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徐有光（1967電機）

1961年8月中旬，我幸運地接到了意昂体育平台的錄取通知書。沒過幾天，上海《解放日報》登出一則啟事，大意是“意昂体育平台今年錄取的新生，請到番禺路上海交通大學招待所集合，商議如何集體乘車赴校報到事宜”。我準時赴會。接待的是清華校長辦公室一位姓宓的老師，赴會的有十幾位新生。宓老師要求我們回各自中學準備些標語、旗幟之類物品，以便在火車站集合時用。臨行那天，在上海老北站廣場，我們分系組織了新生集合。在車站工作人員帶領下，從一個側門順利登上了火車。到北京時已近午夜，清華派了許多輛大巴，將我們這批不辨南北的新生及行李接到了大禮堂。我們到附近某地喝了些熱稀飯，吃了些饅頭鹹菜，然後在大禮堂休息。至天大亮，各系師生到來，將所屬新生引領至各系住所安頓、報到，開始了全新的大學生活。

徐有光學長一九六一年入學照

2007年返校參加畢業40周年紀念活動時徐有光學長（左）

與張軸材學長（1967自控）合影

寒暑假要回上海，當時火車學生票半價（9.90元）。後來開設學生專列，只有開車時間，沒有到達時間。車在鐵路上鉆空子開行，走一段算一段。京滬間大約要開40~50小時，人稱學生“特慢”車。當時，列車員還要求每節車廂推選一位乘客代表，協助列車員處理一些額外事情。我們各系上海的新老同學自發地組織了集體買票回滬及返校事宜，鐵路局也願意我們這麽辦。

然而，1963年夏天，事情變得復雜了。幸虧我們已有一個自發的組織，不然，某些混亂將是不可想象的。當年北方洪水泛濫，濟南附近的鐵路大橋受損，京滬鐵路暫時中斷。且好多天仍無通行消息，而學校開學在即。上海及周邊浙江、福建、江蘇等地的師生，很多都是從上海坐始發車返校。隨著受阻日增，大家漸漸地有些躁動不安。此時，由土建系1966屆的劉滬生領頭，數力1965屆的王安耕，數力1966屆的倪水林、陳康民、朱靜民，熱能系1967屆的馮康甫，土建1968屆的朱靜遠（女）和我等人，組成了一個上海返校事故應變小組，一方面和學校、鐵路局保持聯系，另一方面上情下達，讓大家知曉事情的最新進展。

經與鐵路局多次聯系，稱可發專列經濟南到煙臺，從煙臺上貨輪到塘沽，從塘沽再接駁火車到北京，再組織大巴將人從北京站接到學校。但這貨輪、大巴要自己另外付錢買票，鐵路局不管。這些過程都需要認真組織，不然，任何差錯，耽誤時間事小，萬一出一點安全事故，那就不好辦了。

方案既定，我們經常在復興中路（嘉善路口）劉滬生家碰頭開會，不停地向校長辦公室匯報請示。記得有一次開完會已是晚上10點多，要向校長辦公室匯報。但公用電話站和郵局都已關門，我們只得沿路尋找。最後找到淮海路國泰電影院斜對面的老大昌咖啡廳，那裏有電話可打長途。經我們說明後，也同意外借。這個電話打了約半個鐘頭，打擾了不少顧客，很不好意思。我們借用了一所中學的大禮堂，面對面地和廣大師生說明事情的最新進展，並征求意見。就在開會期間，在和校方聯系的電話中，得知學校決定延期一周開學，參會的人都歡呼起來。

當時，等在上海要返校的清華師生約有1500人，足夠一趟專列。考慮到有些尚未聯系到的散戶，我們在報上登了一個通知，告知集體買票的時間、地點（地點記得是在上海老北站附近的華師大一附中）。所謂的集體買票是我們收齊所有票款，第二天到鐵路局辦公室一次性地買回全部車票，再按系及散戶名單將票準時送到每人手中。當天一共收到了一萬幾千元。當時可是巨款，我們誰也不敢帶回家，只得存銀行。而這樣的隔夜活期存款，只能到上海南京東路雲南路口的那家中國人民銀行辦理。由於多是零票散錢，裝了滿滿一個旅行包，各人身上還帶一些，從老北站華師大一附中沿浙江路坐了幾站車到南京路下車。倪水林提包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左右兩邊當保鏢，護送旅行包到達銀行。銀行出了三個小姑娘點錢，半個多鐘頭才點完。劉滬生拿印章，倪水林拿存單。第二天一早等銀行開門，印章、存單會齊才領了款。盡管才存了一夜，銀行花了不少力氣，我們不但沒有交費，還領到了幾塊錢利息，不亦樂乎。

超慢的學生專列到達煙臺（不是煙臺火車站，而是海港貨運碼頭），等待我們的是一艘貨輪。上船一看，是甲板下一層很大的貨艙。鐵板上有些基本的草席鋪墊。好在是夏天，又都是年輕的學生，大家鋪些報紙，就著行李就睡下了。記得是黃昏前上的船，第二天天亮下輪船，踏上了塘沽碼頭。在碼頭上了火車“蹭”赴北京。出北京站後，廣場上有我們組織的大巴在等待，但要付錢，大約是公交車費的兩三倍。劉滬生說先上車，下車再收錢。於是，一行車隊浩浩蕩蕩開向清華園。大巴的票款沒收齊，但大家總算平安到達學校了。

經過大家的努力，這次曲折的旅行總算安全圓滿地完成了，我們很高興。這一個暑假，我們幾乎沒怎麽休息，自己還貼了不少電話錢和車錢。但能為大家辦點實事，又學到不少經驗，心裏還是很高興的。經過這一次的鍛煉，以後正常情況下的返校工作，也就駕輕就熟了。

轉眼到了1966年。快到放暑假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8月份，全國“大串連”開始。除飛機外，乘坐火車、輪船、長途汽車、公交巴士等交通工具都不要錢。乘火車免費，但要到學校某個地方去領票，持票上車。從北京出發，車票只分成五六個方向，如哈爾濱、上海、福州、廣州、重慶、烏魯木齊等。每個方向只有幾個大站，一般只是省會級的。火車的時間也很難準時，往往是車站工作人員讓上哪個列車就上哪個車，說啥時候開就啥時候開。學生串連到外地，除了吃飯要自己掏錢以外，其他基本上不需要什麽花費。

我也想領票出去走走。到清華的領票點一看，秩序十分混亂。我和馮康甫一看這情況，當年的熱心勁又上來了——我們來管幾天。這一管就粘上了手。結果，到大串連結束，我們倆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北京，一天也沒有休息過。

當時的清華園處於其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工作組已不管事了，造反派的委員會還沒有成立。整個清華園最高的權力機構，可能就是“對外接待站”了。對外接待站設在西主樓和二校門之間的汽車樓，站長是一個戴眼鏡的學生，一共十來個人，都是自發熱心來幫忙的。沒有選舉，也沒有任命，也沒人任命。我和馮康甫兩人就算交通組的全部了。主要工作就是統計匯總各個接待樓的車票需要，每天定點上報北京鐵路局，然後領票、發票。後來包括預定大巴，送外地師生集體上火車站乘車。清華行政處的處長，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幾乎天天來對外接待站，從站長處領受任務。

“大串連”開始後沒幾天，北京鐵路局召開了一個會議，出席對象是各大專院校對外接待站負責交通的同誌。主持人是北京鐵路局的鄺局長，還有北京公交公司的負責人。討論的題目是如何做好各個對外接待站的交通工作。鐵路局、公交公司希望聽聽需要他們做些什麽，而不是反過來。會議決定將北京的大專院校按地區分成幾個片。清華與周邊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等6個院校組成一片，清華算是片頭。每天，鐵路局的車票分到片頭，由片頭再分發到片內的各個院校。北京鐵路局、北京公交公司大串連辦公室設在東單路口西南角，東單體育場內一個很不起眼的類似於傳達室的兩間小屋內。地址、電話希望我們一定要保密。散會時，鄺局長還給我們留了個能直達他本人的電話，讓我們有大事可直接找他反映。當然也希望我們對這個電話號碼保密。

工作就這樣搖搖晃晃地摸索著進行，每一天都有事。由於交通組每天都要接待不少串連師生，人聲嘈雜，後來就搬到了同方部北側平房（即“二院”）中的一間。票數統計（包括本校各個接待樓，以及周邊的6個院校），很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和細心的態度，我和馮康甫兩人有些難以招架。正好此時，校團委有兩位女同誌來交通組問有沒有什麽事可幹，這真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以後，這兩位同誌天天準時來。當時沒有計算器，更沒有PC機，票數統計全靠手打算盤。總數出來後立即打電話上報鐵路局的東單辦公室，包括哪一天、什麽時間、有多少人需大巴接送至北京站上車。這個大巴的需要量也不能小覷。每次來大巴車隊，我們照例要到場，看現場有無意外情況發生，看車隊是否晚點或車子夠不夠用，和東單辦公室保持聯系。直至把他們全部、安全送走為止。有一天一次來了46輛大巴，好像送幾個來自廣東的大團。時值傍晚，車燈一開，宛如一串長龍，遊轉在主樓廣場前，人聲鼎沸，煞是熱鬧。汽車樓的接待站內，嶄新的被子堆得鋪天蓋地。有時大巴車隊要半夜送人，我們就不能回宿舍睡覺，太遠。我就睡在新汽車樓的被子堆裏，又暄又暖和。分票又是一件頭疼的事，因為下發的車票數總是遠小於我們的上報數。所以，在分票時也層層打折。但要在各院校、各接待樓之間平衡，也只能今天少明天多地調和。大家也發揚些風格。當時常有火氣大的學生來要票，也有全國各地來的少數民族學生來要票，還有些特殊情況的來要票，都很頭疼。實際上，很多串連學生間都互相換票。所以，說是讓串連學生北京取經後返校鬧革命，但實際上是全國大流通，流向流量都很難控製。

“大串連”從驕陽似火的夏天開始，直至寒風凜冽的冬天結束。持續達幾個月的史無前例的全國人員大流動，終於在全國人民的超常努力下圓滿地完成了。這是一場特殊的戰役，是一場在幾乎沒有任何通常行政領導下，由群眾自發自治式地完成的一個大戰役。我有幸參與了在清華歷史上一個特殊時期的一個特殊戰役，做了僅僅有關交通這樣一個小小環節的事，卻令人終生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