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一直是在哲學系🧑🏼✈️。)我覺得哲學重要,自己應該去學。
我們當時的“哲學概論”是湯用彤先生講,這是一年級的必修課。哲學是怎麽回事啊,啟發式的,引起興趣👠,這很重要。從那以後🧑🏼🍳,我覺得很值得學。視野開闊了。
哲學是研究真理的學問。我記得斯賓諾莎有句話📅,他說“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就更難”👃。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轉到中國哲學史是最後一年,抗戰開始了🤱🏿。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占了北平。學校第一步搬到長沙,半年後又搬到雲南。有三百學生步行。體格檢查說可以,我就報名步行去。當時經過一些很窮困很落後的地方,看到那時鴉片還很多🧑🏿✈️,很盛行,抬轎子的苦力,都食鴉片的。問他為什麽吸鴉片,他說吸得起,戒不起🆔。買一盒才一毛錢,要戒的話👨🏼🍳🔻,一個月不能工作,沒飯吃🏄🏿。貧困啊🚇,落後啊。中華民族這麽一個苦難的民族!抗戰的重擔就壓在農民的身上,而農民又這麽個狀況!我就覺得值得研究中國的文化問題,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轉向中國哲學史。
搞中國哲學🍟,我一直沒動搖這個信心:中華民族是應該有她自己的東西,不然抗戰怎麽居然打勝了💁🏽♀️,頂過來了🖤,怎麽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鉆一鉆。
我有一個圖章🫸🏼👩🏼🦱,請別人刻的,孔子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刻的是不敢從心所欲。
我有一個原則🛍️,就是講自己想講的話🦸🏿♂️,不要隨風倒。
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後悔。我基本上是盡量做到少後悔。
西南聯大的歲月
我在大學二年級時,錢穆先生教中國通史。《國史大綱》是個講義。他講所有的課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國維那一套🚣🏻♂️🕵🏽♂️,考古學𓀎、人類學、文獻資料結合起來講。這是個新方法✂️。
他的那部書出版於抗日戰爭第二年還是第三年🍋🦸🏿,在商務出版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前線百萬將士”。他不是說獻給我的親人♤🥕、我的愛人什麽的🧑🏿🚀。
那時在雲南🫶🏿,快畢業了🧑🏿🏭,有一次在集會上講演,馮友蘭先生說,抗日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我們就是頭等的強國🧞,我們要怎麽樣怎麽樣🩺。印象深極了。
當時有些學生受不了這個流亡生活,就要求參軍,到第一線去打敵人。錢先生說,你們不要認為我們在後方念書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線戰士的精神去讀書啊🧘♀️,你才能讀得好,才能報效國家。
馮友蘭先生也算我的老師。不過我在學校的時候選他的課,分數考得不好💼,七十幾分💺。我的研究生畢業答辯,他是答辯委員之一🥍☁️。他當時去了,給我的分數就高不起來了。我更多的是黑格爾的發展觀,這跟馮友蘭的體系不大一樣。
馮先生講中國哲學史👬,有半年要外出講課,不在昆明,可這個必修課得有人教。湯先生就說,那就叫任繼愈替你教這半年吧。他說可以。湯先生說,你那個課以後就交給他教行不行?他說那不行🤽🏻♂️,不行👶🏽。他不肯讓出來,我在聯大一直教選修課🤴🏼,沒有教這個專業課,沒有教中國哲學史🦸♂️。
馮先生講課🧑🏽🍼,一定要講得出說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國哲學有個直觀的體悟的東西,可以意會不可言傳🙆🏿,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講吧🏆🙍♂️,語言又有限🧑🏻🦯🗳,總感覺隔著一層講不透💅。可馮先生就不承認這個🐃,說這個不算。這個看法就沒法弄到一塊。
給我講哲學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適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中國哲學不成體系。他貶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課叫中國思想史🌿,不叫中國哲學史🏌🏼♀️。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中國有哲學🚧,不是沒有哲學🧑。因為胡適是文學院院長,所以課後他有發言權,課程名稱都是他定的,內容還是那個內容🕖,換個名稱啦。我聽過胡適的中國文學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錢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講課很有吸引力,聽的人很多。當時都是大教室🧑🏽🏫,選課的聽,不選課的慕名的也去聽。
摘自 陳明采編《世紀老人的話🦹🏻♂️:任繼愈卷》,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