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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一直以為喝酒能讓人自由，最後因為喝酒失去了自由。”去年5月17日，高曉松因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6個月，處罰金4000元人民幣。對於高曉松而言，這6個月不是一場審判，而是一次救贖。

　　事發後的高曉松對警方表示：“我是違法行為，我願意承擔事故全部責任。”隨後，他又在詢問室親筆寫下“對不起，永不酒駕”，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庭審中，他說“酒令智昏，以我為戒”。面對公訴人對其醉駕的事實和指控罪名，他表示“自願認罪”，並數次打斷律師以證據瑕疵發起的無罪辯護，“律師，我已經認罪了。我相信法律公正。”

　　有人說這是一次成功的危機公關，高曉松認錯誠懇、個人形象加分不少。一個清華才子，校園民謠旗手，恃才傲物的遊吟詩人，從書香門第，一路名校，少年成名，走遍世界，到看守所漫長的184天，高曉松的經歷充滿話題。

　　樂評人李皖在《兩個高曉松》中這樣描述當年27歲、發表了個人作品集、開了個人作品音樂會、正處在頂峰的高曉松：“在歌裏，高曉松一直在回憶，讓人以為他是個內向、傷感、學生氣十足的人。現實中的高曉松恰恰相反，他輕佻、貧嘴、痞裏痞氣，滿臉是浮誇的笑，滿嘴是七葷八素的雜話，沒一秒鐘能夠安靜。”恃才傲物是朋友對高曉松最具負面性的評價。高曉松說，幸好老婆沒認識年輕時的自己，“我年輕的時候飛揚跋扈，現在想想，自己都討厭自己。”

　　“根紅苗正”的高曉松離開大學的第三個月就發財了，當年就有車，有三萬塊錢的大哥大，大哥大上還吊了一個三千五的BP機，有一個特別貴的呼號，就一個數，呼“6”，那一年他才22歲。“那時候多張揚，一定要讓自己特別與眾不同。22歲發財了，24歲發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還出名了，你想我那時候有多膨脹。”

　　接受本報專訪時，高曉松梳理了自己“在裏面”六個月的生活，還表示決定遠離過往的那些張揚、膨脹和不靠譜，“一個從小被慣大的名校生，20多歲的膨脹可以被大家原諒，但這種人在40多歲的時候應該擔當更遼闊的使命，做一個名校生應該做的。”

　　這一切，正如高曉松在歌中所寫的：開始的開始，是我們唱歌，最後的最後，是我們在走。

高曉松

　　出來混，早晚要還的

　　說句心裏話，如果我面臨的是無期徒刑，那我可能會辯解，但這個最高就是六個月，男子漢大丈夫就為了六個月變成五個月去上訴，人生缺這一個月嗎？

　　新京報：你曾說，希望出來之後生活可以慢下來、不想一再“被消費”，現在你覺得做到了嗎？

　　高曉松：還好吧。因為你在這個名利場裏自己都消費自己，別人當然也消費。我更多的是希望別人消費我的作品。

　　我比較傾向於以報恩的方式“被消費”，如果你對我非常好，那你消費消費，我也配合配合。比如《大武生》時期的支持，以及其他讓我覺得很溫暖、不離不棄的人。其實回頭看，所有人都對我很好，媒體對我也很好，沒有往死裏打，包括圍著我們家、堵著機場也都不是負面惡意。剛出來一兩周有點忙亂，因為我適應不了，但慢慢地我也能控製住節奏。

　　新京報：大家對你庭審時道歉的態度印象非常深，之前大家對你的印象是遊吟詩人，比較自由散漫。

　　高曉松：我經常後怕，幸虧老天爺在這個時候給我刹住車，追到人家尾上。要真是給人撞傷、撞死了，賠錢是另外一回事，你心靈也受不了啊。你再恃才傲物、再浪子，你也是一個人，而且做藝術的人內心其實很柔軟的。道歉肯定是真心的，因為我太後怕。老天對你好，你不能認為自己沒做錯。再加上我是特別信“出來混，早晚要還的”，我那幾天的感覺就是終於要還了。那就一起都還了吧。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要還的是什麽呢？有人覺得六個月判到頂有點重了。

　　高曉松：有很多人跟我說量刑過重，我說，我以前也幹過好多不要臉的事呢，不要臉雖然不能判刑，但你自己心裏知道你幹過很多不要臉的事。我覺得就該判重點，把以前欠的全部的債這次一起還了。

　　新京報：判之前你緊張嗎？

　　高曉松：不太緊張。我已經聽到一些消息說會重判，律師說可以跟法官談判，因為血液化驗單上三個簽字的人都沒有檢驗師執照，我說，你不用去弄那些事了，他有沒有執照我也喝醉了，我覺得自己對自己懲罰或者叫“救贖”都是應該的。

　　說句心裏話，如果我面臨的是無期徒刑，那我可能會辯解，會聽從律師的，咱們能減多少是多少，因為那是一輩子的事。但這個最高就是六個月，男子漢大丈夫就為了六個月變成五個月去上訴，人生缺這一個月嗎？不就一片樹葉子從樹上落下來了嘛，有點太小氣了。而且最後真是在裏面六個月我計劃的讀書寫作都沒弄完。

　　我後來跟所長開玩笑說，要是再住幾天交多少錢？所長說，反正國家給你們一人一天16塊，純屬國家補貼，你還是別花納稅人的錢了，你出去吧。

　　用神奇感削弱絕望感

　　六米高的房頂上有一盞昏白的燈，左邊躺著一個小偷，右面擠著一個黑社會，覺得好神奇啊，我擠在這樣兩個人之間睡覺。

　　新京報：進去前想過將要面對的具體生活嗎？

　　高曉松：我當時並不知道裏面是什麽樣、能不能安靜思考。反正來什麽面對什麽唄，即使裏面是“躲貓貓”“洗冷水澡”，那也看看你是不是一個男子漢。後來我進去裏面有幾個大哥跟我說，曉松，在外面牛逼的人，在裏邊也一樣牛逼，在外邊是個慫人，在裏邊也是一個慫人，你不用擔心。我說我本來也不擔心，我都40多歲了，我還會怕在一個地方變成特別傻的、天天被人欺負的人嗎？而且我還有一點點說不出來的小湧動：讓我來看看，這世界的另一面是什麽樣子，有些什麽人。

2009年，與妻子共赴音樂節。與年輕的、比自己小很多的珊珊結婚生女，曾是高曉松帶來的一個話題。高曉松說，在看守所的時候“特想我老婆"。圖/CFP

去年12月，從看守所出來後的高曉松在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上現身說法，給孩子們講有關法律和自由的問題。圖/CFP

新京報：第一天晚上睡著了嗎？有絕望感嗎？

　　高曉松：睡著了，因為從洛杉磯飛回來、參加完《大武生》發布會就去交通隊，已經36小時沒睡覺了。但第二天沒睡著，躺在那兒，看著六米高的房頂上有一盞昏白的燈，左邊躺著一個小偷，右面擠著一個黑社會，覺得好神奇啊，我擠在這樣兩個人之間睡覺。

　　剛進去也睡不到好的位子，大家都論資排輩，誰呆的時間久誰就慢慢蹭到門邊上去。這個呼嚕響，那個有口臭，你躺在那兒，你不停地說這神奇，這神奇，因為你要覺得神奇，就會削弱絕望感。慢慢就好了。

　　新京報：最初的不適感和“神奇感”過去之後，後面是否會有大量無所事事的時候？你更習慣於發呆還是思考？

　　高曉松：我是一個非常不愛主動思考的人，藝術這東西沒法思考，藝術是一種很直接的感受。在裏邊經常發呆，尤其下雨的時候，看不見，只能聽遠處的雨聲，我讓自己凝神，就仿佛站在遼闊的、自由的雨中。

　　我曾經有一個月都沒跟同屋人說過兩句話，把人都問完了，幹嗎的、什麽背景、犯了什麽罪、他怎麽生活的，到第四個月，我已經沒興趣問了。

　　來回來去就是這麽幾種人：偷摩托車的中學生、賣發票的、行賄的大款、受賄的官員。以前你覺得社會好多角落你不了解，了解一通後發現也就那幾個角落，沒多少神奇的人。後來我就開始翻譯。

　　再艱苦，總得生活下去

　　拿個塑料瓶子紮個洞，每天晚上看《新聞聯播》時裝滿水，電視上有時間就開始漏，漏到《新聞聯播》完正好漏到一個位置，用黑色塗一下，就知道這是半小時。

　　新京報：你在裏面寫東西，有筆嗎？

　　高曉松：每個人都是一樣，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沒有枕頭，沒有被單、床單，因為那些都能殺人。把褥子卷一點到頭上就當枕頭睡了。裏頭沒有任何插口，怕你觸電。能自殺和能傷害別人的東西都沒有。筆也是只有最柔軟的筆芯，剛開始特別別扭，後來我自製了一支筆，把早上喝的粥塗在紙上，卷在筆芯外頭，卷成一支比較粗的筆。

　　馬爾克斯的《昔年種柳》原本沒人出版也沒人翻譯過，談版權時我就跟馬大師和他的經紀人說，一個熱愛他的犯人，在監獄裏用柔軟的筆芯在極其昏暗的燈光下，也沒有桌子，只有一個板，他坐在板上，抱著兩床被子，邊翻譯邊寫，希望他能給予出版的許可。

　　新京報：在裏面會覺得時間很漫長吧？

　　高曉松：裏頭沒有鐘，我們自製了一個鐘。老祖宗教的東西還挺好，就是沙漏。用水做沙漏。拿個塑料瓶子紮個洞，看《新聞聯播》時裝滿水，電視上有時間就開始漏，漏到《新聞聯播》完正好漏到一個位置，用黑色塗一下，就知道這是半小時，加長一倍就是一個小時。我們有一個人專門負責看表，幾點了，他就坐在那個塑料瓶旁邊說現在幾點。

　　新京報：這些是你帶進去的創意還是本來就有？

　　高曉松：都有。裏面人的智慧無窮，再艱苦，總得生活下去，魯賓孫在無人島都能生活。我還有一個錢包，是老犯人走的時候留給我的，用包裝袋做的，非常精巧，但裏面沒有錢。我半年後再見到人民幣和美元，覺得比我想的面積大很多。

　　想到女兒，六個月很長很長

　　在裏面，大家聊到女兒時都會熱淚盈眶。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因為只有老婆不離不棄，最終只有老婆記得給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來看你。

　　新京報：家屬去探望你時，你是什麽感受？

　　高曉松：家屬每個月可以去探望，我老婆、我媽都來。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媽原本極為樂觀和豁達——我媽從小教給我們很多，其中有兩句網上還挺流行的：“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我媽自己走遍世界，我從來沒見她為我哭過，結果她抓著那個探視的鐵欄桿還哭出來幾滴眼淚。我當時跟我媽開玩笑說，看來我真是親生的。

　　新京報：你哭了嗎？

　　高曉松：我媽、我老婆來看我時我都沒哭，我還特高興，安慰她們。我女兒來，她沒哭，我倒哭了。因為她特別高興，她們跟她說，我拍戲呢。我女兒說，爸爸你什麽時候拍完戲呀？我說很快了，其實一想還有很久。想到漫長的人生，覺得六個月不長，但一想到女兒，六個月很長很長。一想到女兒，你覺得兩個禮拜都很長。我大概就哭了那麽一次。

　　在裏面，大家聊到女兒的時候都會熱淚盈眶。首先，聊到老婆會熱淚盈眶。富商、幹部、黑社會大哥、賭場老板、組織賣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這點讓我挺感動。因為只有老婆不離不棄，最終只有老婆記得給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來看你。我也特想我老婆。年輕人沒什麽可想，年輕人在裏邊自得其樂。

　　想起他們，心裏很難過

　　我說，出來後你給我做助理吧，他特別高興。我出來後跟經紀人、家裏人商量，所有人都堅決反對，你怎麽能找一個刑滿釋放的人做助理？

　　新京報：我看過的監獄題材電影裏，知識分子在獄中多少都會顯得有點格格不入。你覺得這種身份在裏面給你帶來的差異、需要調適的東西，難嗎？

　　高曉松：對我來說不難。我有兩個身份，一個是知識分子，還有一個身份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從小學痞子，上街打架，我中學大學都因為打架挨過處分、嚴重警告，所以對我來說沒什麽大問題。

　　有一點世界觀的問題，但我也沒辦法，這不是監獄的問題，是社會的問題。我跟小孩講，你出去別偷了，可以幹點正經事。但年輕人完全不接受你的思想，年輕人堅定地認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沒錢，我有錢就沒有罪。裏邊的年輕人基本清一色是這麽想的。每個人都說，我出去當然偷啊，那我能幹什麽？我只要偷多點，我有錢了我就沒有罪，你看有錢人被抓進來了嗎？都是我們被抓進來。所以我沒辦法說服他。有的時候會覺得挺難過。

　　新京報：你在裏面會給這些年輕人教一些什麽嗎？

　　高曉松：我開始還教兩個孩子寫詩呢，我把十三韻給他們默寫一遍，讓他們每句的結尾都押著韻。有一陣子我們屋還掀起了一股人人寫小詩的小高潮。做學術的知識分子比較封閉，做藝術的人雖然是知識分子，但願意接觸更多的人。如果真是學術型的知識分子，在裏面可能會比較難過。

　　新京報：裏面有讓你特別難忘的人嗎？

　　高曉松：有一次我沒哭，但有點熱淚盈眶。是送我大哥，他判了七年，要下監獄了。他這手夾著被子、褥子，那手提著一個塑料盆子，50多歲的人了，有點駝背，很絕望地離開了。把他送到門口，我們倆熱烈擁抱，我說，我出來之後，一定會堅持去看你一直到你出來。

　　我很少交到這樣一個天天跟我睡一起、給我講很多事情的人。他很了解看守所裏所有的人際關系，給我仔細講了每個管教、每個科長的脾氣、性格，教給我怎麽適應，對待殺人犯也別怕，怎麽對付他們。我現在每次吃點好東西或者特別自由想幹嘛就幹嘛的時候，就想起這個大哥。大哥還在裏面煎熬著。

　　我還看上了一個年輕人，長得特別端正，人品也很端正，雖然是孤兒，但是從不乞求，非常正派的一個孩子。他犯的罪挺倒黴的。他做服務員，客人喝醉了揍他，被揍得實在受不了，還兩下手，把人家眼眶打裂了，算防衛過當吧。他特別老實、勤懇、能幹活，我說，出來後你給我做助理吧，他特別高興，一直懷著希望。

　　這事兒還讓我心裏很難過，我出來後跟經紀人、家裏人商量，所有人都堅決反對，社會對刑滿釋放人員還是有歧視，你怎麽能找一個刑滿釋放的人做助理？他前兩天出來了，我給了他一筆錢，還給他報了新東方廚師學校，希望他能努力在人海裏不要沉沒。

　　有時候會挺懷念裏邊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別簡單的方式在一起，清貧、清淡的日子，管教也很單純。我應該這麽說：即使中國社會有一些壞的習氣，但看守所還是最清水衙門的地方。說句最不好聽的話，到了看守所都是非窮即傻，也沒什麽油水。

高曉松承認出身名校、年少成名讓自己很有優越感。“現在還會有，就是不表現出來了。”他說。圖/CFP

從倒數一百天開始數日子

　　最後一天我很波動，後來別太刻意了說我要怎麽怎麽樣，到處去贖罪，也沒必要，就順其自然地生活。

　　新京報：出來前一個禮拜會為今後的日子規劃一下嗎？

　　高曉松：我從倒數一百天開始數日子，我想別太早數日子，數日子有點難過。我特別痛恨七月跟八月，這兩個月都是31天。數到還有一個禮拜就不數了，因為要數就得數小時了，我就趕快把沒看完的書，沒寫完的東西趕完，那個狀態已經有點像在外邊的時候要被逼著交稿了，趕快寫東西。

　　新京報：最後一天情緒波動了嗎？

　　高曉松：到了還有一天的時候可能我有點哆嗦，因為我這半年還好，不算很長，裏邊三四年羈押的人到提前一個禮拜要出去的時候都睡不著覺，然後經常問我外邊現在什麽樣，我出去能適應嗎？在裏面，牙刷這麽短套在大拇指上，因為它也是兇器。勺子也這麽短，是軟的。我後來回到家拿一個這麽大的牙刷刷牙都不會了，這太大了，怎麽刷啊。最後一天我很波動，我想了很多，我想出來以後我怎麽生活，我本身又不是一個愛想事的人。後來我說就自然去做吧，別太刻意了說我要怎麽怎麽樣，到處去贖罪，也沒必要，就順其自然地生活。

　　表現優越感是一件討厭的事

　　有幾件事我是下了決心的，首先是不做生意，只賣藝。再有，以前那些傻逼的事，到了40多歲也應該改了。

　　新京報：如果說到這六個月的反省或者收獲，你覺得是什麽？

　　高曉松：有幾件事我是下了決心的，首先是更加堅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不會成立一個電影公司、音樂公司，堅定了只賣藝。因為人生已經過了一半，能夠有創造力的時間也就剩十幾年，我已經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60歲就別占著茅坑不拉屎了，所以60歲會去教書，這是我早就算計好的，教書、翻譯書、讀書。堅持只做作品，只做藝術家。再有就是對錢看淡了很多——我本來就看得很淡。我大概是我認識的人裏面這歲數唯一沒買房子的。買點衣服，給老婆買買包，吃吃飯，能花什麽錢？這兩件事都對，我出來之後更加堅定這個想法。

　　再有我對自己說，以前所有那些傻逼的事，即使不坐牢到了40多歲也應該改了。有些時候覺得以前怎麽就那麽二呢，明明是一個三十歲的人，老拿十八九的心態來造，讓人看了覺得這人特不和諧，這人怎麽書也沒少讀，但老瘋瘋癲癲的。

　　出來以後我對自己說一定要低調，一切低調。到現在出來一個多月我覺得還行，不難做到。包括寫寫微博，跟大家在一起做事情都三思而後行，我覺得挺好的。當然也不會低調到違背我性格，那倒沒必要，最後不是O型血、天蠍座的北京孩子了。

　　新京報：大家對你比較普遍的評價就是恃才傲物，優越感比較強，你覺得這次經歷會改變你的這個特點嗎？

　　高曉松：優越感是一個沒辦法的事，現在還會有，就是不表現出來了。優越感不是壞事，壞的是你老在別人面前表現這個優越感，那就是一個挺討厭的事。我投胎就投成這樣了，首先是一個北京人，書香門第，讀的全是最好的學校，根紅苗正。人家說自己也是四中的，我們都得問問你初中高中都是嗎？清華你還得是電子、計算機、自動化、建築系四個最好的系。

　　我一直生活在領先的階層。我22歲發財了，24歲發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還出名了，你想我那時候有多膨脹。我在裏面回想從前的事，經常把臉捂在褥子裏說，我以前怎麽是這樣一個人？所以也活該還債。我之前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老婆全家信佛，我跟她說，你可不許求佛任何事，因為老天對我們已經太好了，給你美貌容顏，給我根紅苗正，咱該滿足了。那時候我已經意識到生活可能搞錯了，這次我小小地把自己的六個月還給生活，總比還別的好。

　　少說多做，不願意賣這個事

　　所有跟我之前簽了合同的，不管是音樂、電影、出版都不離不棄。我也沒有漲一分錢價。

　　新京報：因為這次你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危機公關，形象很好，有傳言說你出來之後身價大增？

　　高曉松：我年輕時那個樣子很多人都不喜歡，但是我一旦好一點大家都很接受，我有難了大家都努力地伸把手。所有跟我之前簽了合同的，不管是音樂、電影、出版都不離不棄。我也投桃報李，沒有漲一分錢價。包括我即將出版的《如喪》這本書，因為合約是在我出事之前簽的，本來就沒包括看守所中的部分，我一出來就有出版商找我，說給我多少錢讓我把裏面的東西寫出來，我完全可以另出一本，但我還是把看守所這一部分送給原來簽約的出版商。

　　新京報：設想過出來以後，外面的人對你的看法會跟以前不一樣嗎？

　　高曉松：會吧，但是我不是很擔心。因為會慢慢過去，就是看你怎麽做事。所以我當時說我出來少說多做，到現在你是第一個大家看到的專訪。首先，因為你太執著，我還挺感動的。第二，《新京報》我覺得是個值得信任的好報紙。第三個，好多朋友也跟我講適當的時候我可以說說這事，我不願意賣這個事，因為我是賣藝的，不是賣身的，但對這個社會有點意義的話還是可以說，那我就說這一次挺好。

　　生活還是對我很好，包括在最關鍵的時候給我懸崖勒馬，免於陷入瘋狂。而且正好在整個文化行業大井噴之前，讓我能安靜下來想一想，以免被裹脅在大潮裏徹底迷失了。

　　O型血都會像我這樣，我也沒有超越O型血的樂觀特質。你（指記者）要是真的去了也沒問題。我就見到一兩個精神崩潰的，大部分人都能堅持。我還不冤，還有冤的呢，那都咬牙堅持下來了，而且最後也能隨遇而安。人生都是寫好的劇本，你總能接著走下去。

■ 文藝問答

　　在裏面，文盲也會喟嘆自由

　　裏面的每個人都說，願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換回自由。原來我覺得自由是屬於知識分子的一個詞，在裏面，文盲也會喟嘆自由。

　　新京報：獄中體驗給你的創作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什麽？未來你的創作會以什麽方式進行？

　　高曉松：我覺得創作方式是很難改變的，尤其我二十年來就這樣寫東西。但心境會極大不同，回想起許多在外面從未想起的人和事，一縷陽光下最淡的往事。我那時常想起李叔同和蘇曼殊（均為民國著名僧人）臨終說的兩句話：“悲欣交集”和“一切皆有情”。你在看不見天空的地方想外面的世界，覺得每個過往的人和事都有情，都是悲歡，都是緣分，都成了遠方。你把心腸拿出來慢慢洗，不著急，慢慢的，就看見了。

　　新京報：當重新回到平常生活中，對那些被生活的監獄困住的人，你會說什麽？

　　高曉松：我無話可說，這兩個世界沒有共通的語言。但我會經常發呆，我發呆時，就在想他們。不是憐憫，而是流放歸來的人對遠方的牽掛。

　　新京報：在自由被禁錮的時候，你如何看待自由？在生活變規律的時候，你如何看待散漫？在必須手寫的時候，你如何看待機器？在看不見月光的時候，你又如何想象和描繪月光？

　　高曉松：裏面的每個人都說，願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換回自由。原來我覺得自由是屬於知識分子的一個詞，在裏面，文盲也會喟嘆自由。其他的，規律還是散漫，手寫還是機器，在自由面前都不值一提。至於月光，其實即使你看得見月光，你描繪的也是心中的月亮。

　　新京報：除了《如喪》和《昔年種柳》兩部即將出版的作品之外，你在電影、音樂上的新一年工作計劃可以透露一些嗎？

　　高曉松：會開自己的作品音樂會，我猜在這個浮躁的時代，還是有很多人願意靜下一個晚上，聽聽那個白衣飄飄的年代。音樂還會做，電影還會拍，但是會珍惜，做些讓自己能熱淚盈眶的東西。

高曉松自述看守所內生活細節；日常不提供肉食，不用剃頭、勞動

最長的那184個日夜

1.幹凈

因為大家也沒事幹，整天就是擦，把茅坑擦得能當臉盆使。

　　進去呆了六個月，首先讓我能呆下去的就是裏面特別幹凈。因為大家也沒事幹，整天就是擦，把茅坑擦得能當臉盆使。大家在一個共同的空間裏，十幾個人就那麽一個茅坑，大家連撒尿都蹲著，特幹凈。那個茅坑還裂了幾個縫，通常裂了縫在自己家裏都會有點尿堿什麽的，但是這兒沒有。大家就這麽點兒生活空間，把每個地方都弄得特別幹凈。然後裏面的醫生每天兩次巡診，我發現不會病死在裏面，剩下的事都能解決。比如能看什麽書，書還挺多，都是捐的，那裏面有《大英百科》還封著塑料皮從來沒人看過，我就開始看。

　　我開始就想好了我要先幹一些什麽事，我先幹一些不觸動心靈的事，因為那時候人都很脆弱，我怕我看小說可能就柔腸寸斷，或者我要寫作可能就會陷入絕望，所以我就既不看小說也不寫作，我就看百科全書，那不會觸動心靈。然後我翻譯馬爾克斯的書，翻譯書比你自己創作要好很多，因為你觸及的是人家的心靈，而且人家那麽老的人的心靈，90歲的絕望，比我絕望多了，所以我就還好。翻譯很動腦筋，大部分不靠心靈，而且用腦子想這句話怎麽寫成中文，馬爾克思還特別愛用大段落的大從句，整個一段就一句話全是從句，一個大從句要翻譯半天，動很多腦子在這上頭覺得挺好。

　　2.聊天

　　有一個人我覺得很有意思，後來我出來想要不把他拍成電影？

　　再有你有想了解別人的欲望，因為你平時沒機會跟這些人聊天，現在跟人睡在一個炕上，光著屁股一起洗澡，上廁所大家互相看著，因為茅坑就在眼前。三天以後你跟這些人太熟了，就跟他們聊唄，我覺得還挺有意思。有一個人我覺得很有意思，後來我出來想要不把他拍成電影？算了，可能審查通不過。一輩子他的世界只有一個北京火車站，從小就在北京站，做盲流、要飯、偷東西，搶劫等等。高興的時候他會說，等我出去了我在火車站什麽地兒請你吃飯，生氣了他會說，你等我回火車站，我找火車站的小新疆弄死你。我問他怎麽花錢，因為他偷很多錢，一個月十幾二十萬，我說你為什麽不拿來做點兒生意，做點兒正經事。他說我不會啊，我就會這樣。我說那把錢攢起來，他說我攢不住。我說在一個火車站裏怎麽花錢啊。他說我去網吧裏打遊戲，在遊戲裏他很正義，打各種妖魔鬼怪，他買虛擬遊戲裝備，七萬塊錢買把刀，兩千塊錢買個戒指，他每個月買十幾萬的裝備在虛擬的自己身上。他的愛情就是北京站的小發廊，一個火車站就是他全部的人生。

　　他極其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跟別人反著，別人受不了鬧，他受不了安靜，因為多年在火車站，只要一安靜他就受不了，他渾身躁動，別人都睡覺了他弄一盆涼水往人臉上灑，把人弄醒，然後被懲罰，但他覺得有意思，他寧可天天被大家折騰，也不願意安靜。所以看到這個人你會覺得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會在一開始把你的多愁善感、自怨自艾那個情緒分散很多。

　　3.友誼

　　屋裏的大哥對我特別好……他那珍貴的一小盒醬豆腐全都被我吃了。

　　再有一個分散註意力的就是別人都比你判得重，我們屋裏除了有一個醉駕的比我輕，其他的都是重刑事犯罪，還有殺人的，重傷害的，行賄受賄的，組織賣淫的，反正十年以上的有不少，人家都以努力、堅強、樂觀的態度面對未來要判多少年。

　　屋裏的大哥對我特別好，他最後判了七年，他都努力樂觀，我有什麽可絕望的、不想活的，我才六個月，而且我知道是哪天出去，他最後拿到判決書——七年，那一天晚上是睡不著的，躺在床上想這七年怎麽過去。他有一點兒醬豆腐，有一天我特別厚臉皮的跟他說，我想吃一點醬豆腐，他就給了我一塊。我們早上只有饅頭跟粥，中午是兩個饅頭一個清水煮白菜，晚上是兩個饅頭另一個清水煮白菜或者是清水煮茄子、土豆，反正就這三樣東西。所以醬豆腐夾在饅頭裏簡直就是無上的美味，他那珍貴的一小盒醬豆腐全都被我吃了。

　　然後他跟我講，他說我今年56歲，我認為60歲以後再出來男人這一生就完了，他希望60歲以前能出來，所以要減一半刑。怎麽減呢？現有的合法的最快的減刑方法就是陪死刑犯，判決的死刑犯手腳都用手腳銬連著，怕他自殺或者是瘋了。你要給他擦屁股，夏天給他擦身子，而且你要舒緩他的焦慮，你要跟他交朋友，直到他被槍斃。這對陪同的人來說心靈傷害是很大的，當然減刑最快，陪一天死刑犯減一天。56歲的老頭陪一個19歲的搶劫殺人犯，睡覺還得半睜著眼睛，因為出現過死刑犯夜裏精神崩潰摳別人的眼珠子。這個大哥給了我很多鼓勵。

　　據我觀察絕大多數人進來十天半個月就會緩過來，精神崩潰的很少很少，有幾樣東西讓我在裏面對“人”這件事特別有信心，我看到人的堅強，大部分人都能挺住，確實有很多人我也覺得挺倒黴的。我屋裏還有一個電影迷，他居然連我沒公映的《那時花開》都看過，他在一個學校醫務室工作，工資很低，他跑到MOMA去買原版的電影書，五千多塊錢，進口的，沒錢就偷了五千塊錢的書被抓進來，估計也得判個半年一年。他也很堅強，他出來醫生這條路肯定就沒有了，但在裏面他還會跟我講講電影。

　　4.“自由”

　　人人都想出去走兩步，哪怕去倒垃圾，擦個地，去小賣部扛扛東西，大家都爭著去。

　　再到兩個月以後就可以寫東西，看小說了。所以就開始自由了，每天給自己安排得很好，因為看守所是不勞動的。我有兩個東西要澄清，很多人在網上問我為什麽不剃頭。強迫剃頭的所謂“侵犯犯人尊嚴”，這種早已經在中國看守所被廢止了。我在裏邊剪了三次頭，我實在不想剃光頭，三次都是犯了協助賣淫罪的發廊小弟蹲在地下用一個推子給我推短一點，推得還不錯。推完了以後我一看跟外邊好幾百塊錢剪的也差不多。

　　再一個澄清就是我不勞動，看守所是不勞動，勞動是監獄。看守所如果能有活讓你幹，那是你的幸運，因為人人都想出去走兩步，哪怕去倒垃圾，擦個地，去小賣部扛扛東西，大家都爭著去。不是我不勞動，在看守所沒有要求勞動，偶爾極少數一點活兒大家都爭先恐後，是用來獎勵那個刑期最長的犯人，在這裏已經羈押了三年了，跟大家都很熟，那你就出去掃掃地，扛扛東西，這就已經很幸福，因為誰願意在那麽小一個地方坐著？鐵門上只有一個很小的窟窿，心情是很壓抑的。頭兩個禮拜我都不敢看那個窟窿，一看到鐵門上的窟窿你就覺得特別絕望，特別想把那個鐵門吃了。因為只有那麽一個地方，每天下午兩點會伸進一個塑料管子，給你開水。

　　5.生活

　　大家特別溫柔地餵這只貓，因為那是唯一讓你感覺到你在生活的一件事。

　　後來有那麽幾個月來了一只貓，每天晚上會到這個窟窿來，我們每天留兩個饅頭餵它。我說這只貓肯定是菩薩，你想想它幹嗎上這兒要飯，這兒有什麽吃的，這兒會有魚嗎？會有老鼠嗎？只有饅頭。但是這只貓每天都來，大家特別溫柔地餵這只貓，因為那是唯一讓你感覺到你在生活的一件事。包括隔壁屋裏關著頭上被砍了七八斧兇神惡煞一樣的人，經常聽到他在隔壁屋裏怒吼其他人，但是這只貓從我們這兒跑到他那屋，他也是很溫柔地餵那只貓。

　　然後再慢慢地你會生活下去，那就是你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以前想的說我在這兒咬著牙服刑。那就是你的生活，只不過你不能出來。有一個小小的放風場，也沒有陽光，大概十幾平米，大家圍成一圈在裏頭走走步。慢慢你就覺得這就是你的生活，那你就這麽生活吧。就跟你小的時候一個月半斤肉，二兩油，你也就那麽生活。在裏邊一個星期一個雞蛋，有雞蛋的那天特別高興，人很容易適應的，而不是在沒雞蛋的那六天特別郁悶。隔個四五個星期如果你這屋一直都沒打架，就能評一次文明監所，獎勵是五天的晚飯是有肉的，而且有很多肉，第一天是烙餅卷肉，第二天是粉條燉肉，第三天是蒸的肉龍，第四天是木樨肉，你到那天就特別高興。那個肉極大地激勵大家不許打架，誰也不許打架，一打架就沒了。

　　六個月其實挺漫長的，時間一長你就慢慢習慣了，那就這樣生活吧。

（口述：高曉松，記者：劉瑋）

轉自 新京報 201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