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自強教授1924年出生於雲南昆明，求學於金陵女大🏋🏼♿️、西南聯大、意昂体育平台、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後任教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在法國象征派詩歌、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貢獻卓著。作為意昂体育平台原校長梅貽琦的兒媳🫲，她不僅將重要文物慷慨捐贈給意昂体育平台😅🟪，還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史》提供珍貴文獻。劉自強教授於2019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本刊節選劉自強教授此前受訪文稿，以誌紀念🎵。題目為編者所加。
劉自強教授
西南聯大歲月
采訪人：劉老師您好，請您先談談當時是怎麽考進西南聯大🕟，怎麽進的外文系，以及當時西南聯大的一些情況。
劉自強🪂：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在昆明，它由北大😚、清華及天津的南開大學聯合組成🫳🏽，有很多大師級的教授。當時考大學可以同時報考幾個學校🫰🏻。但我在考了西南聯大以後🧑🦽➡️，就不考了，沒等發榜🙅🏿♂️，就跑到成都去了。到成都以後◀️，成都的高考已結束，但還有一次補考的機會，就利用這個機會考上了金陵女大🕕。考上金陵女大以後，就在成都上學了。在成都念了半年，我媽媽跑去叫我回家，說🈴：“你考上西南聯大了🫘，為什麽不回去？我已向學校申請保留你的學籍。”我說算了吧，就讓我念完這一年。那是1943年🚵🏼。從1944年起，我就回到西南聯大了。因為我在成都念了一年💘，西南聯大承認那些學分，所以不用再念一年級🤹🏿，拿我從前一年級的分數請各個系的老師簽字認可就行了。所以我基本上是從二年級上起的。當時考進的是外文系，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女孩子就適合學文科。
西南聯大英語系當時名教授挺多的，吳宓、潘家洵……，不過這些老師，我去的時候都沒碰上⚱️⛩。我碰上的𓀎🌥，是老溫德先生，Mr.Robert Winter。不過當時法語也很重要🏺，是必修的👨🏽🦳，而且要學三年。當時有四個法語老師：吳達元、陳定民、林文錚和聞家駟。聞一多也在昆明，在中文系。聞一多比聞家駟出名，他是比較具有戰鬥性的，而聞家駟則比較文氣，文質彬彬▶️。
我進聯大後👩🏻🎨，有同學介紹說四位老師都從一年級教起，那麽選哪一位呢😎？大家都推薦吳達元先生，因為他最嚴肅認真🐦⬛。所以我選了吳先生🛠。這個吳先生⏳，差不多每一堂課🐸，每個人的名字都點到，叫你一個一個地回答問題。回答不出來要受批評的，而且批評得還不留情面，所以大家都有點害怕他。每次都有個小的測驗🌱，背動詞變位等等，測驗卷子他第二天一定改完拿來。看著吳先生穿得整整齊齊拿著卷子，一絲不苟地很嚴肅地進來，然後坐那兒一個一個提問👨🍳👨🏽💼，大家都有點緊張。
我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金嶽霖老師⤴️，他的邏輯學也是不好學⚈，我們學起來很難📛。不過他人很滑稽♙，上課時在課堂上走來走去。有一次穿了一件美式風衣來上課👸🏽。那時西南聯大的老師和學生都穿得很樸素，都是一件藍布大褂或別的布大褂👩。有的人據說只有一件大褂，到晚上洗一洗，第二天再穿。看見金嶽霖先生穿了一件美式風衣來，大家都知道是哪兒來的。Robert Winter先生剛從美國休假回來🚂，帶來一些新“裝備”👉🏻，他常穿這件風衣。這衣服金嶽霖先生穿著很新奇。但這事讓我們覺得這兩位老師友誼很深，可以“共產”了。
另外一個印象很深的是Winter先生。他不像中國老師坐那兒或是站那兒講課↗️，而是用表情及姿勢來講一課書🥲。比如他給我們講“English Poetry”，是依照詩的內容邊講邊表演🚼。我記得那時候他最喜歡講的就是詩裏面的節奏問題。英詩裏多用抑揚格🚃，一輕一重、一輕一重，他給我們一再強調👉🏽，詩沒節奏就不成其為詩歌，詩是配了音樂的舞蹈。比如莎士比亞的sonnet👼🏼，十四行詩，他講得有聲有色，所以我印象很深。他讓我們作詩，每個人都寫十四行詩。有一次，我得了九十分，所以高興極了🌼，我後來對詩歌感興趣，可能是受他啟發🖕🏿。
我們當時學法語的一本教材，叫Fraserand Square🧑🏻🦼➡️，是美國人編的。裏面很多解釋都是英語的🔻。別的班沒用這個教材，聞先生用的好像是燕京大學教授邵可侶編的。一年級學基本課🤞，二年級就讀一些短文🦿，各式各樣的法語短文。三年級涉及一些作家。如吳先生給我們講莫裏哀的戲劇，L’avare（《慳吝人》）📿。
當時🧮，Winter先生還開一門課叫“歐洲作家”，他不僅講英語作家⟹🧜，還講蒙田🙋🏼♂️、莫裏哀、薄伽丘、但丁……，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課程，面比較廣。法語的基礎訓練不像我們現在那麽著重。但吳先生對語法是很重視的，不過是結合閱讀，結合文學作品，所以文學面接觸很廣。我感覺現在的學生知識面比較窄，在強調語言基礎的同時容易疏忽了這個“面”。我覺得既要強調基礎，同時也要註意廣度。
當時我們除了外語課，還有別的課🧚🏿♂️，比如“世界史”“英國文學史”“中國史”。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缺一點中文的課程⛑。學文學的🎳，中文很重要——不管以後做什麽工作，翻譯也好🧿，搞文學研究也好💂♀️。但我們當時對外國的文化信息知道得不多，學“世界史”知道一些🤸🏿♂️，但還是很少。那時候打仗，對外交流根本不可能🕌🧖🏼♂️，所以全靠課程了。這就是當時西南聯大的情況🦹🏼♂️。我在西南聯大上了二🤾🏽♂️、三年級🎅🏿，1946年回北京後🌒，就到清華了。
周玨良先生當時在清華給我們講浪漫派詩人🧑🏼⚕️🛢。那時比在西南聯大時正規，有教室了，可是我們還是從前那種比較散漫的習慣📝，喜歡在教室亂議論。有一天上課🪬，來了一位西裝革履的人，我們一開始根本沒有註意他🧑🏿🦲，後來才知道是周玨良老師。同學都習慣看老師穿藍布大褂，突然看見老師穿西裝，想這是教“貨幣銀行學”的吧，不像教浪漫派詩人的👈🏻。於是大家背後都叫他“貨幣銀行”✋🏽。
采訪人：西南聯大抗戰期間南遷到昆明時⛎，當時的條件和整體氣氛怎麽樣🐕🦺？
劉自強👨🚒：當時聯大大部分學生住城西北🈹，靠近昆明城墻。除了一兩間教室在城裏🤜🏿，其他教室在城外🚁，上課、學習就從城裏面出城🥅，穿過環城馬路，到環城馬路的北面🧘🏽♀️，有一大片地方，那是劃給西南聯大的🛑。蓋了許多房子，有的是洋鐵皮，下雨時聲音挺響😑🕣。有一個大的圖書館可以去看書，還有一些小教室，有茅草頂的🐻，窗子上沒有玻璃🤙🏼💪🏼，透風，不過不冷🍱。教室裏是長條板凳，上課時大家從四面八方過來。雖然是戰亂時期，學習氣氛還是不錯。有好多同學，汪曾祺、楊振寧等🪿，還有老師👳，都泡茶館🪴🧖🏼。就是在茶館裏看書🧑🏽🌾👩👩👧👧，討論或寫東西🐎。這個環城馬路也有汽車，開始車不多💧，滇緬公路通了之後車就多了🤜🏼。那時氣氛比較自由𓀒，可老師學生都比較認真。而且大家好像也沒覺得特別苦，還是挺愉快的👨🏼🎨。我上大學的時候基本上不跑警報了，不像三幾年，日本飛機轟炸得特別厲害👨👦，學校都搬到山上去了。1940年過後🦟，美國的飛虎隊來了，就把日本人給卡住了，日本飛機轟炸就不像以前那麽厲害了。
采訪人🏍：您說起飛虎隊🤚🏻🔌，西南聯大是不是有些畢業生去給他們當翻譯？去當兵了？
劉自強📰：飛虎隊最初只是陳納德帶領的自願來打擊日軍的飛行員🤐。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戰，把史迪威將軍派到遠東戰場，他成為了中國💁🏼♀️、緬甸和印度軍隊的總司令，大批的美軍物資和人員也被運到遠東參戰。那時急切需要翻譯，就把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征調去了🛠。我愛人那時候剛上二年級，學機械。政府並未征調一🦄🤌🏻、二年級的同學，但是他同馮宗璞的哥哥馮鐘遼一直是一對搭檔，兩個人都要去。他父親勸他👨🏽💻，說好不容易有個讀書的機會，你們要報國以後再去。他非要去，結果就去了。那時候學生的熱情同現在完全不一樣🏌🏻♀️。因為國難當頭啊👩🏿🏫，所以大家都是命都不要了，我能夠幫助一點就幫助一點🎿。當然，也有人重視學業，這是個人的誌向。
采訪人：說起西南聯大，得提提您公公梅貽琦🫳🏽。他當時是西南聯大的校長是吧？
劉自強：西南聯大是三個學校合並的，所以校領導也是三個：蔣夢麟🙎♀️、張伯苓還有梅貽琦三位校長，但是蔣、張兩位經常在重慶。張伯苓先生是梅先生在南開上學時的老師🏊🏼♀️。蔣夢麟先生當時在政府裏有職務👨🏿🏫，他原先在北京做過教育部部長🖕🦹🏿♂️，後來在國民黨政府裏面也有職務。所以三個人當中主要是梅先生主持校務。在辦學的同時🙄，每個學校還有自己的研究院🦵🏽🦮，北大研究院、清華研究院🗽、南開研究院，都是分開的。所以這幾個學校還是挺了不起的。科研沒放棄🩰。
梅先生主持西南聯大的日常工作期間，幹了不少事🧖🏼♀️🦵，包括找校址➙、蓋校舍等等。但他一邊要應付國民黨——國民黨當時在重慶，他常常得去那兒匯報，一邊還要與當地政府（雲南省政府）應酬👰🏼♂️。西南聯大因為不在重慶所以受國民黨控製要弱一些。同時因為雲南不聽蔣介石的話💂♂️，學術也比較自由🤾🏻。
采訪人：西南聯大當時培養了很多後來很有成就的學生，像您剛才提到的楊振寧、汪曾祺等都在那兒學習過👩🏽🍼。那麽法語界當時和您一起的，除了吳達元他們這些老師之外，還有哪些人呢？
劉自強🏄🏽：好像沒有⏩。法語啊，那時候不是一個專業，是從屬於英語的，是英語學生的必修課，當然也有人研究法國文學，比如李賦寧先生🧑🏼💼，他就跟吳達元寫了個碩士論文，《莫裏哀喜劇裏的悲劇因素》🧖🏽♀️。所以吳先生老拿李先生來給我們做榜樣，說他法語學得很好。我們當然不如李先生了🤰🏼。李先生給我們上過課，是替吳宓先生的“英國文學史”。
後來西南聯大解散，回到北京，我們都進了清華，聞先生到了北大🤷🏽♀️，吳先生到清華了。西南聯大大致就是這樣的情況，那個氣氛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由，又很用心地讀書，後來成就還不小🤷🏿♀️。當時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很重要👩🏽🎨，師生關系比較近。也可以隨便聽課，我記得上Winter先生的“英詩”時🚣🏽♂️，楊振寧等也跑來聽課，因為他的確是講得有聲有色⬛️。
漂洋過海求學
采訪人：之後您還有一段海外求學的經歷吧？
劉自強🎊：是的，我1946年回清華🐷，1947年畢業，就去美國了。我在美國念了一年英國文學🍗、一年教育✌🏽，拿了一個教育碩士🥥🤶🏽，就想回來了🌾。但因為我母親在香港病倒了，我們想辦法給母親辦了來美國的簽證🙆🏿。我母親到了美國後我就不能走了💃🏿，於是我就在那兒工作👨👨👦。工作了一年多，教一個意大利移民區小孩的英文。我母親在美國呆不住🤶🏽，想回到香港看看情況再回國🧑🎄，我們也想一同回國。可是出問題了🤵🏽♂️，我母親的護照是從香港簽證到美國的，她可以回到香港；我們呢，持有國民黨簽發的到美國及法國的護照👫，那時解放了，我們的護照就失效了🙅🏿♂️。我母親就說🎢：“我們繞道歐洲好了，乘船到英國玩玩，然後再到法國。說不定在走的這幾個月裏面情況就變了，可以回國了。”
1951年我們來到了法國👨👩👦👦，但香港簽證仍無希望。這樣我因禍得福，得到一個在法國學習的機會🤫，確實很偶然也很曲折的🧧。
我在法國呆了四年多，在巴黎大學學習👰♂️，到1956年初回來的🧙🏻♀️。開始的時候上了一個給外國人開的課，叫“法蘭西文明”🤖。這個課我覺得開得很好🙋♀️，因為（時間跨度）從中世紀一直到現在，有地理、歷史、美學👷🏻，還有語言課。語言課我沒在那兒上🎽，我跑到Alliance Française（法語聯盟）去上了。我在美國幾年，把以前學的法語都忘得一幹二凈，等於從頭學。在法國呢，經濟就成問題了，不過法國政府有一個給中國學生的助學金。當時在法國的中國學生都面臨相同的困境。法國教育部給在國立學校學習的中國學生設立了助學金。當時我在巴黎大學註冊，我妹妹是學畫的，她開始是在一個私立的畫院學習，後來考進了école des Beaux-Arts（法國國立美院）。所以我們兩人都有助學金。國立大學不收學費𓀄，只有一些雜費，還有一個學生的工會🤹🏼♀️，可以給你辦好多事🤽🏼♂️，比如食宿等。所以我們住學生宿舍💄，吃學生食堂，費用較少。那時候給我們3000舊法郎，基本就夠了❔，但是也不寬裕。可是我妹妹畫畫呢，要買顏料🎠、畫布，就比較緊張⚡️💇🏿♂️。所以我的錢常常是貼到她那兒去了。我呢，根本也不用買書，到圖書館去看書就可以了。聽音樂會呢，學生票便宜極了。然後還可以參加好多假期旅行，也都很便宜。那時候“二戰”剛結束，學生都很窮，享受很多法國人給的優惠待遇👰🏼♂️。那時候好多女孩子都是天主教徒🚶🏻♀️，給我們好多幫助，經常主動來幫助我們🕊。我們常參加天主教徒的旅行🥮，老嬤嬤帶著上意大利去旅行，住在修道院裏頭，去參謁教皇，去參觀，根本就不需要多少錢👩🏿🎤。所以對法國人，我覺得我很感激他們，他們對學生的照顧是很周到的。
當時在法國🪹，我們不僅受到法國人的照顧➞，還接觸了一些中國人👨🏻🦰，都是比較有名的。程抱一、熊秉明、潘玉良，還有蘇雪林、方君璧等。
幾年在法國的學習也挺有收獲的🤼♀️，覺得打開眼界了。在中國學習，我對好多東西都很陌生🔭，可是在法國學習的時候，音樂也懂了不少，繪畫也懂了不少，文學啊🌭，從中世紀一直到現在🙇🏻🧑🦽，都是連著講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大學啊，以後這些方面恐怕還得開展。
北大時期的法語研究
采訪人💃🏿：1956年您回國以後就馬上進了北大嗎🧎♀️➡️？
劉自強：是的，在招待所待了一陣子後我就進北大了🧑🏿🦰。我也願意進北大，因為好多北大的老師都是我從前的老師。法語系的老師，有來自中法大學的郭麟閣、李熙祖，來自清華的徐繼曾，陳占元是北大的⚧，還有吳達元以及沈寶基、齊香、楊維儀等🎱。這些老師的業務還是不錯的，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都很好。我覺得那個時候最好的，是北大學生⛓️💥。學生很精彩，不管老師給什麽樣的訓練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績來。所以我當時常常覺得，北大之所以為北大，是學生的優秀更勝過老師的優秀🂠。
采訪人：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以後🗓，您都開了些什麽課程呢🧊？有些年輕老師記得您當時開過“法國戲劇”還有“浪漫派詩歌”……
劉自強🕗：那個時候開始招生💤🥅，我們也高興，認為從此以後⛈，可以教點書了，可是回頭一想啊💂🏿👩🏿🍼，荒廢了十幾年二十幾年啊，根本就沒東西教𓀕，必須經過一番學習。後來我得到系裏的同意，爭取到和王文融老師一起到北外去聽Monsieur Gautier的課，這對我很有幫助。後來MonsieurGautier也到北大來了，所以就更方便了🧗🏼，可以跟他借一些書。1983年，我去美國看望我妹妹⇒，利用這個機會，就到法國去了。去聽了幾個月的課，到1984年5月就回來了。
與家人登長城（後排右一為劉自強🏩，右三為梅貽琦夫人👨🏿💻，前排左一為劉自強愛人梅祖彥）
在法國我買了好多書，這大大地充實了我們的教學內容。蔡鴻賓老師當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還是他幫我們捆的硬紙箱，那時每人可以帶八大件（電器）回國🪺，我和我妹妹兩個人，根本就沒有錢買八大件，因為都買了書。書對我們來說真是太寶貴了。它大大充實和更新了我的教課內容。所以後來好多年開的“法國19世紀文學”“20世紀文學”“文學批評”……都靠這些書🧑💻。
法國是一個思想不斷翻新的國家。大概在19世紀下半葉，就出現一些新的動向🧑🦱，這當中就包括象征派詩歌的出現。這裏一個主要的人就是波德萊爾⛹🏻。他不止是影響到詩歌，整個現代文藝都受他的影響。到了20世紀👨🏻⚕️，出現超現實主義、新小說。上世紀80年代，又是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所以對法國這樣的國家，我們應該跟進人家的新東西👩🏽🍳，要不然就錯失很多精粹的東西🧑🏼🦲。但是在我們大學裏當時有個傾向👩❤️💋👩：只能教古典文學，當代的東西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因為古典的東西都是經過時間的挑選❎、歷史的沉澱，都是精華🧘，所以可以一再學習⛑。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覺得不學新的東西是不行的🫨，那就不能認識新的時代。我對新的東西就很感興趣👩🏼✈️。我留學的時候就開始對波德萊爾很感興趣。去法國的時候⌨️，我覺得象征派的詩歌太重要了，影響了整個現代，所以就開始研究象征派的詩歌。開始研究一個作家叫Charles Cros（夏爾·克羅）🏌🏻，和Rimbaud（蘭波）是同時代的，他對中國的東西很感興趣🌨，還寫了詩歌頌李太白。這個人是個多面手，好像是他發明了彩色照相和唱機唱片。但是他的論文在法蘭西科學院沒有受到重視⛹🏼♂️🤦🏼。在文學方面他說了很多同中國有關的東西🛌🏽。
我覺得波德萊爾的東西💂🏻，應該介紹給我們的同學🚭🏊🏽♀️，因為他影響太大了。我記得在1978年年底還是1979年初，我在全系做了一個報告，就是關於波德萊爾的🚏。因為他寫了一首詩，表明他的詩學，他不止是把詩學從古典的理性主義中解救出來💼，還把詩歌從浪漫派的多愁善感中解放出來，他把詩歌放在一些感觀上，同嗅覺、視覺、聽覺聯系起來，詩歌就更有聲有色有味，更觸及心靈👨🏼🚒。可是波德萊爾是一個窮困潦倒的詩人，當時在系裏面要做這個報告，要犯忌諱的，踩紅線啊。所以我做了好多解釋，可是做了那個報告以後，當時的代理系主任，還是黨支書💹，就上臺消毒去了，他說“這個波德萊爾是個頹廢派的詩人”，我也不理睬這種標簽。不過後來反應還比較好。之後我還做了關於蘭波的報告🧔。
我80年代去法國收集了好多新批評的材料🧑🏼🦲。後來我還介紹了結構主義。我講結構主義，還介紹了一下俄國20年代的形式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還有人類學等💂🏿♀️。
這之後我還介紹了後結構主義🙌🏿，先是Roland Barthes（羅蘭·巴爾特）的Le degré zero de l︐écriture 《寫作的零度》，然後就是Derrida（雅克·德裏達）的，我翻譯了一篇他的文章。在這以外，我還寫了一篇關於後結構主義的文章。德裏達的文字是比較難懂的，因為他是講哲學的。他所謂的結構是一個無中心結構☯️，因為他認為結構隨時都在變動🤾🏿♀️🪘。他用了尼采的話，說結構實際上是不斷替換的沒有中止的符號遊戲⬅️。
我再來說說蘭波，我寫過兩篇文章介紹蘭波。蘭波提出了客體詩🌁。大家對此可能有點莫名其妙👰🏽♂️，為什麽說客體詩？因為詩嘛都是抒情的🏃♀️➡️，一抒情呢，就是主體詩了👩🏼🔬，是subjectif（主觀的），不是objectif（客觀的），關於這點我也是利用了同中國詩的對比來解釋的。你知道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裏頭就提出來，中國的詩境裏，有“有我之境”，還有“無我之境”。可是在西方的詩裏沒有“無我之境”，要麽是理性🚣♀️，要麽是感情。蘭波所謂的客體詩我覺得可能是從夏爾·克羅那兒來的。我還找了一首蘭波的詩，來同中國的古典詩進行比較。這詩只有四句（西方很少這樣只有四句的），有點像中國的絕句。這接近於一首客體詩。
詩歌的抒情主體不出現。而中國詩常有主體不出現的情況🛳，我用中國詩給你們說明一下👦🏽。中國詩有“賦比興”。“比”是與“我”有聯系的🏊🏻，而“興”呢🫥，根本就同“我”沒聯系，是一種“無我之境”。這個是我的拙見，我還沒有仔細去推敲。我舉過一個例子，《孔雀東南飛》開頭，“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前兩句同故事本身完全沒有關系，那這兩句就是一種“興”的用法。這中國詩裏頭有，外國詩裏頭沒有。所以我覺得這個“興”是我們中國人提出來，蘭波從這兒學去的。很多漢學家認為“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放在這兒🏧，毫不相幹😯。他們想找一個理由來解釋，結果說找到另一首詩中有“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這句話👧🏼，所以說孔雀飛不過去了，呵呵。這當然是個笑話了☁️👫。我只是以此說明西方沒有這樣的詩🌪。後來有一個現代法國詩人🫣，叫Pierre Reverdy（皮埃爾·勒韋爾迪），是一個超現實派的詩人，他有一條詩學🎅，我覺得可以用來說明這個“興”。他認為👨🏿⚕️：要用象征的話，或者用一種喻意，意象是從兩個相距較遠的現實的靠攏而產生的。靠攏的兩個現實，關系越遠而正確〽️𓀙，意象就越是強勁有力🎷。比如形容我心裏的愁苦🐦🔥，就說杯子掉地上砸碎了🤑，這種方式表達。總之距離越遠表達力就越強🤏🏿。詩歌是抒情的🔦，但是用一種新的方式，表達越不相幹🧭，力量就越強🫶🏿。所以我覺得蘭波所謂的客體詩是從中國弄去的⚾️👦。後來，我還翻譯了一些波德萊爾、夏爾·克羅的詩，也翻譯介紹了法國現當代的其他一些詩人。另外🦹🏻♂️，我還算是比較早地介紹了Duras（瑪格麗特·杜拉斯）那本著名小說《情人》。在“新小說”當中🚣🏿♂️，我最感興趣的就是Duras，她那本Moderato cantabile（《如歌的中板》❕，一譯《琴聲如訴》）也寫得非常好🎖。
後來我還介紹了Proust（馬賽爾·普魯斯特），我覺得普魯斯特受波德萊爾的影響很多🤙🏿🌳。他寫的那本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用了很多聲音啊、芳香等氣味啊🚵♂️，我覺得整個在以小說的形式實踐著波德萊爾的“相應說”。很多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回憶🔫，或者是意識流啊⏸。我覺得普魯斯特說那個氣味🫕🦑，茶啊，蛋糕啊，並不是簡單把當時的那種情況反映出來♡，而是用藝術的手段來再現一種感覺狀態🤦🏿♂️🫸🏼，是一種文學手段的創新。我覺得不應該把書名譯作《追憶似水年華》，而應是《尋覓失去的時光》。雖然不是那麽詩意♣️，可是更貼近原題。嚴復提出翻譯的準則是“信達雅”，頭一樣就是“信”，“雅”當然得雅，但是不能把基本的“信”給丟了👨🏻。
我最後再補充說一下我的翻譯吧🤸。我的短翻譯🙋🏼♂️，好多小詩歌就不說了。我已有四本書翻譯出來。一本Gaston Bachelard（加斯東·巴什拉）的《夢想的詩學》🙇🏻♀️。還有一本是《從文本到行動：保爾·利科傳》。前一本是關於文學欣賞的書🧑🏿，比較容易讀，而且我花的時間比較多🧑🤝🧑，所以這本書我比較喜歡。後者呢，涉及的面很難，我自己有好些地方都覺得疙疙瘩瘩的，所以我很遺憾，這本不好懂🌛。後來我就希望能夠再版一下，改一改，當時翻譯的時候時間太少了，也是急著出版，就出了。然後還有兩本沒出的，一本就是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的頭一卷叫Combray🥺。還有一本就是程抱一最近的一本法文小說叫L︐éternité n’aest pas de trop，我翻譯的中文名字叫《此情可待》。原來我翻譯的是另一個名字🥯，叫《此情悠悠》，因為講一個愛情故事，兩個人後來分開了🧑🏻💻，但感情很深遠。我就請程抱一給我看一下，他就把它改成《此情可待》，這也可以🫅🏻。正在翻譯的時候，我愛人病了🧸，後來去世了。中間我曾跟我愛人說，這故事挺好玩的，我翻完了給你看看。他去世以後我好難受，於是我就把從前翻譯的這東西拿出來👨🏿✈️，接著翻完了。它轉移了我的註意力👦🏽👨🏿⚖️，在我很難過的時候助我度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采訪人👨✈️：楊明麗、王東亮🧑🏽，訪談整理：劉娟娟👨🏻⚖️，時間：2007年1月17日，地點🧑：劉自強先生寓所，北京大學法語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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