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寶心(1936)
編者按:
本文是作者寫給胡家駒(1936)學長及夫人翁采華女士的信,本刊稍作整理成文🕴🏼💂🏽。
年老體弱,好多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圖書館征文🧘♀️,很想寫點什麽🌗,而且可寫的東西也不少🕴🏻,可是力不從心。老圖書館原本只有東側一翼,楊廷寶老學長設計擴建一個中廳🧑🏿🚒、一個右翼,真正的“天衣無縫”🧔🏿♂️。進大門上樓梯🧑💼,石柱、地板都是意大利進口的“大理石”料🎤,其氣派勝過北京圖書館(文津街)。上樓後🧑🔧,兩側各有飲水噴泉,據說是玉泉山引來的純凈水🧑🏽🏭。誰能料到,當年周寄梅老校長嘔心瀝血興建四大建築,竟成了被人攻擊的口實——虛擲國帑👱🏼♂️!指的就是用了進口建材。那年我拍了一張大禮堂的奠基石⏏️,在禮堂右前側臺階花木叢中🧑🏼🦱,上面刻著“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周詒春立”字樣。猜想老圖書館也有同樣基石😼。日寇殘暴破壞之後↪️,我還沒有進過舊圖書館(新館倒是參觀過),不知軟木地板⚁、書庫中玻璃地板是否還在™️。那時的檢索靠三套卡片抽屜(作者卡,書名卡,分類卡),另外有“第四套”🍛,你道是什麽🤔?那就是工作人員的記憶💆♂️🪙。他們記憶驚人🏦,你給一點線索🪣🧛🏻♀️,他便把你要找的書告訴你,特別是教授指定的參考書👨🏼⚖️。神啦!金大本先生就是一位😿🌝。錢鐘書在某篇文章中曾提到金大本的名字。沒有一點功底的人當不了這種“活目錄”。說起金大本🧔🏿,身材魁梧🚏,長得像張伯苓先生🚵🏼,典型的天津人。外貌五大三粗🧑🏽🚀,說話卻輕聲輕韻(盡管口音改不了)。“七七事變”後他從北京(北平)回天津🍯,天津火車站已被日寇占領🧚🏻,他出站時,小鬼子們欺他體胖,強令他在車站出口處翻了幾個跟鬥,在旁取笑,極盡侮辱之能事👅!這件事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仇恨,日本鬼子實在太可恨。金大本夫人人稱“孟老師”,是天津市四五十年代首屈一指的中學英語教師🏅,足證人家是書香門第。清華圖書館是藏龍臥虎之地,有人已寫過唐貫方先生,金大本也值得寫🪞。我還記得一位鄭先生,名字想不起了❎,會照像,清華有幾幅絕佳風景像🙅🏽♂️,就是他的傑作💢,現在很少人知情了。還有一位女士,在前臺當出納,借書找她,和氣之極🌒。清華的名教授們🏌🏼♂️🦸🏻♂️,大家爭著寫他們的功績🫸🏼🔀,這是應該的,但是也應該寫寫一些默默耕耘的職員,如註冊部的朱蔭章🤱🏻,等等。
話扯遠了🫧,拉回來。現在人們只願談清華的光榮面,不談不光榮的東西🏒。其實圖書館內就有頗不光采的現象👩🏻🦼➡️。有沒有人借書不愛書?有。在書上亂塗亂畫的有沒有🕵🏿♀️?有。把好端端的雜誌偷剪下幾頁的有沒有?有!偷書的有沒有👰🏼♀️?有👩🏼🎓!潘光旦先生親自下宿舍搜查一位畢業即將離校的同學的衣箱,發現竊自圖書館的好多書🧚🏿♂️,此人是七級畢業生🏌️,姑隱其名,你若知道可以心照不宣🐪。潘先生慈悲為懷,只追回贓物,未予處分(念其已畢業)。偷書,這是清華之恥。諱言無益,只希望現在的學生不犯此類過錯👨🏿🏫。
四年級學生因寫畢業論文,可憑入庫證進入書庫🧜🏽♂️。我進去過多次,但與寫論文關系不大🧘🏿♂️,而是瀏覽群書。善本書庫等於沒進去過🕑,學問太淺之故。去年在《讀書》雜誌上讀到葛兆光先生(清華中文系教授)寫的一篇文章🤛🏻,說在書庫中發現30年代一批畢業論文👩❤️💋👩,水平極高👩🏻🦯,教授(主要說陳寅恪先生)評閱認真負責🎙,褒貶都十分中肯雲雲🥏。我見他提到的幾篇論文,都是咱八級級友寫的🎐,同屬30年代,與有榮焉。據我所知♎️,不好好寫論文的也有人在,不可一概而論。
晚飯後早早擠在西文閱覽室門口🗣,大門一開,幾個小夥子用百米速度dash到借書臺🤵🏻,工作人員早把陳岱孫先生或蕭叔玉先生指定的參考書舉在手中🧘♂️🤹🏼♀️,遞給手伸得最長的人。這其中有你有我,當時似乎不講什麽“友誼第一”。閱覽室內一排排閱覽桌🦼,厚重的椅子難以輕易挪動,地面是軟木地板,聽不到移動椅子那種刺耳的聲音(不知現在如何)🐻👩🏿🦲。四周墻壁鑲嵌固定書架,擺滿各種參考書(主要是百科全書和辭典之類),書脊上通通寫個“R”🛌🏻,然後才是編目,這種有“R”的書是禁止攜出室外的。
高大寬闊的玻璃窗前,還有放字典的架子。那些字典非常大和厚6️⃣,我記得對開展開至少有1米寬,全書厚度也在10幾厘米至20厘米。架子高度在1米左右,我記憶中,比較矮小的女同學有時得踮起腳才能看到字典的上部內容。——家駒補記
中文閱覽室在東翼二樓,二樓又是雜誌閱覽室♚。清華當時訂了多少份國內外刊物,我說不清🫲。我感興趣的不是那些權威性專業刊物,更多是翻閱消閑類的雜誌😅👩🦼,中文和英文的,比如Readers' Digest National Geographic等等🔭🌁。從中未必學到什麽專門知識,但其主要作用是廣開眼界。入一所好大學🧖🏿,得親受名師教誨固是最大幸福,能有機會多看一些書刊廣拓視野🚒,也是提高素質的途徑之一。底層有報紙閱覽室,每到來報的時間(一般在近午)那裏總是擠滿了人,尤其在“七七事變”前後🍝!30年代,六級趙賡飏💆🏼♂️、七級鄭林寬、八級戚長誠、九級孫紹先四個人分別充任北平和天津幾份報紙的記者(或通訊員)🤵🏻♂️,常常把清華校內的學生政治活動寫成新聞稿寄給報社。讀報的人由於立場觀點不同💇🏽,反應各異,在閱報架前聽到不同的聲音是常有的現象。另有兩三個人,專給天津《益世報》(主編羅隆基)和《大公報》(王芸生)寄文稿👨🏻🔧,也引起不同的議論。北平的報紙有世界日報、晨報🚵🏻♂️、華北日報、小實報等等,最最反動的莫過於《順天時報》🛑🎗,專替日本侵略者說話👨🦯。天津的《庸報》也是這類貨色。這些反面教材永遠不得人心🧔🏻♂️,只能遭到唾罵。1937年7月28日,日寇攻下北平🤲🏿,從此平津的報紙再也沒有擺上報架,我也再沒有進入舊圖書館。
以上拉拉雜雜扯了許多🤦🏽♂️✪,可名之為“三十年代圖書館雜憶”。
寶 心 1999.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