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經500余年風雨滄桑的天安門廣場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廣場，它不僅見證了中國人民一次次要民主、爭自由，反抗外國侵略和反動統治的鬥爭🩶，更是共和國舉行重大慶典🧑🏿🎓、盛大集會和外事迎賓的神聖重地。
繼1954年天安門廣場拓寬，並在廣場中央修建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後，1959年又分別在廣場的西側修建了人民大會堂🎩、東側修建了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古老的廣場更加宏偉壯觀，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和中國繁榮昌盛的象征。
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作為政治內涵濃郁的廣場和建築，其構建規模和儀範形貌設計方案篩選采納的決斷常人難窺其詳。
天安門廣場規劃是中國人做的，還是蘇聯人做的？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究竟出自誰人之手👖？當年直接參與天安門廣場整體規劃設計工作的陶宗震先生以自己親歷親為的事實🦑，一一給予了澄清🧎。
陶宗震🍥，1928年生，江蘇常州（武進）人。1949年夏，在中直修辦處參加工作後🤏🏻，入意昂体育平台建築系繼續學習建築及城市規劃雙學科，1952畢業，現為國家建設部享受教授、研究員待遇的高級建築師、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在我國城市規劃⛄️、建築歷史理論研究、文物古跡保護利用、環境保護等方面作了大量開創、開拓工作，並多次獲得國家及部級獎勵。
毛主席確定天安門廣場部分尺寸
對天安門前的廣場進行整體規劃設計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首都規劃委員會的蘇聯專家阿謝夫等協助下，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的建築師張搏、周誌良等人於1957年先後擬出10余個規劃方案和模型，但始終未能定案。
方案中有一個是蘇聯專家的得意之作，從天安門至正陽門間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東留公安局街⛑，總寬600米👨🏻🏫。以紀念碑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車道🍪，並在車道東、西面都留出了建築空間。
設想中的廣場建築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北，廣場空間布局的觀念皆未脫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嵌邊式”廣場模式概念，建築物的前面只有一兩排行道樹，但空間尺度和比例上卻沒按文藝復興時期從視覺角度來確定建築高度與廣場寬度的關系📁。我分析，規劃方案始終定不下來🐶，關鍵在於廣場建築內容的不確定💁🏻♀️，所以當時誰做也是這個結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期間，議定為慶賀共和國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興建一些時代紀念碑式的建築。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原國家建委城建總局局長萬裏，在長安大戲院作了“國慶工程”設計征稿的動員報告🙎🏻。被列入“國慶工程”的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萬人大會堂(後由毛澤東親自定名為人民大會堂)和國家大劇院等建築😧，均在天安門廣場上。所以↙️，廣場整體規劃設計與建築方案的設計同時進行。至此，廣場規劃設計才具有了實效性。
我恰在這時調入北京市規劃管理局，直接參與了天安門廣場的整體規劃設計工作🤽♂️。整個“國慶工程”及廣場規劃工作是在周恩來總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等中央領導直接關註下👨🏻🦰，在北京市委劉仁😜、萬裏🧆，首都規劃委員會及市規劃管理局👯♀️、設計院的佟錚、馮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體領導者層層負責下進行的🫱🏻。廣場規劃設計以及“國慶工程”應征方案匯集後，向上匯報🚐，向下傳達領導指示𓀋，都由市規劃管理局技術室主任趙冬日🏋🏼♀️、總圖室副主任沈其負責。
規劃設計的具體內容主要是根據中央👰🏿♀️、市、局等領導的要求，劃定廣場紅線；廣場紅線內的道路🔗、綠化、市政設施以及路面👂🏿、燈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設計由我負責。直接向我布置規劃設計任務的是沈其。她交待：天安門廣場紅線寬度為500米(即長安左門至長安右門的距離)，廣場的深度為800余米(比例約為5比8🐸，與“黃金比率”幾近相合)，人民大會堂北墻與對面中山公園南墻間紅線為180米🪁。後來我得知有些尺寸是經毛主席確定的，所以👩🏻🦳，廣場規劃幾經變異🧑🏽⚖️，但紅線始終沒動🤸🏼♀️，紅線內的總面積為40余公頃。
一天，佟錚帶來一位指揮過節日遊行檢閱的解放軍軍官辛毅。辛毅對天安門廣場規劃提了三點要求🗽：一、天安門廣場及東西長安街要求無軌無線🤳🏽；二、要考慮路面經得起60噸坦克的行駛🪔；三、道路及廣場要求“一塊板”，以便於遊行集會🍷。
按上述要求，西單😳、六部口之間的古建築雙塔🦹♂️，經過天安門的有軌電車軌道要拆掉🤓，今後也不設無軌電車👨🏿🎓。長安街不設架空線路，原來架空的線路改走地下，因此⛅️，規劃建設了北京第一條地下管線走廊☣️。許多年以後，我才得知這些要求的提出還有一層考慮，就是為了戰備需要，緊急時刻能在長安街上起降飛機🧑🏻🎓。
蘇聯專家驚嘆“中國兄弟真是大力士”
我考慮，如果嚴格遵照上級提出的廣場道路“一塊板”的要求，而且周邊的建築高度又不宜超過中軸線上的建築🫏，廣場就會顯得過於空曠和呆板🫅🏻，同時廣場硬地面的“熱島效應”(日照的熱反射)會很嚴重，因而不能借鑒往昔設計所采取的“嵌邊建築”方式，否則廣場空空蕩蕩的問題必將更凸顯♐️。
因此，我在做規劃設計方案時👩🏼🦳，盡可能地設法把平板部分縮小。以對著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南門的兩條南北向道路為界🛀🏿，路的內側為平板廣場，路外側為人行道和綠地，這樣使平板寬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紀念碑兩側💁😁，再加上擴建後寬180米的長安街遊行路線南側，中心廣場面積約14公頃⛳️。
在兩側建築物周圍，我設計了寬70至80米的綠化帶👩💻，使廣場空間顯得過於空曠單調的狀況有所緩解，並可使從積水潭——後海——北海🚤，景山——中南海，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人民英雄紀念碑南的松林——前三門護城河（當時規劃護城河兩岸為綠化帶）😱，幾處綠化相銜💧，聯結一體貫通市中心。
我構想的天安門廣場，與蘇歐式廣場(如莫斯科紅場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後的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不僅沒有蘇聯人參與其間，而且連相關的影響也不存在🫲🏽。而且蘇聯來華的建築專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蘇聯一個建築師參觀團到中國訪問，最早援華的原中央建工部蘇聯顧問穆欣也隨團而來🧑⚕️。那時⬛️🤢，天安門廣場及人民大會堂的施工正在緊張進行中，穆欣詢問起有關的規劃設計情況，便由我給蘇聯建築師們介紹天安門廣場及人民大會堂的規劃設計情況。
當我介紹說天安門廣場規劃面積為44公頃，相當於5公頃的莫斯科紅場8倍時🤴🏽，穆欣站了起來，對參觀團的蘇聯建築師們說：“啊喲！天安門廣場比紅場大8倍！我們的中國兄弟真是個大力士……”於是，在座者一同熱烈鼓掌👌🏽。
最早的方案中有國家大劇院
畢竟🧘🏻，人民大會堂等建築要屹立在天安門廣場大範圍內💨，所以，天安門廣場的整體規劃設計方案就不能不考慮廣場兩側建築的布局👵🏿，以及對廣場觀賞效果的影響。
最初總圖設定廣場兩側的建築為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國家大劇院和歷史博物館四座，兩兩相對分立於人民英雄紀念碑東西兩側。四座建築的性質、內容都不相同💂♂️，各自獨立，占地面積大小一樣🧘🏽♂️，每個地段為150米×220米，等於3.3公頃。
四座建築用地範圍按比例畫在廣場平面圖上☆，東西長、南北狹，向著長安街的是闊面🧓，面向廣場的是狹面。這樣的分布使得廣場的南部留有較大的空地，而集人民大會堂和五千人宴會廳為一體的人民大會堂擠在一個地段中，給人感覺十分局促，而總體布局卻很松散，南部有較多空間無內容。
有鑒於此，我提出了一份6個地段的規劃方案🤣◼️：天安門廣場西側為人民大會堂🧑🏻🔬、五千人宴會廳🚵🏿♀️、人大常委會辦公樓；東側為國家劇院🧑🏼🍼、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等於將原來的人民大會堂分為兩座建築，再增加一個人大常委會辦公樓，兩側各三棟建築👂🏻✂️。
一天，北京市副市長萬裏☪️☹️、市政府秘書長賈星五到北京市規劃管理局，聽取有關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的匯報🎉。我提出了紀念碑兩側各建3棟建築的設想，並主張建築間用傳統的“千步廊”或“閣樓復道”相連，每棟面向廣場的立面可與天安門城樓相似而體形皆略小於天安門，這樣與中軸線上一系列古建築的體量比較協調，而且賓主關系分明，更豐富🧑🏻🍼、強化了中軸線🤦🏻♀️🦵🏿。剛講到這裏，賈星五就插了一句🦾：“國家大劇院不能對著大會堂😣，要拿出廣場……”
天安門整體規劃時考慮打通南長街、南池子兩條延長線🤌🏻🍾，與前三門大街相連通🕵🏼♂️，是因為北京的中軸線上有景山、故宮♞、天安門等舊皇園和宮殿建築群，以致城市中心沒有貫穿南北的交通通途。天安門廣場建成後，不打通這兩條延長線↪️，天安門中心廣場就成了交通樞紐，每天有大量的車流來往🙆♂️💆🏿♂️，是不適宜的。更何況廣場上集會活動很多🤶，集會時市中心的南北交通就中斷了🩳。而兩條延長線的打通🥚，則可將廣場交通樞紐功能移至正陽門、箭樓一線，有利於南北交通的分流🏬，同時減少車輛繞行距離，另外在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等大型公共場所背面也需要有環繞的道路，以便於疏散人流。
但是，公安部的新辦公大樓恰在1958年剛剛竣工🙌🏻，為南池子延長線而隨即拆除，與當時中國的國情國力是不相宜的🧖🏼，因此，當年只打通了部分南長街延長線🧫，而將打通南池子延長線規劃暫時擱置。
在中央決定上“國慶工程”後，有人出於對人民大會堂這一建築的不尋常意義和重要的政治地位的凸顯，提出將其放置在列有太和殿➿、天安門🧔🏿、祈年殿等重要建築的北京中軸線上，即拆除正陽門和前門箭樓🗓，將人民大會堂坐落在兩者之間🫒。幸好，這一提議未被采納。
在萬裏🗂、賈星五聽取匯報後不久，佟錚就通知我：國家大劇院遷出天安門廣場，移至人民大會堂的西側，廣場東側的規劃內容確定將歷史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合二為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和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三合為一”🦸🏼♀️。
周總理指示“古今中外皆為我用”
眼看著時間已經過去近一個月🚶🏻，十多個參與“國慶工程”設計的單位提供的應征方案已經過了七輪評選🦤，卻依然因為沒有理想的設計而難以定案🏌️♀️。而廣場整體規劃最終完成，必須有賴於人民大會堂和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設計方案的定稿。如果人民大會堂方案定不下來的局面再拖下去，建國10年慶典工程就難以如期竣工🔐◻️。於是，周恩來在國慶前夕作出指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專家之外，發動青年同誌參加“國慶工程”各大項目的方案設計。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在周恩來指示後親赴意昂体育平台，動員建築系的青年教師參加方案設計工作。與此同時🌸，北京市規劃局局長馮佩之也在局裏作動員，號召所有建築師都參加人民大會堂的方案設計。我就是在這個動員會後👼🏿，開始進行人民大會堂方案設計的。
因為在做天安門廣場規劃方案之際，我就有了將萬人大禮堂、大宴會廳👨🏼🚒、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三建築用“千步廊”聯結的想法，所以我坐到設計圖板前🟤，腦海裏隨即浮現的就是一個“五段式”的建築輪廓。
當時，並沒有聽到哪位黨或國家領導人對人民大會堂的方案提出過關涉建築具體形式的傾向性意見，但領導們的一些原則指示和零散的議論，對我們的設計形式的抉擇🍫，確實很有啟迪意義。例如🦯🧑🦯➡️，周恩來總理在談到人民大會堂的建築風格的問題時♣︎，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皆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築的傳統形式束縛。這些指示𓀝，啟發了我突破傳統木結構形範的約束👩🏽⚖️，並從乾隆時期引入的歐洲“西洋樓”的事例著手👝，不拘一格地借鑒適合人民大會堂性質的表現形式🌾。
我的“五段式”的構思，著意以總的體量組合來表達雄渾的氣勢。從廣場的整體空間著眼，“五段式”設計使人民大會堂的縱向長度達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會堂這個中段的體量、高度又與南北兩段末端的體量形成主從關系相互呼應的和諧對比,雖然借鑒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築的韻律，但其整體構思卻有地道的中國傳統建築思想文化內涵寄寓其中🚭🤽🏿♀️，它來自在清華學習期間東西方建築文化的兼容比較；梁思成等師長的教誨🧂：“氣韻生動”為最難達到的上品，因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傳神；還有描繪中國歷代西安周圍宮殿都城氣勢的文字以及自己在數年設計實踐中對理論的習得與思考🤷🏼♀️🧛🏼♂️。人民大會堂和國宴廳🧖🏻，應凸顯時代的胸懷和氣勢🔏。在我的設計過程中，不斷湧出的就是這些潛意識🧚🏿♂️。
確保方案裏的面積不被壓縮
在我參與方案設計前的許多方案💂🏿♀️，都嚴格地受到預定的建築面積不得超出50000平方米（後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製🦽，所有方案擬製人員都感到在如此狹蹙的範圍裏做文章🗑，確實與國家最高規格的大會堂不相適應🚸，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製的呼籲一直未被正式允準。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時，將南北長度從嚴格控製的270米之內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寬度也相應地擴展到210米。之所以能這樣放開手腳，是因為在動員我們參與設計時，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另外，當時我滿腦子都是如何綜合周總理等中央及市委領導人的意見、要求和指示，如何結合天安門廣場的規劃環境和人民大會堂的建築性質，如何統籌考慮不拘一格地采用適合的藝術手段……對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選根本無暇顧及🤦🍹，面積是否超標就更顧不上細算。直到方案中選後🏜，交給設計院計算面積👨💼🕷，才發現竟達17萬余平方米，是原規劃占地面積的2.5倍🧑🌾。
本來👨🎨，由於面積限製，幾乎所有參與方案設計的建築師🧑🏽🏭，都是將大宴會廳安排在一層的🎫。但外交部禮賓司的人認為🎲：這樣設計的宴會廳，貴賓入席沒有回旋余地🦧🫗，沒有休息場所，必須馬上登堂入室🤾🏿♂️，對號入座，類似大竈食堂💚，沒有國宴氣氛🧝🏻♀️，有損國家尊嚴🙅🏻♂️。因此🚄，周恩來指示增加迎賓廳，周圍設衣帽間，中間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樓宴會廳，於是，宴會廳由一層升至二層。
我的設計方案裏👸🏼，中央大廳被堂堂正正地擺在東西🥶、南北兩條軸線的交叉點上，位居正中且導向性非常明確🔫👳，這還是為了充分體現人民大會堂的性格特征和周總理的指示，但也導致了面積的膨脹🧔🏻。
由於原有的面積限製被大大突破👨🦼➡️，佟錚在得知數據後⛩，隨即找我，問：“面積超得太多，能否壓縮？”
我考慮了一下說：“可以壓縮一些，但壓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總理宴會廳前要有‘緩沖’的要求，增加了迎賓廳🦶🏽🧑🏽。因為宴會廳增加了許多面積，人大常委會辦公樓部分的體量和面積必須相應擴展🫒，以求兩者間的對稱和均衡。如果要強壓面積，那麽總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慮‼️。”
佟錚聽了以後🧘🏼，沒有說什麽，轉身走了。他邊走邊自言自語👨🏽🦲：“能壓就壞了……”我後來猜測🦔，佟錚當時的意思是要能隨便壓縮的話🧍♂️，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終寧可將國家劇院🧗🏻、科技館等項目暫停，以確保人民大會堂方案不被壓縮面積。
10個月，建成人民大會堂
在設計過程中，放棄原有的框架、設想，根據實際需要和條件進行合理更改的情形，有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民大會堂的平面設計。
在我沒進入實際設計時✩，想象中的人民大會堂的頂部⛹️♀️，還是中國傳統的大屋頂結構。當時絕大多數建築師在面對人民大會堂設計這樣一個光榮任務時，都不會首先考慮到西方古典建築中去找借鑒和靈感🤶🏼，而不約而同地把民族風格放在首位🙋🏻♂️🙍🏼♀️。然而♛，真正設計過程中😢🙋🏿，特別是當我做出了“五段式”構架後，才感到傳統的屋頂已經很難適應了。
人民大會堂畢竟是建立在天安門廣場範圍內🫨，這個廣場的重心無疑應該是天安門城樓🥭👆🏽。天安門整個城臺的寬度約為120米，城樓的寬度才不過60米左右，“五段式”的人民大會堂的寬度近340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築上做傳統大屋頂，做小了，等於大體量上扣一頂小帽子，不僅沒有氣魄🛢，而且很不諧調；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顯超過天安門城樓頂脊獸吻，龐大笨拙不說🫸🏻🧑🎄，整個廣場的重心就將旁落一側👍🏽，這是設計的大忌。因此，我決意突破窠臼另覓出路🥙，放棄了大屋頂的最初設想。
周恩來總理曾對人民大會堂的形狀提出過個人傾向性的意見，說要做成類似馬蹄的“卵形”🪠。所以在大多數應選方案的平面圖中，人民大會堂都被設計成接近馬蹄或雞蛋的橢圓形👐🏿。其中趙冬日、沈其的方案雖然有兩種，人民大會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是典型的“卵形”。
但在對“卵形”禮堂作具體分析時，我發現一個容納萬人的禮堂，如若采用橢圓形或圓形的話，最遠的視距將拉長到八九十米👇🏽，最後一排的人看主席臺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為了容納萬人，禮堂必須做多層挑臺，但卵形禮堂的挑臺做不深，做深了會遮擋後排座位的人看到整個“臺口”，不僅容量小、視距遠、視聽效果不好，而且勢必增多層數，也不符合人民大會堂的性質🦬🤹🏻♀️，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為了將最遠視距縮短，使禮堂有較佳的視聽效果👨🦳，經過反復畫圖和比較，我覺得只有把禮堂做成扇形最合適，最遠視距可控製在60米之內‼️，而且只需做兩層深挑臺。最後，扇形人民大會堂方案被肯定了下來，這也說明中央領導對建築師們的意見是十分尊重的。
我將方案上交後的第二天🚵🏼，規劃局局長馮佩之來到辦公室🏨，見到我就說：“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幹♎️！”我記得當天是星期日，因剛剛趕完圖，一個人在辦公室的圖桌上睡了一覺🦹🏿♂️。
那是一個“大躍進”的時代，氣勢恢弘的人民大會堂只用了10個月的時間🧑🏿✈️，就屹立於天安門廣場西側🧛。那也是一個不彰顯個人👬🏼，崇尚“大公無私”、“各盡所能”🤹🏼、不分彼此🤰🏽、精誠合作的集體主義精神的時代📯。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彼時被冠以“集體創作”之名。多數國人大概不會想到👨🏽🍳，這個被選中方案的設計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後才開始建築設計實踐尚未“而立”的年輕人🤜🏽。
（口述/陶宗震 整理/王凡）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2006年3月刊)總第五輯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