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陳銓(1903～1969),字濤西,四川富順人,劇作家。1921年8月到北京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1928年8月出國。先後留學於美國、德國，學習哲學、文學和外語。留學期間接受了尼采哲學的影響。1933年在德國克爾(Kiel)大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探討中國文學在德國的翻譯和傳播，是中國文學研究中較早出現的重要比較文學論文。1934年初回國,此後9年間先後在武漢大學、意昂体育平台、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英文或德文。1946年8月到上海，執教於同濟大學。1952年至病逝一直在南京大學外文系任教。

翻譯家楊武能在回憶早年的求學生涯時，總會提起南京大學外文資料室裏的那位“個子矮小，卻對自己掌管的寶藏了如指掌”的“世外高人”。

這個“小矮人”精通德語和德國文學，卻上不了講堂。據說他在解放前寫過一部得到蔣介石贊賞的劇本，是個“大右派”。盡管如此，德文系的老師們卻異常尊敬他，總是稱他“陳先生”。

多年以後，楊武能才得知，這位其貌不揚、言行謹慎的老先生，便是“中國研究日耳曼學的鼻祖”陳銓。這位“圖書管理員”，早在1931年就從德國基爾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比自己的導師馮至還早4年。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員葉雋，在評價這兩位“經歷相近，專業相同”的留德學人時指出：就文學創作的藝術性來看，陳銓要弱馮至一籌；但若以“入世”的積極和“致用”的情結而論，陳銓又勝過了那位“沉思的詩人”。

早在清華讀書時，陳銓便與錢鐘書、張蔭麟、李長之並稱“清華四才子”。但這位以文論著稱的學生一度想改習化學，只因化學屬於“實際有用的學科”，“習之可服務社會。”這個“學以致用”的想法，引得老師吳宓在日記裏大呼“哀哉”。

其後，抗戰的爆發把陳銓引回到傳統文人“以文載道”的舊途。1940年4月，他與雷海宗、林同濟等人創辦《戰國策》半月刊，這個日後被稱作“戰國策派”的團隊，在抗戰的旗幟下，致力於戰時民族文化的重建。此時的陳銓開始嘗試用戲劇啟發民智。

作為一個高產的劇作家，陳銓被後人記住的只剩下這樣四句臺詞：“世界是一個舞臺，人生是一本戲劇，誰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場，誰也不能在後臺休息。”

從“粉墨登場”到被迫在“後臺休息”，這幾句話成了陳銓一生命運跌宕起伏的真實寫照。

被左翼文人譏為“粉墨登場”的那出戲，是陳銓抗戰期間編寫的《野玫瑰》，講的是國民黨女特工在淪陷區用計鏟除漢奸的故事。1942年，《野玫瑰》在西南聯大上演成功後，重慶話劇界也開始著手排練。這出融合了“戰爭、愛情、道德”三種元素的話劇，與郭沫若的《屈原》一起，成為重慶當時最轟動的演出劇目。

女主角秦怡後來回憶說，有一次，國民黨的一些空軍官兵也來看戲，但戲票已經一搶而空，這些軍人竟然在劇場門口架起了機關槍，堅持要入場。

《野玫瑰》的火爆為作者帶來了巨大的聲譽，可爭議也隨之而起。在陳銓筆下，漢奸王立民被塑造成一個有人倫之情，甚至有思想的人。這個大膽的嘗試，突破了以往鋤奸劇中“漢奸即壞蛋”的單一化創作思路，陳銓由此落下了“美化漢奸”的口實。

皖南事變後，《野玫瑰》愈加成為左翼文人攻擊的標靶。1942年，國民黨教育部頒發年度學術獎，陳銓的《野玫瑰》與曹禺的《北京人》等作品獲三等獎。但在左翼文人的抗議下，國民黨後來撤銷了對《野玫瑰》的“嘉獎”。

此時身處昆明的陳銓反應倒很平和。他只在一篇“自辯”中闡明了自己的創作思路，以求“不引起任何誤解和歪曲，就心滿意足了。”

只是這篇自辯，沒能改變其日後被批判的命運。1957年陳銓被下放到南京大學外文系的資料室。從他殘存的日記可以看到，開會、討論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寫思想報告，已經成為陳銓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偶爾的觸發，還會勾起他對戲劇生活的懷念。

之後，脫去右派帽子不久的劇作家，又陷入了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中。數九寒冬的淩晨，陳銓拖著有嚴重哮喘病的身體，去打掃廁所和掃除積雪。一些別有用心的新鄰居，命令陳銓胸前掛上黑牌，終日不準拿下。

這位“尼采思想最有力的闡釋者”，曾經幻想以個體的強烈意誌，與整個時代相抗衡。但在1969年1月31日這個寒冷的冬日，他終於支撐不住，“頹然倒下”。

一位作家在重讀這段往事時，適逢李安的電影《色，戒》在國內上映，一時間，“美化漢奸”的爭議驟起，理由之一竟是“飾演漢奸的梁朝偉過於帥氣”。這位作家由此想起陳銓和《野玫瑰》引起的風波，不由得感嘆：“這仿佛是歷史的一個輪回。”（蔣昕捷）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09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