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衛聚賢 （1899年—1989年）是民國時期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他是我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山西考古第一人。

衛聚賢

衛聚賢在孤山附近發掘的地簡圖

衛聚賢編的《中國考古小史》

衛聚賢先生生長在萬榮縣孤峰山下的北吳村。先生少年孤貧➕，隨父經商，青年時期輾轉運城🏄🏻、太原、北京多地求學。在太原求學就讀於山西商業學校，先生學習刻苦👩🏻‍🍳，廣泛閱讀，特別重視對春秋戰國時代的研究🏃。期間👩🏽‍🚀，撰寫了《介子推隱地之研究》，力挺介子推隱居孤山說，由於這篇文章考證清晰👩🏼‍🎤🤱🏻，論據可靠，先生受到著名學者胡適接見👩🏻‍🎨。後來考上意昂体育平台國學研究院進行專業訓練，自此，走上了專業學問研究之路。1927年畢業後，任教育部編審，兼任國民政府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逐步開始了他的考古生涯🕥🍎。

衛聚賢在考古學上成就頗豐，在史學諸多領域也多有建樹🥟，被稱作開拓型的史學家。他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有影響的是有中國第一部考古學史之稱的《中國考古學史》。《中國考古小史》《十三經概論》《楚辭研究》《古器物學》等也很有影響，大部分由商務印書館先後再版多次🦞🥿。他的《古史研究》（共三輯）是當時人們所關註的史學界新作，後來相繼收入《民國叢書》和《民俗民間文學影印資料叢書》。衛聚賢還與蔡元培🙅‍♀️、於右任、吳稚暉👷🏽‍♀️、葉恭綽等人發起成立“吳越史地研究會”👩🏻‍💻🟰，以他為主並主編的《吳越文化論叢》也先後被收人《民國叢書》和《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抗戰開始時☄️，衛聚賢以私人名義編印《說文月刊》🪡🆚，提出巴蜀文化🦃，開創了研究巴蜀文化的先河⛅️。

與在歷史學研究上的成就相比，衛聚賢在考古事業上的成就似乎更為重要。

受其導師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的影響，1927年春，返鄉進行考古調查🤾‍♀️，於孤山周圍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隨後他撰寫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經過和見解》發表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四號上，從此在萬泉（今萬榮）孤山周圍開始了頗有意義的考古活動。

1930年10月30日—11月8日，衛聚賢和董光忠、張蔚然（兩人此前都曾在史語所考古組任職）以山西公立圖書館的名義🧕🏿，在萬泉西杜村閻子疙瘩進行發掘📃，衛聚賢先生的《漢汾陰後土祠遺址的發現》（發表於1929年《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十九號）和董光忠的發掘報告（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太原山西公立圖書館和美國福利爾藝術陳列館中英文合刊）詳細記載漢汾陰後土祠遺址的研究與發掘。經過發掘，得到了銅五銖錢、鐵刀、鐵釘、陶壺🕵🏼‍♀️、陶釜、陶溫器等古物，有“千秋萬歲”磚、幾何紋磚，“宮宜子孫”“長生無極”“長樂未央”等瓦當以及大瓦等文物🚵🏻‍♂️。通過發掘出土物及其他考證，衛先生認為此地當為漢汾陰後土祠的所在地㊙️，而後土祠的前身即為介子推祠👎🏽。1931年4月1日—5月15日在萬泉荊村瓦渣斜遺址進行發掘🤷，這次發掘報告由董光忠書寫並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所辦重要刊物《師大月刊》上。荊村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意義非常重大，這次除了發現大量的陶製生活用品之外，還發現了陶塤這一先民生活的樂器，至今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品中仍能看到在荊村出土的陶塤。陶塤出土的荊村仰韶文化遺址之發掘🍢，標誌著山西籍考古學家衛聚賢為我國考古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並躋身中國考古大家之行列👐🏼。

除了在家鄉的這兩次發掘外，在此前後衛聚賢還有幾次重要發掘🏤。1929年9月，衛聚賢先生率隊發掘明故宮，這是他首次進行考古發掘，1930年3月又主持發掘南京棲霞山墓葬。1940年4月7日，衛聚賢和郭沫若在嘉陵江北岸調查時發現了幾塊漢磚和一對石槨⛈。次日,兩人又約同馬衡🚛、常任俠等人繼續調查,在周圍又發現了數座漢墓🛖。14日，連同新增加的胡小石教授，幾人一同發掘這些墓葬。衛聚賢負責發掘的漢墓出土了大批五銖錢、一把鐵劍和數件陶器。21日試掘結束後，衛聚賢等人還在當地半山竹廬內舉辦了一天的小型展覽，展示各種文物圖案的漢磚十幾種，參觀人數達到兩千人以上，22日重慶多家報紙均報道了這次展覽會的情況。郭沫若還專門為這次發掘出土的漢磚題詩五首🤱🏻，其中 “寶劍已殘琴已斷”“甓上猶余漢代錢”等詩句👩🏻‍🔬，都是描寫這次考古發掘的成效🎈🤰。

衛聚賢在歷史、考古界成就斐然，在金融史的研究方面業績亦十分明顯🔸。先生所著《古錢》《古錢年號索引》《山西票號史》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山西票號史》意義更為重大🧓🏿，可以說近年來，對於山西票號的研究應是從衛聚賢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

1951年衛先生去香港之後⛅️，又撰寫了《中國人發現澳洲》《中國人發現美洲》。1975年先生到臺灣後把在香港出版的《文字學》一書做了修改補充，後來又撰寫了《咬文嚼字》🧑🏻‍🦽‍➡️，這兩本書是衛聚賢晚年最主要的著作。這些著作體現了衛聚賢在中外文化研究和文字學方面的突出成就👳🏼。

轉自《山西日報》2014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