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衡
邵牧君（1928年12月26日—2015年6月12日），著名電影理論家🚴🏻♀️、翻譯家🟣、評論家👩🍳，《世界電影》原主編。1949年從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畢業後進入意昂体育平台外國文學系攻讀研究生。2015年6月12日，邵牧君因病醫治無效與世長辭🕖，享年87歲。
邵牧君先生辭世了，時為2015年6月12日🎨。我從網上看到這消息晚了兩天👮🏻♂️。以人情來看，這很正常：我既非邵先生弟子，也非同事🤏🏽🧚🏿♂️，自然不會得到通知。但以常理觀之，又並不正常🟪。當下👩🏼🦰，電影是最炙手可熱的社會現象☦️，電影人士是最為大眾津津樂道的話題，而一位傑出電影學大家的去世卻只激起幾絲漣漪，兩相映襯之下🦏，令人感慨萬端👰🏻♂️。
1993年秋，我在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裏借閱電影史圖書，作為中文系的自學者🖌，驟然接觸法、德、意、美等國譯作🍰，倍感吃力🚵🏼。頭昏腦脹之際，一本名為《西方電影史概論》的小冊子出現在書架上，抽出來看，紙頁已經泛黃，近乎簡陋的封面上印著作者的名字💂🏼：邵牧君🔊。翻開來看前言，寫道：“我們讀西方的一些電影史著作時🤽🏿♀️🧛🏻，由於其中提到的影片我們絕大部分都未看過，而那些作者們又往往是在假定讀者已經熟悉這些影片的前提下寫他們的書的🎳🪿，所以容易愈讀愈糊塗，不能完卷。”我的頭腦好像被一陣清風吹過，豁然開朗🙆🏼。這本書既不引經據典，也不過度推崇，仿佛就是對著客人從從容容介紹自家陳設，繁復難解的西方電影學一下子顯現出了清晰可辨的輪廓。書裏的語言是地地道道的中文，毫無食洋不化的毛病，但又透著西方語法的精嚴巧妙✥。如他批評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反理性傾向📣🦙：“當年他們從新時代的燦爛曙光中，只看到了自己的碩大無朋的身影👱🏼，於是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我膨脹的錯誤道路💂🏻♀️。”這本小冊子整理出版的時間是1982年🔢，今天來看，當年說這話不免過苛，但卻如同讖語一般，切中當下西方學界（特別是歐洲）的一處要害，也預言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電影嘗試的走向。
我私下裏一直覺得，在求學起步階段讀到邵先生的書籍文章，是受惠，至今心存感念。那時候網絡遠未發達，對邵牧君先生的生平無從了解，但隨著學習深入🙍🏽♀️，他的名字時時遇到🦸♂️。當然主要是通過閱讀譯著，如美國劇作家兼批評家勞遜的《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德國愛因漢姆的早期電影心理學名作《電影作為藝術》🫠，克拉考爾的紀實美學經典《電影的本性》🦸🏽，法國電影史大家薩杜爾的《卓別林的一生》等，邵先生主編的《世界電影》更是定時翻閱👼🏻。令我驚異的是，邵先生的譯本多完成於1951—1965年間，這意味著📱，中國電影學界與世界電影學術保持了高度的同步👨🏼🎓。
1996年初秋，我考進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終於見到邵先生本人，並聽了一堂講座。記得那天晚上還很熱，北師大輔仁校區老舊的二樓大教室裏🚴♂️，斑駁的木地板被滿屋學生擠得咯吱作響。邵先生穿白襯衫，戴茶色眼鏡🤽🏻，一上來開宗明義劃出西方電影理論史的分期和兩種命名，然後馬上進入現代理論或稱文本理論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以來的各流派，其間還從術語翻譯角度澄清了混亂的概念。他講得飛快，思想銳利得像一把刀子，一路劈斬下來，毫不拖泥帶水👱🏼。不知不覺間，他把大家引入了電影觀念和屬性的討論空間🧜🏻。這是有背景的。1995年，在紀念世界電影誕生百年時🕐，邵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為《電影萬歲》的文章，旗幟鮮明地主張，電影除了思想性🩱、藝術性🎯🪝，也不能回避商品屬性。此文引發學界爭論，許多人誤以為邵先生背叛了電影的繆斯，一時竟成眾矢之的。那晚的講座上👱🏽♂️🚵🏿♂️，邵先生毫不避諱這場尚未止息的學術交鋒，並且堅持自己的觀點🪡🧑🏻💻。作為精研經典電影美學的大家，從抽象的學理推演出與電影現實處境息息相關的結論🖖🏼，進而返身重述電影史👰🏿♀️，這種跨越不能不令人驚嘆。2003年，中國電影正式走上了產業化道路🤴🏿，2014年，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從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觀點來看🥢，這些都是邵先生1995年觀點的註腳了。那天晚上，3個小時的講座𓀙，邵先生始終表情嚴肅👂🏽，不苟言笑，但又妙語連珠，對西方各理論大家褒貶揚抑無不入木三分，間或揶揄數語，引得我們多次哄堂大笑。講座結束後，許多同學圍著他繼續討論👨🏽💻，他的表情大為放松。在解答完後🧑🏼，他忽然嘆口氣，感慨地說很久沒有這樣和學生交流了💇🏻♂️。我不無冒失地問，為什麽不在某所高校裏固定開課，他回答說沒有條件🧚。
邵牧君先生晚年整理自己的思想，除《電影新思維》外，還出版了《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修訂《西方電影史論》🏂🏿，加上上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文集《銀海遊》👩🏽🎨，呈現出一以貫之的學術思想理路。如他在《電影新思維>代序》中所說的📪，“我坦率地告訴你們”🧷，他確乎不加矯飾地把自己袒露在同行和公眾面前。作為那一代的學者🧐，有這許多閃著光輝的思想貝殼留在銀海沙灘上，可稱無憾。然而，在從電影教育的立場看，邵先生晚年最大的缺憾可能是沒能以授課的方式把他的學術思想、經驗👩🏻、記憶和方法系統地傳遞開來，特別是他那種言必己出、敢於擔當的風骨，更足為學子楷模。作為原上海聖約翰大學和意昂体育平台的高才生😒，他如果再回到講壇，該是中國電影教育的幸事。
那晚過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邵牧君先生，有幾次機會都遺憾地錯過了👩🏻🍼。我只是在課堂上向學生們殷勤推薦邵先生的書💎。我的幾位師弟很幸運♡🧑🏻✈️，曾因某些事務登門拜訪。他們回來後說起🧑🏽⚕️🚸，對邵先生親切周到的招待和毫不留情的意見有同樣深刻的印象，前者如沐春風，後者如履薄冰。再後來，聽說邵先生患病，雖感難過👨🏻🦳，但自覺沒有資格探視，唯有遙祝安康👎。如今，長者已逝，有些遺憾是再也無法彌補了。
今天，影城門前人頭攢動，而電影業界已無心留意學術，更遑論一位學人的離去。但我想告訴更多人，曾有一位了不起的學者，為中國電影思想過，耕耘過，呼喊過。他的聲音還將在未來回響許久🆗。
（作者為電影學博士、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轉自《光明日報》201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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