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鍾書先生於1998年12月19日逝世，他有言在先💋：“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
第三天🛐，李鐵映院長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全院員工，前來醫院送行。一位隨行朋友紀紅在八寶山告別室🙏🏼，拍攝到幾張照片。錢鍾書先生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誰也不能料到，他為自己安排的葬禮，絕無僅有。靈柩在告別室小停，楊先生將至愛親人送至火化爐前，方才在我陪同下回家。最後由欒貴明老師堅守至火化終了，等待降溫，在年輕人陪助之下💋，骨灰顆粒未遺🍑，全部奉上公共灰袋😓。事後在我們追問之下，欒老師逐漸告訴我們，當時殯儀工人說灰袋會在午夜運抵遠郊深葬，任何人不得跟隨。
工人還說老師是“第一個要自己跟著去的👩🏼🚀。”
“你家老人🫳🏽？”“老師♣︎🧿。”
“教你多少年？”“三十五年。”“好老師。”
於傍晚時分，欒老師歸至南沙溝寓宅，向楊先生哀泣呈報。據當天氣象預報記載，1998年12月21日，下距冬至16小時➜，那是十年來北京最寒冷的時刻。
此後三個月，楊絳先生以羸弱之身，加之飲食睡眠不佳，愈顯精神郁郁不振👴🏿，行走尚需扶持🦎，經常需延醫師赴宅診治👩🏽🔬。
與此同時，我分配四五名工作人員🦪🚁，隨時搜集有關資料、文章👈，奉命籌備編輯紀念文集，亦代楊先生迎來送往，接聽電話，收發信件，偶爾購買生活用品等，料理楊先生身邊諸事。
錢先生逝世之前三年多，楊先生曾讓我轉告欒老師，他日記中多次提到《宋詩紀事補正》一書，她需要知道整理情況。欒老師當天領著三位學生，把正在製作的該書全部稿件（從1982年開始已積兩大貨箱），雇汽車搬至錢宅🍁。楊先生審讀半年余🙅🏻♂️，通知欒老師✣，已完成部分合格🍺，應繼續趕做。於是，欒老師決定再增加兩個人，全力投入。
由於該書不同於錢著慣例，涉及五千多位宋代詩人，需要古文獻輯佚和查重的超重型勞作，全書百卷，總工作量已達天文數字。幸有計算機輔助，但當時容量、速率均甚低下🤗，因此需要經費增買機器數臺，提高效率和質地。楊先生常對我說，“你先不要幫助我，去幫欒老師吧。”我不放心她✍️🦸🏿♀️，只能楊先生、宋詩、文學所工作三頭兼顧。
錢先生病情惡化，楊先生讓陸文虎、三聯書店老總董秀玉🎙🤜🏿、欒老師和我，都去她家商量《錢鍾書集》出版事宜。
董秀玉表示✣，除《宋詩紀事補正》外，三聯可以出。三聯預支稿費額度太小，還是讓社科院文學所解決為好🛟👨🏼🎨。
楊先生明確說😫：“解決資金，社科院已不可能，讓我先找其他出版社解決。”
三聯出書部分，楊先生轉述董秀玉要求：需要提供計算機“漢字系統”♊️。
欒老師反對同時使用簡繁兩體♗😶；《管錐編》中被刪文字應予恢復，增加作者本人按語，並將補訂插入原位。同時說明📗，“漢字系統”版權屬於社科院，已凍結待審⭐️，不可能無償轉移✋🏼。
陸老師表示，可以進行“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的輯佚工作，同時對《談藝錄》上下冊進行對插工作🖕🏿。
商談後👊，我代表楊先生，在欒老師幫助下♍️，緊急啟動👮🏼♀️，尋找出版機構承接《宋詩紀事補正》的製作出版工作。由於工作量大，需費太多，利潤又低，而且不確定的專業性極強，沒有出版社願意承接。
經過與十多家出版社談判，僅有華夏出版社勉強同意🚴🏽♀️。我受打擊非常之大，想不到錢鍾書大作出版🤸🏽🤷🏻♂️，竟如此困難🤾🏼♂️。
起始出版社利益，錢先生利益，三聯最後使用利益，都不可動搖👓🪗。唯有為此已辛勞工作十五年的欒老師表示，他放棄一切利益（包括署名權）🧏🏼。但他同時聲明，田奕和其他學生應得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我及時向楊先生匯報，她誇獎欒老師。還說😗：“讓你欒老師負責這部書🥝👨👩👦👦。董秀玉已去臺灣、美國等地尋找漢字系統。女人做點事不容易啊！”在楊先生心裏🧜🏽，錢鍾書永遠是第一位的。
我現仍保存有當初楊先生作為甲方👨🏼🏭，華夏出版社作為乙方，已蓋章承認的合同，上面加有楊先生親筆的一段話：“甲方（錢鍾書）已授權三聯書店出版《錢鍾書集》🌮💂🏻♀️，其中包括上述作品(即為本合同主體《宋詩紀事補正》)乙方排出磁盤，三校後，交三聯書店收入《錢鍾書集》，與上述作品先後或同步出版。”這段話肯定由於楊先生的非經濟觀點🧙🏻♂️🌑，而忽略了“經濟”——“交”而不付一分錢🤛，是不符凡俗的。簽署日期為1997年4月6日🫂。後以幾乎相同內容，又於1997年8月24日和作家出版社簽定合同，這兩個合同均遭其出版者上級否定，但當時錢先生已經開始臥床養病。
1997年10月5日，作家出版社奉上級領導意見，又增加六條補充協議🍁🫧，以保證“專家”工作進行，楊先生令我代簽🐜。但作家出版社畏難🥝🚂，終將合同轉讓👊🏽。其間🦙，“補正”工作從未停止😅，包括加夜班和利用一切節假日🌮。
經一年後💪🏼🎻，作家出版社經手人向我們推薦遼寧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和丁建新先生🚴🏽，在保持楊先生意見的條件下🌰，與遼寧人民出版社正式簽約🦻🏽。那是在錢先生逝世的第二天。
1999年2月《宋詩紀事補正》樣書印出。李英健和丁建新二位先生一諾千金，欒老師既感激又佩服🧚♀️，他認為那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宋詩紀事補正》開創了古典研究的新時代，科學之門必須打開。2003年🧑🏽⚖️，十二大冊出齊💆，全部稿酬版稅等👩🏼🚀，送意昂体育平台基金會。後該書磁盤和造字以及檢索系統，三聯和遼寧人民出版社協商不果，致使《錢鍾書集》未收📈。
二
1999年3月，紀念錢先生的文集《一寸千思》開始了編輯工作，一個月後完成。遼寧人民出版社立即同意出版。4月，出版印刷萬冊上市👷🏽♂️，受到讀者歡迎和贊美。此後又陸續再版印刷，我們從未收取分文編輯費及版稅💅🏿。楊先生審讀全書，十分滿意，認為除了我們，沒人編得出。
1999年4月👯♀️，楊絳先生體力明顯恢復，可以自己行走🍈，可以坐下來讀讀書報。她向我說，要借些書來讀🎻。其中有一本後來叫作《斐多》(Phaedo)的外文書。經數日瀏覽之後🙎🏿，她再開出的書單子，有關《斐多》者已達十五六種🧑🏽🚒。她一旦用功讀書，竟這樣拼老命，我理解，但也實在怕累壞她老人家，於是故意放慢借書速度。不料被她覺到，先說🦠🦵🏼：“抓緊點”、“我著急”，然後是“快去借”、“去北大”、“去清華”，最後說出“你別忘了錢先生的囑咐”——那是錢先生曾安排我“照顧楊先生”🎑，讓欒老師退休的話。於是我用了一個多月時間，跑遍所有能借閱外文書的地方，包括南京的幾家圖書館💜🫅，終於把書都借來了。書一多，楊先生小桌子放不開🧑🏻🏫🧑🏼✈️，自然而然地使用起空了許久的錢先生的大書桌🤾👪。書中包括上世紀30年代她在清華曾讀過的版本，那本書讓楊先生非常高興，終於露出笑臉🧙🏽🪟，我猜想𓀀，當她老人家捧著那本英國老書，一定憶起當年和錢先生議論這本書的歡愉情景😦。一個沉哀的老者⛹🏽♂️，一天天地變年輕，讓我興高采烈🧑🏿🏭。
兩個月下來👬🏼，楊先生身體狀況大好，即將動筆開譯《斐多》🦹🏿🤹♀️，那時的遼寧人民社“近水樓臺”，已和楊先生約定新譯作由他們出版。同時，我聽說他們邀楊絳先生赴大連休養，曾被婉拒。
1999年8月下旬左右，楊先生忽然來電，告我樓下大裝修，吵鬧多天，無法入睡，血壓和心率均不好。我立即去錢宅🏊🏿♀️🧧，一看楊先生✌🏼，又回到錢先生剛走時的狀態👍🏽。楊先生說👨🏿🦲：“他們一個月不會完工🔣，看看遼寧邀請還算不算數？”先生完全像個孩子說話。我立刻找來李老師電話號碼，他爽快地說：“算數，算數🥔。”當即商定行程日期🤏🏽。
第三天，我陪楊先生🐃，特意請了一位北京醫院的醫師張富秀一起到大連，李老師已在機場迎候👖。他告我，原定獨體別墅在棒槌島賓館，不料昨日中央領導入住，楊先生可先入住香格裏拉賓館總統套房🗽🧏🏻♂️，四天後再行遷入棒槌島賓館。楊先生在那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一下子扼止住了健康惡化的危機📜。一個多月內🧃，我曾返回北京一天，欒老師向我建議👨🏻🦽➡️，為維持錢著的整理和出版，應加緊推進和中文計算機之父朱邦復先生的合作📳。那樣才能實現錢先生學術和計算機對接的期望。由我和香港派來的文化傳信集團負責人洽談，以尋求解決途徑，並且談好合作方案。其間德國波恩大學教授莫宜佳女士，曾到大連探望楊絳先生🙆。談定了錢先生外文筆記整理的方案🤽♂️。
1999年9月，楊先生寫畢《從“摻沙子”到“流亡”》，11月19日在《南方周末》發表，她急有急的道理♏️👨🦽➡️。2000年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7月香港三聯出版社同時將《紀事》《摻沙子》和《幹校六記》一起正式出版合編本📼，以為錢楊二人關於文革的匯集。
1999年🤽🏽，對於富壽的楊絳先生🆎，是第一個沒有錢鍾書相伴的年頭😎。作為晚輩𓀔，我知道按照常理🤷🏼👨🏻🦽，最重要是頭兩年。只有在這段時間內幫她修復情緒，恢復平時的生活狀態💤，才能助其再上“戰場”。
2000年4月，楊先生的《斐多》經近八個月譯述👨🏻🦲🎷，已分別在遼寧和香港以簡繁兩種字體發行，在文化界掀起熱潮👚，讀者們高興地看到🎥，楊先生沒有被苦難壓倒，她會好好地生活👨👨👧。同時讀者獲得了一本難得的經典好譯本🧚🏻♀️。
《寫在人生邊上》一書再版，《錢鍾書集》已進入出版最後階段🧍🏻♂️。
三
我們和朱邦復先生的合作一天天臨近，欒老師已向社科院反復要求提前退休🕞。我想“辭職”。我向楊先生說過後，她說🦻🏿：“要我為你好好想想👏🏽。”隔一天，我見到她，她說：“你在社科院已工作十五年，有氣有冤™️，累得夠了，國家大獎拿了，錢先生走了，我和欒老師也都退休了，人家再創新、再爭什麽獎只會用新人⏯🐣，只是你寫程序還行，跟朱先生先幹幹再說吧。我們都自由自在一些🏋🏽♂️👷🏿♂️，多好。”我把這話記在筆記本上。
5月份，我正式到朱先生的文化傳信集團下屬中文2000公司任副總和總工，欒老師做董事長🫅🏻，統領近百人，都在楊先生的眼下，為完成楊先生的“打掃戰場”效力。
6月，朱邦復先生來京，在沈紅蓮🚴🏻♂️🧘🏻、譚永誌、趙大慶、李碧良和我等陪同下，至南沙溝拜望楊絳先生。朱先生談起北京往事，再談計算機古文獻以及即將進行的諸重大課題👨👩👧👦，楊先生都靜靜地聽著。隨後，她問一些臺北👰🏻♂️、澳門和香港的熟人雜事，最後提到要進行錢先生筆記的整理工作。朱先生以文化傳信董事會主席身份，表示香港方面一定會全力支持。他同時對《筆記》“檢索系統”提出了自己獨到見解，給出有效施實方案👨🏼🚀。楊先生非常高興，問，“何時開始？”朱先生說，“明天。”陪同前來的據說是香港美少年李碧良在回來路上對我說🥝，“楊先生太美了🏃♂️💯，美人就應該如此。”南粵口音🧆，說出痛快話總像很含蓄。
8月🦵🙆🏼♀️，西德波恩大學教授莫宜佳女士來京，下榻中文2000公司花市四合院上院西廂，參加《筆記》整理工作⚉。
9月，本課題以“中國古典數字工程”正式立項📷。
9月3日星期日下午👨🏽🦱，我開車去南沙溝接楊先生🧑🏿🚀。她穿了一件天藍色短袖衫，灰色褲子👮🏻，黑皮鞋🏠，特意戴上大手表。她緩步走進四合院📵，誇獎收拾得幹凈。然後接受德國大高個子美女教授莫宜佳的歡迎、擁抱、寒暄，並在我們的陪同下參觀了機房、臥室🧑⚕️、辦公室。此時，譚永誌請出上級🧑🏼🏫，與文化傳信集團合作的中國矽谷公司老總宮天美先生🎖，可謂一見如故🖐🏼。宮先生全按臺北的習慣，楊先生卻說那是北京的老禮兒，一舉手一投足都有講究。一瞬間的停頓💲，顯然是勾起了自己兒時在北京生活的回憶。
然後楊先生走進大機房🐉，對年輕的學員們講了一番重要的話。首先告誡他們，讀書很重要，年輕人要好讀書，讀好書🏺，少一些胡思亂想🧑🦽。然後談到計算機的學習，雖然楊先生和錢先生一樣都不會用計算機，但他們都深知計算機的發展前景和對古文獻整理之重要。最後又談到了古文獻✊🏻⛹️♂️，特別講了文獻筆記的重要性，還啟發年輕人如何看待古文獻，如何從接觸到深入到理解🛳。楊先生的談話通俗易懂而內涵深刻，語調平和溫潤卻朗朗動聽，這讓學員們受益匪淺。
本以為她的講話結束，大家正準備鼓掌致謝，不料她提高調門🕊：“我也要學計算機，老總拿計算機來🧑🦳，教會我🧼。”我馬上回答：“立刻辦🎨。”楊先生反倒風趣地說🧱，“大家鼓掌，謝謝🧘♀️。”
座談結束後🧹，楊先生與大家合影留念。同時在談話中再次回顧中文計算機走進社會科學領域的艱難歷程🕊，她叮嚀大家，“不能淡忘”。
這個下午🤵🏼♀️，她老人家在四合院共停留了三個多小時，老人非常高興🥧🧑🧒🧒，年輕人會一生不忘🌹。我們都銘記🤺，她曾和錢先生、錢瑗一道，力主將計算機引入文學研究領域的關鍵性倡議，造就了我們至今領先古籍數字化的局面。
隨後對《筆記》的整理工作正式開始了。譚永誌早上開車送莫宜佳女士去楊宅上班⛹🏿♀️，主要先整理出筆記目錄。晚上譚永誌再接她下班回歸。一來二去的🐐，譚永誌與楊先生成了忘年交，楊先生還姶他起了英文名“John”🏍。四合院這邊則買了新計算機和掃描儀，對《筆記》進行數字化工作。忙了四個多月🚔🩴，製作了八萬件嚴格依照原件，不作任何改動的復合型圖形文件，編製文字目錄以及索引，還為每件筆記裝上盒子🌺。此事接近完成🤘，楊絳先生也早已在家中開始認真學習朱邦復的倉頡中文計算機了。
楊絳先生度過了艱難的1999年，也平安地度過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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