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 鄧建華

如何認知中國傳統學術，如何認知西學以及兩者的相互關系，一直是困擾晚清學術界的重大歷史課題。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古今（新舊）中西”之爭，是晚清學術的重要內容之一。平心而論，在那場爭論中，表現傑出的學者不多，而王國維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王國維的中西學術觀可簡述為“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王國維不僅對當時學者熱衷於“古今中西”之爭的現象大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將學術強分為“古今中西”毫無道理。他在《國學叢刊序》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王國維的“三無”說依憑的是理性分析方法。他從學術分類的基本原理入手，肯定人類學術具有通約性。他指出，一切學術依其功能都可以歸為科學、史學、文學三大類，“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像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在他看來“科學”的出現，起源於人類對事物“盡真”、“求是”的需要，“史學”的形成，導因於人類探求事物的變遷軌跡以及事物間的因果關系，“文學”是人類“表情感”、“求諸想像”的產物，而人無分古今中西皆有此三種需求，因此，“古今東西之為學，均不能出此三者”。

　　由此出發，王國維提出“學無新舊”說。他指出，學術研究的宗旨在於求事物的“真”與“是”，但事物的“真”與“是”是相對的。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製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於一時之故。……故物理學之歷史，謬說居其半焉，哲學之歷史，空想居其半焉；製度風俗之歷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學家弗棄也。”在他看來，任何既存的學術物態，都是人類認識史中的必然一環，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那些一時被視為“謬說”、“空想”、“弁髦”的東西也有其存在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學無新舊”之分。而以時間序列來劃分學術的新舊古今，實際上是以今人的價值判斷，作為學術取舍的標準，這顯然有違為學宗旨。王國維要求人們以辯證發展的觀念看待全部的學術發展史，以獲取學術研究的真諦。

　　王國維也反對學分中西的說法。他指出，之所以說“學無中西”，乃因“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這些學問，無論中西“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他進一步指出，“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在他看來，中學與西學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相反，作為世界學術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兩者盛衰與共，“互相推助”。比如西人的推算日食方法，可以與中國傳統歷算術相互驗證。他斷言，只有“兼通世界學術”，才能“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王國維力圖在中西學問之間構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平臺，其意在拆除中西學術之間的藩籬，消除時人對西方學術思想的隔膜和敵視，為中西學術的融會貫通，營造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

　　當然，王國維並不否認中西學術的差異。他認為世界文化的發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多流的。以哲學為例，“無論古今東西，其國民之文化苟達一定之程度者，無不有一種之哲學。”學術文化的多元性，使不同學術體系產生差異，但這種差異，只是“廣狹疏密”之別，並不意味有絕對的高下優劣之分，而是各有短長。王國維指出，中西國民素質“各有所特長”，其學術思想自然有所不同，“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中學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其短在於“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故“抽象與分類”，“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及分析之二法。”（《論新學語之輸入》）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夫抽象之過，往往泥於名而遠於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學者猶或不免焉”。出現於晚清學術界的“古今中西之爭”，源於甲午戰敗引起的傳統文化失落感、失敗感。在這種學術文化困境中，有的人以“保存國粹”為旗幟，試圖以此復興傳統，有的以“西化”相號召，唯中是棄，唯西是從，有的則以“中體西用”為名，企圖在不觸動傳統學術根本的前提下，汲納西學中的“器用”之學。旗號雖有歧異，但共通之點都在於以某種學術的價值體系為參照系，去觀照、評判、取舍異質學術。顯然，這種學術價值一元觀既不利於更好地繼承傳統文化遺產，也妨礙了不同學術間的取長補短、相互促進。王國維對中西國民特質和中西學術短長的分析或許不盡科學、精確，但其中體現出的學術價值多元觀，是一種頗具世界意識的現代學術觀念。

　　與“學無新舊、無中西”說相聯系，王國維還特別針對以“有用”、“無用”作為學術分類與取舍標準的膚淺時論，提出“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說。“用”即價值。學術之“用”有兩層含義，一為學術的自身價值，一為社會價值。王國維認為學術的自身價值與其社會價值有聯系，但並不能直接轉化為社會價值，“歐洲近世農工商業之進步，固由於物理化學之興，然物理化學高深普遍之部，與蒸氣電信有何關系乎?”“以科學而猶若是，而況於史學，文學乎?”從這個意義上說“凡學皆無用”。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知事物之“曲”“全”、“釋物”、“斷事”、求“宇宙人生之真相者”，進而“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這是學術本身價值之所在，也是學者的使命所在，這是學術的真正之“用”，是一種“無用之用”。可見王國維並不否定學術之“用”，他反對的只是打著“有用”、“無用”旗號，把學術視為實現某種社會功利的工具或手段，要求學者以非功利的純粹“求真”精神從事學術研究。正因為如此，他才強調：“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論近年之學術界》）

　　王國維中西學術觀中所展示的理性分析方法、學術價值多元觀、辯證發展觀念、純粹“求真”的學術訴求，為當今學人構建現代學術大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營養。（作者單位：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轉自 光明日報 2010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