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沈善炯院士訪談

受訪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 沈善炯院士

訪談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熊衛民

今年92歲高齡的沈善炯院士是我國著名生物學家🆙，早年受教於西南聯合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擁有豐富的工作經歷和廣闊的科學視野🔧，對中國科技界長期存在的積弊亦有清醒深刻的認識😯。筆者對沈院士的訪談就是從他早期的經歷開始的👳🏿。

沈善炯簡介

沈善炯（1917-），微生物學家和分子遺傳學家。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生物學系🧏‍♂️，1950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獲得博士學位後歸國，歷任浙江大學醫學院副教授、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在抗生素、細菌的糖代謝、細菌的氮代謝、固氮基因的結構和調節、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領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後獲得國內的多項重要獎項🙋🏿❄️，如中國科學院成果獎（1955）🤽、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獎一等獎（1979）、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87）、加州理工學院傑出意昂獎（1996）等。

加州理工的優良傳統

熊衛民 您經歷過不同的時代👩🏿‍💼，在多個不同的機構學習💃🏼🧒🏻、工作過🀄️，哪個地方令您印象最為深刻？

沈善炯 令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西南聯合大學。它是“民主堡壘”🍴，風氣非常好🕤，既嚴肅又自由，同學之間、師生之間👨‍👨‍👦、老師和老師之間🧑‍🚒，關系非常融洽🖕🏽。大家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覺得自己肩負抗戰勝利後重新建設中國的使命。雖然條件簡陋，但同學們學習非常刻苦。我的摯友申泮文常說，愛國主義出英才，我很贊同⚁。

如果說西南聯大教我怎麽做人💂🏿‍♀️，那麽加州理工則教我怎麽做科學。在那兒，競爭和合作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大家都在為真理而奮鬥。我舉個例子，眾所周知的德爾布呂克在當時是反對比德爾“一個基因一個酶”學說的，可比德爾接替摩爾根擔任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主任後，馬上把他請了過來。比德爾還接納了許多別的思想活躍的學者到他的實驗室來工作，他們可大致分為三類✍🏿，分別對比德爾的學說持支持、懷疑、反對態度👩‍⚖️。三種人在一起合作🤷🏽‍♂️、辯論🧏🏼‍♀️、競爭🧏🏼‍♀️，其結果是豐富☯️、改進了他的學說——後來就不叫“一個基因一個酶”了👮🏿‍♀️，而叫“一個基因一個多肽”。這讓我體會到，科學研究必須有不同意見來競爭👜🤽🏽。在什麽基礎上競爭？在合作的基礎上——大家都是為了探討真理🧳。

談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了我回國之後（不記得是“文革”前還是“文革”後了）遇到的一件事情🤷🏻🥗。國外一個人到上海來做報告，我們的一位科學家問他🪥：你有一個菌種，能否給我？他說：這個菌種，你們旁邊的研究所已經有了嘛。這是最大的諷刺👀。一個菌種、一個實驗的材料，國際通行的慣例是，文章發表後可以找作者去要。可我們國家的同行之間卻不能互通有無。

後來發現，“一個基因一個多肽”的學說還有問題🦋。要知道💅🏻，沒有一個學說是絕對正確的，發現理論、學說的不足之處🧑🏿‍✈️，這是科學的進步🚂🦹🏻‍♂️。比德爾說過一句話：“建立一個好的學說是不容易的，因為學說必然很講邏輯，但是自然常不是這樣🤷🏼‍♀️✊🏽，也即事實並非如此。”說完後他自己忘記了，我老師哈洛威士把它記下來🍹。我覺得這句話講得好極了👨🏿‍🏭。

熊衛民 德爾布呂克當時是專職做研究🩱，還是兼當教師？

沈善炯 他還給我們開課，記得我聽過他的生物物理課。這個人思維特別活躍，經常與同事們激烈辯論🪽，尤其是在上午的咖啡時間⁉️👬🏻。除了周末外，每天上午10點都是咖啡時間，許多教授都到雅典娜俱樂部（Athenaeum）去喝咖啡，一邊喝一邊辯論。我不是有點營養不良嘛🙋🏼‍♀️，有一天🔞，比德爾太太跟我講🩳：“你的獎學金太少，我介紹你去俱樂部沖咖啡吧🤢，可以貼補一點生活費🥢，多吃幾塊豬排。”我就去了。我覺得很奇怪——教授之間爭吵得那麽厲害。

熊衛民 您參與討論嗎？

沈善炯 我只是聽，來喝咖啡的教授來自不同的院系，他們討論的問題我很難插上嘴。咖啡時間從10點開始🏌️‍♀️，一般持續半小時，但也有些人會一直討論到吃午飯的時候。很熱烈，天天如此⛔。而思想的火花乃至真理，就這麽辯了出來🕗。

熊衛民 您在咖啡館工作了多長時間🫑？

沈善炯 我只幹了一個月👩‍⚕️⛑，後來就不去了，因為我發現那兒有種族歧視4️⃣。端盤子的還有菲律賓人😵‍💫，菲律賓當時是美國的殖民地👨🏼‍🦲，那些人在美國是受歧視的，而他們又歧視我這個從中國去的學生。我平常是很節省的，在西南聯大時那麽困難也能過下去𓀊，所以並不覺得加州理工學院給的獎學金不夠用，加之功課很緊😹，就離開了那兒回去專心學習🕺🏿。

熊衛民 那個時候，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的研究設備好不好，研究經費充不充足？

沈善炯 研究設備很好，經費也多🏃‍♂️‍➡️。當時美國國防部、農業部等部門給生物系撥了一筆經費，要求他們從事國防🐍、工業、農業方面的應用研究。拿到那些錢後，比德爾從中分一部分出來做基礎研究。等基礎研究拿出了成績，再申請後續經費就不成問題了📴。

熊衛民 當時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的學生多不多？

沈善炯 不多🧏🏻，本科生、研究生數量都不多🤣。整個加州理工都沒有太多的人，研究生相對寬松一些🏃‍♀️‍➡️，本科尤其嚴格👨🏻‍⚕️，出名的難考🔏。我在那做研究生時，我老師哈洛威士只帶了兩個研究生。他們不留自己的學生，我的那個同學後來做了芝加哥大學生物物理系主任。而現在我們國家有的導師，一次帶近百個研究生，連人名都叫不出，真是開玩笑！

熊衛民 加州理工學院歷史並不悠久👨‍👧，我以前一直奇怪，它為什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即躍入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行列，現在聽了您的介紹，有些明白了：它聘到了很好的校長（密立根），請到了不少傑出的學科帶頭人（如摩爾根🐮、鮑林🐘、德爾布呂克、比德爾），研究經費充足，文化氛圍很好……我們國家正在實施“985工程”，可如果只投一點錢，而沒有其他配套的製度和文化👩🏿‍🦲，要到什麽時候才能真正建成哪怕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呢？

沈善炯 很多好的東西不容易移植到中國來。我接受了加州理工的文化，很想將它移植到自己主持的小空間來，可很多事情一到中國就不好弄🧍🏻‍♀️。到科學院後🙏🏻🔨，我先做微生物室主任，後來又做上海微生物所的副所長，因正所長缺🫱🏿，也是實際的負責人🪝。他們跟我說，你還年輕🛀，重要的事情去請示殷（宏章）先生和生化所所長王應睞👯‍♀️。我想從外面多引進一些人才。殷先生也是加州理工畢業的，他跟我說🤛🏻，你還是培養自己的學生吧💮🧜🏼‍♂️，像北京的微生物所✍🏿，幾個隊伍拼起來🪥，搞得不和諧🫏。後來J從美國回來了，我想留他🤹🏿‍♀️，請示殷先生，殷先生不同意。我說他蠻好的，又和我是西南聯大時的同學（他比我高一年級），一再堅持。結果留下來之後，真如殷先生所說🏃🏻‍➡️，弄得大家不團結、很不愉快👩🏼‍🏫。

1996年沈善炯在加州理工學院領取傑出意昂獎

我培養學生，總是鼓勵他們跟所研究的領域的專家廣泛地討論問題；我告訴他們👩🏿‍💻，聰明的學生應當找更多的老師——開明的老師應當鼓勵自己的學生去多請教其他有關的科學家🎛。這個傳統也來自加州理工。所以🤹‍♀️，我的很多學生，也同時是鄒承魯的學生。可是有的人🏊🏽，當他的學生到我這裏來討論問題，他就不高興。

熊衛民 在喜歡做研究的同時，您是不是也比較喜歡教學🫕？

沈善炯 是的🤚。我平常很喜歡與學生聊天👰🏿‍♂️、交流思想。加州理工學院是很重視教學的，只研究工作好，不會教書也不行🙂‍↔️，我很贊成那樣🦸🏼。一直到現在我仍認為🏫，科學和教育不要分家。直到現在，美國都沒有作為實體的科學院𓀗，只是集中一些儀器設備，在一些主要的專業設立國家實驗室，他們主要的基礎研究都在高等院校進行。教學相長，學生應當是科研的生力軍。

熊衛民 而在1950年代🪿，我們學習蘇聯，教學與科研分離🚶‍♂️。在高等院校，教師搞科研一度被認為是不務正業🧑‍💼。

沈善炯 有好多基礎研究，不要完全集中在科學院🏔。什麽道理呢？首先💁🏽，學生這個群體特別好奇🛕，富有創新🎏、勇敢的精神🙋🏼‍♂️，是最新思想的源地。其次，學生是最好的裁判🧒🏻。每個人都是需要壓力的🧅🛀，如果是在科學院做事🧘🏿💽，你發表幾篇文章就可以了，在學校教書，如果你不努力就會遇到學生對你的非議。

因為喜歡教學，回國之後🪚，我去大學教書🙂‍↕️。我不主張“近親繁殖”，選擇的不是北大或南開，而是浙江大學。到上海後⚓️，我又去復旦大學生物系兼課。別的一些學校和研究機構🚘，如華東理工學院也曾送研究生到我這兒來做論文。

我寫過一篇文章——《我教學生學生教我》🏎。年輕學生往往能帶來蓬勃的朝氣🤑，他們都聰明得很🕺，會通過問題對你挑戰，而且會迫使你掌握更多知識。改革開放後🧑🏿‍🎨，有一段時間我幫交通大學建立生物系，還曾想把我的實驗室搬過去🙎🏼‍♀️，但沒能得到同意👩🏻‍🦳。

回國𓀇，還是留在國外

熊衛民 在美國時，您就知道了李森科在中國的影響？

沈善炯 李森科在蘇聯得勢，並殘酷迫害真正的遺傳學家🐣，這是政治幹預科學的大醜聞🍶，我知道得很早🙍🏿。至於他在中國的影響👨🏼‍🍼，我到快離開美國時才知道。我們每星期有個周會，有個學者在我們的周會上報告了李森科在中國的影響，介紹了李景均（此人確實很有成就）從中國大陸出走的事。我還讀過一本期刊（《遺傳學雜誌》（“The Journal 0f Heredity”）第xx卷4期），上面刊載了李景均給朋友的信，題目即為“遺傳學在中國的死亡”。所以，我很清楚，一旦我回國，將不再能從事遺傳學研究🪀。

熊衛民 那您為什麽還要克服那麽大的困難回來？

沈善炯 我的專業是生物化學遺傳，我想，沒關系🙂，回國之後，至少我還可以做生物化學研究工作🪮。

熊衛民 這只是對回國阻力的一點消解，還算不上回國的動力。是不是當時對家庭因素考慮比較多？

沈善炯 家庭問題能夠解決。我的副修導師栽克密艾斯脫特別關心我。他是匈牙利人🤷🏼‍♀️，曾經被關到前蘇聯的集中營，後來才逃出來。他反對共產黨，聽說我打算回國，有一天特意和夫人一道來找我，勸我別回，說畢業後我可以到他的實驗室工作。他還說😍，只要我設法讓夫人🙋🏼‍♀️、孩子到香港，他就肯定可以接她們到美國來與我團聚，後面的事情可一切都由他來辦🕟。

我想🍀，我之所以要回國，主要還是因為愛國之心🈯️。自小我就欽佩嶽飛的精忠報國精神🏊🏿‍♂️👨🏿，很想以他為榜樣，為受盡屈辱的國家做點事情。我出身農家🚣🏼‍♀️，家境貧寒，能受高等教育，靠的完全是民眾的脂膏#️⃣👨🏽‍🍳，他們在殷切地期盼我回去🧚🏿。我的耳中常常想起兩句話。一句是我的恩師（張景鉞）講的🆓。臨出國前，他對我說：“我等待你，望你學成歸來”。一句是家鄉的農民講的🚡。抗戰勝利後，我回到農村去，他們對我說👨🏽‍🔧：“泉官啊🤴🏿，一看到飛機經過，我們就想，你一定會坐著飛機回來。”飲水思源，我必須對培養我的人有所回報。

熊衛民 如果您留在美國👩🏼‍🎤，機會還是挺好的⛩。

沈善炯 我知道，如果回國，受條件所限，在科學上我可能較難做出大的貢獻，而如果留下來🧗🏿，我應當可以在科學上做出較多的成果——我的老師和同學都有得諾貝爾獎的，我向來好強，在那念書時可並不比其他同學遜色。但是♿️，論起對中國的貢獻，那跟回到自己的國土去建立實驗室、培養學生👰🏿，使科學在自己的國土開花、結果🦹🏿，還是不能相比的🏨。主要出於這層考慮，我們12個在加州理工學院留學的同學（不同年級🙅🏽、不同系，都先後拿到了博士學位），除1個之外，絕大部分人都先後回去了。那個沒有回來的🛐，後來留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

熊衛民 當時您對美國的感覺如何？

沈善炯 我對美國社會的印象不太好。雖然老師、同學對我很好，但種族歧視現象在美國還是很明顯的。前面我已經說過🦹🏽，在咖啡館端盤子時😗，我遭到過歧視。後來因為學習過於刻苦，身體瘦弱的我一度患了肺結核。為免傳染給他人💁🏿🪵，我決定到學校外面去單獨租房子住🚣🏻‍♂️。街上有不少“房子出租”的廣告𓀍，但一去，房東知道你是中國人🫀，對不起，他不出租。這也是明顯的種族歧視，令我感覺很不舒服。我把此事報告給了學校，學校馬上來查❇️。一查，那些房東們就怕了。所以後來我順利租到了房👩🏽‍🌾🥁，而且房東還特別優待我——她害怕招待不周會攤上種族歧視的官司。要知道🧗🏻，美國的憲法是管用的，而種族歧視是違背美國憲法的👩🏿‍🦱。美國確實有不少毛病，不過它的好處是🧎🏻‍♂️‍➡️，能對被指出來的毛病設法加以改正。

熊衛民 您在加州理工的同學鮑文奎回國之後⛹🏼‍♂️，研究工作受到米丘林-李森科派的很大幹擾（1953年禁止鮑文奎用秋水仙素進行人工多倍體誘變研究，1954年將他播下的多倍體實驗材料全部鏟除），您有沒有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沈善炯 我直到1974年才回到遺傳學領域來⚃。此前我主要做抗生素、微生物學、生物化學方面的研究，因此🧛🏼‍♀️，沒有受到米（丘林）派的幹擾。為避免幹擾，在青島遺傳學會議上，我並沒有就捍衛遺傳學而發言，這使得摩爾根派的一些遺傳學家對我有看法✅。但在廣州會議之後，談家楨曾經這樣評價我：“老沈🆎，掛了一個微生物的牌子👩🏿‍🏫，暗中在研究遺傳學🦶🏼。”在那次會議，以及隨後製訂十年規劃的會議中，我曾經明確反對把米派的所謂遺傳學列入規劃。中國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李森科的人是胡先骕先生，因此他一直未能當選為學部委員。在廣州會議後，反對李森科東西的人就比較多了🌦。

熊衛民 1950年代有人逼著您對李森科那套東西表態嗎？

沈善炯 沒有。當時一般人不知道我是學遺傳的。到1974年時，工宣隊突然叫我搞遺傳學🏩🫁。我想來想去，最後選擇了做生物固氮基因研究。這樣能服從當時政府的號召👙：理論要聯系實際。

創新的土壤更重要

熊衛民 1950年代👨🏻‍✈️，像您這樣從海外留學歸來的有兩千多人。大家熱情澎湃，特別想獻出自己的才能，建設自己的國家🆙，可為什麽有相當多數未能取得突出成果🦸🏿‍♀️，以至於到年老時遺憾自己壯誌未酬呢？

沈善炯 建國之後，我們有很多時間被浪費掉了👫。我一直在講🚥，創新就是爭時間。你不去做也行，人家會去做👯‍♂️。如果你浪費時間，創新就不用談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有幾個好學生，已經開始了一些很好的實驗❤️‍，可是因為“大躍進”🧞‍♂️、“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那些工作停止了😄。很可惜🟣，好多工作都不能做了。等我們後來能夠做工作的時候，可又年事已高💕，沒多少時間了。哎呀，現在想起來我都非常難過。

熊衛民 時間當然是一個原因👨‍👨‍👧‍👧。除這之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呢？改革開放都已經進行很多年了，在我們國內依然沒有做出特別優秀的成果🤽🏼。我在著名科學史家董光璧研究員2002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讀到過他的一個結論🌸：“中國目前還少有開拓新領域和劃時代性的研究工作。人口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國對世界科學的貢獻率還只是萬分之幾”。

沈善炯 我們在科學上做的貢獻不夠多，科學家自己的原因當然要考慮，但也有科學管理上的原因🙃。說個笑話。國外的公務員叫officer🚉，意思是在辦公室做事的人🤦🏿‍♀️。我們中國的公務員🖕，過去叫“官”，來自“管”🧽；現在不叫官了，個人做錯一件事關系不大🧚🏻👍，但如果領導錯了，那就非常糟糕🦑。而我們的領導是怎麽領導的呢？

熊衛民 科學方面🧋，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們倡導的都是計劃研究，而反對自由研究♦️。

沈善炯 計劃有其道理。一些急需的項目，國家確實要開展🆑，比如我，因為李森科主義肆虐的關系，在1950年代改行搞抗生素🙍🏿‍♀️，我覺得這方面的工作確實有必要。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不能排斥自由研究，不能動不動就去批判別人𓀚，中斷他們選擇的研究🌴。科學上自由思想、獨立思考的精神建立不起來🪳，這是致命的。不時聽到人說，現在某項得到諾貝爾獎的工作他們過去也曾做過🙂‍↕️，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繼續🐿，結果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在我看來🏋🏼‍♂️🙍‍♀️，重要的不是與諾貝爾獎有多近，而是為什麽會擦肩而過？很多時候是因為自己不夠堅持，趕時髦去了，這樣的人，即使沒有中斷該工作，也是得不到諾貝爾獎的。真正得獎的人，對所研究的工作必然有濃厚的興趣，以至於忘記自己，尤其是一些小的利益🚱。

自1980年代以來，我們國家發展科學有一個方針➞，叫作“有所為👕🙇🏽，有所不為”。作為一個戰略方針🧑🏼‍🍼，根據我們的國情，應用研究方面多一點，基礎研究方面少一點，這樣做是可以的。但對於具體的基礎研究，你怎麽去確定“有所為”或“有所不為”的對象？數學家楊樂有句話講得很好😵‍💫，基礎研究最重要的是科學家的好奇心和濃郁的興趣🧑🏻‍🦱。基礎科學研究於何時在什麽方面取得大的突破🤱，這是很難被計劃的👨‍✈️✦。科學史上的大量案例表明😭，得到出乎意料的結果，意義可能很大💂🏼‍♀️；得到意料之中的結果🎅👨🏼‍🦳，意義有限👨🏽‍🦲。科學家向什麽方向去創新，得主要由他們自己來定🏌️。

政治運動不但把工作中斷了，還產生許多不好的效果。比如說，現在的浮躁風與以前的政治運動就有關系。很多工作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取得成就的。還有，對老科學家長期積累的工作，現在往往不問青紅皂白，一概斥之為知識老化。對於這種話，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像朱洗🪐、童第周等人的一些工作👨🏽‍🦰🧑🏽‍🦱，是很好的，是值得延續下去的，可它們卻被一些後輩輕率地扔掉，真是很可惜👨‍🦽👚。不要受框框的限製💆🏼，要有創新🐍💭，這是對的🧑🏼‍✈️🦝。但同時也要記住中國的一句古話——推陳出新👍🏿。沒有基礎，是難以創新的👨🏽‍⚖️。

熊衛民 現在國內做生物固氮的人也不多了⛷，是嗎？

沈善炯 是的🏃‍♀️‍➡️，現在它不是熱門了👴🏽，用句不好聽的話🕕，這方面的工作已經不時髦了🤦🏻。可我還是堅持做🦑。在加州理工學院，趕時髦是被人瞧不起的。我有個老師叫路易斯，人家弄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他還搞他的經典遺傳學，後來得了諾貝爾獎。

2004年要召開國際生物固氮會議，有人請我寫幾個字。我說我寫幾個字可以🥯，但我這個人是不討人歡喜的——報紙上對我有報道，題目是“一個帶刺的倔老頭”🤸🏼‍♂️🦮。我這個人🦶🏿🌁，不管是對是錯，都只講我的真心話。我題的詞為：“生物科學的進展依賴於不同學科的相互綜合，科學家之間的協作，這是時代精神🚶‍♂️。科學上的創新源於長期工作的積累🎀。”後面這句話👨🏻‍🦯‍➡️，我是有所針對的🧂。古人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是科學的精神👹。加州理工學院密立根校長認為𓀘，科學是一個整體，這是其治院精神✷，所以加州理工學院與其他高校不一樣，不設department（系），只設division（組）🚴‍♀️。諾貝爾獎得主鮑林是化學家，他重視化學和生物學相結合🌖，獲得諾貝爾獎。比德爾是遺傳學家🧝🏼‍♂️，他把遺傳學和化學結合起來🫣，搞生物化學遺傳，也獲得諾貝爾獎🏋🏼。他們都在獨立思考的同時與不同學科的學者合作，所以能做出獨創性的成果。只是簡單跟風🔰，是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做出創新的成果來的。

比如說（現在）倡導學科交叉🏝、交叉學科，這很好，可問題是怎麽去做，由誰來做。通過行政手段把一些研究所並到一起👏🏿，這就叫學科交叉了👸🪃？我在加州理工學習時✌🏽，多個學科的傑出科學家都研究同一個對象，結果產生了分子生物學👨🏿‍⚕️⬅️，生物科學一下子出了7個諾貝爾獎金得主。為什麽他們能夠交叉成功？頂重要的是因為大家誌同道合🥶。只要誌同道合，根本就不是空間距離所能阻隔的。

沈善炯和夫人攝於上海建國西路寓所

還有房子的問題👨🏻‍💻。有時候🙅🏿‍♂️，物質條件並不那麽重要🦻🏽。1976年🙎🏿‍♂️，我到英國去參觀了沃森他們當年工作的地方，只不過是一些油氈房子🤳🏽。在那樣差的地方，為什麽他們仍能做出那麽優秀的成果🚡？加州理工學院保留了很多舊房子🔏，這是有道理的🔭🆚。那裏有一句話：保持優良的傳統🕵🏽，迎接新的挑戰🥡。那些舊房子能夠告訴後人🙋🏼‍♀️，曾經有很好的科學家在這裏創新🧑🏼‍🦳®️，這是很有教育、激勵意義的。而我們呢🦥？我覺得很奇怪，不但不保留那些具有歷史價值的舊房子，還要拆掉蠻好的房子去蓋新的👶。

熊衛民 愛因斯坦做狹義相對論時，也沒什麽錢，經濟環境很糟糕。跟他們那個時候相比，我們現在的條件好多了，為什麽老出不了特別好的成果☹️？

沈善炯 1989年時☎，有人向到北京大學訪問的李遠哲問了一個類似的問題：“為什麽我們中國沒有諾貝爾獎得主？”他講了一句話🧑🏻‍🦳：“首先得有產生諾貝爾獎的土壤🧝🏻👩🏼‍⚕️。”我們向西方引進了科學的種子🔰，卻沒有把適應科學創新的土壤引進過來🎤。五四運動在提“賽先生”的同時還提“德先生”🧜🏼，兩者密不可分🫳🏼。光造點房子，買點設備，給“長江學者”們投點錢，不可能產出國際一流水平的科學成果。

轉自 南方周末 200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