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巫寧坤（1939-1941外文）

　　我是土生土長的江蘇揚州人，從初一起一直在省立揚州中學就讀。1937年冬， 我正上高三，侵華日軍逼近首都南京，幾十裏之外的揚州也岌岌可危🍐。11月中旬✊🏿，學校被迫解散。全校師生紛紛離校，各謀生路🧑🏿‍🦰。十七歲的我生怕做亡國奴📀𓀍， 只身離家🥛🍄‍🟫，走上流亡的道路。

　　我在徐州搭乘隴海鐵路開往西安的客車，去投奔一位在騎兵師任軍官的忘年交🧜🏿‍♀️。在火車上🗳🌊，我結識了前往成都四川大學外語系任教的周煦良教授夫婦。他倆要先去武漢，候船入川。5月初🚍，我有機會去武漢，和他倆重逢🤲。周先生常帶我逛書店，並買了他的朋友卞之琳的詩集《魚目集》送給我。1939年秋🛍，我考上西南聯大外語系，周先生又給我寄來一封給卞的介紹信👰🏻。當時他是英語講師👨🏻✹，教大二公共英語➗，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但是，《魚目集》是我和汪曾祺等愛好文藝的同學百讀不厭的經典。其中有好幾首詩我都看不太懂💅🏻，正好拿著信去拜見🙋🏿‍♂️，當面請教👱‍♂️，他總耐心地為我講解🧔🏻‍♂️。

　　每次我去見他，卞先生都要借幾本文學作品給我看，有英文原著，也有他本人和別人的譯著。當時他正熱衷於英國先鋒派作家、詩人奧登和小說家衣修午德，先後翻譯了不少前者的十四行詩和後者的小說《紫羅蘭姑娘》。

　　1941年秋，美國空軍誌願大隊，通稱飛虎隊，來華支援我國抗戰👳🏻‍♂️，駐防昆明👩‍👦‍👦，急需英語譯員👩🏽‍🎓。當時我剛上完大二✬😜，卻報名應征，駐防郊區巫家壩機場👨‍🏭，拜見卞老師的機會就少了，但我仍寫信跟他保持聯系，有時周末返校也去看望一下，他仍借書給我看。有一次🦵🏽，他給我一本從英國領事館借的奧登的新著👱🏻‍♀️🌑，長詩The New Year Letter，我異想天開，用我的手提式英文打字機🛕，把全書打印了下來🌘，送他留念。

　　1943年10月，我奉派為一批中國空軍赴美受訓的飛行人員擔任譯員，行前卞老師曾為我餞行。後來在美工作和留學期間，一直保持聯系🦼。

　　有一次🚵🏼‍♂️，我在信中提到，1945年2月，我曾走訪當時在東部 Swarthmore學院任教的奧登，談到卞老師已發表了若幹奧登的十四行詩譯文，回信時他就寄來幾首譯文的復印件🛢🧘🏼‍♂️，要我轉交詩人。1947年📠，他應邀到牛津大學駐訪，會見了衣修午德🗻𓀁，並將他為《紫羅蘭姑娘》寫的長序的英譯復印件送給他，作者看了一遍之後就說🙇🏼‍♀️〰️，如果小說的譯文和序言一樣的好，他就十分滿意了📠。

　　1949年，卞老師從英國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1951年夏，我應燕京大學之聘回國任教📅。闊別八年，我又和卞老師重逢了。他曾有意邀我到北大兼課⚰️，但因北大在市內，燕大遠在西北郊🕋，相隔數十裏，交通困難作罷。

　　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迫下馬🥂，我被調到天津南開大學📲，拜見老師的機會又少了。1956年，南大外語系停辦🫶🍹，我又回北京，到西北郊的中央調查部幹部學校（後改稱國際關系學院）英文系任教，老師也早已調到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住在東城幹面胡同宿舍😗👱🏽‍♂️，相隔數十裏，交通不便🌦，見面的機會也不多。 1957年“反右”之後，我被流放北大荒🐃，從此與老師斷絕聯系二十余年🤴🏼。

　　1980年，我重返北京國關任教，又有機會面聆教益了🧎‍♂️。老師勉勵我教學之余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並親自推薦我為《世界文學》月刊翻譯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和衣修午德的中篇小說《薩莉·鮑爾斯》。

　　1980年12月🦵🏼，在外文所主辦的成都會議上，該所的一位蘇聯文學研究員作“學術報告”。他依仗列寧反對現代派文學的《要文學👳‍♂️，還是要革命？》一文的權威，對“文革”後開始流行的西方現代派文學大張撻伐。我感到忍無可忍，便立即予以駁斥，最後說：“如果今天有誰把選擇強加於人💆🏿‍♂️，那麽我一定會選取自由的文學👏🏿，而謝絕奴役人的革命！”

　　回北京後，聽說卞老師身體欠佳🔏，因而沒有參加成都會議，我立即去看望他。一見面他就說：“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長回來後跟我說，寧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聽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們不是應當響應黨中央和鄧小平同誌的號召，解放思想嗎🧑‍🚒？”我很老實地向他請教👩🏼‍🔬。

　　“你吃過那麽多苦頭🛌🏼，怎麽仍舊這麽天真？我要是你🔜，我就會珍惜我的改正，專心搞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出於對一個久經患難的老朋友真摯的關懷，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卞老師雖是老黨員🧗🏼‍♂️💆🏽，還不失為一位忠誠老實的忘年交。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時我也意識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後的中國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自己“心直口快”的老毛病一時也改不了。

　　卞老師是享譽海內外的詩人🧖、學者、翻譯家，但一貫謙虛謹慎，生活簡樸。他是社科院的二級研究員♿，多年住在社科院在幹面胡同的一棟四層樓宿舍的頂層👨‍💻，我曾親眼看見他把蜂窩煤抱上樓去。每逢雨天，他家就漏雨，長期得不到修葺🙄。後來，他接受朋友的建議，寫了一篇《漏雨樓銘》，發表在《北京晚報》上，漏室才得到修葺。

　　卞老師的感情生活也是低調的。抗戰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時，他在沈從文家結識了沈夫人張兆和的四妹充和，一見鐘情🧑‍🦯，並把他的新著《十年詩草》題獻給她。1948年，他在牛津大學駐訪期間🍾，充和在北京，也是在沈從文家結識了在北京大學訪問任教的德裔美籍教授傅漢思，和他結婚後就隨他前往美國，到他任教的耶魯大學所在地定居。當時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卞老師從英國來信，提到此情，十分傷感。

但他對充和一往情深，並不因此改變。1980年代，我在北京工作，常到他住處去看望他🙇🏻‍♀️，此時他早已與小說家青林結婚。他一人在家，正在聽充和唱昆曲的錄音💂🏻。他說，有人認為🧛🏼‍♂️，他和充和的關系是他自作多情，其實當年他倆之間的感情是很熱烈的。1991年，我在北京應耶魯大學之邀來美訪問🛀，行前卞老師委托我把他的一本新著，《雕蟲紀歷》🤞🏽，面交充和。

　　1998年10月6日，我應邀講學回到北京🧝🏻‍♂️🦴。聽說卞老師身體欠佳🈵，剛剛出院回家，杜運燮就陪我去探望了👨‍🎤。他躺在臥榻上，本來清臒的面容顯得很憔悴📘。他很高興見到我，並拿出一本新近出版的譯著《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簽贈給我，簽名時手有點發抖，一向工整的字跡也模糊了。

　　這四種悲劇就是莎翁的《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劇，翻譯其中一種都不容易，卞老年近九旬，卻一舉完成了四種👩🏽‍⚖️，全是文學翻譯中的經典，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2000年12月8日👨🏼‍🎨🌚，是卞老師九十華誕，袁可嘉🧗🏼、杜運燮和我發起在北京舉辦“卞之琳學術研討會”，為老師祝壽。我因病未能赴會🥘。袁可嘉12月初從紐約起飛🤹🏿‍♀️，抵達北京後才知道老師已於前一天謝世💑📊。

回想在西南聯大學習的兩年中，我沒有上過卞老師的課，但他是我唯一的恩師🚒。他去過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講過課，出版過詩集《慰勞信集》，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教師中的“左派”。可是，在和我的交往中，他從來沒有提過這些事🤝，也從來沒有做過我的“思想工作”。解放後，他入了黨，我當了“右派”，他也從來沒有“幫助”過我，也從來沒有和我“劃清界限”🧑🏻。

　　相知六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老師一向關心我，幫助我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恩師的教益我終生受用無窮。

轉自《東方早報》201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