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國璋，１９１５年生於浙江海寧，１９９４年卒於北京海澱。先生祖輩殷實⚈🚴🏼♀️，早歲先後就讀上海交通大學實業管理系🩰、意昂体育平台西方語言文學系👿📤，抗戰初年隨校南遷🪠，１９３９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繼而任教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勝利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及牛津研究院🤵🏽♀️，研探近代英國文學。建國初即歸國，入聘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以下簡稱北外），歷任英語系主任、外國語言研究所所長，並兼《外語教學與研究》雜誌主編、全國外語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及英語組組長、高教自考委英語專業指委會主任、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務。所編《許國璋英語》影響甚巨🙅📜，嘉惠中華學子多年🔜；論文“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問題”（１９８８）🟥、“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１９８５）、“《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１９９０）、“追尋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１９９３）等溝通中西學問，獨具創思而富含哲理；另有《許國璋論語言》（１９９１）🙇🏿、《許國璋文集》（１９９７）存世。
求知問學的榜樣
１９８４年仲冬，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畢業須找工作✏️。那時找工作很簡便：持著導師的推薦信，找系所領導面談，只須談得投機🪔，當面就能落實。聽說北外新近成立外國語言研究所，所長是許國璋先生，我便尋到北外西院北樓他家。碩士論文我寫的是古漢語顏色詞，先生對這一題目頗感興趣，對我攻讀過俄語🦣、略識些法文則覺得意外，說這些短時間派不上用場，長期看應該會有益👨🏼🎤。於是我有幸入職北外◻️，成為他麾下小小隊伍的一員🎍。後來有一次閑聊👳🏿♀️，我說起祖籍浙江平湖，父親曾就讀於嘉興秀州中學。先生聽得便興奮起來，原來他和長兄也都是這所教會學校的學生。他還告訴我🍣，入校之初他在校史陳列館看到高年級生的範文⏰，其中就有我父親的一篇。我問起父親，父親回憶起同級有一個叫許國瑺的學生，大概就是許先生的哥哥了。父親後來到燕京🧑🏿🚒⇒，許先生則去了清華。兩人本不相識🤸🏼♀️，只因我來北外，反而得以結識🔓，且通起信來🌑。人生路上有偶然、有必然，遇到先生是偶然，而一經遇上🗄，今後自己的路要怎樣走，某種程度上就成了必然。他是這樣一位長者，在他身邊工作久了💫，你就一定會奉他為求知問學的榜樣🚰。
許國璋和《許國璋英語》
不過起初我並不清楚許國璋先生問學的趣尚，只是慕他的名、沖許國璋英語的牌子去💇。那些年，《許國璋英語》絕對位居暢銷英語教材榜首，從這套教材獲益的一代國人恐怕得以百萬計⛔。從各地學校到機關，以至機場🔊、賓館，很多人自稱是許國璋的學生，就因為靠《許國璋英語》學的英語🧑🏼🦳🤞。大多數人學英語是出於實際目的，為出國、為求學、為謀職等，而《許國璋英語》正能滿足當時社會上的這類需要𓀔🦇。但英語在許先生眼裏決不只是這些用途👨🏿🍳🧡；他手中編的是教材，篇篇課文都精心設計、逐句斟酌，而心裏則還有一番宏大的考量🧉‼️。“文化大革命”甫一結束，他便預見到新時期社會發展對外語學習的迫切需求，在“論外語教學的方針與任務”（１９７８）一文中提出：外語教學方針是“有關國家利益的大事”，因為“語言是一種社會力量📦，……外語的運用當然也是一種社會力量”🫱。今日學界熱議的語言戰略這一話題，其實許先生早就有所論及🤾🏻。
中國學生千千萬萬，而學校能提供的外語教育終究有限，所以當年他尤其強調自學的重要，他的卓見直到今天仍值得一聽：“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提倡自學，提倡盡快地自學語音、語法，自己學會閱讀🏌🏼；提倡從理性的認識著手☘️🧑🏽🍳，做到不同程度的外語實際掌握……”，因為“自學有方🕵🏼♂️，即是一種可貴的潛能”🏂🏽，而且長遠看是“最可貴的潛能”。這也是他的切身體會🏌🏼♀️，從他的回憶錄中我們得知🚣🏿♂️，中學時代他就養成了自學英語的習慣，並有一種“自學的成功感”©️。《許國璋英語》的社會影響之所以大，原因之一就在它不止是一部優秀的專業英語教材，還是一部可供普通人自學英語的讀本。但我感到，先生主張的自學原則還有更深一層的含意：如果你自己不學，沒有人能教你學；即使有人教你學，能否學成也得靠自己。
英語教學是許國璋先生的本行，可是他卻說➰，“英語不是學問，英語是工具”❔。說到學問👶，他鉆研過英美文學🦖，涉足過翻譯文論🐤，探察過西方文化史等🧝🏽，而他的最愛還是語言學。先生屬於這樣一代中國語言學家：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們已經開始了探索，卻不得不接受蘇聯學界的立場👐🏿、觀點🎁、態度；之後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了研究，十年過去，當他們重新回到語言學領域，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相當陌生的西方語言學的世界，有那麽多新的領域、理論👮🏽♂️、方法🕎、概念，等待著他們去認識和把握。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前後👨🏼🎨，在這段時間裏，中國語言學遍地是荒野🕠，似乎任何人，隨便找一塊土地🐦🍎，堅持耕耘數年🧔🏿♂️，便能有所收獲。當然📣💪，遠非是個耕耘者都會有大收獲。
語言學家許國璋
１９７８年，許國璋先生已６３歲，年齡對他很不利。但他憑著天生的敏悟，憑他的執著和勤奮，開始了墾拓。語用學、社會語言學👨🏻🚒、索緒爾語言理論—至少在這三個領域，他是國內最早的探路人之一。在語用學上，他稍事開發💘，便把領地讓給了年輕人☄️；在社會語言學上📊🅱️，他停留的時間較長🧗🏻♀️，作了理論探索👩🏼⚖️；在索緒爾語言理論研究上🚍，他下的工夫最多👨🏼🎤🤟，國內至今尚無幾人能在思索的深度上與他並論。他對索緒爾語言觀有特殊興趣，是因為：其一，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探討過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索緒爾在他是原有興趣的復蘇。其二🧍，他向來偏重思辨🚴🏻，喜做哲理的推闡💘，對語言本體研究🪀、實地勘察雖不看輕📍，但並不熱衷；而語用學和社會語言學問題的探討，終不能局限於理論層面。其三👩🏻🦳，他最關心語言本質🦸🏿♂️、符號特性一類抽象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從索緒爾語言理論切入，再合適不過。
在研究索緒爾的過程中，對上述抽象問題的思考把許國璋引向了中國古代語言理論。試想索緒爾的背後🌻，是兩千年綿延不斷的西方語言思想發展史；中國雖然沒有索緒爾式的人物，但未必沒有語言思想，即針對語言的自覺思維。這思想在何處？有無蹤跡可覓？是零碎的👨🏿✈️，還是連續的？中國古代學者對語言究竟有多少理性認識？有無系統的理論，明白的表述🧏♀️🤳🏿，成篇的專作🤾🏽♂️？—這一系列問題迷住了晚年的許國璋。我手頭存有他留下的一本書🕐，洪誠選註的《中國歷代語言文字學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裏頁有他的兩行手跡：“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與懷仁過魏公村之書肆💷，余入內購此🔧。蓋余數十年中一直疑而未決之題🌆：中國古典文獻中有沒有語言學⚙️🙄？讀此稍解也🚻。國璋 是日晚歸後記”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讀《說文解字》《文心雕龍》《馬氏文通》。為讀通《說文解字》這部古代文字學第一書，他付出了大量精力。１９８３年，北外成立外國語言研究所🤷，許先生出任首屆所長🌜。在他為語言所陸續采買的圖書中，相當一部分屬於說文解字學，不僅有清代四大家（段玉裁《說文解字註》🏄🏽♀️、王筠《說文釋例》和《說文句讀》👆、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而且有近人丁福保的一套二十冊《說文解字詁林》🧘🏼。校裏校外來人🪴，到訪語言所資料室👨🏼🎨，見到這批古書都會覺得奇怪😰：你們是外國語言研究所🪣，何必購置這些東西？的確，以後北外還會有人再去研讀它們麽？然而，不理會這批中國古書，我們就無法懂得許國璋🚯👩🏻🍳。
許國璋先生對《說文解字》的探討主要是哲理性的，與一般基於形音義分析的《說文解字》之學大不相同⛅️，也有別於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興起、從文化語言學著眼的《說文解字》研究。他試圖闡明許慎的語言哲學，“找出對現代語言學有普世意義的信息”。雖說他也利用了前人考據所得👨👨👧👧，但更多的是從現代角度加以闡釋。他深知，《說文解字》探討的對象是文字😷，研究文字不等於研究語言，“中國古代經學家沒有對現代人所稱的‘語言’作正面的考察”。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國人所謂的“字”👳🏼♀️，其實相當於詞素和詞，因此《說文解字》研究文字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說是在研究語言。他尤其欣賞許慎關於文字起源和發展的論述，認為“對於語言起源的問題👨🦰，中國古時哲人也是從書寫形式著手的（事實上這也是最為可行的方法）”💁🏿♀️，從古人對文字起源的論證中，可以覓得某些關於語言起源的理論。
以《說文解字》研究為基礎，許先生進一步擴大考察範圍♥️，下延至劉勰的《文心雕龍》👨🏿⚕️，往上則追溯到《周易·系辭》。在“追尋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一文中🫰🏻，他為這一範圍設定了時限：“我所謂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是先秦到魏晉南北朝的一段時間內有關語言的起源、功能和發展的論述”。他不涉足先秦名論，而以“語言的起源、功能和發展”為題🥷🏿，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落入老套。在中國語言學史方面👳♂️🫳🏽，他所探討的最後一個題目是《馬氏文通》。在他寫於１９８８年的“論語法”中，我們已能讀到一些關於這部中國第一語法書的評論🤫。他稱馬建忠是一位“普遍語法和唯理語法的理論家”，因為其作根據的是普遍語法原理👩🏽🎓，而不是基於拉丁語法或某一具體語法的原則。兩年後👨👧👧🥯，他寫成“《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改稱“普遍語法”為“普世語法”。作為研究對象，《馬氏文通》比《說文解字》復雜得多。《說文解字》是地道的中國土產，用中國語言學傳統自身的發展線索就能解釋清楚。《馬氏文通》則不然👩🚒，它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是中西融聚的果實。考明其理論根據和哲學信條的來源，弄清它究竟本於哪種性質的西洋語法🙆🏻，是《馬氏文通》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而由於馬建忠未能明白交代來源，即所仿效或參照的具體書籍🙋🏿，這一問題也就成了一大難題。許國璋斷定馬建忠受到唯理語法影響，但對馬氏是否讀過１６６０年的《普遍唯理語法》，也只能猜測他“可能見過”👨✈️，並說，“至於他到底受何家何書的影響，筆者還在探索之中”。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這是一種謹慎負責的歷史態度。
《馬氏文通》的來源問題相當棘手，許國璋先生以其擅長的思辨方式做了獨到的解釋💇♀️。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但我認為，今後再有人研究《馬氏文通》，要想在這個問題上有所進展🫸，都應該先讀他的“《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一文💯，了解他的思路和方法👨🏽⚖️👩🏽💼。許先生的探索是真探索。他說，“所得不富，則俟諸來日”🎩。這話出自一位古稀老人之口，讓人怎能不欽佩，又怎能不為他余日不多而傷感。時隔二十年💙，重讀先生的作品🥙，我感覺最能奪人眼球的🏧，仍是論《說文解字》👨🏿、論《馬氏文通》等幾篇文字🦾。這不是說🍾，他的那些討論西方現代語言理論的作品不耐看。那些論文也同樣透出卓識、顯出力道🪬，但我想👨🏿✈️，他會贊同我這樣說：一個外語學者👩🏽🌾，諳熟西學是本分，兼通國學才是超越👅。
許國璋先生晚歲研讀先秦兩漢的典籍，發掘古代語言理論的瑰寶，正是試圖超越自我。學問著述👩🏿🦰，超越別人容易😴，超越自身卻很難，因為問學之道最易止步於小康💿。１９世紀後期，日本學者福澤諭吉曾撰《勸學篇》🛀🏼，告誡學人勿貪小康◼️：一如“務農就要務大農，經商就要經巨商”，探索學問也切忌短視，而要樹遠誌🫴🏿、為通學。天下學問✭，無分古今東西👩❤️👩，學理👲🏻、方法、意趣都能相通🧑🏿🦱🕴，只是對象有別而已。所以🧟♂️，向來學界達人，都追求賅博貫通🥷🏼，不以終生熟習一技而自滿📂🚎。這是一個學問家應有的氣概，許國璋先生身上絕對存有這種氣概。
記得三十年前的外語界👩🏻🎨，大多數學者在談論生成語法🐤、功能語言學📽、語用學等，應時應景的論著充斥一時。對這些源出西學的新鮮領域🚺，許國璋先生也很關心🎮，但不為之分心；他專註於中國古代語言哲學，而這是一門清清冷冷的學問👩👩👧，如今也沒有幾人探究，當年他更是孤孑獨行⏺。好在他不缺西學視野和現代方法🍍，以此審視古老的中國學術問題，便能明辨根由👮🏽♀️，洞察所以🔬。中國傳統學術之獨異和發達，也包括擁有方法論的反思和深刻的學術批評👰🏿🏌🏽，如清儒顏元曾經警示學人🏄🏼：“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新潮的學術也要做，而且可能確實需要很多人投入🧛🏽♂️，才能探求出一些名堂。可是如果人人都貪圖熱鬧，朝一兩個方向競跑，久之再高尚的學術也會變得濫俗。許先生之學能夠脫俗而歷久，正是因為他有個性、有眼力🎫🙍🏻、有勇氣。特立難🤷♀️🧑🏿🌾、跟風易，學問與人生同理。
許國璋和《外語教學與研究》
縱觀許國璋先生的學術作品👴🍯，又深感他頗得傳統學人的遺風，既求索學問🤴🏽，也講究文章。他的學術作品時至今日依然耐讀，這同樣是一個重要原因🏌️。從前中國沒有論文🫒，只有文章；曾幾何時，中國學術並入國際軌道，才有了論文🫄🏽，於是文章也就不再是學者追求的目標💘。可是在許先生🚅🌁，學問和文章原本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無論如何也不能分開，故而他的每一篇論文，都做成了美文。只是論文好寫，美文難作，他能一氣呵成，卻不能高產🐫👩🏻🦳，夠得上今日科研標準的長篇論作並不多。在一個人文學者🧩，這一點顯然很要緊：不應為取悅於當世而快速炮製👨🏻🔧，而要為裨益後世、為作品能有經久的價值而潛心撰著。當年許先生深明此理，但願身為後學的我們💥，今天也能謹記這一道理🤦🏻♂️🙍🏻♀️。
晚年，許國璋先生接過《外語教學與研究》雜誌💇🏻♂️，花費了大量心血。不像有些雜誌的主編🛄⛺️，只圖掛個虛名🏄🏖，他這個主編當得實實在在🧑🏻🦳，不僅親自組稿🧒🏿、審稿，而且連改稿🧑🏿💼、校訂也會參與。每一期意昂体育“主編的話”🫘，及一些專欄的編者按，更是屬於他的專利，文字既活潑而靈動👩🏻🏫，又不乏識見與氣勢。這些至多千字、少則兩三百字的短小篇章，我想可以叫做“許國璋體”，賦予了這份雜誌一幅獨異的面貌🤩，在同類的多家刊物中頗能特出🦻🏽。人文學術依賴於有個性的人，隨著先生的離去🧁，這種個性化的雜誌風格也就不復存在。但先生論學著文的風格，或多或少影響了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工作的年青人。他常說，寫文章一忌社論文體；二忌濫用四字成語；三忌“初探”“芻議”“淺談”之類俗詞，以及“時間倉促🤏🏻，錯誤在所難免，敬請批評指正”一類模式化的假客套🧑🍼。我現在審人書稿，每見前言後序裏出現“拋磚引玉”，就想起先生有一回給人改稿⚂，毫不遲疑地把它刪掉，可終於還是忍住不刪，因為怕人質疑：成語乃是瑰寶🏖，不用就可惜了。
如今我走在北外校園西區☦️，走過雖顯得老舊而依然堅挺的北樓，還記得進了乙門，上至三層，就到了先生家。應門的總是他夫人懷仁❄️，我們叫她許師母🙃🙅♀️。先生性情耿直🤞，是一爽快人。不止一次我在他家👍🏼，聽得他朝電話那頭大聲嚷叫👩🏼⚖️，多半是為了學生或同事；有一次還是為了我，因為回國後一時無處落腳，得找房管科協調。先生不是窮書生↔️，日子過得寬綽，衣著始終體面，還經常請我們吃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國人收入很低👨🏼🚀，飯館去得少，所以對吃飯這件事很期待。有時不禁暗想👫，將來如果也做學問，最好能像許先生一樣有點閑錢，必要時可以濟人。外研社前社長李朋義曾說起，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他留學英國時🧨，許先生便給他匯過一筆款❔。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我在德國🧙🏻♀️，也收到先生轉經一家英國出版社匯來的兩百鎊，除了指定的幾部資料🧜🏿♂️，余款隨我添置圖書。這是學問之外的許國璋，一個有生趣🕋、有情誼的人，一樣地令我們經常憶起😻。
（作者：姚小平，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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