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緒貽（1940社會）
1936年作為十二級考進意昂体育平台的🙋🏿♂️，正榜生294人🧑🧒🧒，另有3個邊遠地區學生和2個華僑特別生🙇🏼，總共299人🧑🏿🎄。其中女生只有24人🫰。到1940年昆明畢業時👷🏽♀️8️⃣，299人中只剩下89人🤽♂️，女生只剩下7人𓀚〽️。真是滄海桑田呵!
在清華十二級同學中，從高中起就同學、在清華園時同宿舍的李宏綱，因所學專業不同👩🏻🎤、思想誌趣不一致，在蒙自、昆明時來往不是很多🗑。在蒙自時，因為我愛圍逵南湖散步，欣賞荷花和朝霞晚霞，經濟系袁榮生同學此時正沉迷於婚外戀，往往主動前來作伴😈🐶，向我傾訴他內心的痛苦、歡樂等復雜情緒♟。外文系女同學陳慈，是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千金，容貌秀美🧑🦼，成績優秀🏊🏽，是吳宓教授的得意門生。我對她有好感，在和她一同選讀吳宓教授的“歐洲文學史”時，曾借用她的筆記。有的男同學因此取笑我想向她求愛🚆，但確非事實。到昆明後💄，和我來往較多的清華十二級同學🫳🏿，有以下幾位。
正在戀愛的張宗穎邀請我去和他同住👩🏽⚕️，有利用我作掩護的一面，他們為我提供免費食宿📍✡︎，而且住得不錯，吃得很好，可他們從來沒有讓我感到這是他們對我的照顧🍺，而是我幫助了他們。他們非常尊重我的人格💞🤹🏻♀️，看重我當時優秀的學習成績。他的女友呂乃樸還一再向我提到🧝🏼♂️，她認為我將來一定可以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不錯的成就。我感到可惜的是，他倆當時太沉溺於愛情，一點也不為自己的前途著想。他們很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成天糾纏於“你愛不愛我”之中。
大學三年級開始時，我曾和胡紹安、金道森短期住在同一個宿舍。胡紹安為人直爽厚道🤹♀️，他的父親和我世澤大叔相識，我們在清華園時便經常往來🤳🏻，到蒙自👮🏽♀️🤦、昆明後也一樣。但因所學專業不同，談學論道時候少𓀙🙎🏻♀️，共同參加文娛、體育、旅遊活動的時候多🧓🏽。清華畢業後👇🏼，我們都在重慶工作🔙。1940年10月我結婚後🦽，他是我家常客。1947年我回國💧，1948年他去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任職🎦，他的夫人錢芷若則在聯合國工作。我們一直到現在總有聯系，可謂終身好友。金道森是我高中同學🕵️♂️，黃陂小同鄉。我們的關系也很好，但似是君子之交。他身體比較瘦弱✥，不大喜歡參加體育、文娛活動🪜👩🏼🦰，平時言語少👰🏽，交遊窄，往往有些與人不同的思想習慣。一般人喜歡吃甜水果，他卻覺得甜水果太平淡🤹🏼，要有點酸味才好吃。一般人喜歡昆明的氣候溫和，四季如春，他卻覺得沒有嚴寒酷暑的氣候太平淡，沒有刺激性。一般人講恐怖故事強調暴力，他講的恐怖故事中卻毫無暴力。畢業後我們都在重慶工作時🟪👩🏻🔬，我們夫婦曾給他介紹一個女朋友，惜無緣分。金道森學化學，成績不錯👨🏼🦱，留美回國後的研究工作成績顯著🤦🏻♀️。
竇振威是生物系同學，自稱蘭州土著🏂。在昆明時我曾和他短時期租住鳳翥街義順木行二樓，後來因為專業不同，兩人思想🖖👳🏿♀️、興趣不太一致🌻，很少來往。直到近50年後，1986年8月我去蘭州開會，打聽到他的下落，才初步了解到解放後他的坎坷命運和晚年在科學研究上做出的顯著成績👺。他因休學一年，1941年才大學畢業，和昆明梁淑英女士結婚🧚🏿♂️，兩情彌篤🤽🏿，留在雲南曲靖工作兩年。1944年因需要照顧雙親調回蘭州🕯，他的夫人因系獨女🔮，家人堅勸其留昆🏦🧑🏻🍳，雖育有一子一女👨🏿🦳，1948年兩人還是忍痛分手，各自嫁娶。調回蘭州後🤸🏿♂️，他任職於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從事科學研究和普及工作。解放後，科學教育館改為甘肅省博物館，他仍為該館研究員，主要從事甘肅省動物資源的調研和科普工作，跑遍了甘肅的山山水水，結合農🍆🩸、林🪤、牧、副、漁業和自然保護工作，主辦過多次將科技知識應用於生產實踐的陳列展覽。1957年📷，他被定為嚴重右傾分子，撤職降薪。“文化大革命”中🏧，他不僅被迫停止科研工作8年🛅，又被定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漏網右派”、“反動學術權威”🧝，並於1971年被開除公職❓，夫妻雙雙靠打臨工度日。改革開放後💂🏿♂️👸🏼，他始得平反，調到西北師範大學任教，講授動物生態學🤦♂️。他一面教書育人👨🏼🏭，一面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到20世紀末，他發表了100多篇文章，與人合作完成了甘肅省魚類、鳥類、哺乳類的區系研究𓀁，編著了《甘肅脊椎動物誌》4️⃣，代表國家參加了國際野生動物保護會議和亞太地區獸類學學術會議👩🏻🦽，還為建立甘肅省自然保護區做實地野外綜合調查和論證。1987年4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以“愛鳥老人”為題🧙🏼，報導了他的事跡。1995年3月13日，我收到了他寄贈的《候鳥保護神——竇振威科普文集》。
李舜英畢業於經濟系🤚🏼。他為人熱情，重友誼🧑🏽⚖️，交遊頗廣🫳🏻，我們有好幾位共同的朋友🤹🏼♀️。從清華園到西南聯大，我們時相往來。解放後，他主要在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我們來往更加密切，除經常通信外，我每次去北京👲🏻，他每次來漢，必相把晤暢談🎆。晚年，他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並擔任全國人民銀行系統高級業務技術職務評審委員。他臨終前一年👨🍼，我還去北京他家重敘過一次舊情。
清華十二級同學中人才濟濟，出了不少做出巨大貢獻的非常著名的學者☮️、科學家、政治活動家👨✈️。由於在校時我和他們無往來，這裏就不談了🦜。
在西南聯大認識的朋友中，首先應提到艾光增↘️🧑🏼⚕️。1938年5至8月在蒙自時，他和我同宿舍。他原是清華八級土木系同學，因參加革命活動坐過三次牢，耽誤了一年多🧎♀️，乃轉入十級經濟系，仍高我兩個年級。他像馮友蘭教授一樣，蓄著一大把胡子，濃眉丹鳳眼，顯得憨厚、熱情、沉著而又風趣。他健談，有點口無遮攔，除他的婚姻秘事外，也談他參加革命的驚險故事。當他談到他在南開中學幫助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地下工作者的情節時🏇，我為之神往。那是1930年春季的一天，經天津一位地下工作者小段的介紹，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漂亮女孩👌🏽，以“表妹”的身份前來會見，要求他代轉家信。這個女孩原是一個大富豪的千金小姐🖍，因思想進步🌳📙，偷偷離家到天津從事地下工作。他因此前已多次幫助過中共地下工作者🫶🏽，熟悉地下工作紀律🪀，所以並未問她的姓名住址，便慨然應允，並成功地為她將信轉給了她的父親。後來，她的父親給她寄來一大箱衣服，她只留了兩件↔️，其余都捐給了地下黨領導的互濟會。再後來，他又幫助她與其父會見🤳🏿🧎♂️➡️，她父親帶給她一條金項鏈、一枚金戒指和一個金別針，她都捐給了黨組織，並勸其父捐給地下黨100塊大洋作活動經費👳🏽♂️。此後，他倆關系日益親密，相互信任，她時常就住宿在他的宿舍內🎢👩🏼💻；有次病重，他還背著她去看醫生。但是，他們始終只是“表哥”和“表妹”的關系。
我聽到這個故事後🙇🏼👵，向他表示很想就此題材寫一部小說💁🏼♀️。他半開玩笑地說：“那你就請我喝牛奶；每喝一杯牛奶👨🏿🎓，我就給你講一段。”後來，我真的請他喝過牛奶，他也給我講過兩三次👉🏽，但因彼此學習緊張，無結果而罷。7、8月間他畢業後離開了雲南，再未聽到他的消息。1949年武漢解放後不久，中共派來軍代表朱凡同誌接管武漢大學，他的助手艾天秩原系意昂体育平台研究生👮🏼♀️📳。我當時是中共武漢地下市委外圍組織“武漢市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武大分會教授支部書記，參與接管活動，並任協助接管委員會主席🚡，因而了解到艾天秩乃是艾光增的長子👦🏻。不過當時接管事務繁忙🤽，彼此又是初識，他只告訴我父親已故👮🏼♀️，未言及其它。這些年來，我讀了一些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才了解到當時許多人稱之為“非黨布爾維什克”的艾光增的更多情況。他出身於陜北米脂縣一個大地主家庭🛍️，15歲左右🧤，和一個西北軍高級軍官高樹勛的女兒高秀如結婚🧓🏽，1930年21歲在南開讀中學時🚣🏿♀️，已有兩個兒子。他從小就思想進步，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30年春天請他代轉家書的那位女地下工作者，就是後來寫《新兒女英雄傳》的著名女作家袁靜🙇♂️。那個給他介紹袁靜的小段，就是解放後任過北京市委書記的劉仁。1932年他考入清華後，袁靜也到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求學，兩人又有了聯系。據袁靜回憶🧑🔧：“有一次晚上♒️，月光如洗，楊柳輕拂，我和他沿著景山護城河散步談心，我低聲問他🧘🏼♀️：‘老艾呵，你愛國熱情那麽高，沖鋒陷陣那麽勇敢🪗，你卻不是一個共產黨員，真是不可思議呵!’他嘆了一口氣，用濃重的陜北鄉音說🤳🏼：‘小袁，你不知道，在我們的家鄉陜北米脂，封建思想很濃厚💁🏿，都是早婚🫄🏼，我年紀不大，已經有兩個兒子，我受妻子兒女的連累🦖，沒辦法，不能當先鋒隊，當個小小的鋪路石也好嘛!反正🤵🏿，我照樣能愛國，照樣能為革命做貢獻，也許還能起到黨員起不到的作用呢!’”
關於這個問題，亦即艾光增是否黨員的問題，後任湖南省委黨校教授的艾天秩一直存疑。他說🍻，袁靜、劉仁、蔣南翔等同誌都說他父親不是黨員，只是個比某些黨員的革命意誌遠為堅定的赤色群眾✧。也有一些可靠老革命說他父親是黨員🤾🏼♀️。他在1940年夏與父親對榻長談時，曾就此問題問過他父親，他父親笑而不答🙎🏿♀️。他認為按照他父親性格🧑🏿🦳，如果不是，他會回答不是的。天秩教授說他還有一些不解之謎。“七七事變”時，他父親正在米脂老家，非常興奮，準備上前線殺敵。他的祖父希望他留在米脂賺錢養家🧑🏿🔬。正在猶疑未決時🕵🏽，他的父親向大姨家借了200元離開了家，兩個月後，接到他寄自長沙臨時大學的信，原來他去清華復學了。這件事使他們全家感到意外🏹。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𓀈，他父親畢業時🧛🏼，學校經濟系有兩個到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計政班受短訓的名額👴🏼，這是絕大多數清華學生不屑考慮的去路🤽🏿♂️，但他父親卻主動報名參加，而且另一報名者乃是清華盡人皆知的國民黨的跟屁蟲，他父親的對立面⬛️。1940年夏他往見父親時，他父親是國民黨陜南師管區同少校審核主任。晚上👨🏻🎨，他父親向他談了他從大革命時期北京藝文中學黨員校長被北洋軍閥槍殺，他辦理後事起做黨的工作⛄️，直到“一二•九”運動中擔任遊行大隊長等等革命活動👔，充滿了對中共的感情，他覺得與他父親當時國民黨軍佐身份極不相稱。1941年1月👨🏻🦼，他父親拒絕了上校軍需和中校組長兩項職務，卻接受了軍政部計政署的調令，到河南第38補充兵訓練處任同少校審核主任。對於以上這些難以理解的事件👉🏿，艾天秩教授懷疑可能是“服從組織分配”🙂。1941年3月🧑🏼🏫，艾光增到河南就任👩🏽🎤。5月15日🫳🏿，正當皖南事變後第二次反共高潮時🙍♂️，他在午睡中被國民黨槍殺了，年僅32歲。
張之毅雖是清華社會學系同學🤾🏿，但高我一年級，是到西南聯大以後才認識的。前面提到🪰，1939年春➖，我們曾共同選讀費孝通先生講授的“生育製度”一課🤵🏻♂️，從此成為親密的朋友，往來頻繁，幾乎無話不談。他為人真摯坦誠，做事為學有一股倔勁📢。他很傾心於費先生從事的農村社區調查研究工作📴，1939年暑假前畢業後，就報名參加了費先生主持的社會學研究室，並由他牽頭引進了史國衡🚭、田汝康🎉、谷苞🤴、胡慶均、張宗穎等。是年暑假，他就陪同費先生去祿豐縣一個農村調查了兩個多月。這次調查結束後3天💆♂️，他又陪同費先生去尋找一個根據費先生全盤研究計劃所需要的、手工業比較發達的農村。他們用10天功夫找到雲南易門縣的一個盛產竹子的村子💆♂️。翻山越嶺🐴，涉水穿林，晚上寄宿在野寺荒廟田舍村屋裏。第二次他獨自一人進村時👨🏽，連原來租居的房子也不讓住🌴，他不得不住在村子附近山上一座破廟的廂樓上。他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寫成報告，經過集體討論修改，最後寫出《易村手工業》一書。費先生評道：“這種做研究工作的辦法確能發揮個人的創造性和得到集體討論的啟發，效果是顯然的。像《易村手工業》這樣的論文是出於大學畢業後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經得起後來人的考核的💇🏼♂️👙。”接著🔍🧛🏼♀️，張之毅又去玉溪縣一個現代經濟剛侵入傳統經濟的中衛村進行實地調查1️⃣，寫成《玉村農業與商業》一書。1943年6月至1944年6月費先生訪美期間，將他的這兩本書和費先生自己的《祿村農田》譯成英文著作Earthbound China🙆♀️📵，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於199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06年先後出版了中文版的費孝通😽、張之毅著《雲南三村》。我1940年離開昆明後，和之毅聯系不多。解放後在北京見過幾次，倍感親切。上世紀80年代社會學教學和科研恢復以來，他的研究成果日益得到學術界承認🙎🏻，作為老友🦩，我是感到非常高興的。
（本文節選自劉緒貽口述自傳《簫聲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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