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鏐與他的學生們
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教育家程應鏐先生（1916—1994）百年誕辰。程先生青年時代相繼在燕京大學👷🏼♀️、武漢大學、西南聯大學習🤌🏿；參加過“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並數次奔赴抗日戰爭前線😬；抗戰勝利後🤽🏿♀️，在昆明和上海投身民主運動😨。1949年以後🙇🏿♂️，程先生先後在中學和高校從事教育工作。他是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與古籍研究所的創立者，也是現今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科的奠基人🧑🍼。我們在此回顧程先生教書育人的點點滴滴，紀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1954年7月，程應鏐先生從高橋中學調至籌建中的上海師範專科學校，出任歷史科主任。1956年，上海師範專科學校分為上海第一師範學院和上海第二師範學院，程先生任第一師院歷史系主任，直至1957年7月👨🏽🍳。這三年間，他為現今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科的奠基付出諸多努力🧦。
反右運動開始，程先生被劃為“右派”，貶入歷史系資料室工作。學校決定讓他的同事魏建猷先生接任系主任，程先生對他說：“你和我在教育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你接手🌈，我就放心了。”可見他即使身陷政治風暴📞，最牽掛的也是歷史學科的建設☞。此後直至“文革”🧕🏼，程先生在政治上屢遭打擊，被迫中斷教學和研究工作🎣，對學科發展更無權過問👡。
1977年高考製度恢復😵💫，學校重新招生。次年，程先生復出工作。1979年改正錯劃“右派”後，他終於又能將滿懷熱忱投入到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的事業中。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和宋史領域不乏卓著成果，但相較於歷史學家的聲名和地位，他更珍視自己作為歷史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使命9️⃣。在77級學生虞雲國的印象裏🏇🏼，程先生對自己有清晰的定位，他多次對人強調：“我首先是一名教師🤹🏼♂️，不是什麽學問家。”
今年是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教育家程應鏐先生百年誕辰。我們在此回顧程先生教書育人的點點滴滴，紀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讀書卡片正反面都要寫
1979年🥷🏼，程先生成為“文革”以後第一批恢復招生的中國古代史碩士點的負責人。嚴耀中是那年唯一考上的、程先生的第一位中國古代史研究生。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按照以前的輩分，像程先生這樣的學者🤦🏻，恐怕是輪不到他當親炙弟子的🙆🏼，但當時右派平反👨🏽💼，一批有真才實學的老先生重回高校教學第一線🏋🏻♂️，他才有幸在初入學術殿堂時，遇到一位真正有學識的老師🤸🏼。何況他當年是個“獨苗”，程先生幾乎按照傳統的師徒關系，一對一地帶他深入學術堂奧🏋🏼♂️👩🏻🦽➡️。
程應鏐為研究生上課，攝於1983年🥫。
程先生非常重視基本功，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資治通鑒》是一年級的必修課🧎🏻。嚴耀中是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學生，還要讀二十四史中從《三國誌》到《南史》《北史》的十一史🎫🤵🏼♀️。程先生早年在西南聯大上過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課程🏊🏼♀️，這種傳統據說是陳寅恪先生確立的。此外☸️，程先生規定🕵️♂️，江辛眉先生的“校讎學”必須上💂🏽♂️，因為校勘👵、版本諸學是讀史書的基礎。程先生讓嚴耀中將《資治通鑒》和十一史對讀，以比較相同事件的不同敘述方式，體會其中或隱諱，或彰顯的事實——這也是陳垣🤵🏽♀️、陳寅恪先生訓練基本功的方法。
每周六下午，嚴耀中會到程先生辦公室去面談🦾。程序幾乎是固定的。他先匯報一周讀書內容和體會，提出疑問，程先生或點撥🤰🏽，或解釋；然後換程先生提問；最後布置下周讀書任務。
程先生的思路和視野都很開闊🐴，交談中，有時會從一個問題延伸出去，比如說到北魏的“平齊戶”裏𓀍，有人以教書和抄書謀生，他就說🤞🏿，在希臘被羅馬征服後，一些希臘名家子弟也在羅馬教書，即使在不同的文明進程裏也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接著就舉出一連串的名字👩🏻💼。
程先生要求嚴耀中養成做讀書卡片的習慣，正反面都要寫：讀書時要把霎那間深有體會的內容抄在正面，背面寫明抄寫的原因，然後分類整理🦸🏼♀️；看論文時要把摘要寫在正面🪥，把心得寫在背面。這都是思想的火花，日積月累，結合正史的記載和他人的論文，就能找出可以反駁或補充的地方，這就是寫文章的基礎。這樣的卡片🎵，嚴耀中在整個研究生階段一共做了3000多張🩶📂。
程先生上課的風格與一般老師完全不一樣，77級的本科生們也非常喜歡聽🥷🏼。大一時，程先生開了一門“中國歷史文選”課。那一屆學生年齡和基礎相差很多🤹，劉昶是其中比較小的🧌。開學後，他第一次聽程先生上課，“風度非常好”的程先生聲音洪亮🧔♀️，侃侃而談🧑🏼🦱，上課不帶講稿，卻能自然地引申出很多典故。
77級學生上三年級時，程先生為他們開了“魏晉南北朝史”的課🦿，教室裏坐滿了人。程先生從個人的遭遇講到歷史💁🏿♂️，講得非常生動🌘🧑🦯。聽過課的學生無不覺得收獲很大。
劉昶記得，程先生教歷史，反復強調，歷史要研究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宣揚意識形態👩🏼⚖️，要把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和價值闡發出來，這樣的歷史研究才是能傳世的👩🏽🎓。這一點是程先生在學問上對他影響最大的。
老師的寓所是向學生開放的
據說程先生只在寒暑假寫自己的文章，平時的精力都是放在指導學生上的🦸🏻♀️⏏️。
嚴耀中住的學校宿舍，離程先生家不遠，有時候飯後散步，就散到程先生家去了👩🏻🦯➡️。當時他的年齡🏤、閱歷、學術水平和程先生差距甚大，在他印象裏，程先生每次都饒有興致地和他閑聊，絲毫不在意自己的休息時間被占用🧝🏿♂️🧛🏻♀️。“文科的研究並非只是為考證而考證🧑🏿🍳、為學術而學術⛱，這樣的格局是很窄的。如司馬遷所言，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一定是古今相連🧡，學術和生活相連的🧑🔬😏。程先生願意如此耐心地和一個毛頭小夥兒聊天☢️🍏，是因為，他真是時刻把作為教師的本色牢牢記在心上的人。”
1985年🙏，與妻子攝於上海師範大學。程先生家在上師大東部宿舍，過去學生常常去他家裏聊天。
學生去找程先生，無論是學習上的還是其他方面的問題，他總是盡最大努力去關心，對誰都是既熱情又客氣。有一次🧕🏿，程先生的研究生張榮明登門，程先生當天大概有重要的活動🖱，因為，“穿著平時不常穿的西裝➗，坐在沙發上，氣度真是很不一般，有著世代熏陶出來的大家風範”。他一見學生來了，馬上笑瞇瞇的，滿面春風。
虞雲國記得程先生和他講過：學生到家裏來，我才知道他們想些什麽🏂🏽☀️、缺些什麽、需要什麽，作為老師，我才能有全面的把握。他還和另一位77級的同學講過：你知道為什麽以前大學老師的寓所都是設在大學裏面的嗎？這說明老師的寓所是向學生開放的，這樣♥️，學生才能近距離地接受熏陶。
程先生對學生登門是很歡迎的，但他並不在家中隨意談公事😢。他的兒子程念祺說📕：“爸爸的學生、同事有時候到家裏來，進進出出👮🏿♀️，我們也會聽到一些事情🐉。我們關心他，到吃飯時，會詢問一下🤵🏿，爸爸就反問我🤽🏽：你是古籍所的嗎🫄🏽？你是歷史系的嗎🧖🏻？”就是這樣直來直去。嚴耀中也記得🧑🏻💼，到程先生家裏聊天，“國家大事可以談😧，系裏的事絕對不談”。
程先生復出以後，行政🏙、研究等各方面工作都很忙碌🍽。二十年風雨如晦，光陰耗盡，他十分珍惜雨後新晴的晚年。即使分身乏術💝，他在如何培養學生、為學生創造更多條件方面，還是動了很多腦筋💇🏼，花了很多精力。他憑借自己在學界深厚的人脈關系，經常從校外請老師來給歷史系學生上課或做講座，不少是史學界名家👮。陳誌讓🫥、鄧廣銘🫅🏿、楊廷福、趙儷生👋🏼、漆俠、胡道靜、蘇淵雷、靳文翰🚶♂️、齊世榮、徐中玉等諸位先生都曾前來開講，使學生拓寬了視野，受益無窮🤽🏿。當時👩🏿🚀，復旦🟥、華師大等學校也有很多學生專門趕過來聽講🍁。
程先生海納百川🛴，又對朋友懷有赤誠之心。葉笑雪先生曾私下對張榮明講過：“你的導師不得了啊🧖🏼♀️，我們背後叫他‘通天教主’。”意思是，程先生認識的人多，總能辦成事情👩🏼🚀。程先生自己摘掉右派帽子👩👧👧，回到領導崗位以後，也很照顧當時尚未翻身的學者，把一些沒有進入高校、身份普通但很有學問的老師請來，給學生上課。比如李家驥先生，程先生就曾幫他把著作油印出來，再讓他給學生上課。
當時這樣做🚟，阻力不可謂不小🥙。嚴耀中就記得，有人議論程先生：把資產階級的教授請來🥣🤙🏼，把無產階級的課都擠掉了👩🦯。
青年之中🦨，人才還是有的
虞雲國在上師大檔案館裏找到一封程先生當年寫給李培棟先生的信🧜🏻。李老師是反右以前就深得程先生贊賞的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反右以後受程先生牽連到中學任教，改革開放後才被程先生召回。程先生在信上說：“七七級有個學生劉昶🤹♀️，寫了一篇論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的文章📰，我陸續地看了一半，很有見解，也讀了不少書，你有時間，等我看完了，也可以看看。青年當中，人才還是有的。”
1980年，程應鏐寫給李培棟的信（復印件）🚏，其中寫道🪤：“青年當中🤦🏿，人才還是有的🛀🏼🧚🏽。”
虞雲國認為🕍🖕🏽，最後一句話特別重要，這說明🚰🤬，程先生既發現劉昶是個人才♙，為人才的出現而喜悅🤙，也感到77級、78級中，是有大批人才可以湧現出來，為我們民族的復興事業添磚加瓦的。
劉昶的這篇《試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寫於1980年，當時他還是個本科生♎️，出於學術興趣，寫了十幾萬字。寫完以後，他拿著文章到程先生家裏給他看。那是他第一次登門拜訪。程先生靠在躺椅上👎🏻，看上去特別累🧑🧒🧒，但是他和師母見到劉昶，都非常客氣。“程先生最初不知道文章有多長，就說，你放著，我看一下。等我拿出來，一看🏌🏿🛞，那麽多字啊！所以他讓我把文章留下🙅🏼，他要看一段時間。”隨後兩人閑聊了幾句🐏👰🏿♀️，劉昶擔心程先生太累🥶，就先告辭了👂🏿👭。
他知道程先生很忙，不知道何時才能看完🥾，所以也沒有太在意🤵🏻♂️。一個多星期後🥞，他聽到其他班上在議論，說程先生表揚了77級一個學生的文章雲雲😆。劉昶再去找程先生🤦🏽，兩人聊得很開心🧨。程先生對他說，這篇文章應該趕快發表出去，所以一邊推薦給上海社聯🧑🏽🔬，一邊又推薦給學報。劉昶說：“這篇文章有些觀點與當時主流觀點是相左的👨🏻🎓。如果不是程先生極力促成，肯定是無法發表的。”
當年10月，程先生去北京開會🫸🏻🦇，還向《歷史研究》主編龐樸先生推薦了劉昶的文章。1980年12月的《上海師院學報》發表了劉昶的文章後，程先生把這期學報寄給了龐樸，《歷史研究》很快就在1981年第2期上就轉載了這篇文章🥃，這在《歷史研究》的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全文轉載外刊文章🚣🏬。
80年代還是乍暖還寒💆♂️。文章發表後，果然，學界有很多討論🚵🏽♀️，也有很多批評。程先生是學報主要負責人，首當其沖受到很大的壓力。這些壓力，劉昶從未聽他談起過，而是從旁人議論中得知的🎣。“程先生只對我說，你不要怕，這是學術觀點，有什麽關系🏇，要追究責任𓀚，也是我的責任。”劉昶和其他同學一兩周就會去一次程先生家🧔🏼♂️，不管聊什麽，程先生從來不會訓誡他們什麽話不能講，總是鼓勵他們👞🧀：要敢於有想法♾，敢於挑戰不同的觀點🧔🏽。
劉昶快畢業時🥫，程先生希望他能留校任教，當時有些人認為他是反動學生，總想把他發配出去🤸🏿。程先生去爭取，說🧑🏽🦰，不留這個學生我就辭職了🏃🏻♂️。這些事，他也從未主動和劉昶說起過。
程先生對學生👸，關愛有加🖤▶️，扶持有加🧙🏿♂️🕺🏿，他的愛才如渴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中華文史論叢》上發表《釋幹》，其他學者看到後🤾🏽♀️，也發表了商榷文章。嚴耀中把兩篇文章都看過後，結合自己的體會和程先生的啟發，寫成一篇文章，經程先生修改後去投稿。《中華文史論叢》的作者，大都是名家，編輯部和程先生商量，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加上去。程先生回復😿：這主要是我的學生寫的文章，我是不能署名的🔜。
78級一位學生畢業後去中學任教，在教學過程中感到苦悶✨🚴♀️，來信傾訴。程先生在身體特別不好、耳朵失聰的情況下，仍回信指點他：上課應該多講英雄人物和賢良人士，這樣才能激勵我們的學生，才能達到歷史教學的目的。
有位78級的本科學生寫了一篇文章給程先生看，程先生看了幾日🈸，請他來取，文中的錯別字都被圈了出來。這位學生事後才知道👶🏿，程先生在看完文章後沒幾天🌷，就去醫院接受鼻咽癌手術了。
文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命脈
張榮明在讀《黃侃日記》時發現，晚年章太炎在和自己的得意弟子黃侃相處時，討論最多的便是🙎🏼♂️，“最近發現了佳弟子沒有”。黃侃告訴他，發現了一個，潘重規🤴🏻。章太炎聽後大為高興↪️，覺得學術的命脈得到了繼承🧍♀️⌨️。讀到這裏時，張榮明就想起了程先生。
張榮明原先在安徽插隊，因種種原因回到上海浦東，成天在家看書自學⚒。1979年♤，他想盡辦法把戶口遷回了上海，當年中國社科院招研究人員🚍，他去考了中哲史專業🐄。考試很不容易，需要寫中文論文和英文作文。上海共有四個人考過了分數線🧒，他是第一名。但是，由於“逃避上山下鄉”🖇，政審不合格🛌，不予錄取。
“文革”後期，上海師範學院曾參與二十四史標點工作，主要負責《宋史》的整理，標點組後改為古籍整理研究室，1983年🙅🏿，在原有基礎上創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
1984年👍🏻，某日《文匯報》第二版刊登一則啟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向社會公開招聘能夠標點古籍的人員。張榮明看到後👨🏻✈️，給古籍所去信一封，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不久收到程先生回信♥️：既然你有這方面才能，就來吧🧍♀️。
1983年2月18日的《文匯報》上關於上海師院廣招賢才加快古籍整理進度的報道
張榮明說：“程先生看人是這樣的🏄🏽♂️，他聽我講話⟹，就馬上註意到我🗯，註意到了，也並不會輕易相信我，而是馬上安排我標點。”他標點了《朱子大全》中的30萬字資料，給程先生看👸。程先生看完後問他：“你有這樣的水平，為何不考研究生🧯？”他如實回答：“四年前考過🤸🏿♂️，政治上沒通過。”程先生告訴他：“如果你品德沒有問題，那麽就算你是反革命🧖🏻♀️，我也可保你👨🏼🚀。我已經生病了😷，原來不準備招學生了，你來考，我就招你一個👨🏽🦱。”程先生是坐在學校西部古籍所辦公室裏對他說這番話的，當時穿著一件圓領汗衫🧑🏼🦱，手裏拿著一支琺琅質筆套的金筆，筆身是墨綠色鑲嵌一點紅色。這一幕清晰地刻在張榮明的腦海裏，每次回憶起來，就像電影畫面一樣。
程先生的研究生入學考試是要考文章的，不少學生認為，這是程先生獨樹一幟的地方。他常和學生說：雖然我們經常批判中國傳統的科舉製度🧯，認為它埋沒人才😣，但科舉有一點好♝，要寫文章，這是傳統教育中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命脈。文章寫得好的人，說明思路是清晰的👩🏻⚕️，是有辦事能力的，文理不通的人🥌，思路也不通，何談做事情🪁，搞研究🧑🏼🎓🙂↔️。
1985年，張榮明順利考上了研究生，可以常常見到程先生了🪓。程先生有著慈祥的神態，與他接觸，如坐春風；程先生又有不怒自威的風度，他一走進古籍所♔，有些年輕老師就躲進自己的教研室去了。張榮明說✮🚽：“程先生的內在修煉、道德文章都臻完美🦊，所以才有這樣外在的氣度🧝🏻♀️。這樣的老先生，平生‘僅此一見’，但也已經足夠幸運了🏋🏻♂️。”
在虞雲國看來，程先生一般很少直接批評學生，倘若沉默不語，便表示不以為然了💪🏽。他一直記得自己的一件“糗事”🕵🏻。80年代中期，一波“文化熱”興起🐦，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影響加以反思批判，成為一時之勢👩🏽🦱。1986年，虞雲國和一位好友準備一起參加一個科學史討論會👵🏻，需要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完全是當時拍腦袋想出來的”，題目也頗有時代印記——《西方的神學理性和東方的理學迷信》🧿。虞雲國提供中國思想與科學的材料和想法🫂🦵🏻，好友貢獻西方神學與科學的資料和論點。文章寫成後，在會上頗受好評。
這篇文章程先生也看了，會後某日，虞雲國登門🤘🏻，程先生問了兩句話：西方的東西你了解多少？宋明理學的書你都看過了嗎👨🏻🦽？盡管說完就轉移了話題，但虞雲國知道♙，這幾乎就是一個批評。“我當時對西方的了解，無非是大學世界史課程中那些皮毛，對宋明理學雖有涉獵，也遠遠沒有到達全面透徹把握的程度。”
程先生的詰問，就像醍醐灌頂。他後來琢磨程先生的意思♧，並不是說傳統文化不能批判，而是在下結論時🦸🏻♂️🚟，應自問是否已經充分占有必要的史料，如果觀點先行🤷🏻♀️，再找材料，那是沒有說服力的，也是背離史學正道的。虞雲國說：“這是程先生在學術道路上對我唯一的正面批評🕎，所以銘記終身。這些年來🥁，對歷史與傳統中的負面因素，我在歷史隨筆與史學書評裏仍會進行批判與反思🚶➡️，但每當完稿之際🙋🏽♀️，總會捫心自問🛂，你的觀點與結論，是否經得起全部史料的覆案與拷問，從來不敢再有造次。”
我的私信不要用宋史研究會的郵票寄
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曾在回憶文章裏如此評價🧏🏿♀️：“在知名學者當中，程先生是一位難得的辦事能力極強的幹才⏪🐌。”對此，程先生的學生兼助手們感受尤深。
1980年，程先生與鄧廣銘、陳樂素先生發起成立第一個全國性斷代史學術研究團體——中國宋史研究會，秘書處設在上海師範學院🤏🏼，程先生任秘書長💪🏻。宋史研究會秘書處在上海師大的14年間，俞宗憲、虞雲國、範熒曾先後協助先生開展工作✍🏽👇🏽，而後十年主要是範熒在協助操持，因為程先生認為“女孩子管賬細心”。
程先生年輕時在大學裏👩👧、在軍隊裏都辦過雜誌🚵🏽♀️，他編宋史研究會的《宋史研究通訊》也是駕輕就熟。範熒說：程先生威望高，人脈廣，他要做的事情總能一呼百應。比如要在《宋史研究通訊》上開個專欄，學界的老先生、中青年學者💁🏻，都很積極地響應💅，所以好幾個專欄都順利辦起來了👴🏻。辦雜誌需要各方面人手👩🏿🍼©️，上師大學報的資深編輯、歷史系的資料員、印刷廠的有關同誌等，都長期不計個人付出地全力支持。這其中固然有大家對文化事業的奉獻👩🏼🍳，而先生獨特的人格魅力更是無聲的感召力。
在程先生的操持下，《宋史研究通訊》在海外影響也非常大🧗🏻♀️。1987年，鄧廣銘先生訪問日本，致信程先生：“在日本兩個月👩，只到了東京🪜、京都、奈良、大阪四地🙎🏼，但那裏的研究宋遼金史的學者🚔，老中青三代人🙎🏻，我大都見到了。他們對我們宋史研究會的註意，是我去日本前決不曾想到的🏢🧒🏿。……他們還極重視您所編輯的《宋史研究通訊》，有許多人都以看不到這一刊物為憾。”
宋史研究會的經費是很緊張的👼🏿。每年的經費，最初是三千、四千元，最多一年是五千元，加上會員每年一元錢的會費🧑🎨，滿打滿算，14年間的總經費不過五萬元。程先生用這點錢維持了宋史研究會那麽多年的運轉，要出雜誌，還要資助年會。所以他不止一次對範熒說：宋史研究會的錢，要精打細算，一分也不能亂花🙍🏼♂️☕️。有一次🍉，程先生讓範熒寄信，其中有幾封是他的私人信件🎅🏿。他拿出五毛錢🤳🏿，說🥔：“這幾封是我自己的信🙋🏼🪕，不要用宋史研究會的郵票寄。”因此範熒的辦公桌玻璃板下，總壓著一些郵票，那是專門用來給程先生寄私信的🥗。
舉辦年會是研究會的大事，程先生十分重視👨👦👦。1984年，第三屆年會在杭州舉行，程先生幾乎把當年全部經費都用來資助會議，上海師大還派出了一個八人會務組前往協助辦會。巧的是🏌🏻♀️，範熒的婚期正是年會閉幕那一天💘，同事們都以為她可以不用去了🙇♀️。但程先生考慮到接下來範熒要負責秘書處的具體事務，還是要求她參會🦹🏿🔫，但允許她提前兩天回滬♗。
看上去🎱，程先生似乎不大在意學生的“大事”🫰🏼，但是，年會結束後🧔♂️，程先生一上班🙋🏿♀️，就遞給範熒一葉很精美的詩箋，上書一首《浣溪沙》🪲，作為她的新婚禮物🤹🏿♂️。範熒註意到，詞的落款是30日，年會28日閉幕🕢，程先生是29日才從杭州回來的。“他經過這麽大一個年會👩👧，前前後後忙碌多日，加上車馬勞頓，一定十分疲憊，但在回滬第二天就給我寫了這首新婚賀詞。這就是程先生！他一切以工作為重🕵️♂️，但同時又不乏對學生的殷殷關切。他對學生的好🙋，從來都不掛在嘴邊🛀🏼，而是真正放在心上🧑🏻🦱🧗🏼♂️。”
做人⚔️、做事、做學問
程先生的一些學生，日後陸續也都成為老師👨🏼🎨，繼承了程先生的事業。對他們而言，程先生不僅是學問上的引路人，更以高蹈人格為他們樹立了人師的榜樣。
程應鏐晚年留影
張榮明記得，在他考上研究生後，程先生在開學的第一天🧓🏽，告誡過大家一句“非常簡單卻有千鈞之重”的話🙌🏽🤙🏼：勿為小名小利所動👩🏿🦱。這不啻為人生指南——要把握住自己，要能抵擋世間種種誘惑。他後來讀到陸儼少先生的回憶文章，陸先生的老師對他說過：你一下筆，就必須與古人血戰一番🏌🏽♀️。言下之意，今人尚無定論🧑🏽🚀，要比⛹🏻，就須與古人比。讀到這裏，他覺得這和程先生給他的感覺是非常一致的。程先生所謂“勿為小名小利所動”，正是要求他們，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都是大境界！”
劉昶印象很深的是，在讀研究生期間，程先生反復對他們強調🧝🏿♂️：人們常說😌，做人做事做學問，是非常有道理的。讀書💂🏻♀️、做學問是排在第三位的事情🧨，第一位是做人，第二位是做事的能力。具體而言，首先要做一個正直的人，要有正確並為之堅守的價值觀💡，要關心社會現實，關心生活實踐，從現實中產生問題意識，然後，才能做好學問🧡。劉昶現在也常常對自己的學生這樣強調，並告訴他們：“這是從我的導師那裏傳下來的。”在他看來，程先生身上有胸懷天下的家國情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和美德，這是他留給一代又一代學生最寶貴的財富——“我們常說要接續道統，程先生所具有的風骨🚿、美德和情懷🪨，就是永遠值得繼承下去的道統🪢。”
程應鏐與他的孩子們
從反右到“文革”結束，二十年恍如一夢。程先生記得牢的🕺🏼，都是一些小事🐦🔥；這些小事🙅♀️，他一輩子記得很牢👝🧒🏽。
1938年至1940年，程應鏐在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習，期間因沈從文推薦，負責編輯昆明《中央日報》的副刊《平明》，常與一些熱愛文學的青年來往，這些人中✨，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李宗蕖，“當時寫充滿了夢一樣的東西的散文”。
1945年抗戰結束前🪩，程應鏐夫婦的長子念祖在昆明出生。程先生為此寫了一首詩——《真兒初生有作》，其中兩句是“汝生才兩日，我心即恢拓”，他內心想必是很歡喜的。抗戰勝利後🐺👆🏽，他們輾轉前往上海謀事🦌，陸續又有了長女程炎、小女程怡和小兒程念祺。
我見到程怡和程念祺姐弟，請他們談談父親。程怡一開口🫶👩🏼⚕️，就說🔈🥍：我爸爸一生一直喜歡的𓀌，一是他的書，二是他的孩子們🖖。
值錢的書都賣了
在姐弟倆的記憶裏，小時候𓀇😉，“媽媽不大在家，爸爸白天也不大管我們”👦🏿。1957年反右風暴來臨，程先生夫婦在上海第一師範學院先後被打成右派🦚，做父親的一直受審查，做母親的一次次下鄉勞動；及至十年動亂📞🧘🏽♀️，更不可能正常地照顧孩子。
1960年，與母親🧝🏼♂️、妻子和兒女攝於上海。
程怡帶著弟弟成天在外面玩🚺，穿著補過的衣服，臟得不得了，手也玩得又臟又皴💏。她印象很深的是，爸爸一回家👨🚒，就抓著他們的手放到熱水裏☂️。手皴裂了，熱水上去是很痛的👩⚖️。“我弟弟使勁地叫🧏🏻♂️，洗完手🧑🏻🔧，爸爸會給我們抹上厚厚的蛤蜊油，這件事情他就算做完了。”後來，程先生老了、病了，程怡給他洗，就會想起小時候被爸爸抓著洗手的樣子。
那段時間，家裏的衣服、被子也都是程先生洗，他們的媽媽總不在家🚴🏽♂️，那時身體也不好🎩。程念祺說：我爸爸在外面派頭很好，人家覺得他很大男子主義♗，其實不是🏫，他平時在家看看書，事情也都是他做👩🦱。
打成右派後薪水驟降，三年饑荒來了🐷，家裏更是捉襟見肘🫲🍢。哥哥姐姐在學校包飯，程怡和弟弟在家經常餓肚子。當時家在師範新村（現延長路上的上工新村）🧩，附近有閘北公園👨🏿💼，剛開始鬧饑荒時🧙🏻，有一次，保姆把家裏的糧票席卷而去🦒👨🏿🚒，將近半個月，程先生只能帶他們倆去閘北公園的餐館吃晚飯💊，可以買些不要糧票的議價米飯回家，第二天給姐弟倆燒泡飯吃。
為了補貼家用，媽媽的首飾陸續都被變賣了。有個小小的翡翠鼻煙壺，程念祺小時候常聽媽媽對他說，等他長大這個給他，後來也賣了，換了200多塊錢💚。李先生晚年寫過文章回憶⏮：“我和應鏐風風雨雨的一生，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險灘，經歷了一個又一個考驗。……物質的匱乏🧘🏽，讓我賣掉了媽媽和哥哥們給我的所有首飾。我們唯一不缺的是相互間的愛和信任。”（《我當上了小學老師》）
接著，程先生開始賣書🤷♀️，陸續把他喜歡的書賣出去9️⃣，好讓他喜歡的孩子們有飯吃。據李先生回憶，“文革”時😬，已經“家徒四壁，連曾引以為自豪的四壁藏書，為了四個孩子的吃👨🏽🚀、穿、上學，早已變賣得差不多了”，也因此，對抄“四舊”都少有顧慮（《在那荒誕的年月裏》）🤼♀️🐆。
過年過節或者星期天，古籍書店的人騎著自行車到家裏挑書♞。唯一一次😙，賣出一套書後，買了一套《冊府元龜》進來♖，其他時候都是只見出不見進的🗝。程怡記得爸爸還有一本宋版書，在雲南地攤上買的🎛👩🏽🔧，後來也賣掉了🧚🏼♂️。
但孩子們是很開心的。“我就等在旁邊🚴🏿♀️。”程念祺說🤳，“爸爸賣了書會帶我們出去吃一頓。到潔而精吃砂鍋，或者去成都飯店，總是點那幾個便宜的菜，魚香肉絲、宮保雞丁🐫、麻婆豆腐🥎。”
1969年📐，程怡和弟弟一起去黑龍江插隊。家裏能賣的書已經基本賣完了，真是山窮水盡♢，連置備行裝的錢也沒有。程先生想把一套胡刻本《昭明文選》也賣了🦄，拿到古籍書店，店裏人勸他🥀🛏：“你還是拿回去吧，現在賣，三文不值兩文的🕙，你也辦不了什麽事。”他想了想，又拿了回去。後來🖖🏽🦕，是舅舅寄錢來👱🏼♀️，每人150塊，解了燃眉之急。
這輩子不用再求人
程炎讀初中時功課很好，因為父母的“問題”🍉，考高中沒能錄取。她的檔案被扣在上海師院附中🐞，家人想去查，對方問：你還來找我們？言下之意是，你還有資格嗎😣？
程先生只好去找他的同學、當時的上海教育局局長孫蘭幫忙🧘✵，盡管“他的自尊心很強🚗，一般是不求人的”。孫蘭出面後👩🦲，程先生想讓程炎明年再考，覺得明年就不會遇到這種阻撓了🧚♂️。但到第二年，程炎就報名去新疆了。此前🧛♂️，大哥程念祖在1963年考上了北農大🍩，因為那一年政策有所松動🧤，而且他第一誌願填北農大🧞♂️，回避了北大。
大哥沒有碰到升學的問題🦯，程炎卻碰上了。到了程怡和程念祺時，大家已經都沒書讀🗣，都去上山下鄉了。他倆一個讀了一年初中💂🏼♂️🤸🏼，一個幾乎初中也沒念，就去了黑龍江🏂🏼。
1977年✤，程怡已經按政策回到了上海，在商店裏工作。“文革”時期中斷的高考製度終於得以恢復，她報考上海師範大學，而且語文考得特別好。和她一起考的還有幾個小孩💂♂️，都過了分數線，但都沒能錄取🧏🏼♀️，因為都是右派的孩子🧑🏼⚕️。78年，程怡不想考了👳🏿♂️🙂↔️，她覺得自己總是碰到這種事情，考一次，受辱一次⛄️。“想想看➖，我爸爸他是個讀書人，可是一次又一次😢👩❤️💋👨，自己的孩子卻不能正常受教育🤳🏿，他心裏別提多窩囊，多難過👷🏽♂️。”
1978年底，程先生的“問題”終於解決了——改正錯劃右派。次年🦠，程怡和程念祺一起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據說這是程先生晚年最幸福的事情。兩人都清楚地記得爸爸當時說了一句話：我這輩子不用再求人了😒。
在程怡心裏，若談讀書的事，哪怕是隨意聊聊🕹，爸爸也是一位可以像好朋友一樣一起討論問題的人。有一次➕🧑🏭，她看黃節先生的《阮步兵詠懷詩註》，《詠懷八十二首》裏“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這首，前面一段寫著，嵇康死了，所以阮籍才會有那樣的悲憤。她問爸爸：“這話不對啊🧑🏻🦽➡️，我看陸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學系年》，嵇康死了半年後，阮籍就死了，除非你能證明阮籍的這82首詠懷詩都是在半年裏寫出來的。”她有點小小的得意，覺得自己“真的抓住把柄了”。程先生笑她🌔：“哎喲，你好像還真能看出點名堂來呢🧑🏻🍳🧑🏫！你再去仔細看看🌹，嵇康到底什麽時候死的，有明確的說法嗎🍐？”程怡再去看書，發現嵇康卒年確實沒有明確的說法，不同的考證，要相差8年。
程先生的學生虞雲國說，這看上去是討論文學史的細節問題🪇🧑🏼🦰，卻有先生心境的觀照。“他的日記裏🙇🏽，在57年以後讀阮籍，是把自己的遭遇⚠、心境與古人對照起來的👩🏿🦱。”程怡覺得爸爸太能忍，遇到有些人🤤、有些事，實在太不像話，他也不發火，什麽也不說，忍著。她很不以為然，對爸爸說🚘：“你充什麽忠厚長者啊？”把程先生氣得不得了。
很有點野性
程先生年輕時寫的文章裏，自認為：“我的不羈的性情，家裏人都知道。從小倔強固執，遇事不容旁人幹預🫥。”（1940年《母親》）他的“忍”👆🏽，仿佛也不是天性如此。
數次政治風波裏，有幾件事，程念祺記得特別清楚。
一件事是聽說的。57年反右派開始👨🏽✈️，程先生被汙蔑🐅。他在樓上辦公室一拍桌子🔵，樓下辦公室的日光燈“哐啷”一下就震落了。程念祺當時還在讀小學，聽了這些議論🧗🏻，幼小的心裏，“對父親甚至很佩服”。
另一件事發生在“文革”中。1963年程先生寫《南北朝史話》，1964年寫完，但因時局不能出版（按：此書“文革”結束後才出版）🦁，預支的300元稿費也沒有要。造反派卻無中生有✌🏽，說北京出版社來信，要他交回預支的稿費。程先生自“文革”開始後就受盡欺淩👷🏿♂️，每天要寫交代，還要面對此種無事生非👰🏽♂️，心裏是非常恨的。
“爸爸和歷史系的魏建猷、張家駒兩位先生一起，給造反有理兵團寫了一張大字報𓀔。寫完了，也沒貼🙇🏽♀️。是媽媽在旁邊一直催，讓他們趕快貼，趕快貼。”總算貼出去了🤳，引起軒然大波🪹。“造反派聚在這張大字報旁大罵🌈，還用毛筆批道🔹：不許右派翻天🤐。爸爸看到了🙅🏽♂️，走過去，掏出鋼筆，在上面寫了‘留下你的狗名’。”
這當然是要吃苦頭的✣。造反派把他揪去🐦⬛，讓他站在高凳子上挨批鬥，打得臉上出血，還把紅油漆澆在他頭上。回到家🧫，程念祺看到爸爸這幅樣子✴️，“呆掉了，都要哭出來了”🖍。“我爸爸笑笑🦜，說🖋，這幫王八蛋😟，把我搞成這樣🦧。”程先生指揮兒子去漕河涇買了四瓶去油漬油，又讓他去把張伯伯叫到家裏清洗幹凈，說張伯伯住校外🧑🏼⚖️，這個樣子👩🏻🍼，下了班如何回家。叫來了張家駒✅，程先生又讓程念祺來來回回地到學校老虎竈去拎水。這件事情是程先生挑的頭，他說：“是我害了你張伯伯🎞。”
程應鏐夫婦與張家駒夫婦❓、魏建猷夫婦。
1986年，程應鏐與沈從文、張兆和攝於北京。
凡此種種，程念祺一直覺得，盡管父親看上去文質彬彬♣️，完全是個紳士，實際上卻很有點野性©️。從1957年9月起，程先生的日記稱《嚴譴日記》。他當時“認罪”態度已經好了，承認自己是右派，時時嚴厲地自譴自責，所謂“嚴譴”👨🦲。多年以後🍓，程念祺才看了《嚴譴日記》，看了🏋🏿♀️✍🏼，又覺得做兒子的是不該看的🙅🏻♀️，看了實在難過🕴🏼，知道爸爸那時實在可憐。
程先生41歲被打成右派🌌，他的妻子也受牽連成了右派🫄🏽。程念祺是這樣形容媽媽的：決不自輕自賤𓀍；從不世故；性格中有與生俱來的頑強的“自我”😵💫。所以，她不計後果地宣稱🦅：“如果程應鏐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在社會主義學院裏，負責改造她的人啟發她向自己的過去告別🧙🏼🧎🏻，也就是“要在思想上和丈夫劃清界限”。她覺得自己“沒有這樣高的覺悟⏲，也不願委曲求全”🔠，並且“不能講自己還沒有想清楚的話”🤵🏿。這就算改造失敗，她被打發到了鄉下。
程念祺說，“文革”中爸爸碰到事情👩🌾，媽媽是從來不勸著他的，反而老是在旁邊慫恿。師院附中的紅衛兵很厲害，會打人🦹🏽♀️，魏建猷先生到程先生家裏躲紅衛兵，甚至要呆到晚上近11點💂🏼♀️。紅衛兵跑到程家樓下來，要找魏建猷，他絲毫不見爸爸有一點慌張🫃🏽👶🏿。至於媽媽：“更兇，更厲害♡，她就在樓下攔著紅衛兵，不讓他們上去，說，我和你們師院附中的紅衛兵沒有關系，你們是夜闖民宅🦸🏼。”
“李先生是個性很強的🥩。”這一點🧑🏻💻，程先生的學生們也異口同聲。所以，程先生既為妻子每受自己牽連而倍感自責，更要擔心這般孤勇剛烈，會招致更多無妄之災。在日復一日的“改造”中，他自己的確是慢慢學會了忍，他妻子卻一直活在那個頑強的“自我”裏😑，沒被改造過來😴。這“自我”，令他欣賞，盡管也令他擔心🤾🏽🏃➡️。
程念祺說🚴♂️，媽媽性格真是很擰。“她在家裏是亂來的，爸爸一般都不響，一笑了之。等爸爸真的急了，吼一聲🤽🏿♂️，媽媽就不響了𓀁。”還說🦅：“媽媽既不漂亮，也不會持家🤚🏽，有時還不講道理，但是爸爸和她一直感情特別好📈。”正如李先生自己所回憶的：五十多年相濡以沫⬅️🏊，即使在那荒謬的年代，我們相互支撐，從未背叛過對方（《我當上了小學教師》）。
老友見憐
程先生寫於“文革”時的交代記載：“五七年以後直至六〇年摘去帽子，我除了和我的母親👩🏫，姐弟通信，和一切朋友的音問俱斷🪰。”
1962年，他們全家搬到上海師院（位置在今天的上師大）東部宿舍。這之前的住處遠離單位，對周遭的態度體會不深，一搬過去，第一天，一些孩子就用土塊朝程先生丟，一邊喊著：“老右派🧑🏼🚀，程應鏐。”
程先生不斷被批判👩🔧，如陷孤島，唯一的退路是書。68年以前，他在一個生產隊裏勞動，白天送蔬菜、拉磚瓦、拉糞車，到了晚上，“和妻子一燈相對……唯一可以排悶的👮🏻♂️🩹，便是讀書。從中學開始便已和我結識的《資治通鑒》便成了我的精神情侶💁，慰我寂寞🪭。常常是坐在破沙發上，翻到哪裏，就讀到哪裏，讀下去，忘記了一切”（《至樂莫如讀書》）💂🏼♀️。這樣的日子，生活過得“昏沉而寧靜”，因為“人們都遠遠地避開我🥟，仿佛避開洪水猛獸”（《永遠的懷念——沈從文先生》）👷🏻。
朋友也不是沒有。程念祺說：“爸爸這個人呢，還是有些好朋友的，他當了右派🚤，真正的好朋友🦹🏿♀️，他常常提到的那些，還有燕京的同學，都沒把他當外人，還是對他很好。”
在上海師院，程先生和魏建猷先生、張家駒仍保持了私人往來。57年他被批判🏖，發配到資料室🆎，歷史系決定讓魏先生接替他當系主任🪡。魏先生專門到程先生家告知這個安排。這件事後來程先生對程念祺講起過兩次。程先生去社會主義教育學院接受改造，“學業”結束回來那天，中飯也是在魏先生家裏吃的。魏先生並不在乎他是個右派👩🏿🌾。
程炎在新疆阿勒泰，關節炎很嚴重。程先生寄錢到北京👩🏻🚒，托熊德基先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在張家口買一個皮筒。熊先生把錢又寄回來，說現在買不到好的皮筒，自己有個舊的，就送給他了👩🏿🎨。而熊先生寄來的皮筒是新的，實際上是他買給老友的。
1963年，因燕京的老同學周遊（《北京日報》首任總編輯）向吳晗推薦🚶♀️➡️，程先生開始寫《南北朝史話》。他回憶說：“當時，誰都不會發表我的文章，更不會出我的書🌂。由於老友的見憐🤾🏿♂️，要我在一套《中國歷代史話》中選作《南北朝史話》👨🚀👩🏿🦱。”（《南北朝史話·後記》）
後來周遊先生也被打倒了🫅🏻，程先生很關心他🧑🏻🏫，有一次程念祺去北京，囑咐他打聽一下周伯伯的消息。程念祺迂回輾轉地打聽到了周伯伯家裏地址👰♀️，盡管知道爸爸和他關系很好，但是，由於從小的處境，要去敲這種高級幹部的門🤵🏿♂️🌷，還是比較忐忑的。敲開門🦥，周先生問：“你是誰？”“我是程應鏐的兒子🧑🏻🎤。”他馬上變得很熱情🐞，開心地朝妻子喊：“羅雯啊📭，應鏐的兒子來啦👨🏻🏫👴🏽。”
當程怡開始在華東師範大學上古典文學課程時，她逐漸體會到，在人與人的交往方面🌺，爸爸和韓愈是很像的——彼此有倒黴時，有風光時💛♿️，而老友之間的交情不會變。“從爸爸身上，是可以看出中國傳統讀書人的秉性的🛫。”
程先生晚年生過幾次病👩🏻🎨，程念祺陪伴他時，才聽他講起一些往事📿。比如🟫，有一次他上街，在車站，突然有人拍拍他肩膀，叫：“老程！”回頭一看，是譚其驤先生🛸。這是57年以後了，譚先生遇到他，還是那樣熱情🪁。
從反右到“文革”結束，二十年恍如一夢。程先生記得牢的，都是這些小事🙀；這樣的小事，他一輩子記得很牢🛵👩⚕️。
故鄉
1984年👩🏽🚀，程先生69歲👨🏽✈️，在《甲子新春試筆》詩中寫：“三十四年渡海客，可堪更憶故鄉人𓀝？”從1947年到達上海🕛，到1994年去世🦸🏻♀️，程先生在上海度過47年。他是江西人，講話一直帶著江西口音🤵，也常常回憶故鄉。
1947年是程應鏐夫婦來到上海的第一年
1980年代初，在上海師院歷史系前。
程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蠻子》。蠻子是他家族中的一個小弟弟，樣子有些粗野💂🏿♀️，但程先生直覺他“心很深🦸♀️，小小的靈魂一定有點不平常”，並且，“他那倔強樸質的鄉下人的性子，很使我喜歡”，所以總是企圖親近他📖。鄉間擔心日本人要打過來，人人如驚弓之鳥，大人也不許孩子再唱“打倒日本”一類的軍歌🫳🏼。蠻子卻很固執地要唱，挨了母親打，抽咽不止🤱🏿。程先生替他擦眼淚📔，鼓勵他盡管唱，他們“就此要好起來了”。
蠻子後來到上海來🗂，在程先生家吃飯，一個腳就架在凳子上。程先生看著他，只是笑😫🧙🏻♂️。孩子們覺得這個“蠻子叔”很奇怪🧻，後來看了爸爸寫的文章，才明白他是想起了在故鄉看到過的蠻子小時候的樣子。程念祺說🅱️，只要是老家來的人，程先生見了都是很高興的。
程怡小時候聽爸爸講趙匡胤，程先生念成“趙quang胤”。程怡到了大學裏也這樣念，同學們哈哈大笑，說她念錯字🪚。“怎麽可能錯呢？爸爸就這樣念的啊。”後來才知道這是江西話💋。江西話裏，k打頭的字會念成q打頭。程怡的奶奶姓“況”，她就自稱姓“quang”。陳寅恪先生也是江西人，“恪”念成“que”，可能也和方言發音有關🧑🏽。
程先生纏綿病榻時🗳，醫生囑咐他最好唱唱歌，氣道能通一些，對身體好。據說程先生聲音很好聽，唱歌卻不擅長🙋。他遵醫囑🥡，躺在床上唱💴🔯，只會唱兩首歌。一首是用日文唱的勸降歌，這是他年輕時在八路軍宣傳隊裏，兩個日本俘虜幫助他們進行反戰宣傳時教唱的。另一首就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完全用江西話唱。
程先生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新建縣大塘鄉的。他的家在土庫🧑🏻🚀，是一處棟宇連綿的豪門府第，他5歲即入讀的私塾就設在家中的望廬樓💅。程家祖上有過“一門三督撫”的顯赫🎂，太高祖程矞采及同族的程煥采、程楙采皆官至總督或巡撫，盛極一時，始建土庫。程先生正是從如此高門巨族裏走出來的“程家大少爺”🤥，盡管他對這些，並不曾在意過。而對故鄉本身👐，他始終懷著深深的眷戀。在他筆下，有故鄉的山水、清風🏌🏿♀️、霧靄、星光🔅，有渺小卻堅忍的鄉人。他在家國滄桑時遠行，四海漂泊，這些離亂中帶不走的📦，都隨著他的記憶🧛🏽♂️，到了遠方。
（本文撰寫參考《流金集》詩文編☂️、《留夷集》《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等，配圖由程先生家人、學生提供☂️，謹此致謝）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