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命裏的“七七”》齊邦媛等著華文出版社
2018年5月4日，中華書局推出線上產品《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簡稱《數據庫》）第一輯，含四十多位重要人物🤲🏻，長1300分鐘🎑。打開視頻💁♀️，人們可以重溫這些人物對這那段歷史的生動敘述🕺🏽，以及他們用跨世紀的眼光審視當下的遠見卓識。
《數據庫》將我采訪的資源提供社會共享，對人們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提供重要的歷史依據🫃，這是我長期致力此事的一個交代。深可慶幸👨。然而，我要提醒人們：所有的戰時大學都值得我們崇敬與紀念。所有戰時大學的歷史都應該整理🧑🎓。烽火連天時🐄，撤離敵占區的大學不止一個西南聯大🧑🏻⚖️，還有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同時組建的西北聯大，以及美院與音樂學院的前身，“音專”“美專”等。
普通學校普通人的氣節🫃🐪，與名校與名人的氣節➡️✍️，並無二致💁🏽♀️📓。在國破家亡的關頭🥭，他們都是一樣的悲壯慘烈，具有同等的精神價值🧑🏻🤝🧑🏻，都是中國學界的壯舉與氣節。當我們在昭示某一所名校🙂🃏，彰顯某一群著名學人的時候，不能遺忘了：那個年代，蘊藏著一部完整的中華教育抗戰史🥴。
史料重要，“史識”更重要。
戰時中小學功不可沒
有這樣一本書：《我們生命裏的“七七”》。
“七七”事變不久👨🏻🦼➡️，中國大地就出現了一批戰時大學👩🏼🎨🧑🧒、中學和小學👨🚒。危急關頭，為了保全血脈🫱🏽，北中國的家庭自願分散🫃🏻，學子們追隨學校，少年人追隨老師，開始了他們艱辛不屈的轉移與讀書生涯。
許倬雲先生寫道🚴🏻：“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製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背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進行🧔♀️。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舍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答道𓀏：‘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隸👱🏽♂️。’”
這裏說的“讀書的種子”👝，是針對日本人對我中華“亡國滅種”的企圖。西南聯大校歌裏有一句“絕檄移栽楨幹質”。意思是👲🏻：把那些快要成材的大樹轉移到荒僻野地裏，繼續培育它們。而中學、小學生則是“種子”🧙🏿♀️。沒有種子，哪來的大樹🤲🏼？沒有中小學的堅持，那麽八年間大學的生源從何而來📄？
例如，李政道，就是從戰時的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一年級的。
帶著一封浙大導師的推薦信，李政道在戰火中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轉到聯大的🤸🏼♀️。我一年級在浙大，二年級轉學到昆明🐶。帶我的主要是吳大猷先生和葉企孫先生。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教我三年級的。”
對李政道的發現是從浙江大學開始的🤾。這是戰火中的“人才接力棒”𓀃，包含著中國師道中“惜才”的美好傳統。
人才培育是一個鏈條，不可有片刻的中斷。
齊邦媛回憶🧑💼，她的父親帶著學校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走：“這遷移的隊伍白天趕路🤌🏻，晚上停在一個站。一路上，我們住了無數地方。學生們都被安排在各處學校的禮堂💇🏿♀️、教室或操場，當地駐軍會分給一點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還能有一些煮蘿蔔或白菜⚱️。”
隨著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每一個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沒有中斷🙍🏽♀️。這些學校各自在內地的偏僻地方，恢復正常課業。除了有組織的遷移👮🏻🙋🏿♂️，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後方🐶，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齊邦媛說，當時的老師們有一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麽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凈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裏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張校長對南開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
有無數無名的中學小學教員帶著孩子們轉移，他們真的是我們民族可敬的人。
貴在氣節與心靈
西南聯大最有價值的，最吸引人的🧘，最有魅力的👚🧑🏻🦽➡️，是那些人物的故事，是氣節與心靈的歷史。
聞一多先生的兒子聞立鵬跟我講過，“七七”事變後🧑🏿🚒，先生寫信給妻子，表達他的心情時說🥷🏻：“七七”事變，於家是壞事，要逃難了。過不了安寧的日子了⚀。可對國家來說😞，是好事👩🏻🎤，抵抗了。政府宣戰了。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所受到的屈辱，要開始向侵略者討還了。
講的全是肺腑之言👱🏼。這就是真性情🌄👩🏽🏫，真愛國。
象牙塔在戰火中倒塌，象牙塔裏的人們走了出來。當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轉移長沙👨🏿🦳，組成“臨時大學”，數學家江澤涵對家人說：“奉召而去”，只身趕往長沙；朱自清說👨🏿🦰🧑🏼⚖️，文人至此⇾，唯有“弦誦不絕”報國💆♀️。
這是一部貴在心靈與氣節的歷史🙌🏿。
這群知識分子，個性崢嶸，可是在這場國難面前😱，他們不需要什麽說服，突然地都趨於一致了。狷狂如劉文典，也跑去鬧市的民眾大講堂講《紅樓夢》了。當時身為富滇銀行青年職員的我的父親，就聽過劉文典講《莊子》🥊、潘光旦講《優生學》。
可見學者不再認為學問是個人和小圈子裏的事情。他們有了歸屬感。
1945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資料圖片
馬識途告訴我，當年聞一多曾經打算辦一個刊物，叫《十一》，就是“士”的拆字👨🔧。可見聞一多認為“士”的品格在新時代有新的價值與內容。
學人們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之風骨與精神，“君子”之道的高風亮節，轉化為新的精神力量👩🏻🍼，用來抗禦身邊的“威武強暴”“貧窮苦寒”，而拋棄了在屈服與恥辱之下的“富貴安寧”。
聞一多曾刻章曰“愚不可及”🧙🏻♂️。這當是一種大拙，是他對“君子”的新解🏌🏼。
父親告訴我，聞一多曾經在自己的家門口寫這樣的帖子：“鳥獸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已而誰與🤾🏽♂️？”這和範仲淹的“唯斯人👨🏿🚒，吾誰與歸🔹？”正好形成一對。可以說是風骨傳承。
“氣節”不僅是對待外敵入侵的人格抑製，也是一種平時的品性界限。
梅貽琦校長，受到聯大師生普遍的愛戴，完全出自天然。梅祖彥先生說起在昆明時期的父親🚣🏻♀️：“他從來不知道我們在餓著。”梅校長在臺灣病危的時候🚈，他的醫藥費是同人們捐助的。一個掌管巨資的人😿，卻一貧如洗🥛。當我走進梅園為他掃墓，滿園清香撲面而來。
中國知識分子們在民族危急關頭，迅速調整了自己的身心與生存狀態，走入民間，化為“紅燭”一般的光明與溫暖🐚🤡，照耀在淒慘的國難天空上🥮，點燃了青年與民眾的勇氣與信心。
任繼愈先生告訴我：“氣節和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兩個追求😐。”
氣節重於生命🙍🏼，一失不可再得。周作人附逆📍，人謂：“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氣節”是中國史學與文學中最重要的價值標準🏠。那些在民族危亡關頭“失節”的才人學者，即使之後依舊吟誦著士之風雅㊗️，那一根骨頭已經抽走，所持者是一副變色的衣缽，不是中華文化的“真傳”🤽🏼。
教育，是以心靈和精神為本的。真性情💆🏼、品格與氣節，永遠是資源性的寶藏🟧。
沈克琦先生對我說過：“愛國主義是當時一個時代的精神”。他說🌛，“我們這代人，從小學讀書就知道⇢，不斷地有‘國恥日’，心中充滿了郁憤。”
從西南聯大出去的人，一些人出國留學，或者到其他大學深造♿，對接到了優良的環境裏👩🏽💼👩🏻🦲，最後成才，有了重大貢獻。所以，西南聯大培養的是“潛人才”🍰，不是從這個學校一出去就不得了的。
由於離昆明有地理之隔，在當時算是遙不可及👩🏼💻，加上戰事的壓力，所以政府方面的許多政令，在西南聯大寬和的氛圍中被消解了🔩，有的被“教授會”抵製了。
昆明的執政者龍雲傾向進步，對隔離蔣介石政府的控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南聯大只是一個代表。
而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應該成為打開那個時代歷史精神的一扇大門。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製片人和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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