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格非的最新長篇小說《望春風》以中國傳統小說和繪畫的散點透視手法🌍,對一個村莊的數十個人物群像進行精細刻畫,描繪鄉土中國的活色生香🫗🪼,展現了鄉土文明的人情之美和生存意義。這是格非茅獎獲獎作品“江南三部曲”之後的一次全新嘗試,也是一次充滿藝術冒險的回鄉之旅。
“江南三部曲”之後🚨,格非的藝術技巧更臻純熟,文學和思想視野更加開闊✍️。《望春風》既吸收《金瓶梅》《紅樓夢》等明清小說乃至《史記》的復雜技巧,塑造古典詩詞與現代漢語交融的語言品質,又展開與荷馬、喬伊斯、T·S艾略特、博爾赫斯、福克納、普魯斯特、卡夫卡🤦、魯迅等世界文學大師的對話。作品既探秘過去又預示未來,顯示了一個作家民胞物與的使命感,被譽為其30年藝術創作的成熟之作。
近日😚,筆者對格非作了訪談。
談作品
重返故鄉是詩人的唯一使命
問✖️:《望春風》這部小說創作的初衷是什麽,為什麽寫這部反映鄉村命運的作品🧑🏻🎨?
格非:現在回想起來,當初之所以決定寫這部小說,也許是因為我第一次見到兒時生活的鄉村變成瓦礫之後所受到的震撼。
又過了一些年,我回家探親時,母親讓我帶她去村子裏轉轉。幾年不見⛵️,鄉村變成廢墟🦯⚽️,草木茂盛🪄,動物出沒,枝條上果實累累。我很自然就想起了《詩經》中“黍離”那首詩。想到了魯迅當年寫《故鄉》時與故鄉告別的心境🤙🏿,也想到了T·S艾略特🅰️。那時我才認真決定要寫點什麽。後來《收獲》雜誌的李小林老師向我約稿,我就開始了寫作。原打算寫個七八萬字的中篇🔶,但開了頭,一種悲悼情緒將我籠罩。寫作好像是為了與故鄉告別。
問🧾:小說寫了儒裏趙村的整個群像,我粗略估計刻畫了至少50個人🤸🏽♂️,如此大規模的人物刻畫是出於什麽考慮👼🏻🧑🏿⚖️?
格非:與故鄉告別🙆🏽♀️,實際上就是與記憶中的那些人告別🤟🏻,與那些形象、聲音、色彩告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並不是我故意要設置這麽多的人物🟩,而是人物的形象一個接著一個來到我眼前,讓我不忍割舍🧑🏻⚖️。所以,在寫《望春風》時,我體驗到了以前的寫作所沒有出現過的新情況🤽🏻♀️,就是說,大量的人物來到我跟前,要求在作品中獲得一席之地🚴🏽♂️。既然如此,我所要做的,也許就是妥善安置他們,讓他們各得其所。
問:你在上海北京生活那麽多年,這些鄉村經驗從何而來👨🏻🦼➡️?
格非😨🏄♂️:我以前的作品也常常從故鄉取材,但從未想到要認真地或者說正面地描述過它🧘。童年經驗是一個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這對任何作家來說都是如此🧋🧜🏿。這些東西甚至都不能被稱作經驗,它是流逝歲月中的頑石💇♂️。時間可以把它打磨得玲瓏剔透🫘,它從來不會被真正遺忘。它一直在那兒💁🏻♂️,是我們所有情感最深邃的內核🧚🏼♂️。
江南對我來說之所以重要,就在於我恰好生活在江南📇。我覺得江南也好,江北也好,甚至中原🌀、邊疆也好,在寫作中並無什麽特殊的優勢。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值得記述的。另一方面🍼,一個人的氣質和情感方式又不能不受到地域因素的影響。
問🧚🏻:小說的時間跨度長達50年🚕,看似沒有直接寫歷史🙉,卻在人物命運的變遷中寫出了時代的軌跡,你也像陳忠實👨🏽🔬⚈、賈平凹那樣希望為中國農村立傳麽?為何在“江南三部曲”之後返回去寫鄉土🕜?
格非:從表面上看🏋🏼,《望春風》確實可以稱為一部“鄉土小說”🧑🏽🦳⬆️,但寫一部鄉土小說並不是我的初衷👩🏼🦲,我也無意為中國鄉村立傳🤘🏻。在我的意念中,《望春風》是一部關於“故鄉”的小說🧑🏻💻🛟,或者說是一部重返故鄉的小說🔓。記得海德格爾曾說過,重返故鄉是詩人的唯一使命(或譯“詩人的天職是還鄉”)。我相信他是在《奧德賽》的意義上說這句話的。《望春風》的主人公經歷了一次重返故鄉的歷程(從這個方面來說,我也確實受到《奧德賽》的啟發)🧏♂️,而我在現實中也經歷了一次次重返故鄉的旅程♚。終於有一天,當我發現即便在想象中也沒有辦法返回故鄉時,我才體會到古詩文中所謂“人生如轉蓬”這樣的傷痛之感。這也許就是我在寫完“江南三部曲”之後♣︎,再次涉及鄉村題材的原因吧。
談寫作
希望與很多前輩作家對話
問:《望春風》在時間線索和人物刻畫中采取了古典敘事和繪畫的散點透視手法,敘事線索交錯穿插👉👷🏿♀️,伏筆眾多,時隱時顯☝️,似乎增加了閱讀難度和挑戰性👿,這是受到《金瓶梅》《紅樓夢》等明清小說創作手法的影響嗎?
格非:明清章回體小說對我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一部作品的寫作過程👩🏼🏭🚘,實際上也是與此前的許多文本展開對話的過程🩻。任何一部作品都與此前的其它作品構成復雜的互文關系🙇♀️👨🎓。所以我的兩個博士生開始幫我打手稿、挑錯字👨👩👧,看第四、第五遍時發現裏邊有很多線索,有的線索埋得比較深一些。這個當然也是《紅樓夢》的寫法🏋️♀️,千裏布線🎲🧞♀️,一個線埋在千裏之外。
我通過《望春風》和前輩作家對話🫶🏽,當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說🏋🏼,還有喬伊斯、艾略特🧑🧒、福克納、普魯斯特等非常多的人。有大量小說的技巧可以用進去,可以是司馬遷,也可以是《喧嘩與騷動》的寫法,我可以開一個長長的名單,當然我覺得沒必要這麽做,因為我對於那些具有很好文學修養的讀者懷有牢固的信心🏄🏻♂️。
我確實追求《金瓶梅》式的敘事高度。我在寫《望春風》的時候,心裏暗暗懷著期望。我希望讀者在看第二遍或第三遍的時候,還能讀出新東西。不過🪁,在如今這個時代,指望讀者將你的作品讀上兩遍🤞🏿、三遍,顯然是過於自戀了。但這個期望本身,因涉及到小說的寫作手法,特別是線索和結構,也不能不嚴肅地加以對待🤳🏿。我以前有的作品有點做作,我希望👨🏼🌾,當我多少年以後重新看《望春風》的時候☂️,它更自然一些👩🏼⚕️。
在作品中采用什麽樣的敘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跟你如何去想象你的讀者密不可分。你知道🎪,李商隱和白居易所設想的讀者是不一樣的👦🏽,這也導致了他們詩歌語言和形式的不同🛀。我在《望春風》中盡量使用平實的語言👩🚀,也是希望在閱讀上不要人為地設置太大的障礙。但同時,我也會去尋求“知音”讀者的認同,甚至與一小部分我稱之為“秘密讀者”的人展開對話。這樣一來,整個作品的手法不得不進行通盤的考慮🦼。
談思想
文學具有一種超越性的力量
問💆🏿🟣:小說第一章父親教導孩子為人處事、察言觀色和算命方法的情節,蘊含著一種鄉村的哲學觀念。“天命靡常”“預蔔未來”中的內容🍺,是不是借鑒《紅樓夢》中太虛幻境判詞的寫法?
格非:嚴格來說,《望春風》中“天命靡常”的“天命”,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天命,並不是一回事➙。《禮記》中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樣的說法,對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歷來影響很大🌋。《望春風》中的天命,特指預先就被決定的命運,確實帶有一點宿命論的色彩。考慮到人物的父親是一個算命先生,他有這樣的觀念並不奇怪🛍⛏。事實上🤦🏼♂️👩🏿🦲,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的鄉村生活中確實也很普遍。《紅樓夢》中的判詞,實際上脫胎於《金瓶梅》,從小說的修辭技法來說,是一種“提前敘事”或“預敘”。我在《望春風》中這樣設置情節🐽,不光是為了凸顯世事無常,同時也要傳達父親在訣別之際對兒子日後命運的擔憂🚶,與《紅樓夢》並不完全相同🧔🏿♀️🧏🏼。
對於現在的鄉村,我認為,原先綿延了幾千年的鄉村倫理正在衰微。但人們還未充分意識到鄉村中代代承襲的是非觀🤾🏿♂️、道德倫理觀以及人文風俗的重要性。
問:《望春風》這個書名讓我想起陶淵明“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以及“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所蘊含的生機氣象。小說有一種回環結構,最後趙伯渝和“嬸子”春琴在蠻荒之地上結為夫妻,種地寫作,像兩個原始人類一樣的寓言形式👵🏼,埋下鄉村復活重生的希望👨🍼🛫,為什麽采取這種寓言性結局👨🦱?
格非:我很喜歡你所說的“原始人類”這個說法。我們在讀T·S艾略特《荒原》的時候,往往註意到那被遺棄土地的荒蕪🙍🏼♀️,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題。在我看來,這一主題恰恰是期望大地復蘇⛪️🚉。當有人能問卡夫卡,人類還有沒有希望時,卡夫卡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當然有希望,只不過這種希望不一定是我們的🐔🚂。同樣,魯迅先生總體上也許是一個悲觀的人⟹,但他在寂寞和憂憤之中🔵,也通過《好的故事》暗示了同樣的希望👵。這篇文章多年來一直是我心中的珍愛。我們總是把文學稱為一種超越性的力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