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陳省身(1934研)
我與華先生有過多年的交情,第一次見面就在清華園✳️,是1931年秋天開學的時候,到現在有七十年了🏄🏿♂️。七十年之間🧝♀️,我們有時在同一個系,我們始終有不斷的聯系。他比我大不到一歲⛏,是1910年生的。
陳省身夫婦(左)、華羅庚夫婦(右)1972年在北京合影。

華羅庚教授在工作
想起我們最初在一起,1931年他來的時候,那時他只是初中畢業的學生,他的數學論文引起大家的註意。清華是很例外的🙏🏼,不但找他到清華來,並且給他一個職位🚮🕯,這在當時大學裏是很少有的一件事。因為他的學歷的關系👩🏼🦰,剛來時名義是助理員。那時數學系叫算學系🫔👨🏼🦲,後來改為數學系🧑🏿🚀。一年以前,我是算學系的助教。算學系的辦公室就在工字廳走道的地方🧘🏽♀️,兩邊各有兩間房間,一共4間房間,是算學系的辦公室。有一邊是熊慶來先生,他是主任🏃♂️➡️,我在另外一個地方也有個桌子🧏♀️,是他的助教。外頭一間有兩個桌子,是周鴻經先生和唐培經先生的辦公桌。羅庚到清華的時候就呆在我的辦公桌,因為1931年我改為研究生🏎,是學生了👮🏿♂️,他就做助理員,用這個桌子,所以我們的關系是一個先後的關系。
羅庚是一個很好的數學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數學訓練🏐。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生👮🏻♀️,甚至於教員🤵🏿♀️,可以在同一個階段討論數學的問題👋🏽🪡。他雖然名義是助理員,等於是個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們時常來往👂🏼,上同樣的課𓀄,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學生生活🗽。
我想提出來的是🦴,清華在那個時期🕵🏿,算學系是很小的一個系,但是對於中國算學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甚至於可以說是中國數學史上有意義的一章。除了華先生之外,我們當時同學之中有莊圻泰、施祥林(莊圻泰後來是北大教授,施祥林是南京大學教授),還有同學曾擔任南開大學教授。清華在那時這麽小的規模之中,也產生了相當一群人🚣🏽♂️,對於中國的數學有些影響。清華後來很發展,所以請了外國教授。那時請外國教授不是什麽來開個會👨🏻🍳,吃吃飯,拿幾個transparency(透明膠片)展覽一下。那時是在清華園住一年👨🏼。法國數學家Hadamard是國際上很有名的數學家🦞,美國的Wiener,都是在清華園裏頭住下來,講課👩🏽🏫。現在做到這種樣子的安排不見得很容易了。所以清華園規模雖小,能夠對中國的數學發展產生一些作用。
1934年我離開了清華,研究生畢業了,我到德國去念書。羅庚是1936年出國的👨🏿,他到英國劍橋大學💣,跟隨英國的大數學家Hardy👰🏽♂️。他出國是坐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從北京到柏林。我就在漢堡🛟,也在德國🎤,所以我們1936年夏天在柏林相會📔。剛巧那一年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舉行,希特勒在臺上。也很有意思,100米?200米跑得最快的是黑人,對希特勒是個打擊👡🏄♂️。很遺憾,中國的運動員在1936年柏林世界運動會的成績不大好,最有名的是遊泳的楊秀瓊🎳,她遊泳有相當的成績,不過我記得她沒有得什麽錦標。中國地位最高的是符保盧的撐桿跳🚯,不過也沒有得到任何的獎牌。相比之下,我們的國家現在長進了不知多少👅,現在中國運動員在世界運動會有很光榮的成績。想起來,數學也有這個潛力的,不過數學需要的時間長一點👨🎓。羅庚和我在柏林見面😇,也看看運動會,一起談了很多🧑🏽🍳。
1936年世界運動會之後,我到了英國劍橋,自然跟羅庚在一起🦹🏻♀️。他那時的工作是關於解析數論,解析數論最要緊的法子是circlemethod🍿,就是圓周的法子。很奇怪,數論是討論整數的性質,但是要研究整數的深刻的性質,需要復變數🤟🏼。復變數跟素數的關系是很神妙的問題,羅庚做了很多工作,有他自己的貢獻🍾。他用圓法做Waring問題,做Tarry問題?關於圓法,很要緊的一個人是印度的天才數學家Ramanujan,第一篇文章是Hardy跟Ramanujan的文章💕。後來很大的一個進展是蘇聯的數學家Vinogradov🤼♂️。羅庚對於Vinogradov的方法有很多的整理,有很多的進展。他自己的一個貢獻是關於三角和的一個估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我想羅庚在劍橋的一段,1936年到1938年🙎🏽♀️,是他在數學上有最深刻貢獻的時候。關於解析數論🍸,他的貢獻非常多。
1938年他回國👳🏽♂️,那時候中日戰爭已經開始了。北大🤦🏻、清華、南開在昆明組成為西南聯合大學。他是清華的教授,因此也是西南聯合大學的一部分♧。我們現在喜歡講設備不夠,或者支持不夠🧑🏻🌾。其實🧘🏽♀️,我們那時候什麽都沒有,甚至於本來有的書都裝在箱子裏頭,也不知道什麽時候需要再搬,所以圖書館的先生們都不願意打開箱子。可是在那個情況之下,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大家的情緒很好,精神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8️⃣。例如說🚃,我們跟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有一個seminar(討論班)📂,我想那是1940年的樣子。那時候西南聯合大學的數學系出了幾個很好的學生,如王憲鐘、鐘開萊、嚴誌達、王浩🏄🏼♂️🥥、吳光磊🩰。所以,假使有人,有這個精神,即使環境差一點,也還是可以做很多工作🧜🏽♂️。
1938到1943年✉️,跟羅庚在一起大概有五年的光景🔗。剛到昆明的時候🔞,去了一群人,沒有地方住啊。因為原來學校不在那個地方,所以我們借了中學的房子,那個中學很慷慨,撥出一些房子讓西南聯大的人暫時住。所以教授像華羅庚、我👨🦽,還有王信忠先生(他是日本史的專家),我們三個人住一個房間。每人一個床🏌🏼,一個書桌🧑🏿💻,一個書架,一個椅子,房子擺得相當擠了,不過生活很有意思。三個人一清早沒有起床就開玩笑,雖然物質上艱苦🧘🏿♂️,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
1943年夏天我去了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羅庚在昆明,我們時常通訊。抗戰勝利了,國家復員,我知道他有許多社會活動✭。我們相會是1946年在上海。那時我剛從美返國,他則將去美。他負有使命,但我們仍談了不少數學,我們的數學興趣逐漸接近。我1950年去美,在芝加哥大學🥁,他在Illinois大學,相距甚近🤾♂️🎢。他曾來芝大講BrauerCartanHua定理的初等證明🌈,很漂亮🥺。他1950年夏天返國🫱🏽,須過芝加哥去舊金山登輪🛜,大家都佩服他的愛國熱忱。此次相別,便天各一方,通訊也稀。幸媒體有時有他的報道,得知他的一些行動🍑。
直到1972年👵🏻,我得到中國科學院邀請,我們才在北京會面,相隔二十二年🐆。回顧往事,如在夢中🫳🏿。1980年他率團訪美,過柏克萊時在我家住了兩夜💆🏿♀️,相談如舊日,甚暢。1983年他訪問加州理工大學,我從柏克萊去訪他,相距400余公裏,自己駕車。這是我們最後一面了。
(原載《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