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別”“秩序”“人的差別與人的關系”“格局”這些字眼，潘的文章中都有。他甚至將“倫”提到sociology當初應翻譯為“倫學”的高度。費孝通的貢獻在於道出了一層潘未明確表達的意思🤾🏻♂️：“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並提出了一個精當的術語“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後面的主要思想是潘光旦率先提出的🤞🏻。
費孝通是一個時尚的人📈，一個跟著時代走的人🤽，他不可能沒有接觸到階級的理論及關於中國社會有無階級的爭論。對於一個在當時備受關註、影響巨大、爭論紛紜的概念🤙🏼，費孝通不置一詞🐛，既不接受也不反對階級分析的範疇，絕對是令後人好奇的話題。
潘光旦長費孝通十一年，多出十一年的學術生命，故學術生涯較長的那個天才註定高於學術生涯較短的那個天才。學生時代就折服了梁啟超的潘光旦🏄🏽♂️，如其生命的最後18年能有一張平靜的書桌，則中國社會學可望有自己的世界級大師。如果費孝通的學術生命不中輟，追趕潘光旦是可以期待的。當然以其性格💱，勝出的不太可能是學問，而思想其實尤為寶貴。
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先生去世，翌日有記者來電話邀我寫篇文章。我說，我不是合適的人選，我不是費先生的學生和崇拜者，且對他晚年的思想觀點和道路選擇頗有些不同看法🧛🏽♀️，說這些顯然不是時候；此刻要麽有獨家材料，要麽說點場面話👲。你找朱學勤吧，他手上有不少盤與費先生談話的錄音👩🏿🚀。
以後我一直想找機會談談費先生，一晃竟是十年。日前接到陳心想兄的郵件，他剛完成這部與費孝通對話的書稿，要我寫篇序。這無異於賜我談論費孝通的機會🙃。如何破題👨🏽🦱🤚🏻？好比兩位學者切磋學理於鬥室🏔，敝人碰巧闖進，若引為同道，何必寒暄🌅，徑直加入討論好了。
一💁♂️、文字下鄉：需求與供應
費孝通在“文字下鄉”一節中說：有些人因為鄉下人不識字而認為他們愚蠢，而文字下鄉難是因為在“面對面的社群”，在其工作生活中🥀，不需要文字🚣🏻♀️。陳心想反駁🪁📁：
費孝通先生還是外來者對鄉村人不夠了解。他們不想學習文字？鄉村裏認字的人首先身份上就不一樣，在人眼裏那是認字的，有學問的。……其次🧖🏼，從實用的角度說🫅🏻👎🏻，認識字了，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派上了用場，“藝不壓身”。……關鍵在於兩個方面✊🏻，阻礙了文字的下鄉：一個是鄉村窮，上學認字大概是比較奢侈的東西。……第二個方面是缺乏教育文字的供給，即使有些人家經濟上可以支付的起，也找不到老師。經濟學裏有個供應學派，認為供應創造了需求⛹🏻。
陳說🧑🧒🧒：“費孝通先生還是外來者對鄉村人不夠了解”🕊♌️，言重了。我一向反對當事者自以為在認識自身事物上比外來的研究者有優勢。況且費孝通此說，是有經驗根據的🧑🏻🎤。他在以調查為基礎的《江村經濟》中說🤜🏼：
學校裏註冊的學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學生告訴我，實際上聽課的人數很少👩🏽🦰，除了督學前來視察的時間外，平時上學的人很少超過20人🕦。……如果你在村裏走一走，就可以看見到處有三五成群割草的孩子，有些還不到10歲。……文化教育的價值在人們眼裏，還不如孩子們割草直接為家庭收入做出的貢獻大✋。（《江村經濟》三章五節，十三章）
費的根據出自一個小時空，而《鄉土中國》意在概括一個大時空的特征🧝。書名即可證明👰🏿👩🏽💼。鄉土當為中國空間之大半；作者未設定時限，就是說他要概括漫長歷史中延續🧘🏼、積澱成的鄉土社會特征。內容更可證明🤙🏻🕝：差序格局🪯、禮治🙅🏼♂️、無訟、長老、名實分離🧋，均為大時空的鄉土社會的特征之概括♠️。不幸，上世紀三十年代江村的那個小時空中文字與教育的衰微，未必反映大時空的特征。此前不是如此，此後的情況亦不同。
清代以前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私塾遍布城鄉𓀃。費孝通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在開弦弓村看到村民生產生活中沒有文字的需求，是個事實。而宋元明清中國鄉村私塾中分明弦歌不輟🔔➛，是另一個事實。後一事實說明🌲⛹🏿♀️，那裏曾經有教育🤛🏿，它不是幫助生產生活🚝，而是服侍科舉功名🧎。1905年廢除科舉。費孝通1910年出生🦇，1916年入吳江縣第一初等小學🛞，1920年舉家遷居蘇州，入振華女校。1936年他入吳江開弦弓村調查的時候🍀，科舉已經廢除31年，很可能那是該村落歷史上文字最衰微的時刻❤️🔥。26歲的費孝通看到了這一幕，且從自己十歲前鄉村生活記憶中，跳不出私塾時代的文字學習。
年長費孝通35歲的齊如山1955年在臺灣撰寫《中國的科名》時慨嘆：當年科場內外無人不知的一些行話📉，如今連研究者都搞不明白。說明當時中國人對當下的關切壓倒了對昨天的記憶，故有了《鄉土中國》中“文字下鄉難”的原因推斷。但另一方面，細節可以不知，歷史大線條怎能不曉🙆🏿♂️。吳江屬於蘇州，蘇州是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科舉重鎮🎂。講吳江鄉村的文字遭遇☹️，不該忘記此地當年私塾的繁榮🦮。其實費孝通赴英留學前寫的《江村通訊之四：格格不入的學校教育製度》中，簡略地說及開弦弓村的私塾時期。但這段簡述未進入日後的論文《江村經濟》👩🏼✈️，更不要說將之擴展。其後的《鄉土中國》竟然以開弦弓村一個時點上的教育特征🌨，即“文字難下鄉”，定格無年代區分的鄉土中國👩❤️👨。
此頗耐人尋味。筆者的猜想是，費受其門派的影響。二十至四十年代，功能學派如日中天⏯🔤。生物進化論造詣頗深的潘光旦早就看出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與達爾文的“適應”的相近之處。“適應”就是善於在某環境中存活，而馬派的觀點🤌🏻：一種文化的功能是該文化不被淘汰（即存活）的原因。潘光旦在《派與匯》中說：“至於這學派是不是自覺到這淵源，承認到這淵源，我沒有加以深究🏑，不得而知。”筆者以為，這自覺是不存在的。功能學派並未全面領會進化論思想🫲🏼，它只相似於進化論思想的一半。後者認為🧛🏽♂️，基因突變造就了多樣的品性🛃，諸品性在環境中經受考驗，不適應者被淘汰🪙。而功能論不問一種文化是怎麽產生的。一方面它提出無功能的文化不能存活，這是對的。另一方面📬，它暗示該文化的功能是其存活和產生的原因🤌，這是不對的，是目的論。但一個事物的產生和其功能（也可說是其可以存活的原因）不是一回事🧑🧒。就是說🅱️，功能學派只關註文化的功能🧖♂️，漠視其產生的原因。略嫌偏狹恰恰造就了該理論的幹凈的邏輯性和超強的力度🧃。潘光旦以其睿智窺見費孝通及其學派的隱患🧯，他說：“學派的主張既成為不可動搖的大前提，於是一切探討的功夫，名為自果推因🏓，實同自因尋果。……則一切自家來的結果或不免把最後通達之門堵上🤦🏼◀️。孝通在本書裏有若幹處是有些微嫌疑的。”他含蓄批評的是《生育製度》，而《鄉土中國》中這缺點暴露最突出的是“文字下鄉”一節🛳。就是只從眼下功能之發揮去推斷現象之原因🧙🏿，全然不看歷史演化🛜。
費孝通的隔代學子陳心想在透視文字下鄉時提出了一對概念（當然不是首創）以求深化這一討論🍧：需求與供應。審視需求，顯然費只看到了生產生活的需求，忘記了在鄉村中曾與城鎮同樣旺盛的科舉需求✉️。用供應來審視🚴🏼♂️，則一言難盡。
傳統的經濟學思想強調需求，認為是需求造就了供應乃至全部的生產生活🕒👨👨👧👦。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始♛，以吉爾德為代表的供應學派提出👨🏻🎨，商人的天才創造和推銷可以造就出需求。自此，需求與供應的互動被廣泛接受。他們討論的對象基本屬於經濟領域，供應者為商人。其實，供應不囿於市場和商人🧖🏼♀️，在現當代社會中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最大供應者😞。在“私塾-科舉”的教育模式中，應該說，需求在先，而供應迅速反應需求，呈現出市場供求關系中每每呈現出的彈性♧。而政府作為供應者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需求-供應”的關系🤵🏽♀️。特別是在不受製衡的集權政體下，政府的供應可以無視需求方的願望和利益。於是，在不同階段，分別造就了政府供應與鄉村需求背離🏆、供應名存實亡、供應過剩、乃至一些專橫強迫的供應等四類現象。其一♚，1922年民國政府頒布的教育法，即《壬戌學製》規定😱：所有兒童接受四年基礎教育。但科舉的目標沒有了🕟，而新式教育的內容與農村的現實嚴重脫節，乃至出現了費孝通所觀察到的：註冊的100名學生平時只有20人來上課。筆者不清楚，那時候鄉村辦學的費用誰出✬。其二𓀛，1949年以後的幾乎半個世紀中🧗🏿♀️，城鄉教育呈現極大的差距。城市的教育國家出錢，農村則村民集資🪬，即鄉村的義務教育名實不符🧑🏽🦲。其三，1990年代政府推行高校擴招政策，在校生數量大大高於社會工作崗位的需求，日後大批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其四，2001年教育部在農村推行撤點並校政策，強迫小學生離家到鎮和縣上讀書，增加了家庭負擔👨🏻，破壞了農村文化生態。
陳心想在農村讀書期間，正值義務教育名實不符，即政府“不供應”農村教育的階段。他對此有切身體會，故難以接受費孝通“文字下鄉難”的說法。
二🔔🕚、差序格局🅰️：費孝通與潘光旦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高校社會學研究生入門考卷中最常見的名詞解釋是“差序格局”👨🏼🍼💯。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學教授和學者們認為🤱🏿，《鄉土中國》中的這一術語是中國社會學對世界社會學理論的最大貢獻。
筆者認同這一術語的價值🧛🏼♀️，但認為它非一人之功🎤。潘光旦1940年發表《明倫新說》，1947年12月11日發表《說“倫”字》🦊，1948年2月26日發表《“倫”有二義》，1948年4月發表《說“五倫”的由來》。費孝通是在潘光旦研究的基礎上，抽繹出“差序格局”的概念。
為說明以上判斷🚵🏻，下面筆者排列出二人的大段文字，供讀者判斷，是否存在這一思想與概念上的承繼關系。潘光旦的論述：
其實“倫”字是最有趣的一個字，比“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類的字要有趣得多。第一🌬，它比這一類的字要具體而不抽象。……第二，“倫”字比所謂“八德”一類的字要來得概括。……“倫”字實在有兩種意義。……第一義🫏，也是比較先出的一義♡，是類別，是條理。……“倫”的第二義👨🏽🦰，或許也是比較後起的一義🤦🏽♂️，是關系🧑🏽🦰。……後人的註把人倫解釋做人事，我們在這裏不妨認為所謂人事應該包括人的差別與人的關系。（潘光旦，1940）
在中國講社會學🫥，最應該聯想到的兩個字是“群”與“倫”🤺。……社會學也未嘗不可以叫做倫學或倫理學。……不過早年從事於這學科的人事實上並沒有想到這可能的譯名，或雖想到而沒有敢采用，可能是因為從事於道德學的研究的人已經捷足先登地把西文ethics譯成了“倫理學”🤖。……倫字從人從侖🤞🏻。《說文》說：侖，思也，從亼從冊👩👧👧。……則我們可以的進一步解釋是：思想需要條理，冊指條理之分🧙🏿，亼指條理之合。……凡屬從侖的字都有條理與秩序的意義。……倫✶，從人從侖😘。《說文》說💓：“倫🤜🏻，輩也。”輩字也有類別和序次的意思。……《爾雅》、《釋名》說：“論，倫也；有倫理也。”《釋名》於淪字下🌟，也說：“淪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潘光旦🏄🏽♂️，1947年12月11日）
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為我，與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彼此格局的互異💂🏿♂️，而尤其要緊的🏍，是此種互異的鑒別與體會。（潘光旦🕙，1948年2月26日）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關於“差序格局”的論述🧘🏽♀️：
以“己”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了🎍🫴，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麽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樣人裏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釋名》於淪字下也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潘光旦先生（在《說倫字》，《社會研究》第19期）曾說，凡是有“侖”作公分母的意義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條理，類別，秩序的一番意思”。
倫重在分別，在《禮記祭統》裏所講的十倫🤾🏼，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𓀙👩🏿🦱、上下，等都是指差等。“不失其倫”是在別父子💬👳🏿、遠近🚣🏼♂️、親疏。倫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們現在讀來🕊，鬼神🫵🏻、君臣、父子🧝🏻♂️、夫婦等具體的社會關系，怎能和貴賤、親疏、遠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對地位相提並論？其實在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裏最基本的概念，這個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
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
團體格局的社會裏💁♂️，在同一團體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對的就是那一套。他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墨子的”愛無差等“和儒家的人倫差序恰恰相反𓀖👰🏽，所以孟子要罵他無父無君了。
從以上文字，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差序格局思想的生發的脈絡🏒。我們再細看時間關系🚘。費孝通1949年1月版的《鄉土中國》的版權頁上寫著：三十七年四月初版😸，0-3000🪚；三十七年六月再版，3000-5000；三十七年七月三版，5000-7000；三十七年八月四版，7000-9000🧛🏻♂️；三十七年十一月五版，9000-11000🗝；三十八年一月六版，11000-13000。十個月內印了6次，說明《鄉土中國》顯然是當時的暢銷書。至於暢銷到什麽程度，要圖書史專家來說話了。印數顯然包含一些有趣的信息🪛，故順便寫上。以上引述主要是想坐實這本書初版於1947年4月，因為費孝通1984年在這本書的重刊序言中說🤸：“這書出版是在1947年🛜。”這說法拐帶著出版社在書上印著“據上海觀察社1947年版排印”。而潘光旦上述四篇文章中的三篇，發表於《鄉土中國》之前，其中第二篇費孝通在該書中還引用過。“類別”“秩序”“人的差別與人的關系”“格局”這些字眼，潘的文章中都有🚰🚖。他甚至將“倫”提到sociology當初應翻譯為“倫學”的高度🧑🏽🌾。費孝通的貢獻在於道出了一層潘未明確表達的意思：“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並提出了一個精當的術語“差序格局。”
國學是費孝通的短板*️⃣。一位研究費孝通的學人告訴筆者：他從英國留學歸來謀職🧔🏽♀️，曾被一所機構拒絕，認為他國學太薄🙇🏽♀️。我很震驚🏌🏿。一方面費有國學之外的學術強項；另一方面他對當下的社會有超強的敏感🦹🏽♂️，幾年後成為中國最活躍的公知。我一直以為，社會學系不是數學系、物理系，若該系中一位公知都沒有，將是一大缺憾。筆者尚未證實此說🩱，但其他資料似可說明：費不喜歡也不擅長訓詁和國史🔜。王銘銘曾問費在民國時代與“中研院”的關系👩🏼🎓。費說😽：“當時我們燕京社會學家對自己的理論水平非常自豪🦤，看不起中研院的專家🧞♀️，他們只會擺弄一下檔案，研究一下古史🫃🤦🏿。在我們看來這是很笨的。他們也不喜歡我們，認為我們是一群時髦的年輕人，根本不懂歷史。……哦🚘，那個人（淩純聲），典型的中研院派。”費對淩純聲的評價不客觀🗾，淩純聲文獻和田野都在行，其《松花江下遊的赫哲族》（1934）是中國第一部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著作。縱觀費孝通一生的著作🥇，筆者僅見他在1934年發表的《周族社會製度及社會組織一考》中做過文字訓詁🚚，而在該文後記中他還說🍜：“作者以為🏄🏼♀️，今後社會史之研究，宜由有現實物可據之民族學及考古學入手，似不應再沿用舊有之考據方法，在舊書堆中討出路。故此文久久未敢發表。”由此更可判斷，他只是“倫”的思想展開的二級火箭，原創不是他。“差序格局”後面的主要思想是潘光旦率先提出的🍰🤸🏿。
筆者一向以為🫴🏽♈️，中國社會學前輩中，非一花獨秀，有雙峰並峙，即潘光旦和費孝通。學術研究非常重視獨創⛹🏽♂️。一項獨創即可提升一個學者的學術地位🤵🏻♂️。若“倫與差序格局”的思想是費孝通獨創，則可以奠定其在中國社會學史上的首席地位🏊🏻。但若撇開這一貢獻比較二人，筆者認為，潘第一，費第二。
語言能力是學術的基礎。潘的古漢語和英文都好於費🙅🏼，前者古漢語幾乎無需多說😡，而關於英語，費盛贊過潘。在美國讀書任教大半生的何炳棣在晚年的自傳中舉出潘光旦談外文好的三項標準，可見潘英語能力之一斑。語言能力當然包括表達。而在語言表達能力上二人幾乎不分軒輊，但風格有異🩸。費雅俗通吃🧔🏼♂️，潘可能打高不打低🐨📓。讀讀《馮小青考·余論》便知23歲時潘光旦的文字已好到什麽程度。費的文字的特長是深入淺出🏋🏿♀️，舉重若輕，真佛只說家常話。我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的《江村經濟》🧛🏽♂️，覺得語言親切分明是費的手筆𓀆👖，那封面和版權頁上均只有作者🧑🏼💻，而無譯者🧑🧒🧒。但深究一番🤼♀️⛔️，知道譯者是戴可景。不知改版怎可刪掉譯者。但這譯文🧁，令我想到另一層，就是費孝通行雲流水般的文字後面是其異常清晰的思維。
潘之博學，社會學界的死人活人均無出其右。文史就不要說了🧑🧒。便是社會科學的理論，讀讀《派與匯》當知費孝通難望其項背👩🏻⚖️。費的優勢不在學問大🐕，甚至可以說，費的學問不夠大。
從學術成果看，二人均有興趣致力於紳士研究，且開始了一項大的合作，惜因政治氣候所迫⇨，《科舉與社會流動》（1947）問世後便告中輟。此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無可挽回的損失，如此珠聯璧合我們休想目睹二次🏌🏼♀️。靄理士《性心理學》中有七萬字是潘從中國資料中得出的註釋和論述。筆者以為，其貢獻可與費的《生育製度》持平。費有深入的農村鄉土研究。潘有廣博的人文思想研討。潘的教育學思想獨到、深刻、博大。潘還有家族譜系的研究。兩相比較，潘占上風。
兩人都寫作了大量的有學術根底的雜文。費孝通接受朱學勤等人采訪時🔋，兩次說到：自己是中國最好的專欄作家，一次是自稱🏌🏽，一次說：“Time和紐約時報說我是中國最厲害的專欄作家。”費專欄文章的高峰期是《觀察》時期。《觀察》雜誌是個周刊🥙，1946年9月創刊，1948年12月被政府查封，共出版128期。費是該雜誌中撰文最多的作者。同時他還伺候《大公報》和《中國建設》🍜。1946年到1948年🦙，費作為專欄作家一時無兩🏌️。而潘的雜文自1935年至1948年，長流不息。可能1946-1948年數量和影響低於費，但若比較二人全部文章的質量和數量，潘絕不輸於費。
三🖍、人治禮治，無為有為
我以為學術生活就是爭論。如果學術圈子中見到了對某人的群體性贊頌，那一定是偽學者成災了。陳心想極其欽佩《鄉土中國》，同時也在多處持有不同意見。最不能接受的好像是“禮治秩序”一章中費孝通否定“人治”的觀點⛹🏿♂️𓀂：
我很懷疑這種“人治”是可能發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們，相互的行為、權利和義務，沒有一定規範可守🐂，依著統治者好惡來決定。而好惡也無法預測的話，社會必然會混亂🍖，人們會不知道怎樣行動，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說不上“治”了👩👩👧。（《鄉土中國》）
我覺得二人的闡述都有道理↪️，也都有矛盾或紕漏。
我應該是1982年讀到《鄉土中國》，還是民國的版本👨🏻🍼。最令我震驚的觀點之一就是“禮治”👨🏽✈️，陳心想說：
我們普通認為，傳統社會是人治社會🧏🏽♀️，現代社會應該是法治社會♜。
讀《鄉土中國》之前我接受的就是這樣的認識🙌。那應該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一種解放的、進步的認識。即認為文革及其之前，貫穿整個傳統社會的都是人治。而費孝通告訴我們：傳統社會是“禮治社會”，僅靠人治，不能治理，必然混亂無序💸。我讀後覺醍醐灌頂👋🏽。但是陳心想切身感受到了“人治”，他的體驗不會欺騙他。他說：
對某官員有利的法律條文，該官員就可以讓其發揮作用🏃♂️🪻，若對之無利或有害，則視若無物，或惡意篡改👷🏼♂️。當然🧒🏻，他的上司也會這麽做，都是選擇性的，這樣就是一個有規則（潛規則）和無規則（無視規則）之間的博弈。這就是所謂的“人治”社會秩序🧻。
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概括之前的社會是人治社會沒錯👰♂️，錯的是擴大到了全部傳統社會。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了禮治（所謂禮崩樂壞，此非不可想象），也沒了法治（同樣不是不可想象），我們將遭遇到什麽樣的社會，不是人治社會是什麽？有無“黨治”社會，即黨不靠禮和法，便造就一種秩序🤲🏽，而非無序。
費孝通說傳統社會是禮治社會➝，靠譜🧔♀️。陳心想說當下是人治社會👲🏽，沒錯🧑🦰。那難道我們在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不成🚣🏽♂️？這不太可能。就是說，傳統社會靠禮治為其帶來秩序，在禮崩樂壞的時期就是人治。人類歷史中有序與無序間隔發生👩🦼👩🏼🍼，但無序絕非主流🧏。因為傳統社會中秩序在更大程度上不是皇權而是禮治帶來的，而皇權通常不破壞禮治；皇權瓦解的時刻，巨大的破壞力量可能在某一時期、某些地域🏊🏽♂️，殃及禮治。就是說，從古到今，存在著禮治🦸、法治、人治三種社會狀態🧑🏽🦱。前兩種意味著秩序。第三種在措辭上較為勉強，因為“治”有秩序的含義。法治社會中不可能沒有“禮”在發揮作用👱🏽♀️，但其秩序的主導是法律🍒，故稱法治社會。清代社會是禮治社會，其雖有大清律，卻不是法治社會，因為其法律不是至高的，皇權在其之上，地方官也常常一手遮天。人治社會中“法和禮”也並非沒有絲毫的作用，只是“禮”衰微，而法律遭到強人頻繁地幹擾和破壞，它們已不能為社會奠定基本的秩序。
與“有無人治”上的分歧異曲同工的是，陳心想不贊同費孝通“無為政治”的觀點。他說🙋🏻♂️：
但是🪓，實際上鄉土社會並不真的那麽政治“無為”，費孝通所說的更像一種理想的無為狀態🐕🦺，正如詩人筆下美麗的田園生活，只在藝術家的想象裏和作品裏吧。
我的理解🤒，費說的不是自己的理想和藝術家的想象，而是他認定的周而復始的歷史事實和皇權維護自身的明智選擇。他認為，“亂”的部分原因是雄才大略的皇帝“開辟疆土、築城修河”導致百姓不堪重負，“亂久必合”後的休養生息帶來了“治”：
鄉土社會裏的權力結構，雖則名義上可以說是“專製”“獨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續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鄉土中國》）
陳心想的反駁是：
紳士本身的權力也可以看作是皇權的一部分，至少在基層治理上是代理皇權的角色。這個觀點也是費孝通認可的。……不需要皇帝雄才大略，那些搜刮和掠奪貪得無厭的大臣、皇室或者任何一個皇權構成群體，都不會讓皇權“無為”🍋🟩，因為“無為”狀態下，他們得不到利益。
退一步說👋🏻，即使如費孝通所說的，皇權在雄才大略皇帝那裏，一“有為”就遭到百姓造反而回歸於“無為”💼，這樣循環往復👰🏿，也意味著鄉土社會不全是“無為”政治，至少也是部分“有為”的🧏🏽♀️。
費說“無為”當然不會是指皇帝一人，必是指包括其代理人的統治集團所為。但既然是“循環往復”就不是完全“無為”。但其敢說“無為”，意味著費以為歷史上“無為期”長過“有為期”✅。
我猜想𓀆，二人的認識都是自身經驗與閱讀歷史之融合。費提出“無為”在相當程度上源於他幼年的記憶、聽到的長輩的議論和自己日後的調查。而陳心想反駁的沖動源於自己出生和成長在一個中國歷史上“最有為”的政府統治下。歷史上皇權的“有為”對村民而言限於兵役🪕、勞役和稅收🚘，而當代中國的“有為”⚛️，除了這些👩🏻🚒，還要幹預村民的勞作方式，將勞動單位從一家一戶變為合作社、人民公社🏋🏽♂️。對遠去的古代歷史可以有無窮的爭論🙍🏽♂️，但二人成長環境的不同🫓，是一個堅硬的事實🤽♂️。
四、避談階級，心曲莫測
陳心想說🧔🏿♀️🪽：這本書“奇”，還在於在農村土地革命鬧了數年，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的時代⛲️，這部書卻絕口不談階級。但陳心想只談到了奇之為奇的一個方面，即當時階級鬥爭理論之盛行。中國思想界當時的情形是，不贊同階級觀點🧙🏼♂️，堅持中國無階級的學者亦不乏其人。筆者首先想到的是梁漱溟𓀋，當然其非孤家寡人。摘錄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的觀點：
在農業社會如中國者🤦🏼♂️，要討論其有沒有階級🦶🏽，則土地分配問題自應為主要關鍵所在。此據我們所知，先說兩點🫱🏼：第一🟩，土地自由買賣，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土地的人頗占多數。（從）《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可得結論如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二，無地者（包括不以耕種為業者）占百分之十以內。三，有地一百畝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四，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二。……而準此情況以言🎐，對於那一部分人有地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階級社會✉️🙎🏻♂️，相離是太遠了。……在當時定縣中等土地每畝值錢普通不過四十元，而一個長工（雇農）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給外，每年工資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節儲幾年，他自己買一畝地，有何不可能？……河北省言語“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間的變化🙍🏻♂️，可能富者不富，貧者不貧）🧑🏻✈️。……可以說，秦漢以來之中國🧜🏼♀️☦️，單純從經濟上看去，其農工生產都不會演出對立之階級來🤎。所可慮者🙋，仍在政治勢力之影響於土地分配🏡。
判斷梁氏觀點之正誤🧑🏼🦰，乃至中國古代有無階級🆙🙆🏽♀️，非本文主旨。引證上述，僅在說明當時關於中國社會有無階級的討論是頗有百家爭鳴之氣象的。而在費孝通的著作中豈獨《鄉土中國》不談階級，《江村經濟》亦是如此。請看《江村經濟》中與“階級”關聯的段落：
（開弦弓村）當領導人並不與享有特權的“階級”有關。（第六章第四節）
村裏財產分布的不均勻，並沒有在日常生活水平方面表現出明顯的不同。少數人有特殊的值錢的衣服🤸🏻♂️💅🏿，但住房和食物上並無根本的差別。（第七章第一節）
長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不擁有生產工具𓀃，偶有鋤頭🏃♀️。長工來自那些土地太少，以致勞力有余的家庭。尤其是那些需要錢娶妻的人🚶🏻♂️，他們願意為別人做幾年長工🫓。我沒有遇到過一輩子都沒有土地的人。這個村莊中的雇工總共只有17人。這說明，在這個村子的經濟生活中🛀🏽，雇工製度不起主要作用。（第十一章第三節）
以上引文第一段中“階級”兩字打上了引號，說明費使用該詞之特殊意趣➿，而上下文的意思並未顯示他對“階級”概念的積極態度🧏🏽，即使不是消極的態度。後兩段引文出自“第七章生活”、“第十一章土地的占有”，並非放在“階級”的專題討論中；只是筆者覺得涉及階級論者關註的東西。如果存在著階級階層的話🧑🏻💼，生活品質的差異毫無疑問與各階級階層關聯🤺。而開弦弓村的土地情況符合梁漱溟的觀點。但這只是筆者的分析。我們從費孝通著作中看到的是不談“階級”🧑🏽🍳。且慢🦵🏼🧑🏻🦽➡️，費孝通的著作中還有一處談到了階級。《皇權與紳權》中的第二篇《論“知識階級”》🧛🏿♂️。在該文中，他將知識分為用於生產的自然知識和關於社會規範的知識🚣🏻♂️，後者與文字關聯。知識階級靠著壟斷文字和規範知識來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在這裏階級與某種壟斷相關聯𓀑。如果壟斷是階級的屬性，農村中的土地可以買賣👩🏿🦰🤱🏽，且多數人有地⚉，則可質疑中國農村存在階級。當然🦡，這是筆者的推斷🧑🏼🚒。準確地說，費孝通在討論中國農村的兩部專著中避談階級🧑🏽🎄。
費孝通是一個時尚的人，一個跟著時代走的人，他不可能沒有接觸到階級的理論及關於中國社會有無階級的爭論🉑。對於一個在當時備受關註🤵🏻、影響巨大、爭論紛紜的概念，費孝通不置一詞，既不接受也不反對階級分析的範疇，絕對是令後人好奇的話題🐺。
筆者做如下猜想😢。第一，功能學派的家法中不含階級。第二🪱🏌🏼♂️，在其農村生活記憶，及日後的農村調查中👂🏽🧺，他看不到階級理論所述的那個群體的存在🦨。第三，從社會歷史理論的層面討論階級，水太深了🔑：牽涉到封建社會與皇權社會的差異（其《論紳士》的第一句話就是㊙️：“封建解體🦒，大一統的專製皇權確立👩🏻🚀。”）🕠，中國古代社會所具有的較大流動性🍐，等等。以費孝通之聰明🚣🏼♂️，很可能是只講說得清楚的事，不肯人雲亦雲，不願趟這既深且混的水。
遺憾的是🙌🏼，在其晚年沒有人問他為什麽他的農村研究中回避階級分析的範式🕧。開放年代後有些思想意識反反復復，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思想再未回潮。因此這不是一個令他為難的問題𓀎。可以預料，其昔日心曲之披露一定妙語連珠，不僅有助於我們全面認識費孝通，而且有利於我們理解民國時代的中國思想界❄️。
五、《江村經濟》與《鄉土中國》
少年時代身處文化沙漠的學子，初讀費孝通民國時代的作品，每每震驚和欽佩🧝🏼。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我讀過了民國版的《生育製度》《鄉土中國》《皇權與紳權》🧗♀️。以後隨著讀書🧙🏽♂️、閱世🈳，費頭上的光環在我心中漸漸隕落。因為讀費的熱情早已消退💾，1986年《江村經濟》中譯本的出版，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知道。以後發現了🐌，竟然沒有擠出時間閱讀。直到陳心想來電，要我為其著作寫序🐪，我覺得寫序前不僅要閱讀心想大作，溫習《鄉土中國》🚶🏻♀️➡️，還應該補讀《江村經濟》。前兩書讀讀放放，交叉進行，唯《江村經濟》一氣呵成。
我覺得《江村經濟》絕不下於《鄉土中國》。完成前書時費28歲，後書時38歲。跨越十年的這兩書實為姊妹篇。一個微觀👩，一個宏觀🌸📭；一個是對某一村莊生活的面面俱到的事實勾畫，一個是對傳統社會秩序的融會貫通的理論思考。
兩相對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定位《鄉土中國》。筆者以為，《鄉土中國》是一本理論著作🧡。我相信同行的師生中會有不贊同者👩🏼🍳。不得學問真諦者常陷入兩個誤區🕉，須棒喝糾正。其一，哲學史不是哲學，理論史不是理論🏄🏻♂️。其二🤶，理論未必是高度抽象和艱深的💂♀️。什麽是理論？從現象的層面提升到概念和道理🧟，就是理論的形成。不論水準高下，中國哲學史家、理論史家多得是🎸，哲學家👩🔧、理論家少得很。準確地說，《鄉土中國》是一本通俗的理論著作😴，它形成了概念，講出了自家的道理。通俗的理論也是理論，艱深的理論史也不是理論。而《鄉土中國》是通俗理論著作中的精品。
我定義《江村經濟》是經驗研究🧖🏿、田野研究✂️。我一向不接受“實證”的說法🚟，盡管費孝通也說“實證研究”。我以為“實證研究”屬於自然科學，一方面社會學高攀不上🤐，另一方面大多數社會現象也不是可以實證研究的東西❤️🔎。經驗和理論是對應的👎🏼👌。漢語“田野”的概念精妙。“野”對峙於“文”“文獻”；“田”以其象形💁🏼，道出邊界性🏋🏿、局限性，拒絕泛濫無邊、大而無當。費曾說：他做學生時就不喜歡《定縣調查》式研究的膚淺🚞。他日後的研究在兩端上反其道行之🍡，《江村經濟》在深入調查一端，《鄉土中國》在理論思辨一端。而二者在他那裏發生了關聯👨🔧，沒有《江村經濟》和魁閣的六年（1939-1945）的鄉村研究，就不會有《鄉土中國》的宏觀思考。
費孝通在開弦弓村做了一個月的調查📏，離開村莊整理調查20天後📧💜，返回村莊補充調查10天。就是如此短時間的調查托舉起這個“裏程碑”（馬林諾夫斯基語）的研究。第一，當然在於他天分高♦️。第二，他是本土人，他在該縣的另一村莊生活到十歲，離鄉後少不了聽說鄉間的事情🎍。因此調查的效率一定高於地道的外鄉人🥗。第三，他對這項調查的巨大熱忱。他在調查剛剛結束後撰寫的《江村通訊》中說：“雖說我是個本鄉本地的人🧛🏼♀️，而回去一看，哪一樣不是新奇巧妙得令人要狂叫三聲🌦。這一個月緊張工作，只令人愈來愈緊張⬆️🫄🏿。”如此狀態💆🏽♂️，不出成果都難🤽🏿♀️🏂🏽。有人類學家反對回本鄉做人類學研究，說視野早被成見扭曲。有一部分道理，未離開本鄉的人調查本鄉確實有這個問題。但筆者覺得，離開本鄉若幹年📒，見識過另一天地，學習過理論反思，回過頭來研究本鄉，非但可以💄，且有其優勢。費的成功即其證明🦸🏽♀️。
《江村經濟》當初的副題是：中國農民的生活🖐🏿。這副標題起得“好”☦️。好在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看到作者的雄心，另一方面，因標題與論文內容的反差所勢必引發的批評——一個村莊可以概括中國社會嗎👛🍨，我們有緣聽到費孝通在方法論上的辯解✤。他說👩🔬：
把一個農村看成是一切都與眾不同🚥，自成一格的獨秀👂🏼，也是不對的。……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國所有的農村，但是確有許多中國的農村由於所處條件的相同，在社會結構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國全部農村的典型，但不失為許多中國農村所共同的“類型”或“模式”在人文世界中所說的“整體”並不是數學上一個一個加起而成的“總數”。同一整體中的個體有點像從一個模式裏刻出來的一個個糕餅，就是這個別是整體的復製品。（“重讀《江村經濟序言》）
他引用當年他的一位老師🫵🏻、最早賞識《江村經濟》的弗思（Firth）教授的話說👨🏼🎤：
我想社會人類學者可以作出最有價值的貢獻或許依然就是這種微型社會學🧏♀️。
我很同意費的辯護🍩。其一👩🏻🦽➡️，社會的某個局部🚴🏿♂️，與大象的某個局部➙，迥然異趣。單純從象牙、象尾，不可能認識大象。而文化在時間上先於每個在世的個體，從空間上傳播到廣闊的地域。文化的影響導致一個局部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總體🔥，雖然子文化和小傳統也決定了局部不可能完全反映總體。關鍵在於如何把握共性與個性💭。其二📍，因為巨大體量的事物難以把握，深入的理解，幾乎必然來自可以把握的局部💇♂️，特別是在迄今為止“大數據”的偉力還未全面釋放的社會歷史中。
其實，費孝通的姊妹篇的成功就是以上辯護的證據🙆🏻。《鄉土中國》論述的不是社會的局部，而是整體。而他此前的主要力量是花費在一個個鄉村🎷，即社會局部上面的。在概括中，他扔掉了他判斷為局部的個性🛸，整合出各局部的共性🧑🏻🎤。從局部推斷整體，當然不能說不會失誤💅，但是舍此該如何認識整體呢？不是每個研究者，甚至不是多數研究者👯♀️，可以完成從局部推斷整體👨🏿🏭🚣🏼。但是能完成“微型社會學”研究的人較多。他們的成果，為理解中國社會之整體準備了基礎。況且，為理解整體做準備，只是“微型社會學”的功能之一。如果認為微觀研究的功能僅限於幫助理解龐大的中國，便是頭腦僵化在大一統的政治製度中📉。一個村莊的研究⚙️🧑🏽🎓，可以直接服務於該村莊，以及同類型的村莊的改善。還可以服務於若幹小專題🧜。其功能不一而足👫🏻。
閱讀《江村經濟》的一個喜出望外的發現是⛽️，這篇論文的研究方法©️，暗合我指導學生寫作畢業論文的路數🔱。十余年來，我指導的16篇碩士論文中，有11篇寫的是同學自己家鄉的事情，包括陳心想的碩士論文。我沒有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思學術上的高瞻遠矚⏳🙆🏼：要將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從原始部落轉移到現代社區；社會人類學者可以作出最有價值的貢獻或許依然就是這種微型社會學。我要學生們這樣做🕴，只是因為我認為這對他們寫作社會學畢業論文來說是最可行的。我的考慮如下。其一♦︎，不可以寫從文獻到文獻的論文，不可以寫社會學理論史的論文👩🏽🦰，這些不是社會學主流研究者們的方向。其二，不可以寫純理論的論文，因為寫不好🥼。以費孝通之天分，《生育製度》和《鄉土中國》這兩部理論著作尚且是在他37歲和38歲時完成。其三🥷🏼，論文的貢獻在於它有所發現，發現可以是事實，也可以是道理；學生的畢業論文最好立在這兩個支點上🕖，不然風險太大；發現事實畢竟比發現道理容易一些；而道理一定要從你發現的事實中產生💆，不許空說。其四，到家鄉搞調查門檻低👨🏿🌾，鄉親們樂意接受↗️，且調查之前該地的情況你已經了解了一部分🏊🏼。其五🕷🙎🏽♂️，他們必須選擇對初學者可行的方法，只可成功，不可失敗👌🏼👮♂️。既是因為這是不可冒險的畢業論文，又是因為我不相信“失敗是成功之母”，只相信從小的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從一個學生能夠駕馭的經驗調查🧨，慢慢過渡到更抽象的理論思考🆓。《江村經濟》將我摸索出的路數，提升到一個高度🧑🏼🦲，給我格外的欣喜和信心。
六👲🏽、長壽的一生，短暫之燦爛
費孝通作為學者與社會活動家的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20歲（1930年）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讀書-39歲（1949年）迎來新政權👩🌾🌘，39歲-56歲（1966年）☂️，56歲-69歲🎟，費69歲（1979年）中國恢復社會學-其95歲時去世（2005年）。如果更簡單的劃分，就是兩段：20歲至39歲的20年；39歲至95歲的56年🔽。可以簡化為兩段的道理下文分解🕴🏻。
第一段共19年，幾乎他的全部閃光的思想、作品都完成於這期間🥡。西蒙及其他幾位學者共認，一個復雜學問或技藝🕺🏽，從入門到達到一流，需要十年時間。以費1938年完成的《江村經濟》為坐標😸，他僅用了八年時間。以後✥，他在教學🈴🧑🏼🦱、著書、時評三個領域耕耘，名聲卓著👇🏽。是學者兼公知。江山易手之際，已下決心不去海外和港臺之時，他對一個美國學者說🤷🏿♀️🤾🏼♀️：“將作新政權的忠實的反對派”🛑。
1949年後，判若兩人。他不再是學者和公知🧗。前一判斷是從嚴格意義上🕷，從生產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的標準做出的。筆者以為👩🏿，從1949至2005年費孝通的作品乏善可陳😖，無一部可以稱作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其轉變軌跡如下。作為公知🧑🏽🚀，他批評政府的主要言論是“停止內戰，推行民主🥷🏿，建立聯合政府”。1949年以後，兩重因素剝落了其公知角色🏄🏿。思想改造運動導致他晚年自白的“文化投降💺，我的知識體系不行了💡，歷史不是我們的了”🧍🏻。他甚至成了思想改造的樣板。另一方面，取代公知角色的是，他欣然接受了政府給予的職務。他做過民族訪問團副團長🙆♀️，專家局副局長♎️，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等等。
費的轉變，原因不一而足👤。朱學勤曾問他：“抗議國民黨，跟抗戰以後教授們生活狀況惡化有沒有關系？”費明確回答：“有關系，我們窮得要命。我為什麽寫文章，家裏面米不夠了👴🏻。”我願意認為，經濟狀況既是寫文章的直接動因，也是成為公知的深層原因之一💂🏿♂️🏄。就收入與生活而言🪘，1937年以前在中國當一個教授，要比1949年以後優越。但是費孝通沒有享受過昔日教授的優厚待遇🆙。他1938年歸國，12月任雲南大學副教授🍃。從上任起過的就是清苦的生活🧏🏼♀️。艱難困苦的十二年竟然孕育了《江村經濟》後幾乎他的全部學術成果🟩。1949年以後🕴，他是二級教授（根據上方的意思，社會學不設一級教授），是中央民族學院的副院長🧑🏽💼。住房在打成右派後也沒有變動。他的收入和生活🥦，肯定是1949年以後要好得多♿️。經濟待遇是“禮待”的組成部分，當然不是全部🥒。
“禮待”影響到費對待新政權的態度。1945年昆明“一二·一”事件後他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一同演講批評政府的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費家的房屋被特務打了一個可以鉆進來的洞🪖。朱學勤問其對蔣介石的個人印象，費脫口而出：“他就是個流氓。”可見當年的記憶與認識刻骨銘心，令他無視對面坐的是他器重的中年歷史學家。費親身領教過兩位領袖，費也說到“我想（暗殺李公樸和聞一多）是底下人做的🛂，沒必要嘛”👩🎓。當牽涉到個人驚心動魄的遭遇時🪘🔶，我們就看不到智者的公允的歷史觀了。回到非物質的待遇上。新政權絕對禮待費。蔣接見費一次。毛接見過他無數次💁🏻。究竟多少次☛，我以為應該是費孝通的研究者們應該搞清楚的一件大事。費對朱學勤說👳🏻♀️：“這是57年之前的事，我和馮友蘭在一起到他家去吃湖南飯🧙🏿♂️。吃過兩次飯😻，無話不談。”有張照片🦹🏼♂️，是毛接見童第周、胡愈之🧑💼、華羅庚和費孝通。多人一同接見應該不在以上所說之列，且應次數更多。朱學勤與費孝通對話時費的女兒費宗恵插話🛎：“我聽媽媽說♦︎，是毛澤東請你去吃飯🫁，他跟你說完以後，你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你忘掉了🧗🏿♂️，你好好想想🦋。”而這話之前費說那篇文章是李維漢打招呼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裏一丁點不同政見者的味道也沒有🔀，只是懇請政府給知識分子寬松一點的環境🚄。難怪周恩來在讀後第一時間稱贊此文🦩。費回憶打成右派後毛在遊泳池和他談話說：“不要緊，右派有什麽關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費還說：“我成右派後👐🏼，李維漢請我吃西餐🚴🏽，在歐美同學會。”打成右派還能說是禮待嗎？我以為是，是特異的禮待🦻。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絕無這份待遇👇，費可以體會到。
背離嚴格意義上的學者身份的一個原因，是1952年院系調整中社會學被取締。他只能當一名失去了自己專業的教授🎦。還有就是做學術行政工作🛂🚻。筆者一直驚異和不解民族學院當年何以擁有那批資歷和水準極高的教授，原來是費請來的，他當然懂得各色教授的斤兩🧗🏻♀️。這樣，社會學家的費孝通因社會學被取締等原因，不存在了。這樣的事情能夠發生，也要靠費的內因去配合🕑，即他接受現狀，沒了專業設置他就不做了。不錯🛕🍪，費在反右運動前曾與多位社會學家一同為恢復社會學呼籲📆，且他們被打成右派與此不無關聯🦖。但筆者要說的是，如果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人👸🏼，為研究而研究的人，國家取締了這個學科🐔，他會憑自己的誌趣，私下裏𓀅，業余時，遵循自己半生習得的方法🤛🏻，繼續思考和鉆研👈。顧準是那個時候翻譯了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張廣達是那個時候學習了中亞的若幹死語言🎮👨🦽➡️。潘光旦1953年寫作了影響深遠的《開封的中國猶太人》，1959-1964年從二十五史中整理出有關少數民族的史料100萬字（2005、2007年出版），1965年至文革前完成了達爾文巨著77萬字的《人類的由來》的翻譯（與其長婿胡壽文合作）✬。筆者懷疑費1949年以後有無一件這種分量的著作或譯作。原因在於，在其經世濟民的學術目標中，幾乎容不下一絲別的趣味與動機👩🚀。他早年批評林耀華的為研究而研究和毓蘇的趣味論，耄耋之年還要和他的老同學利奇爭論說：他的旨趣不在於認識文化的普遍規律⚜️，只在於尋找中國的富裕之路🤲🏼。在領袖打壓學術，令其難酬經世濟民之誌時😐🫳🏿，他就真的不做學術了。與吳文藻🏋🏼♂️❗️、謝冰心合譯海斯等的《世界史》這樣小兒科的東西⛴💂🏼♂️，或威爾斯的《世界史綱》這樣的大眾讀物，與其說是做學術，毋寧說是高雅地打發時光👨🌾🎫。所以他晚年曾說：哀莫大於心死，他早就放棄社會學了。
費對朱學勤說：“我沒有想到（會成右派），我那時紅得發紫。”改革開放後🫔，費的境遇可謂“今年花勝去年紅”🚜。1983-1988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8-1998先後兩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作為七十年代末葉費孝通著作的虔誠讀者，筆者很長時期持有一種看法：他被金絲玉帶捆綁了🧣。改革開放初，他67歲。重啟荒廢三十年的學術研究固然很難，但如果保持一個布衣儒人的身份😉，重操專欄作家的舊業✥，以其智慧☎、學識和國際聲望，將成為無出其右的費邊社類型的溫和批評者🙅♀️。
直到我深入閱讀他的軌跡，才明白，改革開放後他的選擇順理成章👸🏻🌈。他不可能再作四十年代的那個學者和公知了🟥。如果自1949-1976年一直冬眠🔮、蟄伏，早春來臨，可以重溫昔日的春夏之夢💂🏼♀️。中國很多作家都是如此“歸隱——復出”類型的人。學者張中行大約也是如此💇。“禮待——合作”是共和國政府與費孝通自1949至2005歷時56年的基本關系。文革只是一個偶然的插曲。因此十年前的關系，可以穿越文革，在十年後迅速對接👨🏽🌾🏊🏼。
他是一個傳奇人物。滿打滿算20年的學術生涯，去掉拿到博士學位前的8年就只有12年，其中產生的思想、文字🎭，50多年後還被閱讀和稱道🤵🏿♂️。
他是個悲劇人物。享九五之壽，文曲星之命自戊寅（1938）到己醜（1949）僅一個地支數。潘光旦長費孝通十一年，多出十一年的學術生命🎏，故學術生涯較長的那個天才註定高於學術生涯較短的那個天才。學生時代就折服了梁啟超的潘光旦，如其生命的最後18年能有一張平靜的書桌🤚🏻，則中國社會學可望有自己的世界級大師。如果費孝通的學術生命不中輟，追趕潘光旦是可以期待的。當然以其性格🫄🏿，勝出的不太可能是學問，而思想其實尤為寶貴。因主客觀的原因👩🏿🍳，1977年以後留給費孝通的不是學者與公知的生涯。
他晚年對中國社會學是悲觀的。我在《讀費孝通的〈皇權與紳權〉》（1994）一文中說🕥：
我的好友薛湧一次與我夜宿外地旅館，晚間長談，說及他在八十年代中葉對費孝通的采訪。他對我說🐕🦺，他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您認為中國再過多少年能出現一個您這樣水準的社會學家？”他說：“費孝通思考了一會兒🏄🏻♀️，給了我答復，你能猜出來嗎🚛？”我真的無論如何也不敢想費孝通說出來的是“50年”！……我以為他知人且自知，是這個時代的智者🧏♀️🦐，他有過吳文藻、潘光旦這樣的師友👨🏿🔬，他平和不偏激🖼。因而我以為“50年”絕非他個人的自負，而是透露出他對時下的教育環境與文化氛圍的深徹的悲哀🍜。一座樓房可以在一年間蓋成，一棵樹木可以在十年中長成👨🏿🏭。而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失落🌱，崇尚學術與真理的風氣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時間來挽回呢🕞👩🦽➡️？我想⚱️，不會有人能確定地回答出來的😅。
筆者經閱讀費孝通步入社會學，觀其一生軌跡以借鑒，念其“五十年內無大學者興”而自省👨🏻🦳。以世俗眼光看，本文或有大不敬處🏇。但我們是學人🤴🏿🤺，這裏是學界🉑👮♀️。研討一個學者的著作是學人間的最高禮節，而批評是研討的當然的組成部分。是先生的十年忌日🚴🏻♂️，令後生拿出畢生所學👳🏻，慷慨論辯🧍🏻👩🦱，坦誠評說。諛辭和虛飾才是大不敬。
（此文是作者為陳心想《走出鄉土》一書所做序言，本報有刪節📄。《走出鄉土》即將由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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