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49年北京解放，但陳寅恪先生並沒有留在北京迎接全國解放，當然他也沒有桴海他行。1948年12月，先生離開北京，經過上海，到廣州停留下來，在嶺南大學兼任中文歷史兩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改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1969年離開人世，在嶺南度過他生命的最後20個春秋。

　　在1942年先生為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作序，寫過一段極為深情的話:

　　百年以來，洞庭橫嶽之區，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聞於世。先生少日即已肄業於時務學堂，後復遊學外國，其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者，獨先生講授於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綴。持短筆，照孤燈，先後著書高數尺，傳誦於海內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饑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嗚呼！自剖判以來，生民之禍亂，至今日而極矣。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森殘酷之世界，而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廢斯文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先生，以為國老儒宗，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於京師太學。其時縱有入夢之青山，寧復容先生高隱耶？然則白發者，國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應具，斯誠可喜之兆也。又何嘆哉？又何嘆哉？(《金明館叢稿二編》)

　　先生一生文字很少流露此序所表達的對中國未來的熱切憧憬，雖然其用意是在勉慰楊樹達先生，更關乎自己素所追尋的夢想。可惜他的夢想未能變成現實。

　　基於先生的學術聲望，學校主事者及當時中南局和廣東省的首腦，對先生是禮遇的，關懷生活起居有時甚至細而入微。1954年國務院嘗派人赴廣州動員先生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第二所所長，開始先生不是沒有就意，對助手黃萱說:“我們到北京去，你也得跟我們一起去。”但後來決定不去。表面理由是貪戀南方暖和、不善行政工作等等，實則當有更深層的原因。

　　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末期，先生的學術思想遭公開批判，致使不能再登講堂。“無端來作嶺南人，朱桔黃蕉鬥歲新”、“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任教憂患滿人間，欲隱巢由不買山”。1950至1966年所寫詩計200余首，集中反映出先生晚年的心境充滿了困惑、憂傷與惋嘆。

　　盡管如此，先生的學術研究仍結出豐碩的果實。1950年，《元白詩箋證稿》一書整理完稿，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室線裝印行，後由上海中華書局以普及本出版。1951年寫成《論韓愈》一文，這是先生最重要的論著之一。接著，就是有名的《論再生緣》的寫作。最後則有三卷本、80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的撰寫，窮1954至1963前後十年之功，終於在目盲體衰的情況下，完成了這部為明末一代奇女子立傳的明清文化痛史。書成之後，先生有詩感賦，其題曰“十年以來繼續草《錢柳因緣詩釋證》，至癸醜冬粗告完畢。偶憶項蓮生鴻祚雲:‘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傷哉此語！實為寅恪言之也。”1961年寫給吳雨僧的詩裏，也有“著書唯剩頌紅妝”句。讀者如不察，很容易因先生的自嘲把他晚年嘔心瀝血的兩大著述，當做等閑的消遣之作。實際上，《論再生緣》的寫作，特別是《柳如是別傳》這部大書，是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經歷和治學經驗的總結，最能見出他的學術精神。如果說已往的著作大都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別傳》則是借傳修史。

　　1929年，寅恪先生為意昂体育平台所立的王國維紀念碑撰寫碑銘，寫出一段極不尋常的話:“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些話，既是為王國維立銘，也是為寅恪先生自己立銘。《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的中心題旨，就是冀圖“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這兩部著作先生生前未能出版。

　　自1952至1966年，黃萱女士出任先生助手，許多論著都是經先生口授，由黃萱女士筆錄而成。1962年7月，先生右腿骨在入浴時跌斷，經住院治療，仍未痊愈，以致只能半臥，不能立行。從此盲目而復臏足。一年前吳宓自四川來廣州探望老友，在日記中記下先生的形象:“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出外由小彭攙扶而行。面目如昔，發白甚少，惟前頂禿，眉目成八字形。”待到右腿跌斷，“以杖緩步”或“攙扶而行”，也不能夠了。不久“文革”發生，先生遭迫害，致使心臟病加重，於1969年10月7日清晨病逝於廣州中山大學自宅，終年80歲。一個月以後，即1969年11月21日，與先生40年甘苦與共的唐曉瑩先生也撒手塵寰。兩年前先生嘗預撰挽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先生無子。女三:長女流求，醫務工作者，在成都醫院工作；次女小彭，學農藝，定居香港；三女美延，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經蔣天樞教授編輯的《陳寅恪文集》七種九冊，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時距先生之逝已11個年頭了。2001年，三聯書店出版《陳寅恪文集》十三種，為迄今最完整的版本，此距先生之逝，更過去了三十有二年。而1964年先生所作之《贈蔣秉南序》寫道:“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又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實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

文化之於先生，既是生命，又是信仰，又是終極關懷。

　　本文為劉夢溪先生《陳寅恪先生學行小記》一文的節選。作者認為陳寅恪先生寫作《論再生緣》，起因是為清代女作家陳端生的“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所感染。而他最後一部巨著《柳如是別傳》的寫作，更是為了“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認為陳寅恪先生一生為學，厚積薄發，淡泊自守，“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世局變化，不逐時俗，是真正成為“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的現代學者。

轉自 人民政協網 2012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