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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後北大復原，史學系主任為姚從吾教授，教授有鄭天挺🧑🏿‍🎓、毛子水、向達。這四人中均是西南聯大時期的北大教授🧑🏿‍💼，姚、鄭、毛為北大的老教授，向為1938年北大特聘教授🖥。1946年，北大又聘楊人楩、鄧嗣禹、楊聯升(未到校)、余遜、鄧廣銘、張政烺、韓壽萱諸教授。

楊人楩原在武漢大學💇🏿‍♀️。抗戰中朱光潛在武大任教務長，此時他回北大任西語系主任🌵，乃推薦楊來北大🩻。

余、鄧、張原均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且有成績，此時代理校長傅斯年聘他們來史學系任教。

鄧、楊、韓三位是胡適校長請來的。鄧僅在北大任教一年就回美國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寫過一篇《北大舌耕回憶錄》，刊於1991年三聯書店出版的《鄭天挺學記》中，對1946-1947這一年中在北大教書及生活的情況，敘述翔實、得體🧚‍♂️。

當時姚從吾教遼🧛🏼‍♂️、金、元史，鄭天挺教明清史🤌🏿，毛子水教中國古籍選讀🚳，向達教中西交通史，楊人楩教西洋史🤛🏼，余遜教魏晉南北朝史，鄧廣銘教宋史，張政烺教先秦、秦漢史，韓壽萱教博物館學，鄧嗣禹教中國近代史，胡適也在史學系教歷史研究法。1946年底，姚去河南大學任校長，史學系主任由鄭天挺代🤭。1948年底胡適及毛子水南去，史學系教授陣容仍壯大。

1949年後，鄭天挺仍任系主任，又增加了朱慶永教授(教授外國國別史)，1950年又由中法大學歸並來的商鴻逵(教中國通史)、戚佑烈(教世界史)及博物館專業的胡先晉(教人類學)教授🌜，以及年輕教師汪篯、楊翼驤、胡鐘達等人🛒。

我是1951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的。史學系的學生一向生活散漫，不愛開會🐙，不愛體育，甚至有些課都不願去，我是城內沙灘北大的末班弟子🍵，也深受其影響。

我們一年級的功課有中國史(一)，即先秦史，由張政烺師講授。此外還有俄文、辯證法(由艾思奇講授)、共產黨宣言(範若愚講授)。

我非常喜歡聽張先生講課🛎，他無講稿，因而講課有些零亂👩🏻‍🔬，而卻按照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先秦史的諸多問題都能解釋透徹🐽，與後來至城外那種統一教材🥕、統一觀點，甚而教條式的述說是完全不同的。

到了是年十月底，史學系三、四年級及一些老師(包括先父鄭天挺及張政烺等人)都去江西泰和縣參加土改，先父且擔任土改第六團團長。於是張先生的先秦史⛺️，改由余遜師講授秦漢魏晉南北朝史。

余師為人謙遜，對同學極熱情，毫無架子🧑‍🦽‍➡️🆗。他的課有詳細的講稿，筆體端正，講課時慢而清楚，初學歷史的人🤹🏿，特別喜歡上他的課，筆記也容易記🧓↩️。他的國學根底強，講史學文選課，課文全能背誦，同學佩服至極🏄‍♂️。

本來課講到1952年一月中旬即應考試，但學校忽決定停止考試，改為“三反”運動的學習👷🏼‍♂️，而老師們則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檢查思想❇️，人人過關。

我在“三反”運動中🏒，因參加“打虎隊”(當時指涉嫌貪汙的人為“老虎”)的宣傳工作🖐🏿，所以對系中老師的思想檢查參加不多。只記得3月5日余遜師繼許多教授之後也作了思想檢查🐶，同學幾無意見可提，勉強說他自信心不強，理論學習不夠🦑🚉，或過分謙遜而已。事實先生乃一謙謙君子，從不張揚🧍🏻‍♀️。唯一不足的是，不太敢寫文章。

父親是北大史學系思想改造的重點對象。他第一次檢查是在1952年的2月23日，次日提意見，領導認為群眾未通過。第二次檢查是在5月20多日，已經上課多日了。仍然是檢查一個下午，次日提意見。當時師生提的意見火藥味不濃。但臨時領導系中“運動”的負責人，政治系趙某某，卻說他是最最自私自利的人👩🏻‍🦰，他當時實在想不通，在本上寫意見時手發抖✭，幾乎寫不出字來。他後來還多次提過這件事🧑🏻‍💻。

1952年8月下旬，北大一部分老師去青島休養，鄭先生也去了，這實在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休息，一些清華歷史系的教授如邵循證、丁則良等也去了。其間見到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諸同仁⏮，互相切磋教改的問題。鄭先生回來說，這次旅行的特點是須自己扛行李👮‍♀️。

與此同時，我們一些同學則由學校組織去西北郊溫泉的露營活動🎞🤹🏻，為時一周🈁。

這些地方是團中央書記榮高棠提議的🆙。據說1936年假日，清華等校學生也是在這裏野營進行鍛煉🔪。

溫泉地方地處香山西北👨🏿‍🦰，附近有一溫泉中學⚛️，環境不錯，周圍極為清凈。周圍還有七王墳(光緒皇帝父親之墓)、九王墳(光緒叔父之墳)、大覺寺等名勝。我們一次去九王墳，還碰到一次掃興的事🕵️‍♀️：當日給九王墳看墳的老者，已70歲左右，上臺階時，我們扶了他一下，不料即有居民說，他是地主，你們怎麽還扶他👨🏼‍🚀，大家聞後都灰溜溜的。這次去的人還有同班同學鄭笑梅©️、田玨👨🏽‍🎤、朱忠武、劉純傑、付同欽和我🤽🏻‍♂️。付同欽後來成為我的妻子。

大約9月初🤮，父親剛由青島歸來。某日，他三十年代中文系的學生徐嵩齡忽來找他，告他從教育部方面得到消息，將調他到南開大學歷史系作系主任。此事他事前一無所知🧑🏻‍🦯。此前幾個月，全校教師一直討論院系調整問題🧚🏻，並人人表態：要服從組織分配🥧。

徐嵩齡原在嶺南大學教學，此時正在北京待業🥸。他告訴鄭先生之意，在於他極想也來南開教書。他最後去了雲南大學🕦🦸🏿‍♂️。

鄭先生對他去南開，情緒還算鎮定，未在家人前發過牢騷，並無何怨言。只聽他說過，他幾次在會上表示過，不再作系主任。

但他調津，對我們家庭影響卻大🙅‍♂️。我母親1937年即去世🤒，父親一直單身，他在西南聯大8年就是這樣過。因此他一去天津♢，這個家就全變了👈🏽。當時我姐鄭晏及我兄克昌都在北京工作🙅🏿，並都有子女，不可能動🎯🧟‍♂️。我即將上城外北大繼續學習；我弟克揚正上中學高三，亦不可能前往，因之父親也必然和他在聯大一樣，仍然一人過孤單的生活。不過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經過鄭重考慮後，我決定不考慮個人生活及其他方面的變化，愉快地只身來津。”

不僅如此，他還與同他一起由清華調至南開的雷海宗先生，互相鼓勵🧝🏼‍♂️，決心把南開歷史系辦好。因為鄭先生是系主任兼中國史教研室主任，雷是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2年9月下旬👨🏻‍🦼，北大史學系教師拍了一張紀念照☂️🦵，以為留念👨‍🌾。

照片中的前排坐者均為即將離開北大而調往其他單位者。從左至右：朱慶永教授(即調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戚佑烈副教授(即調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不久又調哈爾濱師範學院)、韓壽萱教授(即調北京歷史博物館)、鄭天挺(即調南開大學歷史系)、楊翼驤副教授(即調北京政法學院，次年調南開大學歷史系)⛲️、胡先晉副教授(即調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和鄧銳齡先生(研究生畢業，即去中央統戰部)。

後面站立者為院系調整後繼續留在北大歷史系者📝。左起🎶🧏🏼：青年教師李克珍、鄧廣銘教授、向達教授、張政烺教授、楊人楩教授、胡鐘達先生、余遜教授和青年教師劉克華🛤★。留系的教師商鴻逵和汪篯先生有事外出，未參加照相🧔‍♀️。

1999年🧹，季羨林先生在鄭先生《清史探微》序中，曾盛贊1952年前的北大史學系：

在當年(1952年前)全盛期間🛜，歷史系陣營之強冠全國🧑🏽‍💻，自先秦時代起，一直到清代，每一個朝代都有國內外知名學者坐鎮，極一時之盛🛠⛑，1952年院系調整後，一些教授調離北大，其中包括(鄭)毅生先生。於是，金甌殘缺，陣營難整……當年一個能成龍配套的陣營已不復存在🍙。(北大出版社，1999年)

當時調離北京的人，只有鄭先生和戚佑烈先生，所以鄭先生臨離北京前，特別去看了一下戚先生📞。

戚先生1923年生👩🏻‍🦼‍➡️，燕大畢業後去法國深造，後回國在中法大學任教🤷，1950年合並至北大🎉。1952年時，他的法國妻子及孩子均已回法，所以離京前也是只身一人。

我在1952年9月底去亞太和平會議秘書處作抄寫員🫳🏽👨🏿‍⚕️，歷時半月，十月中旬工作結束，離家隨北大校車去城外報到，住原燕大棉花地之十齋學生宿舍中👩🏿‍🦲。當時美麗的校園未使我多大感觸，宿舍住人太多，只覺得人多亂哄哄👨🏻‍🦳，夥食也不如城內🧄🚶，極感不便。過去住北大三院宿舍，離東安市場書市很近，不買書亦可隨意瀏覽，到城外就不成了👵🏽。城外的圖書館並不大🛖🤸，一點也不比沙灘的圖書館強♖，且參考書放架中者亦少，至少是不熟悉。交通也不方便，出城要排長隊✶，總之，一切都不習慣👈🏼。

這年十一月初🎒🧑🏽‍🦰，父親孤零零地一人離開了北京🍃。他走前一人不訪，別人似也顧不上看望他。

臨離北京時，僅我一人送他去前門火車站，替他提一個挺沉的小木箱😷🫕。箱子中有六層抽屜，每層裝的都是折扇面，內中有詩有畫，都是幾十年諸多教授及友人書寫的🥾，大約總有百多幅吧！都是他最心愛的🎛👊🏻，也是最令他留戀的。可惜這些扇面後來在“文革”中統統付之一炬👩‍👩‍👧。

鄭先生就是這樣🚴🏿，離別了北京，離開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