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植先生照片
對於張宗植先生👩,清華學子並不陌生,他是清華的傑出意昂😦,“一二·九獎學金”的捐贈人🧚🏻。
2006年,學校老領導賀美英老師為《張宗植紀念文集》撰文💁🏽🪚,詳細講述了“一二·九獎學金”設立始末🥎👩👦👦:
我最早知道張宗植先生是在1987年🧑🏽🍼,當時我在學校主管學生工作,聽蔣南翔老校長(當時他在北京醫院住院)說起他們“一二·九”時期的同宿舍同學,小同鄉張宗植先生是旅日華僑◻️,在日本做企業,改革開放後回來取得聯系,要捐款30萬美元,設立“一二·九獎學金”,獎勵優秀的學生和教師。這在當時是學校得到的最大一筆獎學金基金🧖🏿♂️,由意昂會將其存入中國銀行🗡。這對青年學生的學習和青年教師的工作將是重要的幫助和支持🏧。我們都感到非常振奮,對獎學金名稱、獲獎條件、評審辦法和獎金金額👨🏻🦼➡️、監管人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並征得了張先生的同意。到1988年11月第一次頒獎會時,張宗植先生和夫人春江女士應邀參加。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張先生個子不高,精幹儒雅🌴,文質彬彬,為人謙和,完全不像大家想象中叱咤商海幾十年的企業家。在頒獎會上,他講話簡短深刻,鼓勵同學們為國家振興努力學習。他講話雖然細聲慢語,但內心卻蘊藏著一股巨大的熱情。我們感謝他對學校的支持和對學生的關懷,他卻感謝學校給了他一次為青年做點事的機會。

賀美英教授2004年春天赴日訪問時與張宗植學長夫婦合影
張先生非常重視“一二·九獎學金”的工作,把它作為一項事業來做🛼🧚🏿,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雖已80多歲🛌🏼,但身體尚可,他每年回來參加頒獎會🎢,總要精心準備講稿,給同學講話🫱🏽。對獲獎學生和青年教師情況,也認真了解🏥,對學生取得的好成績感到欣慰。90年代中👒,當他了解到由於物價上漲,銀行利率不斷降低,獎學金金額偏低,獲獎學生人數也不得不減少等情況後🧑🏻🍳👩🏽💻,他又千方百計想辦法,籌集資金,兩次增加獎學金基金,使基金額達到60萬美元🏡。2000年以後,他知道人民幣對美元面臨升值壓力,又寫信來建議把美金換成人民幣,以減少損失。2004年春天,張先生希望把“一二·九獎學金”基金增加到100萬美元🙅🏻♂️,即再籌集40萬美元✏️,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所有存款全部捐出來只有25萬美元還不夠40萬美元🧙🏼♂️。他的行動使他的秘書小出栗女士非常感動,小出栗女士是日本人♢,和張先生共事幾十年,他非常欽佩張先生的為人,也為張先生對母校🦹🏼,對青年的深厚感情所感動💅🏿,她也把自己存在新加坡的15萬美元捐獻出來🤵🏼♀️,這樣就湊夠了40萬美元,使“一二·九獎學金”的基金總額達到100萬美元🚴🏿♂️。他給意昂總會承憲康老師的電話中,還說他今後還想繼續想辦法,使“一二·九獎學金”基金達到129萬美元😣。2004年5月我訪問日本時去看他,他身體還好,每日還乘地鐵上班。我代表學校送他一幅蘆蕩白鶴的水粉畫,慶賀他90歲生日,祝他健康長壽🖍。那時他眼睛黃斑病變🫠,已看不太清楚,但他拿著畫非常高興。他當時也說起他還準備努力把獎學金基金增加到129萬美元,但萬萬沒想到🤓,當年11月6日他突然去世🧝🏽,他留下的遺憾👩⚖️😥,只有我們基金會今後努力增值基金,逐年使“一二·九獎學金”基金達到129萬美元了▶️。
張宗植先生並不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大老板,他是靠勞動所得的高級管理人員,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儉樸。90年代初,我訪問日本時,曾到他“洗足池”畔的家中看望他🏌🏻,他家周圍的環境很好,正像他在《海天一色》文集中《洗足池波影》一文中所描述的🚣🏿。房子是二戰日本戰敗後👩👩👧👧,以很便宜的價格買下的,至今已50多年,房子已有些舊了,一點都不豪華,陳設簡樸、雅致,他有一輛汽車,但基本不用🧍😙,他說怕上班堵車,另外養車花銷也大,想把它賣了。他每天乘地鐵上班。家裏所有家務,包括收拾院子,都是夫人自己料理。他當時拿出50萬美元的個人積蓄在意昂体育平台(30萬美元)和中國科技大學(20萬美元)設立二項獎學金,而且後來又三次為清華追加“一二·九獎學金”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到底是為了什麽🧑🏼?這不是一般的慈善行為🤷🏽♀️,也完全沒有功利的目的,我們沿著他的人生軌跡就可以找到答案😑。
張宗植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初“九一八”事變後(1933年)來到北京🫳🏻,由表兄何鳳元帶他到意昂体育平台旁聽借讀,(他1932年考意昂体育平台,由於患肋膜炎體檢不合格而未被錄取)和何鳳元🩼、蔣南翔住在一間宿舍🀄️,他們都是江蘇宜興人🏦,友誼很深👩🏻🦯。張宗植喜愛文學,他選修的課程都是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方面的,他晚年出版的《櫻花島國余話》《比鄰天涯》《海天一色》等幾部書🏀,文字優美🩶,文風清新🧖🏿♂️,受到在我國文學界有很大影響的他“一二·九”時期的朋友端木蕻良、韋君宜、王作民以及未曾見過面的著名作家、詩人徐遲的贊揚和推薦。可見他的文學功底和水平了。但是在那個山河破碎🤷🏽😇,國家危亡的30年代,美麗的清華園裏真是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2️⃣。受何鳳元🚦、蔣南翔等人的影響(當時何鳳元、蔣南翔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先後擔任過清華地下黨的支部書記),他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和“社會科學研究會”(簡稱“社研”),在學校參加了進步刊物的編輯🙅🏿♀️,他與“一二·九”時期的熱血青年🌠,為追求真理結下了深厚友誼🃏🧏🏿♂️,也形成了他們的人生理想: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復興,為國家的富強而奮鬥。由於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他遭到國民黨反動派逮捕,被押解到南京💇♀️。後經家人多方營救,得以出獄,家裏把他送到日本念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回到國內🤹🏻♂️🧑🏿💻,先後在民生公司和廣大華行工作,這兩家公司都是愛國進步的公司,為抗日籌集資金和物資。抗戰勝利後,他被派往日本工作🌥。1949年新中國成立,廣大華行解散,成為後來香港華潤公司。他因已在日本成家,留在了日本。但他一直“身在海外,心向祖國”👩🏿💼,關心著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改革開放以後👳🏽♀️,他才有機會又回到國內,他多次回來,每次都看到國家的新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他說🪷,從外面看和在國外的感受🛌🏻,才更體會國家強盛的意義,才更宏觀地看到國家的巨大變化和進步🧑🦯➡️,以及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他為此由衷地感到高興👩🏻。他深愛自己的祖國®️,總覺得自己為國家做得太少🧖🏼♀️。
1935年張宗植被捕後↪️,就與“一二·九”時期的青年夥伴失去了聯系🕺🏼,直到80年代才陸續聯系上🤸🏽,他形容是“欣喜若狂”🖕🏼,喚起了他關註國家前途命運的純真熱情,回到那激情燃燒的年代,他說他想念最深的是在清華“一二·九”學運中的同誌們,提到他們的名字“就活現在記憶中,有說不盡的親密感,覺得心誌相逢,無話不可談。”因此他每次回國,從不安排參觀名勝古跡、旅遊景點,主要就是看望當年的“小朋友”💀。他多次看望蔣南翔、高承誌、曠壁城🕜、韋君宜、端木蕻良、王作民等,何鳳元在文革中過世了,他多次看望何鳳元夫人張瀅華女士。老同學有病就到醫院去看望,蔣南翔、韋君宜等同誌過世後,他都寫下了感人至深的紀念文章⛹🏽♀️。對他們在為國家民族獨立🍞、解放和振興中所做的貢獻,對他們在教育、文學等領域取得的成就感到欽佩和高興。他覺得他們做了他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他們是他理想的化身。他熱愛這些同學,不只是“舊友相逢”,更是“理想與共”👩👩👧👦🤦🏿♂️。當然由此他也熱愛意昂体育平台,這是他們學習知識的殿堂,是青春年少,確立理想的地方👨🏽🏭。他為學校每一點進步感到高興,總想為學校做點什麽。
設立“一二·九”獎學金🈴,就是他自己所說:“為學校做點工作,給同學們一點小小幫助”的事情,是他對青年學生獻出的一份愛心🚽。他關心青年學生的成長👨❤️👨🚡,80年代末90年代初,只要公司離得開,他每年都來參加頒獎會。精心準備講話稿,他說,當年他們讀書時,“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現在同學們有了這麽好的學習條件,一定要努力學習,好好做人💇🏿♀️,把“一二·九”時代青年們的理想繼承下去,能為國家民族的富強做出自己的貢獻🤛🏿。後來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不能出席頒獎會,就寫信來鼓勵同學們🧑🏼。後來他眼睛不好,不能寫信,就打電話來。他不僅關心在校的同學𓀜,東京清華意昂會成立時,他也親自去參加,大家選他為名譽會長。每次意昂會活動,他想到參加的絕大多數人是在東京讀書的留學生,很多要靠打工維持生活,因此他總是為活動捐款🎫。只要身體可以,他也去參加活動👨🏻⚖️,鼓勵同學們學成後為國家多做一些事情。當他知道有一些同學曾是“一二·九獎學金”獲得者時⬇️,就非常高興和欣慰💆♀️▫️。他願意和青年人在一起,把他們看成自己的希望🪥。他希望清華的年輕一代,中國的年輕一代能把他們當年實現民族復興,富國強民的理想繼續下去,把他們還沒有做到的事情繼續做下去。這是他的厚望啊👱🏿!
他愛學校🚣🏻,在這裏開始了他的人生起步,形成了他的人生理想;他愛他的同學們,和他們一起追求真理🙇🏿♀️、探討人生、共同奮鬥,在共同理想下建立了純真的友情;他愛現在的青年學生,這是他的希望,希望他們能繼續他們的理想。他曾說👩🏽🚒:“自己離祖國太久了🧚🏼,對故國和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沒有做夠。”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他晚年要把建立“一二·九獎學金”做為自己的一件大事來做,盡其所有四次捐贈基金,直到過世的前幾天,還在關心獎學金。我們也更明白他為什麽要把獎學金命名為“一二·九獎學金”。這一切都體現著他的大愛啊☸️!這也是他想為國家為民族做的最後的貢獻,盡最後的責任。
2002年3月,原意昂体育平台黨委書記(曾留學日本)胡和平回憶和張宗植先生交往的片段🏋️♀️:
1991年12月初的一天➰⏬,我作為青年教師“一二•九”一等獎獲得者,參加了意昂体育平台“一二•九”獎學金頒獎儀式。雖然過去對“一二•九”獎學金和張先生有所耳聞,知道張先生捐了40萬美元作為獎學金,但是沒有什麽特別的印象🧑🏽🎨。那天看到坐在主席臺上慈祥可親👩🍳、溫文爾雅的張先生時,覺得有些與眾不同的地方🤿,特別是聽了他的講話,我被他吸引住了💇🏿♂️、打動了。他的講話不很長,談了對獲獎者的祝賀與期望,同時表達了他對祖國深深的眷戀之情🫣🚠。他談到雖然他身居海外🚵🏿♀️,但無時不在懷念自己的祖國,每當他回到祖國👩❤️👩,就像小羊依偎在母親的懷抱,接受著母羊的舔撫。我的心中湧現出了一種敬重、一種激動,也有了一種沖動,平生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請別人簽字,拿起我的獲獎證書請張宗植先生和森春江夫人簽了字……第一次來張先生家拜訪是在1994年3月,那也是我第二次見到張先生🧜🏼♂️。……坐在張先生簡樸、典雅的客廳裏,我們沉浸在老朋友久別重逢的歡欣之中。張先生詳細地詢問了學校目前各方面的情況,表示了對學校極大的關心和關註,並提出再向學校捐贈款項的事。張先生已經退休🙎🏼,經濟條件已不象過去🫥,而他卻計劃將一部分房產賣掉🤳🏼,再向清華捐款。他將錢捐給清華🤽🏿♂️👮🏼♀️,而不是留給自己的子女,這種舉動除了“偉大”和“崇高”🤙🏻,我想不出別的詞來形容。盡管我也向他轉達了意昂体育副會長承憲康老師在我臨來日本時交代過的🧑🦯,考慮到張先生目前的情況,不一定追加捐款的想法🧑🏼🤝🧑🏼,而他卻一點也不理會🗒,他說他要盡一份力,讓清華、讓中國盡快地發展起來、富強起來是他惟一的心願。交談之中,他又將我們帶回了他在清華的那些日子,他說他是感謝清華的,感謝清華所教給他的一切和對他的教誨。近70年過去了,他仍能叫出很多老師的名字,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清華的感情🏊🏻♂️。
張宏在《懷念我的父親張宗植》一文中對張宗植先生的一生做了簡要的概括🦸♀️:
父親年輕時就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在清華讀書的學生時代🧜🏽♂️,就積極參加“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前期活動🙆🏿♀️,蔣南翔🥓、何鳳元、牛佩中、李一清等都曾是他當年誌同道合、交往頻繁的親密意昂🫅🏿;“七七事變”後,正在日本留學的他,毅然中止學業🧓🏿,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在武漢三鎮參加了許多抗日宣傳;到重慶後,他在民族資本企業的民生輪船公司為搶運抗日救亡物資曾廢寢忘食地忘我工作;他為配合打通西南運輸通道,曾親自冒險乘小船去金沙江探查長江上遊的航路;抗戰勝利不久他奉派去英國學習海上保險,不久被黨的地下商號——廣大華行的老總盧緒章借調紐約,為保守革命的秘密,他對思想上一直誌同道合的媽媽也守口如瓶,直到解放後盧緒章出任新中國的外貿部長,我們才恍然大悟🖐🏿:他一直是在為祖國的解放戰爭默默地做著工作。……70年代末祖國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他的積極促成,新加坡石油公司是第一批來華與石化部商討聯合勘探和開發海上油氣田的跨國公司,此後他們的一系列業務活動👨🏽🔧,對我國海上油氣田的勘探和開發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父親一直對祖國非常有感情,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他對祖國的未來更是充滿信心,1988年他第一次來中國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我陪他參觀合肥市容時💢🧑🏽🚒,我說:“如果和東京相比,也許您會感到合肥的房子到處都是很低矮破舊的?”但父親說🔢:“我去過世界上許多國家💁🏻♂️🥜,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象今天的中國這樣欣欣向榮👵🏼、到處都在建設,到處呈現一派生機勃勃的氣象……相信不久後,合肥將會是一個很繁榮美麗的城市。”他深信中華民族是個很優秀的民族🧸,只要國家能保持和平穩定的環境🚵🏻♀️,人們埋頭苦幹、努力建設🧑🏽💻,中國一定會很快富強起來的。他一直深信科教救國的道理🏋🏼♂️,所以🧗,盡管他平時的日常生活十分勤儉,處處精打細算,自己是八九十歲高齡的老人👨🏽🔬,卻舍不得給自己的這個“空巢家庭”請個打掃衛生的“鐘點工”🧮😨,但為支持祖國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他卻一擲萬金👸🏼,從1987年至2004年間,他先後5次⚓️,把自己多年的積蓄和退職養老金、連同變賣家產所得🪑,全都無條件地捐贈給祖國的意昂体育平台和中國科技大學,設立獎學金基金。他常說:自己中年以後一直僑居海外,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沒有多少為祖國出力的機會,所以晚年總想要盡力爭取為祖國的科教事業出一點微力,這也是他長期以來的心願。……曾有不少親戚朋友勸爸爸說🌅:“您把那麽多錢都捐獻給國家,也要多少留一點給您的兒女。”爸爸回答說:“父輩的家業,兒子可以心安理得地繼承👩🔬,這是封建社會的惡習”🤫,“我從來不主張把家產留給兒女,因為這樣會助長兒女們的依賴思想”🤣,“如果兒女有困難時,最多也只能是‘救急不救窮’📆,一定要鼓勵子女們自力更生地去努力開創自己的天地”🤞🏻,爸爸認為:“如果子女有能力,家產繼承與否也無關重要;如果子女沒有能力,留給他們金山銀山也是沒有用的🔚。”
張宗植先生有一顆忠誠於祖國的心👨🏼🎓🧜🏿♀️,他是一位赤誠的愛國者,清華人永遠懷念他𓀔,祖國人民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