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永軒（1897—1979），名德清，字永軒👉，亦作永宣，以字行。湖北黃安（今紅安）馮家畈人🪬。歷史學家🍔。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期畢業🧑🏿📉，專攻歷史考據學🧑🏽🚀。生前為武漢師範學院（今湖北大學）歷史系教授。
馮永軒1948年攝於國立西北大學
“劄”，本指古代用來寫字的小木片🍳，引申為公文及書信☂️。造紙術發明前，我國的書寫材料🌉🧑🏼🏫，早期為甲骨⬆️、石料、金屬（如青銅器），因其笨重，又采用紡織品（稱“帛”）💅、木片（書寫後稱“劄”）或竹片（書寫後稱“簡”）。漢代以降，紙張成為主要書寫材料😘，但信函仍習慣性地稱“書劄”“筆劄”“手劄”，又稱“書簡”“尺牘”（牘，一尺長書寫文字的木版，引申為公文或書信），更通常的稱呼是“信劄”。
信劄是人類發明文字後傳遞信息的重要方式。我國現存最早寫在紙上的書劄👜，是西晉陸機（261-303）的《平復帖》❓。陸機“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晉書·陸機傳》），還是一位傑出的書法家，他為了祈求友人病體康復而致劄問候，此即《平復帖》（“平復”即康復），是存世最早的名人書法真跡，也是存世最早的紙本書信（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魏晉時期🖖🏻，書劄應用普遍🚵♀️，不僅有傳遞信息的實用功能，而且透現文學及思想成就🦹🏼♂️，書法藝術也得以展示🤽🏼♂️。魏晉士大夫崇尚玄學清淡，講求風度文采，其往還書信，文辭簡潔淵博、書法勁拔瀟灑，鐘繇、王羲之、謝安等文豪都是信劄高手，文義🏦、書法並美。此後千余年間🎗，這種信劄傳統流播於文士，並影響民間，成為中華文化典雅風範的一種表現👩🏼🦱，當為今人繼承與發揚。至唐代，信劄廣用，並出現專門用以寫信的紙張。明清以來，特別是民國年間🩼💢，信紙愈益專門化，出現所謂“箋紙”（“箋”為製作精良、尺幅較小的紙張）🧍。箋紙，也稱詩箋、信箋👧🏼，指以傳統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紙上印以精美🥜🟨、淺淡的圖飾，為文人雅士傳抄詩作或信劄往來的紙張。民國時著名的“十竹齋箋”“芥子園箋”🙉，上有梅蘭竹菊等隱畫，或印有吳昌碩🫙、齊白石、陳半丁等人作的箋畫🧜♀️，十分清麗👋🏻。
《馮氏藏劄》共189通，主要是先父馮永軒（1897-1979）於上世紀20-60年代收藏的的清代中期至民國年間文士、政要議學論政的書劄手跡🏛，另附先父友朋致函及筆者師友來信🚱。其編目為💔：
近賢論藝
湘淮談兵
左營密函
花溪劄叢
新疆政書
馮氏飛鴻
此六目大要如次——
一、近賢論藝
本目匯集清中晚期及民國間文士所撰信劄，多有評議學術👦🏼、藝文的內容。如清乾嘉之際四大書法家之一、文學家、金石學家翁方綱（1733-1818）致友人函中🕘，討論某抄本與刻本的優劣異同，力主“刻出一部正經書”，批評“明朝人千百種集𓀝，皆不成書耳”🧙🏻♀️，表現了乾嘉學風的謹嚴及對明人編書粗製濫造的不齒。
又如清中葉著名思想家、揚州學派代表學者之一焦循（1763-1820）🍪，在致揚州學派宗師阮元從弟阮亨（字梅叔）函中，於春江食鮆閑議之後，介紹自編《北湖小誌》已然成書🛵，而《（揚州）足征記》正在資料搜集👩🏼🎓，可見焦氏著述之勤，筆鋒又轉議書法大義。此函確為雅士論藝之佳品。
金石學家張廷濟（1768-1848）的一通短簡🧝🏻，評議玉龍鉤拓文及漢銅虎符，字字璣珠🧗🏿♂️。
曾門四弟子之一、晚清學者、書法大家張裕釗（1823-1894）與藏書家莫繩孫函商《經籍纂詁》補刷事💇🏼♀️。
曾主持湖北學務的清末學者黃紹基（1854-1909）與友人書，議存古學堂開學事宜，並乞友人檢討《兵法史略學》《中國歷史》等教材⌨️。
文學家陳衍（1856-1937），議《國學專刊》上海發行、《武夷山誌》檢核、刊刻《通誌》諸務，以及門人龍沐勛（龍榆生♙，20世紀最負盛名的三大詞學家之一）等註詩情形，指出“註詩頗難👨🏿⚖️，不如先註其出正史者，次則諸子，次則大家詩集”🐒，不啻為註家之方法圭臬。
歷任兩湖書院院長、湖北教育司司長的姚晉圻（1857-1916）🧑🤝🧑，為某學堂定名與友人切磋🧝🏿♀️。提出“滋蘭”“清漢”“規楚”或“楚規”諸名，並加文字考訓。
李晉年（1860-1910）👨🦰，淵博的歷史地理學家，《新疆圖誌》多出其手筆。此函戲擬八股一篇，又擬試帖詩《賦得政在養民》🧉🛄，再議兩碑釋文，表現了晚清士人的誌趣情誌😂。
曾任江夏知縣👐🏼、武昌知府的陳樹屏（1862-1923），函議“留學畢業生具有實在價值，定有應行考試地方”，又議教育會的職能。
武昌方言學堂主事者、博學多藝的程頌萬（1864-1932）與黃庵議絲竹金石之學❓。
美術教育家🌵✡︎、書畫家🔟、張大千的老師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兩通信函議書道之精髄，又考析一碑文的歷史。
吳其昌（1904-1940），與先父馮永軒為清華國學院一期同學，後任武漢大學教授🕟。其致外交家、漢學家時昭瀛函，申述自己留日經費困難，議及講稿中國文化史第二部“社會之部”中某事，得李劍農先生稱賞，七年前有期刊有意刊載，然吳氏慎重未發表，現因留學需款💍，遂拜托時氏推薦刊發🕢。
此目諸函📐，表現清民間文士的生活百態及其治學講藝的精深廣大🏂🏿。
二、湘淮談兵
清鹹豐同治光緒之際形成湘系、淮系兩大軍政系統👆🏿，權傾一時。湘淮兩系將帥多儒將出身，往還書信文實俱佳。本書收集諸函👨🏻✈️，以筆者齒序排列🤽🏼♀️，首位為楚軍統帥左宗棠之兄左宗植（1804-1872）♐️，次席為湘軍主帥曾國藩（1811-1872）🧑🏿⚖️，曾國藩致函李鴻章之弟李幼泉（1834-1873）💆🏿♀️，詳論攻勦撚軍諸務，是一篇有史料價值的軍政文書，其正文當是曾國藩口述🎼，由文案用工整楷書撰寫，信尾長篇批文，系曾國藩親筆，邊款“一等侯曾”。
湘軍又一主將、鹹豐間任湖北巡撫的胡林翼（1812-1861）（1812-1961）致其四弟書，論及在湖北與太平軍苦戰情形及湖北崇陽民心向背的狀況，稱崇陽“四次造反🤧，遍地皆賊，賊勝則舉國慶賀，貢獻不絕🤞；賊敗則士子掩卷而泣，農夫輟耒而嘆。人心至此，尚忍言哉！”民心向著太平軍，故胡林翼力主“宜殺”🩲。這是清方高級將領關於當年人心向著太平軍的記述，也坦白了清軍濫殺的事實和出發點。
湘軍重要將領彭玉麟（1816-1890）於戰爭之隙致函問候親友🚶🏻♂️➡️；何璟（1816-1888）詳介漢水沿線炮船數量及部署，此皆為湘系軍政要員對太平軍👩🎨😣、撚軍作戰的記述💋。
湘軍主將、曾國藩四弟曾國荃（1824-1990）致春圃二函，議及與太平軍的戰事，第三函致朝廷某大員🎒，落款“一等伯曾國荃”🤸♂️，顯系湘軍攻取天京、曾國荃封伯爵之後🫑；第四函致春霆👩🏽💻，議與撚軍作戰事🥒，當在1867年主持湖北勦撚之際👽。
本冊信劄還包括淮系主帥李鴻章（1823-1901）、要員沈桂芬（1818-1880）、丁日昌（1839-1893）🧑🦽、張蔭桓（1837-1900）等。狀元出身的史學家、外交家洪鈞（1839-1893）（人們對他的另一身份更熟悉--賽金花的丈夫）✍🏻，青年時代給李瀚章寫信，言及光緒年間漢水航道情形。可見光緒間淮系影響漸超湘系，士子投效淮系者多矣𓀄。
本目另附朱慶瀾（1874-1941）🥠、湯化龍（1874-1918）等清末民國政要書信，可略觀其與曾李時代的聯系與變異。
三🚶➡️🤤、左營密函
19世紀70年代📒，清廷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淮系主持人李鴻章主張放棄西北塞防🚶，集中力量於東南海防。此時湘系主帥曾國藩已經辭世❎，湘系另一代表、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堅決反對放棄新疆👩🏿⚖️，力主塞防、海防並重，並以高齡掛帥，率楚軍遠征新疆👨🏿🎓，平定沙俄支持的阿古柏叛亂和回民起事👲🤠。有詩紀其衛疆業績：“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弟子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渡玉關。”先父馮永軒景仰左公，20世紀30年代在新疆工作時，集得左公條幅和詩箋手本👃🏽💭，並匯集左公部將致左公軍情密劄多通，此為研究當年西北衛邊戰事的寶貴史料🕵🏼♂️。
劉祥匯1874年（左宗棠以欽差身紛出征新疆的前一年）密稟左宗棠，介紹西北地情民狀，特別逐個匯報西北軍政官員的政績品行👆🏽，這顯然是左宗棠出征西北前夕了解當地民情官風的一種舉措🧥。
曾任甘南各軍提督的劉明燈（1838-1895）致函左宗棠，言及光緒元年甘肅發生的與“賊”之騎兵交戰情形🧜🏽♀️♻，這是關於西北回民起事的記述湘軍名將王德榜（1837-1893）時在廣西🤸🏻♂️，他致函左宗棠，言及廣西軍隊北上之際，遭遇兩粵邊境戰事牽製，一時難以挺進西北🙎。
滿洲白旗人額爾慶額（👩🏿💻？-1893）率吉林、黑龍江馬隊參與左軍平定新疆💚，其致左帥信劄🧿，言及入疆之初的情形🎴。以後額爾慶額部收復吐魯番🔮、迪化（今烏魯木齊）。
左軍收復新疆是中國近代史的大事，西北領土得以保存實賴此役，而左軍將領致左宗棠密劄是這場戰事的片斷記述，尤堪紀念🏙。
四📬🧋、花溪劄叢
花溪劄叢在先父藏劄中數量最豐，此次收入42通，反映了晚清湖北教育文化在內憂外患中逆勢成長的情形👩👩👦🔕，系當時社會生活之縮影😒，意義非凡🧈。
趙章典（1826-？），字花溪，湖北江夏人⚾️，生而磊落😸，交遊甚廣。往來最密者🥷🏼，為“姻如弟”屠仁守（1832-1904）🧂，湖北孝感人。鹹豐二年（1853），太平軍攻破武昌🧌，趙家被難九人，趙章典以身救父，反得免殺戮。屠仁守信中也記述自己“兩次為賊所得”僥幸逃脫的窘境🤾🏽♀️，目睹了家鄉孝感從繁華城郭到化為灰燼的瞬息巨變，他描述的“英、法覷直沽🦥，苗、回亂雲貴🌲，骷髏恣肆於蜀中。豫州撚匪號數十萬，屋無不焚，人無不擄”，“田園寥落🦹🏿，骨肉流離”，正是鹹豐亂局的真實寫照💣🧝♀️。
屠仁守自謂“遺落世事，厭棄詞翰，懶於治經”🐑，但又終能自振🧫，以為“人不可不識憂愁🛼，亦不可竟為憂愁縛🧇。睜開眼孔，則天地大；豎起脊梁🫶🏼，則山嶽凝”。凡此種種📕，皆是亂世文人千回百轉的心態投射👩🏽。
屠仁守與趙章典也論及時事，如左宗棠收復新疆，稱譽“左侯真天人，必令當軸處中，乃能運籌全局”👨🏿🍳，又指出“新疆雖有紅旂之捷，善後尤為不易。外人窺伺已久🙊，長蛇封豕，非伐狐搏兔之技可了”，指出新疆善後治理的艱難，實為睿智卓見🤏。
趙章典作為湖北文壇宿將，與友朋往來論藝🧑🦳。如廣東南海人謝朝徵著《白香詞譜箋釋》《郢中酬唱集》，來信商討校書誤字🐜🕴🏼、賜助刊印諸事，體現清人文集流通之狀貌。又如湖北恩施人樊增祥（1846-1931）🙋🏼，清末民初著名詩人、文學家🏊🏽♀️，在漢江行後，作詩八首，錄奉趙章典教正。樊增祥的這八首詩，清光緒十九年渭南署刻本《樊山集》中僅收錄一首，且與信劄手書有數處異文，如信劄手書“短袂西風裏”句🖐🏿，刻本《樊山集》作“旅袂西風裏”，顯然優於刻本。至若其余七首，刻本均失收，彌見這件信劄手書的珍貴。
本冊還收錄不少地方要員和社會名流的通信，如浙江鹽使🔭、江西布政使黃祖絡（1837-1903）🤚🏿，江南道監察禦史陳懋侯（1837-1892）🧑🏼💼、安陸等府知府陳建侯（1837-1887）孿生兄弟，曾國藩幕僚、湖北光化縣知縣胡啟爵（1838-🙅🏼♂️？），福建書法家蔡敦益（1853-1895）等😿𓀛。通信內容涉及廣泛，從私人契據、飲食起居（如胡啟爵屢言為痔患所苦），到子女教育🧝🏽♀️、時事新聞，悉皆言意諄諄✍️👩❤️💋👩，深自肺腑🤷🏼♀️🤽🏻♀️。趙章典於鹹豐六年（1856）“取二三交好所往來書劄文詞”，匯為一卷，名曰《同心言集》，取《周易·系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之語👮📿，共計五十六篇，輯錄與屠仁守🪽、王嘉榖等人酬唱及研討詩畫之道的書信。本冊劄叢所選書信悉為《同心言集》所未收錄🩰，可作為《同心言集》稿本的姊妹篇👥，反映趙章典與晚清時賢的切磋往來🐀。
五、新疆政書
新疆有“亞洲心臟”之譽🏣，晚清降及民國🙅🏽♀️，國家風雨飄搖，新疆成為中外各種勢力的角逐之地。
張蔭亭，民國創建初期安徽大通紳商代表👩🏻🍼，皖系軍閥早期核心人物🥣，生卒不詳，史跡多湮滅🧑🎓☂️。通過本冊書信，可以略考其行跡🛟。據《民立報》🧻，1912年3月，張蔭亭等大通紳商聯名通電北京袁大總統（袁世凱）🪒、南京孫大總統（孫中山）及上海各報館等🫡，請求留任黎宗嶽大通軍政分府都督。黎宗嶽（1876-1915）🫣，武昌起義參與者🩵，武昌起義後被任命為長江各軍參謀長👩🏼💻，1912年1月，清帝退位💈，民國成立⛈，黎宗嶽任大通軍政分府都督🦹🏿♀️🚞。4月，南京政府命令各地取消軍政分府，黎宗嶽拒絕執行命令，安徽都督柏文蔚命胡萬泰出兵大通，擊敗黎宗嶽👏🏻。大通軍雖敗🧚🏼，但張蔭亭等皖系大通紳商，卻多主政新疆、陜甘等地。這在本冊通信文書中得到體現。
以齒序排列，首位是潘震（1851－1926），安徽當塗人，辛亥革命後🧏🏽🤸🏻♀️，任新疆省國稅廳籌備處處長，後任新疆省財政廳廳長；其次是汪步端（1858-？），安徽當塗人🪆，民國建立後塔城首任道伊；朱瑞墀（1862-1934），安徽人🧑⚕️，1913年在新疆古城營務處負責軍需工作，後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陸洪濤（1866-1927）⚗️，江蘇銅山人，後任甘肅督軍🦹🏼♀️、甘肅省省長👧🏼。陸洪濤雖然不是安徽人，但出身皖系軍閥，其他三人均為安徽人，因此他們在給張蔭亭的信中均自稱“鄉（愚）弟”。潘震信函用“新疆國稅廳籌備處”箋紙，汪步端稱“俄亂方殷，邊防吃緊”，朱瑞墀稱“中德已失感情，駐京德使已離北京👨🏿🚒。此件關系絕大，不無可慮。英、俄兩領得此消息，固屬得意，而我之對待更形棘手。刻間俄領來署密告🐣，言該俄皇現已遜位，彼京亦頗有風潮🙌🏿。印度亦疊起叛亂🙌，英領已照會前來”，均可睹見當時國內、國際形勢🧎♀️。
辛亥革命後，朱瑞墀與張蔭亭“同事北庭”，時有鄉關之思👨🏼🚀，而又相互慰藉：“我先在省想蒙督軍慰留，不許出省，而南疆之盼望者尤多🖖🏿，時局艱難，尚望免任其難，共維大局☑️。關內人心不靖，旋裏一節，暫可不必作此計議也🃏。”朱瑞墀稱“喀什文武、中外歷前任，久不相睦🎅🏼，此中細節，一言難罄🚣🏿，若兩方面有一方能識大體者，決不至於如前之決裂🤦🏽♀️。弟到任後🕖✪，比即以中外多事💇🏻，推誠相布。嗣後均當確守範圍，和衷共濟。近月以來👨🏼，所有一切💻，尚稱相安”，此系辛亥革命前後新疆喀什政局的記述，可資民國史參考🏊🏼。
陸洪濤與段祺瑞為同學🧑🏻⚕️，作為陜甘總督陶模的隨從到了甘肅，任甘肅常備軍第一標標統，辛亥革命後，陸洪濤部被編為振武軍。1915年3月，陸洪濤為隴東鎮守使，成為甘肅的實力派💂🏽♀️👳🏽♀️。同年12月🤷🏽♀️，袁世凱稱帝，孫中山等興師討袁🖍。陜西革命黨人胡景翼🐜、曹世英諸人積極響應。陸洪濤致信張蔭亭：“團長胡景翼、曹世英諸人，皆以與陳督軍（樹藩）交惡，先後稱兵占據渭北🤴🏽🤶🏼、涇原各縣，屢攻省城💍。而盧匪亦以不得誌於甘，由陜北鄜州🚓、保安走耀縣竄三原🔚，與渭北各股聯合，近日布滿乾、醴、興、武、盩🫵🏻、鄠、岐🧙♂️💇♂️、郿等處，眾已數萬🦸🏻。”反映的正是當時的史實。
陸洪濤同時提到“西安戰事”進展：“京派援陜奉軍，現已進駐鹹陽，其興平、武功已經陜軍先後克復。又聞滇黨退出陜境🏄🏽𓀓。”記述奉軍、陜軍與滇軍交戰的情形。當時，奉軍因張作霖投靠袁世凱而形成🧎🏻♀️，陜軍旅長陳樹藩效忠積極擁護袁世凱稱帝的陸建章👲，滇軍由蔡鍔領導👵🏿，武力討袁。
陸洪濤、張蔭亭作為甘肅、新疆的軍事頭目，密切關註“西安戰事”。陸洪濤給張蔭亭的信函中說：“現在陜局糜爛日甚，川警又復頻來⛹🏽♀️，隴上地闊兵單👷🏻🪒，三面受敵。”“隴東三面與陜接壤👙，防務必更吃緊8️⃣🚞，弟惟有督飭將士，扼要堵擊🧕，以盡我保境安民之責耳🍌。”同時🦵🏻，他預估形勢，並提醒張蔭亭防禦外敵📰：“近日長沙克復，合肥出山，南北問題可望有一定辦法。惟德、俄單獨媾和👮🏼♀️🚶🏻♂️，迭見報紙，頃聞已成事實。果爾🧖♂️，則西北萬裏之邊防宜早籌備禦之方略。”時任寧夏總兵（寧夏護軍使）馬福祥也致信張蔭亭💼：“自去秋南北紛爭以來😇，亂者四起😳，吾甘狄道肅州之變可為寒心🎋👩🏽🔬，幸能迅速撲滅，不致星火燎原”🤶🏽，“陜局糜爛”👳🏼♂️，“而各界遣代表求援寧軍”👱🏼，此為寧夏形勢👨🏼💻；“新省托鼎帥及臺端維持，軍民相安，幹戈不動🐵，視內地為樂國”，相比之下，張蔭亭治軍有方，新疆局勢穩定。所有這些✊，均可資民國史研究。
張蔭亭事跡，湮滅不彰🐳。藉本信函可探吉光片羽👩🏽⚖️💇🏽♀️。陸洪濤稱譽張蔭亭“據鞍矍鑠🧚🏿♂️，依然伏波精神也”👩❤️👩，伏波精神，用東漢名將伏波將軍馬援的典故。馬援在62歲時👩🏻🦯➡️，請纓南征，“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帝劉秀稱贊💆♂️：“矍鑠哉是翁也。”陸氏又雲：“回憶曩歲同舟，不禁晨星之感🏌🏼。知公一言，舊好必有同情。”足見關系匪淺🏮。陸氏信函🔃👶：“龍驤著績🛀🏻，虎幄延釐，軍中一範，關外同欽”“勛高豹略🩶，令肅鴉軍🟧，引企戟門👩🦯，莫名鼓舞”諸語🔐，對張蔭亭贊譽有加；馬福祥恭維張蔭亭“精神矍鑠👨🏿🍼，威德炳揚，功在異域，誠傾遠荒，知宿將風流不減👍🏽👷🏻♀️，定遠疇曩，博望昔日也”，將之比作博望侯張騫、定遠侯班超🫢；朱瑞墀對張蔭亭也有“勛高一代望重三邊”贊語；可見這位蔭亭旅長的人望。
周務學的信函更是十分恭敬：“久欽鴻範🧹，沐惠露之均沾👨🏻⚕️☛。遠隔龍門，荷仁風之漸被。結蟻私於兩地👨👨👦，徒鰲戴夫三山。敬維蔭亭旅長大人鼎袚雲蒸🧖🏼，泰祺日麗，仰見金湯鞏固。”“弟忝攝道篆🧏🏻♀️，時形愚拙🗑，驚心歲序🤟🏿，虛擲駒光。”1918年任新疆阿爾泰道尹🔹，1921年白俄竄犯阿山，城陷，自戕殉國。由此可以推測這組蔭亭旅長信函所反映的前後時間🏝，大致是從1914年到1920年之間。
亂世紛紜，給生活帶來極大不便🎯。陶保廉（1862-1938）👐，新疆巡撫、陜甘總督陶模之子。隨父赴新疆巡撫任👏🏿，於光緒十七年辛卯四月👰🏽♀️，作西北之行🙎🏻♀️，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將隨行經歷著成《辛卯侍行記》。辛亥革命後，他在給裕堂的信函中說：“自軍興以來，商家多靠不住🍿，擬暫存橫濱正金銀行（上海有分行）🍹，一年為期，其息約四五厘👩⚖️，票據當代收存👩🏽💻，惟日人呆板🧝🏽♀️，非到期不得支取。到期時需原經手人領取，或改票再存，皆可。”可資經濟、貨幣流通研究之參考史料🐶♥︎。
本冊還有楊彝庚寫給花溪（趙章典）的書信七通。楊彝庚1900年任甘肅提學使兼武備學堂總辦🥔，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入疆🫚，1912年被袁世凱任命為新疆督軍、省長🤙🏿🕳。1928年通電擁護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易幟，不久被政敵刺殺，主政新疆16年🫠。這七通書信，作於楊彝庚入疆後不久⛹🏿♂️，信中有“弟到此月余，局事已就緒”諸語。信函多敘家常🌳，如“偷閑課子作山居計，度日尚可敷衍”，但貧病交加，不免頹廢，自謂“精神疲憊☝🏻🔨，竟成老耄之軀。自顧生平⛸，勞薪久積，直不能再為子孫役耳”，“以寒士之生涯，進退每多顧慮，然以老憊思之🐫，宜於冬間差滿暫退為佳”，萌生隱退官場之意。所有這些，真實地記錄了楊彝庚主政新疆之前的生活境況🔞。
楊彝庚遇刺後🕧，金樹仁被推舉為新疆省主席🩸🦀。1933年，金樹仁去職後💁🏿♂️，手握重兵的盛世才，攝取了新疆最高統治權🪥，成為“新疆王”。盛世才統治初期，以開明面目現世，招納內地進步文化人，先父1935年應邀前往，抵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盛世才委以新疆師範（當時新疆最高學府）校長🩱、新疆編譯委員會委員長💇♂️，禮遇甚隆，不久發現盛的真實面目😫，便設法離開新疆🎯🧎➡️。
我叔叔馮德浩1939年後被盛世才關押牢獄🧑🏻🦼➡️，1950年先父尋找其弟下落🦸🏽，寫信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新疆省府主席鮑爾漢（鮑爾漢30年代與我父親相熟）🧘🧑🏽🎨，鮑爾漢立即復函，說明馮德浩及我大舅女兒的現狀。鮑爾漢（1894-1989）信紙有“新疆省人民政府用箋”字樣，印章“鮑爾漢”，上漢文🫕，下維吾爾文🦻👩🏻🚒。
本冊新疆政書為先父於1935-1936年間在新疆工作所集藏，其中涉及楊增新、朱瑞墀等新疆軍政人物的往來信件。朱瑞墀致我大舅張馨（字敬丹，1898-1940，時任新疆教育廳長）函🧾，內容尤其豐富🤦🏻♀️。該信寫於1917年3月，述及：新疆喀什動亂♿️，英、俄借機幹涉；北洋政府擬對德宣戰🟢，新疆與英、俄、德關系微妙；俄國發生革命（當指二月革命）、俄國沙皇遜位🤦🏼♀️Ⓜ️：新疆政界對動蕩局勢憂心忡忡🤙🏻，我大舅希望離開新疆，而督軍（當指楊增新）竭力挽留🚵🏿♀️。這些情節構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深處亞歐大陸內地的新疆的社會生態🕧。
以上信劄於西北近代史、民國史研究提供難得一見的材料👧🏽。
六🦵🏽、馮氏飛鴻
本冊收有與清華國學院相關文書，如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後清華國學院在校生發出的訃告、清華國學院一期同學劉盼遂致馮永軒函二通🧔♂️，清華國學院一期同學吳其昌致昭瀛函😟，論學議事，皆具學術史價值。
1938年日軍侵占武漢🆓♦︎，父母遷居鄂東山區👼🏽，家中什物多拋棄不顧，但文物書籍悉數保存。父親在鄂東任省立第二高中校長🧘🏼，與避居羅田的國學大師😱、方誌學家王葆心（1867-1944）先生書信往還，切磋鄂東史地及文物考辨諸問題🚃，又及子女教育事宜（本冊收王葆心致馮永軒信函七通）👩⚖️。父親在艱苦的抗戰期間與多人通信🧑🏽🎄，討論文物收藏㊗️、保護、展覽，於文化傳承念念在茲🔞。一代篆林宗師易忠箓（1886-1969）為先父摯友，1928年出任湖北省圖書館館長，與先父四通信函中談及收藏信劄、鑒賞書畫心得，指出“昔人有以作一佳書畫如產一佳兒為喻者，然則獲之者其樂又當雲何”，論斷清代著名學者張船山（1764-1814🙋🏽♂️，名問陶）“於書畫用力相若，當在其詩之上”，並於1937年7月27日介紹先父加入中國國學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與錢基博⛓、沈肇年等文史專家通信🏯，辨識文物，求得學術“精進貫通”。大圖書收藏家徐恕（行可）🪕、段永傑等與先父書信述“舊藏清鑒”之樂🤺。展讀諸函，前輩學人風貌歷歷在目。
先父20世紀40年代先後任教於安徽學院（今安徽大學）、西北大學，李則綱（1891-1977）、黃文弼（1893-1966）🫘、劉盼遂（1896-1966）👩🏽🎓、彭澤陶（1898-1989）張西堂（1901-1960）等先生有多通書信往來♌️，與先父討論教學、教務等話題，也依稀可見先父當年所教科目有古文字學（金文）、考古學👛、史部目錄學、聲韻學。當時，李則綱為安徽學院教務長😠📬，時賢稱李則綱先生與顧頡剛、聞一多等先生齊名🧝♀️🏃🏻♀️。黃文弼為著名考古學家👨💼、西北史地專家👩🏿🎨，從1927年至1966年前後39年間先後四次赴新疆考察💉🛁，對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研究貢獻巨大，被稱為新疆考古的先驅者和奠基人、“西北考古第一人”。劉盼遂是著名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與先父同考取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期，為先父至交。張西堂先生亦海內名家🧘🏽♂️，時任文學院院長和中文系主任。這些信劄，可資豐富各校校史，探尋民國學人生活史👷🏿♀️、學術史、教育史。
最後一組為筆者兄長、師友來信。四兄馮天瑾信劄寫於父親離世周年之余☸️，緬懷父母逝前對知識的不倦求尋🔹，睹物思人🚣🏻♂️👃🏼，慨然萬分👮🏿。師友信劄較早有姚雪垠先生來信，評論我的一篇學術論文並敘及他的《李自成》第五卷的創作與發表情況。稍後有程千帆💁🏻♀️、耿雲誌、陳立言等先生以及外國友人俄羅斯漢學家布羅夫🤎、日本漢學家伊原澤周等來信，切磋論學💂🏼♂️，商決議事。唐翼明🧑🏽🎨、余秋雨、郭齊勇🦹🏿♂️、陳鋒等教授，分別就筆者的《中國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論》《中華元典精神》等暢談宏論，啟人良多。周易專家劉大鈞教授更是翻檢舊稿，抄錄1987年與筆者一起赴美參會之日記🫅，以及途中如何巧遇星雲大師結下情緣諸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往事歷歷♡，仿佛如昨🙍🏻，倍感溫馨。
值得提及的是，這批信劄內容豐富，言之有物🐎，為先父在北京👩🏻🦼➡️、武漢📗🎀、新疆和西安多地集藏👱🏿♂️🧑🏿🦲，裝訂成冊並註有眉批，所涉人物主要為軍政要員和文人學者，對於研究近現代史、楚史、西北邊疆史等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此外，信劄中呈現翁方綱、焦循🚲、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洪鈞等人親書筆墨，或雄健奔放🩺，或優雅端莊☄️🤚🏽，不讓一流專業書家。張大千之師李瑞清信劄⛓，筆力蒼古🤧，堪稱極品。張裕釗信劄之書道頗見功力，其名剌（名片）亦有意趣。康有為贊其書法“千年未有”，書道影響達於東洋🔕👩🏿🔬，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曾專門組團來湖北，考察、研習張裕釗書法。故這批信劄兼具史料價值和美學價值🏏⛹🏼♂️，可謂為讀書人收藏讀書人的信劄🚓，有以藏證史之功效🔰，也體現了先父守護傳承中華文化的拳拳之心🦙。
（本文是作者馮天瑜為當代歷史學家🍋，此文為《馮氏藏劄》一書序言，本報略有編刪，標題為本報所擬。《馮氏藏劄》即將由長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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