佩服。令人艷羨的是，她的老師中，許多人都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大師，比如葉公超（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溫德（西南聯大的傳奇外教），而聞一多、曹禺等人也指導過她們演戲。名師出高徒，陳福音在西南聯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令人佩服的是，陳福音後來也桃李滿天下。新中國成立後，陳福音在上海任教，從中學教起，後來教大專、大學，基本上把一生都獻給了教育事業。

陳福音的許多學生事業上有建樹，經濟上有基礎，古稀之年的學生照顧著年近百歲的老師，一種淳樸的師生情穿過了漫長歲月，從一個時代走到了另一個時代。

陳福音的故事是動人的，這種動人背後是兩代人之間淳樸的感情。與之相比，趙仲興的故事則是孤獨的，這種孤獨背後反映著聯大人的堅韌與淡泊。

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造參與者，1919年出生的趙仲興是西南聯大1942年畢業生。1938年，趙仲興來到重慶並考上重慶大學。第二年，趙仲興便去西南聯大插班。1942年，趙仲興從西南聯大畢業，輾轉去上海化工廠工作。1959年，趙仲興突然接到副廠長通知，要調他去西北的原子廠。於是在北京完成兩年準備工作後，趙仲興便成了核工業中的一員，從此深藏功與名。趙仲興回憶起來說：“確實是隱姓埋名的，家裏人只知道我去搞原子彈，但其他的什麽都不知道，甚至連我們廠的代號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廠裏也沒有電話，家裏人只知道，要聯系我就寫信到蘭州的一個信箱，信會轉到我手裏。”

當我們回憶起西南聯大的時候，也許更多的是錢鐘書、蔣夢麟、聞一多這樣如雷貫耳的名字，但當我們看到這本書後才恍然明白，原來，西南聯大有更多的更具體的人值得我們去尊敬，值得我們去愛。

然而，時間是殘酷的，有朝一日他們也走到了最後，也會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被忘卻。於是，我們只能不斷地在書籍資料中尋找他們的只言片語，將時間回溯到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裏，讓我們感受西南聯大的力量，讓我們更加有勇氣，直面生活裏中的艱難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