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馬識途（1945中文）

馬識途為《光明日報》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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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文薈》副刊主編、作家韓小蕙同誌和我曾有一段文字緣，她在光明日報副刊上為我發表過幾篇短文，其中有一篇就是《最後的囑托》，說的是羅廣斌同誌從獄中帶出來的獄中烈士給黨組織的最後的“八條囑托”。

最近，小蕙同誌又給我寄來今年5月21日《光明日報·文薈副刊》，一整版刊發了著名作家呂雷同誌的散文《聆聽烈士的聲音》，情文並茂，令我讀了潸然淚下。緊接著，上海和河南的朋友也分別剪寄這篇文章給我，每次收到後我必讀，復讀也必令我潸然淚下，也許是我的偏好吧，好久沒有讀到這樣叫我落淚的好文章了。

文章中談到的曾冒著生命危險通知呂雷的父母，中共地下黨員呂坪、夏耘等同誌緊急疏散，並使他們幸免於難的齊亮烈士和他的愛人，也就是我的妹妹馬秀英烈士，他們不僅和我有親屬關系，更是我親密的革命戰友。齊亮冒險救同誌，是我們地下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哪怕犧牲自己也要救助戰友。也可說是地下黨員的一種本能，是對於自己堅定不移的信仰的一種理所當然的奉獻。這件事，齊亮沒有告訴過我，到現在我才知道，不過齊亮做這樣冒險犯難的事，屢見不鮮。

我讀著呂雷的文章，面對著報紙版面上齊亮和馬秀英兩烈士的遺像，感慨萬千!60年前的為新中國而戰鬥的往事，是用生命和鮮血刻印在腦子裏的，歷歷在目，難以忘懷。正如呂雷說的，沒有齊亮的冒死相救，便沒有他的今天；沒有烈士的英勇犧牲，便沒有中國的今天。且不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的話，但飲水不忘鑿井人，總是作為人的一種本能和良心吧。因此我想借《文薈》的一角，補充介紹一點有關齊亮和秀英烈士未為人知的事跡。

齊亮是抗戰初便在南開中學入黨的老黨員，1941年他和我同時考入昆明西南聯大中文系。進校不久，我們接通關系，便奉命組織一個地下黨支部，我任書記，他是委員之一，共同推動學校的民主進步活動。齊亮是一個特別富有磁性和親和力的人，無論在什麽場合，只要他一去，不久便成為耀眼的中心，在他周圍，團結了進步的或中間狀態的同學。在政治逆境中他仍然能爭取被同學民主選舉為學生自治會主席之一，又被選為昆明市學聯主席，領導和推動學生運動。1945年他畢業後，被派到滇南少數民族地區發動群眾，準備遊擊戰爭，一年便很見成效。1946年黨的南方局調他到重慶做青年工作，他采用西南聯大的工作經驗，做學生進步工作頗有進展。1947年3月，南方局等黨的機構被國民黨強迫送回延安，齊亮卻設法溜了出來，繼續在重慶市委領導下做黨的地下工作。通知呂雷父親撤退一事，就發生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叛變，重慶黨組織受到慘重破壞的時候。齊亮是劉國定的直接下級，特務千方百計要抓他，形勢極端嚴峻和危險，正如呂雷文章中說的，他冷靜沉著，“把生的希望留給同誌，死的危險留給自己”，有序地撤退了許多黨員和進步分子，可是他卻被特務死盯上了。齊亮秀英夫婦轉移到成都，特務和劉國定也跟蹤到成都，開著吉普車成天滿街遊捕，齊亮終被劉國定在街上發現，遭到特務逮捕。

1946年我奉調任川康特委副書記，回到成都我的家中，將此作為特委機關，隱蔽住下。我的妹妹馬秀英是四川大學黨的外圍組織民協的成員，畢業後常回家來。不久齊亮因公從重慶出差成都，住在我家，和秀英一見如故，傾談甚歡，秀英特別傾慕齊亮，向我提出要跟齊亮去革命，天涯海角都隨他。果然不久她就去重慶找齊亮。後來她入了黨，和齊亮結了婚，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重慶黨組織遭破壞後，隨齊亮一同避難到成都。

齊亮被捕後，從他身上搜出身份證，特務便派人按地址到他的住處逮捕秀英。後來我聽掩護他們的房東安東太太說，特務看秀英只是個家屬，一付無知無識的樣子，因此監視並不嚴，安老太太讓她從廚房後的廁所溜出去，秀英卻不願意，她說她不走，要和齊亮一起去死。我聽說這件事後很生氣，還說她若能從監獄裏出來，一定要處分她，告訴她入了黨後她的一切就不屬於她自己，也不屬於齊亮了，作為一個黨員，能逃脫為什麽不逃？怎麽能為愛情而去犧牲呢？可惜她再也不能聽到我的批評了，在監獄中她堅決鬥爭，最後和齊亮一同犧牲了。

齊亮入獄後表現特別英勇，據羅廣斌出獄後告訴我，特務一抓到齊亮，便威脅他，給他兩條路讓他選：“一條路，自首出獄。一條路，槍斃！”齊亮聽此話後霍地站起來就往外走，特務問他幹什麽，齊亮斬釘截鐵地說：“我選第二條路，出去執行呀！”這一下把特務都震住了。據廣斌說，齊亮後來在獄中一次也未過堂，也從未受過苦刑，因為特務知道要叫齊亮開口是白費力氣。於是齊亮在獄中無所顧忌，對獄友們做工作，組織學英語，自編《支部工作綱要》，教育黨員。直到解放軍的炮聲已經傳來，特務實行大屠殺前，齊亮被單獨押出，在行進中槍殺了，他的屍體被扔進鏹水池裏化了。

呂雷在文章中說他是烈士的生命換來的，如果沒有齊亮冒死通知，他的父母難免於難，也就沒有他的今天了。他十分感慨地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像齊亮這樣的人為什麽在那麽嚴重危及自己生命的關頭，卻義無反顧地把生的希望留給同誌，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他悟出了“信仰、黨性”的答案。他說得很好，我們這些曾經親歷那種九死一生的戰鬥的人，也會得出同樣的答案：“信仰，黨性。”如果我們沒有堅定的信仰和堅強的黨性，在那樣早上出門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家的日子裏，恐怕連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有。我們那時普遍的信念就是八個字：“相信勝利，準備犧牲。”我們堅信，革命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必有勝利的一天，也許自己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然而我們要懷著必死的決心，拼命進行戰鬥，光明必然到來。因為有堅定的信仰，我們便有智慧，因為有犧牲的決心，我們便產生勇氣，有了智慧和勇氣，我們便會視死如歸，臨危不亂，往往可以化險為夷。這就是信仰和黨性的力量。呂雷作為我們下一代的後來人能和我們一樣悟出真理，是了不起的，我高興，向他致敬。但是呂雷也提出另一個嚴肅的問題，他大聲問：“你的信仰安在？”我想，他不是無的放矢吧，今天的青年同誌們，有勇氣大聲地回答這樣的問話嗎？

呂雷的文章還說到《獄中八條》，我趁便補充一點關於這八條和《紅巖》作者羅廣斌同誌尚不為人知的事。

這《獄中八條》的確是關在重慶渣滓洞監獄裏的共產黨員們總結了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教訓，在犧牲前共同商定的，交由有可能出獄的羅廣斌帶出來交給黨的。羅廣斌出獄後見到我便提到此事，他寫進他向黨作的長篇報告中了。但是不知為什麽，這報告存檔後便如石沉大海？這《獄中八條》是烈士們就義前用心血寫成的，他們痛定思痛，誠懇地向黨進言。然而使我難以理解的是，烈士們的遺言似乎未受到重視，甚至幾乎泯滅於文檔中。痛心的是，如果解放後能把烈士們像預言一般的“八條囑托”身體力行，何至於如呂雷觀察現實後所言的“我們幹過多少蠢事、傻事、荒唐事，走過多少彎路、跌過多少跤子”？呂雷（我相信他的父母和他一樣）幾乎是垂涕而道：“在一個進取的社會裏，能讓人們信仰的綠洲變成荒漠嗎？”他大聲地替獻出“八條囑托”的烈士們呼喊：“幸福的人們哪，對於我們的忠告和囑托，你們做了些什麽？”

說到《獄中八條》，我就不能不說到從獄中帶出“八條”的羅廣斌同誌，不能不說到羅廣斌解放後曾經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這和他後來的死也是有前因後果的。我已經96歲了，是隨時聽候召喚的人，我不能不把這件在心中積壓了幾十年的郁悶事，一吐為快。

羅廣斌的確出生在一個國民黨高官的家庭，他的哥哥羅廣文是蔣介石嫡系的一個兵團司令，手握重兵。羅廣斌從小在成都的羅公館長大，生活優渥，不圖長進。因為羅家和我們馬家上輩人有通家之好，我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學習和做黨的工作，他的父親便把羅廣斌送到昆明，交我管教。我為其補習功課，後來他考入西南聯大附中。由於和我住在一起，在這個“民主堡壘”裏，耳濡目染，天天見我們從事進步活動，他閱讀新書，參加活動，思想迅速轉變，走向進步，主動要求參加黨的外圍組織“民青”，並成為中學的活動骨幹，以致後來要跟我去農村準備遊擊戰爭。他家裏來人接他回四川，我把他介紹給當時已在重慶南方局做青年工作的齊亮同誌。羅廣斌後來入了黨，曾去秀山農村做黨的工作，以後回到重慶，直到他被捕。

羅廣斌的出獄經過，新中國解放後有關部門曾經反復審查過，沒有問題，但是當時省市的領導對他總是懷疑而又無實證。他本是一個在青年中十分活躍的人，卻不受重用，只是做一般工作，地下黨的同誌有意見也不敢提。以後聽到未證實、恐怕永遠也得不到證實的傳說，說他很可能是被國民黨有意放出來，另有圖謀的，因此內定為“內控使用”。一個黨員在這樣的政治處境中如何工作和生活，可想而知。我知道他十分郁悶而無處申說，只能對我說心裏話。他被下放到長壽湖漁場去打魚，他竟研究起養魚學來，頗有進展，對我說他終於有寄托生命、了此一生的辦法了。之前他和其他出獄同誌在成渝各地作獄中鬥爭報告，對青年影響很大。我鼓勵他們根據報告從事寫作，出版了《在烈火中永生》，全國發行後一下子出了名。後來在沙汀等同誌的幫助下，又擴寫成小說《紅巖》，一時全國風行，及於日本等國，他更出名了。然而他並不感到痛快。特別是他被日本出版社邀請去日本參加首發式，卻受到組織的阻止，不準他出國。他終於確知他是一個不受信任的黨員了，大生怨氣，只對我個人來訴苦，卻不敢聲張。這就釀成了“文化大革命”一來，重慶群起造市委的反時，他也參加造反，結果陷入造反派派系糾紛而被一派俘虜，虐待至死，還被傳說為他是自殺的。至今他的死都沒有明確結論，只說被迫害而死。一個從豪門子弟轉入革命隊伍，忠心耿耿幹革命而且頗有才氣的青年，便在莫須有的政治懷疑中毀掉了。而這樣的悲劇，我們見得還少嗎？

呂雷的文章中說到的有堅定信仰、卻在解放後“肅反運動”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的地下黨員程途同誌的遭遇，也令人深思。據我所知，這樣的事，發生在解放後的地下黨員身上何止一二？許多信仰堅定，黨性很強，因看不順一些現象而想盡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的人，結果適逢肅反、反右派及各種名義的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運動，而橫遭打擊，沉冤莫辯，有的吃盡苦頭，有的賫誌以歿。我作為一個有七十幾年黨齡的原地下黨領導人之一，也不敢有一詞辨說，慚愧不已，這是我心中永遠的痛。唯願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讓先烈們追求終生的光明的中國大放光明吧！

寫於2010年7月1日，成都寓所

轉自 光明日報 2010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