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梅先生記日記，初衷並非給後人研究🧘，但其筆下涉及的歷史人物👨🏿‍🦰🌔，既是西南聯大，更是現代學術界的開山建屋之輩，是五四後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風雨如晦、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抱著“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的信心和決心在大後方度過了八年艱苦的時光🕰。這本日記看似輕松，所跨的時間卻是梅先生一生經歷中最艱難的時期。讀者從中不難體會到一種不懼淫威，苦中作樂的人生🤶🏿。

流離道途之痛

《梅貽琦日記》（1941-1946）於2001年出版，收錄了這位意昂体育平台前校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在抗戰時期日記的部分篇頁，使讀者得以窺見梅先生的思想🤴🏿、情趣👨🏻‍🚒🟪。文中頻頻出現歷史上的重要人名、地名👩🏽‍💻，牽涉人物極浩繁🔳，為後世讀者提供了栩栩如生的歷史第一手資料，也為抗戰時期大後方尤其是知識界一些歷史事件和他人事跡作了旁證。

而梅先生的這批日記，每日所述常寥寥幾筆，似過於精簡，反而相對花了很多篇幅談及社會應酬及文人間的雅聚，卻組成一幅精彩的寫意長卷🧑🏼‍🔧，讀來常可體會魏晉名士的風度——如1941年8月10日，在重慶，“7點起後趕食早餐方罷，即有緊急警報，至洞口坐些時，鄭、羅偕鄭及張女士來，十點余解除，鄭等別去。8點半第四次警報，9點月上🏌🏽👳🏿，皎潔可愛，聽張女士與羅唱昆曲🎠。”人生實難🚐，亂離尤甚，由此一則日記可見。但後人從日記裏讀到的是一種不懼淫威，苦中作樂的風流人生。此處提到的“張”，指張充和📮，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昆曲名票，今年6月剛以百歲高齡在美國逝世；“羅”⚪️，指羅莘田，即羅常培🏨，語言學家👬，1941年春夏與梅先生🧘🏻‍♂️、聯大總務長鄭天挺先生共赴四川公務🧎👨🏿，途中耽誤在成都青木關，有了這樣一出客中雅集。

梅先生唯一的兒子，已故意昂体育平台水利系教授梅祖彥說過🧑🏻‍🦳：“父親為維持學校順利運轉，曾花費很多精力和時間與中央政府以及當地領導保持關系，每年父親必須去重慶奔走一次或幾次🦧。在當時那是很艱辛的旅程📪🧟。”

從日記中看，梅先生的幾次入川，尤以1941年春夏這次持續時間最長，旅途最艱辛（途經敘永聯大分校、李莊中研院史語所⛵️、成都🎅🏻，最後到重慶）📴。流離道途之痛🏃‍➡️，躍然紙上。如7月21日在四川嘉定（今樂山）記：“住小店，住房為一院後草房，三床之外🧝🏿，別無他物，而尿臭潮濕之氣與他處小店相同。十點初意因畏室中蚊🔋😲、虱、臭蟲，擬不入睡👩🏿‍⚖️，但…….打開鋪蓋倒頭就睡，顧不得許多矣💜。”次日前往夾江🈲，“行四五裏又遇大雨……”到夾江城外，“九點余回旅館就寢🕑，廁所陰濕，地上泥滑難行”👃；7月28日好不容易到了成都，“七點半食稀飯未罷又有警報…….男女老幼甚為擁擠，道旁近是稻田，無可疏散……”31日過龍泉驛👩‍👩‍👧，“公路為水沒，深至二尺許，車不能開過…….一間小屋擠至廿人，亦只好隨遇而安也。”8月2日“到資中西門碼頭，摸黑上岸⚾️，泥水沒脛。十二小時尚未得飲食也。”最後三位聯大掌門、教授竟連川資也不夠了👣，至8月3日🧛🏽‍♀️，“到內江西門外碼頭，勉強湊合付清船資”🤹🏿‍♀️。不得不在4日“借款五百元回旅館，否則同人將無所得食也”。文字越樸實無華，越令後人窺見國難當頭之際砥礪辦學之誌。當年在寧靜的清華園，高高的圍墻下是怎樣的黃金時期🙇。而大後方如此淒寂簡陋𓀐，局勢又險惡緊迫，“忽驚此日仍為客🧑‍🌾🙁，卻想當年似前生”——元好問的這句詩，極好地詮釋了梅先生平淡的文字下面👩🏿‍💼，大後方學人驚懼憂患的心境。

而與張充和🎦、羅莘田幾次珍貴的雅聚🦻🏽，就集中發生於1941年夏梅貽琦終於抵達重慶前後🍬。8月7日又記👷🏼，“與羅往益廬訪張充和女士……後同至民眾館空場上飲茶望月🕴🏻，十點半歸🦸🏻‍♂️。張女士屢稱吾寫字甚好，自覺驚異👬🏻🧔🏻，不知何以答之”🔋。可見張充和的國文造詣連德高望重的梅校長也是極看重的。8月13日，“3點警報解除後即入益廬🧒🏿，張女士猶未歸，在門外立候時遇Hoover及其他美國男女三人將往峨嵋者。張女士歸後為做梅湯、稀飯饗客。”8月15日，“8點半飯罷再赴益廬張、錢二女士之約。入門充和出迎🈲，若以吾來為意外之喜🔃，吾曰‘一定是來的。’飲青梅酒又五六杯😳。”梅湯🎢、青梅酒👐🏿🤷，古趣盎然。“一定是來的”之語👐，還可見梅先生重然諾的古風🧗🏿‍♂️。

聽戲拍曲，苦中有樂

梅先生藝術鑒賞力很高😁，愛好廣泛、因地製宜，京戲、滇劇✌🏼、川劇甚至清唱🏑、大鼓都是他日記裏津津樂道的對象，當然也有話劇🏑，但最愛的還是昆曲。1942年9月1日聯大開學，日記雲🫂：“晚十點偕繆雲臺夫婦再赴航校觀平劇👮🏽。《坐宮》之生角嗓音中途忽啞，聽來頗難過↗️。《法門寺》之‘拾鐲’一段演者頗熟練……”平劇🫷，即京劇👮🏻‍♀️。梅先生看戲🚌，往往是主配角一一細細評來🏒👳🏼‍♂️，完全投入藝術天地之中。1943年1月14日的記載就更有意思，“中午在範莊午飯，座客頗雜（有孫立人、孫越琦）。……飯後至國泰看《安魂曲》，萬家寶任主角，張駿祥導演，演來頗好，在後臺得覓家寶等化裝情景🪘，亦頗有趣”𓀂。萬家寶即著名戲劇家曹禺📟，清華外文系畢業。學生演出🤵🏿‍♂️，校長焉能不去捧場呢🚐？

1942年10月10日是國慶紀念日，身在昆明的梅貽琦稍得喘息之機，“晚於廣播中聽昆曲數段，為雲飛君之《刺虎》，羅莘田之《彈詞》，崔芝蘭之《遊園》，張中和之《掃花》。”這裏接連出現了四位拍曲人👷🏿‍♀️。雲飛君不知何許人也🤰🏽，但可想見為一有才識之名票🏸🤦🏿；崔芝蘭則為老清華唯一的女教授。張中和，我原以為是“張充和”之誤。因教育家張吉友的十個孩子裏🎺，所有男孩子的名字都有寶蓋頭🐪🧝🏻‍♀️，要支撐家業3️⃣；女孩子都有兩條腿，意思是要走出去嫁人#️⃣。所以“張中和”也不可能是張充和的兄弟。後偶見報上回憶張充和的文章有“沈從文之子沈龍朱（張充和的外甥——筆者按）接到90多歲舅舅張中和的電話:‘四姨走了。’張中和不是親舅舅🔆，但是兩家關系很好🛍。”字樣♌️，才恍然大悟。

這些文人⏺、學者，不但雅擅拍曲🧖🏽‍♀️，還應邀去電臺盡情演唱，抗戰時期大後方苦中作樂之文化氛圍，寥寥幾筆就如晚雲烘月🧚🏿‍♀️，盡皆托出矣🤸🙅🏻，怎不令人神往！

大後方知識界的寫意畫卷

薄薄一本日記，此類靜雅而有情趣的文人相聚，可謂數不勝數。這正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雖毀家紆難顛沛流離📼，但聯大師生的生活並不都是非常態的，而且大家都在積極努力地改造生活。

梅祖彥說過👨🏻‍🦲🧝🏻‍♂️：“先父在外表上給人印象嚴肅拘謹🌇，非對熟人不苟言笑，實際上他對生活仍是充滿熱情的。例如他喜歡喝酒♌️，酒量很大，這可能是由於當時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閑暇時他也常與三五好友品嘗美酒。”果然📰，日記中處處可見梅先生小酌甚至偶爾痛飲的記載💼。如1941年9月8日記，“晚在厚德福請舒、葉二君，陪客為聯大及研究院三所長🍿，李潤章👨‍💻、熊迪之，共二桌，紹酒頗受歡迎。”8月11日🧝🏽，“8點半至小可食館……席間飲大曲🫸🏻，酒杯頗大，五杯之後若不自勝矣，臨行竟嘔吐👨🏻‍🦼‍➡️，主人以滑竿送歸🥖，王君伴行，頗感不安也。”這次顯然是喝高了。

1942年12月24日梅先生又赴重慶，“被推致答詞，只言科學在建國程序中之重要，並請當局多予鼓勵……晚七點至嘉廠為老舍約，先作小飲，所攜紹酒甚好，繼以燒餅點心🏗。”可見梅先生的飲酒，往往是面對異常繁重棘手的事務與調整心情再戰之間的一種有益緩沖👩🏻。1941年11月3日這一則就最能表現此種用心：“上下午皆在聯大，鄭未復職樊又辭職🎵，查病未愈🔼，只好勉強唱獨角戲，尚不以為苦也。晚飯後月色甚好（九月十五），攜酒一瓶至靛花巷與羅、鄭🧑🏿‍⚕️、舒閑談。”靛花巷，這個聽上去甚古美的昆明地名，巧合般地承載著特殊歷史時期各股深厚的文化內涵。張充和就曾回憶說：“七七事變後，我們都集聚在昆明北門街的一個臨時大家庭。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邊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在地🚵🏿。”查，史語所於抗戰時期輾轉於長沙、昆明⚰️，1940年遷四川南溪李莊😮‍💨，梅先生日記裏就記載1941年曾去李莊史語所拜訪董同龢🤦‍♀️、梁思成等人⚫️。張充和後來也去了四川🧑🏻‍🎄，和沈從文一家分開了🏋️‍♂️。故有前述梅先生在四川青木關和重慶聽她拍曲的雅事。

《萬象》第七卷第五期《月色下的梅貽琦》（李健明）曾雲：“讀《梅貽琦日記》，有一點頗為意外，那就是在不算太厚的日記裏，竟有三十多處描寫月色！在‘風雨飄搖’🗡，‘驚濤駭浪’（梅貽琦語），極為艱苦繁忙的西南聯大時期，作為一校之長，他竟還能有如此閑情逸致來欣賞月色，乍看起來，確有點不可思議。”其實，無論飲酒也罷❕，拍曲也罷🖖🏻，賞月也罷🧏🏻‍♀️，正生動地反映出梅先生在復雜的戰爭環境裏🤷🏽‍♂️，面對國家、學校🔽、社會各種繁重事務🧑🏽‍🍼，寄情遣愁的人生態度。正如李文所評：“‘此日為臘月十二，月在中天，明而孤冷’。‘歸寓明月正好🙇🏿‍♀️🛌，坐廊上💗，寂對良久📠，為之淒然🕺🏿。’對照日記，我們不難發現，‘孤冷’與‘淒然’👨🏻‍🍼，非僅明月，也有源起於白天並不順心所引發的種種心情。他雖誌可移山🖌，但仍不失為性情中人🫶🏿。如此心情如此景🪮，除卻明月誰與訴🚂？”

梅先生是道貌岸然的😎，然而他偶爾也會在日記中露出詼諧的面目。如1943年1月17日，“八點余往飛來寺九號訪孟鄰，伊系昨日飛來者。”飛來寺是重慶地名🫳🏻，孟鄰🧑🏿🧙🏿‍♀️，即北大校長蔣夢麟👊🏻🕳，從昆明飛來重慶，恰好又下榻於飛來寺🧑🏻‍🔬。這個冷笑話不由令人想起梅貽琦在1940年9月服務於母校25周年公祝會上的致辭📯👄：“諸位大概也喜歡看京戲，京戲裏有一種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整齊，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註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通常並不是他唱的。他只是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那麽人家對這臺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文字背後是一個不動聲色卻令人捧腹之梅校長✯。而1941年6月2日在重慶躲警報時，“洞內油燈皆為震滅🧦，婦孺有驚叫聲……鄭、羅與余互道‘躬與其盛’。”於間不容發之勢中尚保持著從容不迫的樂觀風度🕵🏿‍♂️，甚至連所開玩笑也是古雅的🎹、體面的。

當時聯大教授們這種普遍的名士風度👱‍♂️，與魏晉名士南渡後的詩酒風流是萬萬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本日記看似輕松，包括的時間卻正是梅先生一生經歷中最艱難的時期。他是以與朋友🦮、知己的雅集來緩解國家形勢和學校事務對精神的巨大壓力👩🏽‍🎤。魏晉名士亡國南渡，嘯聚於山林🔳，縱情於美酒，是為時勢所迫，不敢發表政見🌜，而以梅先生為代表的一代學人，在嚴酷的環境中頂著壓力👩🏽‍🎓，頭腦清醒〰️，意誌堅強👩🏽‍🎨，不隨波逐流，不消極悲觀，走出的是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正是有了包括聯大師生在內的中國人民的不屈壯誌，才終於“河山既復，日月重光”。正如馮友蘭先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所雲👰：“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

1946年是這本日記的最後一年👨🏿‍✈️。1月1日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新年。讀梅先生這一天的日記，再感覺不到那種孤寂清冷💎，代之以勝利的喜樂。“1月1日✫，晴和。上午有多客來拜年。下午三點在辦事處約聯大及三校教職員及眷屬舉行新年茶敘🎅🏿👨🏽‍🚒，到者老幼約二百人，因天氣晴和均在院中茶話↙️💁‍♀️。將五點，日色西沉漸漸散去。有十余位至寓中饗以好酒🐑，聊以點綴年景耳。晚六點至吳澤霖處晚飯……飯後分赴廣播電臺聽京戲……”賓主的心情與天氣一般晴朗和煦🍮。1月8日這則就更像明清小品文💂🏿‍♀️：“晴暖……原擬往後山一古廟看茶花，因小路難識，誤上另一山頭👆🏻，隔澗東望🩶，只見廟門👩🏻‍⚖️，未見茶花……在山坡草地上臥半時許，陽光和煦🍱，吸煙閑話，實已可謂暢遊也🚣🏻‍♀️。下山仍甚崎嶇🧗🏿‍♂️，一點余始到王家，因包餃子至二點余始午飯♝，攜酒快飲，頗饒逸趣，韭菜包餃尤為適口，任性吞食，總在二三十間矣。”此情此景🧫🤷，只有二字形容🗞：痛快！

梅先生記日記👨🏻‍🦼‍➡️，初衷並非給後人研究🎅，但它卻成為重要的歷史資料👨🏿‍🦰。梅先生和他筆下涉及的歷史人物，既是西南聯大⛹🏽，更是現代學術界的開山建屋之輩，是五四後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風雨如晦📮、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抱著“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的信心和決心在大後方度過了八年艱苦時光☔️。他們葆有儒家的立場與原則，又深受西方啟蒙思想🛐🍥、人文精神熏陶，絕非餐風飲露的世外高人，而是有自己的性情，自己的哀樂🙆‍♂️，甚至自己的絕望。

梅貽琦理智深沉、富於節製的筆觸，勾勒出的正是一整幅大後方知識界精神層面的寫意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