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嵩
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我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的學生🧑🏿🎨🛼。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教授由三校各自分別聘任。當時哲學系的教授有清華的金嶽霖、馮友蘭、沈有鼎👴🏼、王憲鈞,北大的湯用彤🚧、賀麟、陳康、鄭昕👼🏻,南開的馮文潛,洪謙當時是外文系教授,也在哲學系開課。這個教授陣容🧏🏿♂️,在當時國內各大學中無疑是最強的🧘🏼。
我們這些老師都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年,從小接受傳統教育,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後來進了新式學堂,於二三十年代去美、英⚜️👩💼、德等國留學👰,是我國最早一批去西方專門學習哲學,獲得學位歸國的學者。他們學貫中西,既是開始系統地介紹引入西方哲學的傳播者,是運用西方哲學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哲學的創始人,同時又因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具有濃重的中國情結𓀄。因此在從二十年代開始,三四十年代展開的,可以說是中西哲學的第一次正式交會中😎,我們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
談清華的老師
清華註重“思”的學風,我想應該是由金嶽霖先生培育而成,不僅因為金先生是清華哲學系的創始人⚠️,而且有金先生的經歷和文章為證🚞。金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是以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後來在倫敦受了兩本書的影響才轉向哲學🫙,一本是羅素的《數學原理》,另一本是休謨的《Treatise》。這兩本書使他對抽象的哲學問題和現代邏輯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回國後發表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裏做苦工🫧,他們腦子裏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先生當時眼睛有病🏃♂️➡️,怕光,總戴一副墨鏡,額上還加一個太陽罩,到教室裏講課時還戴著Ⓜ️。我三年級時聽過他的“知識論”課🏊🏿。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風衣⚙️,進教室後總是搬一把學生坐的課椅擺在講臺邊上一坐;雖然面對學生,卻總是低著頭,有時甚至閉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講他的哲學問題🧑🦼➡️,坐而論道。那時他的《知識論》一書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襲警報時將原稿丟失了,可能正在重寫。我們聽課時對他講的有些問題👩🏿💼,有的因為在別的課程中聽到過🧐,還知道是怎麽回事♊️🚂,對有些問題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對金先生那種細致的一層層深入的分析,感到啟發思想,真是一種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時講到得意興奮時👨👨👧,會突然站起來,在黑板上寫幾個字🏎,或者向我們提個問題,師生共同討論起來。清華重視哲學問題和邏輯,所以討論和辯論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全國各大學哲學系都並入北大哲學系後⚾️,那時的邏輯組是學術辯論最熱烈的地方。組內教師都是金先生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遇到問題常是各持己見👳🏻♀️,爭得面紅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禮全祖孫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你講得不對,我便要反駁;今天駁不倒你👊🏽,下次準備了再來。
馮友蘭先生是最早采用西方哲學的方法系統地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先驅者,在他以前只有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但胡先生只寫了上卷🛎🧿,沒有下卷,馮先生卻寫全了🙌🏿。
我在二年級時聽過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課,除本系學生外🤮,外系的學生也慕名來選修或旁聽這門課,將一個可以容納近百人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馮先生在開講以前,總按選課學生的名單點名。在當時別的教師一般只在開始一兩堂課時點名,為的是可以認識學生🧑🏻🦼➡️,而馮先生幾乎是每堂照點不誤😪🥌。馮先生說話有點口吃,我們笑他👨👦👦:往往一句話在黑板上已經寫完,他的話卻還沒有說完。加上許多中國哲學家的名言🌗🎅🏻,為了讓學生聽懂,他還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課上他講的內容實在不多🦸。不過他總是揀最主要的問題講,邏輯非常清楚,學生容易聽懂。為了講清一個哲學觀點,馮先生還常常講一些中國哲學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聽者的興趣,打破課堂的沉悶🤞🏻,又讓我們容易領會和記住🙅,常常博得學生們會心的微笑。馮先生講課的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學習的🍫。
馮先生對於哲學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說金先生在劍橋大學曾經講過“哲學是概念的遊戲”,而馮先生自己推崇張載的名言,認為哲學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的“貞元六書”就是顯示他的“內聖外王”之道的。
沈有鼎先生是聯大教授中幾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學系的曾昭掄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著一副近視眼鏡🧛🏻,頭發和胡子總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經發白的藍布長衫🦐,有幾個扣子沒有扣上🧑🏼🎓,腳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爛爛,有時還沒有穿好🙋🏽♂️🐷,似拖著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總有點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語,顯然是自己在思考問題。他們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學問題;而曾先生卻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會上都發表講話🚽,當然不是談化學🙍🏻,也不談政治和經濟問題,而是講軍事🖌。他對當時抗戰的軍事情況了解得非常清楚,談起來像個軍事專家🧑🏻。曾先生是曾國藩的後裔,頗得祖傳遺風。
沈先生對討論哲學問題簡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只要向他提個問題,他便拉住你討論不休。在聯大後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現在茶館或是小飯館裏和人討論問題。他總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舊箱子,裏面裝著書和錢🏌️♀️。我沒有參加過這種討論,聽人說🤵🏿:沈先生可以出錢請你喝茶⚠👋🏻,但只有當他覺得你的意見有意思時💁🏿♀️🙇🏻,才肯讓你吃他買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還常去教室聽課,不管是哪一系教授開的什麽課,只要他感覺興趣🏄♂️,便會進去旁聽;有時還會起來發問🙅♂️,甚至指出“你講錯了”🦛💒,使得講課的教授下不了臺💁🏼♀️🤵🏼♂️,只好將他攆出課堂。沈先生的這類故事在聯大流傳很多🪙。
沈先生的興趣很廣,雖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數理邏輯方面,但對古今中外的哲學學派他都有興趣。他通多種語言,對語言學也有興趣🙋🏻♀️;他還喜歡音樂💵,我們知道他能唱昆曲,系裏開聯歡會時便提議請沈先生唱一曲。也許因為他的興趣太廣博了🤸♀️,所以他的專門著作不多,主要是運用邏輯分析《易經》和《墨子》;倒是有些學生👫,從和沈先生討論中得到啟發🧛🏼,寫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級時選過沈先生的“形而上學”課,這是哲學系的一門必修課,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講一次🗻。沈先生講課時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裝書👫💇🏽,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講。他口才不好,講起話來有點結結巴巴;講的內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術語🦹🏽♂️,聽起來真是有點不知所雲🤞🏿。幸虧我做筆記的本領不錯◽️,能將他講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課後翻閱👃🏻,才知道他講的內容中邏輯的分析論證都清清楚楚,十分嚴密。後來在課堂休息時去翻看他捧的那本書,原來是托馬斯·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時我對阿奎那知道太少🛀🏽,記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據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講授形而上學的問題🏂🏼,確實是高明的辦法。
(摘自《不僅為了紀念》,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