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位於絲綢之路隴右段南線必經之地的炳靈寺石窟，是國家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甘肅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建窟年代可上溯至西晉初年，現存窟龕216個，有石雕造像近700尊，泥塑造像108尊，石胎泥塑27尊，浮雕佛塔56座，壁畫約1000平方米，歷經西秦、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各代，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

炳靈寺石窟雖然沒有像敦煌莫高窟和麥積山石窟那樣龐大的規模，但它卻是我國石雕藝術延續時間最長的石窟之一，保存有中國石窟最早期、中期和最晚期的壁畫和石雕，其內容非常豐富，題材十分廣泛，被譽為“石窟的百科全書”，在我國石窟藝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與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和新疆克孜爾石窟並稱為中國六大石窟，也是國務院頒布的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挖掘、考證、研究和推介炳靈寺石窟，應首推著名學者馮國瑞先生，他是炳靈寺石窟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馮國瑞（1901—1963年），字仲翔，甘肅天水市人，青年時酷愛文史，勤讀苦研，1926年南京東南大學畢業後，就讀於意昂体育平台國學研究院，得到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吳宓等國學大師的教導，備受諸大師嘉許。解放前曾任甘肅省通誌局分纂、青海省政府秘書長、陜西省政府顧問、國文西北師範學校中文系教授等職，解放後曾任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蘭州圖書館特藏部主任、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主任等職。

馮國瑞先生博學多才，著述甚豐，在文學、歷史、訓詁、考古、書法、詩詞等方面都有開創性研究成果，是享譽隴上的著名學者和詩人。尤其是從20世紀40年代始，他對甘肅石窟藝術的研究、整理和發掘傾註了大量的心血，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註，為甘肅的文明和文化史做出了貢獻。

作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馮國瑞的目光當然不會僅限於天水。早在1941年7月，博學多才的馮國瑞在石印《麥積山石窟誌》中就寫道：“河州之唐述、時亮二窟，今已不知其所在，”表達了他探尋炳靈寺石窟的願望。此後，馮國瑞因工作需要多次到臨夏地區考察，每次準備去探訪炳靈寺石窟，但因當時“地方不靖”、“住持是藏僧”、“積石黃河皮筏過渡不易”之故，一直未能如願。直到1951年秋天，他在省政府主席鄧寶珊、省委副書記孫作賓的大力支持下，參加臨夏土改時才抽空對炳靈寺石窟作了首次短暫初步考察。

1951年10月3日早晨，年已半百的馮國瑞與孫作賓副書記一行，從臨夏乘車，經北塬到蓮花堡（原永靖縣城）。到縣城後，在永靖中學稍作短暫訪問，簡單用過午飯後，又馬不停蹄地騎馬沿黃河南岸的崖谷西行，經唵哥集，過銀川河，至炳靈寺的對面——黃河南岸果園魏莊（今積石山縣安集鄉魯坪村），乘羊皮筏子過黃河，達黃河北岸，入寺溝峽，僅用半天時間對炳靈寺石窟作了初步考察。

由於石窟雕像和壁畫全部位於大寺溝西崖的懸崖絕壁之上，沒有棧道可攀，許多高的洞窟他就只好站在溝底通過望遠鏡瞭望，邊看邊記錄。因時間短促，許多洞窟也沒能詳細了解、記錄，但他卻憑著淵博的學識，敏銳地發現這是一處非常有價值而且歷史悠久的石窟寺，是先輩們創造的優秀文化遺產。根據當時所見的石窟現實材料與傳聞及炳靈寺近代高僧丹巴贊措的介紹，他以丹巴贊措珍藏的《彌勒炳靈寺聖地圖誌》為線索，在實地勘察的基礎上，查閱了大量有關炳靈寺的文獻資料，寫出了約3萬字的著名勘察報告——《炳靈寺石窟勘察記》，對炳靈寺石窟的營建歷史、部分造像題刻和內容作了論述，並對有關炳靈寺與臨夏地區的史地關系、文獻記載進行了考證，使勘察報告成為我國第一部全面研究炳靈寺石窟藝術的專著，奠定了炳靈寺石窟研究的範圍。

馮國瑞在《炳靈寺石窟勘察記》中根據歷史文獻《法苑珠林》所記，認定炳靈寺石窟創建於西晉泰始初年（武帝司馬炎，公元265年左右），這在國內諸石窟中為最早者；根據西秦高僧史跡，提出了麥積山石窟與炳靈寺石窟的關系問題，認為二者之間在“營建上完全相似”；根據崖壁石質和石刻造像，認為炳靈寺石窟的“崖壁石質不亞於龍門伊闕，比敦煌麥積強的多”，“石雕要比洛陽伊闕等都要早些”。根據考證，確定炳靈寺的名稱“最早晉初，羌語曰唐述谷，或寫作堂術，譯義是鬼谷”；“唐時有龍興寺，宋時靈巖、有炳靈寺，或寫丙靈。至元明人，或寫冰靈”；“藏語‘十萬’曰‘炳’，佛在地區曰‘靈’，炳靈即為十萬佛峽之義。”同時，他還提出了測繪平面圖，石窟編號，設計搭架，探勘石窟，整理永靖縣境的洞窟佛刹等整理炳靈寺石窟的初步意見。尤為可貴的是，他將歷史文獻中有關炳靈寺的記載全部搜尋於《炳靈寺石窟勘察記》中，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

隨後，資料豐富，論證詳盡，學術價值極高的《炳靈寺石窟勘察記》相繼在《光明日報》、《甘肅日報》上發表，立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之後，馮國瑞又撰寫了《永靖發現西晉創始炳靈寺石窟》《炳靈寺石窟的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的相關文章，發表在1952年初的《甘肅日報》上。新華社也以《甘肅永靖黃河北岸的山峽中發現古代建築石窟》為題作了報道，對馮國瑞的初步勘察給予了高度評價，引起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高度重視，也開了炳靈寺學術研究的先河。從此，炳靈寺石窟也向世人揭起了神秘的面紗。

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組織中央美術學院、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和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個單位抽調13名專家、學者、技工，組成以趙望雲為團長，吳作人、常書鴻為副團長，馮國瑞、段文傑等為團員的“炳靈寺石窟勘察團”，對炳靈寺石窟作了為期一周的細致全面的勘察和了解：攝影、臨摹、測繪、洞窟內容調查等，並首次對石窟下寺區洞窟初步編號，共編124個窟龕。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所限，未能登上最高的天橋南北洞（即現在的169窟和172窟）。此次調查的主要收獲是發現了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題記（即第126窟上方），初步證實了造窟的確實年代。同時，在第124窟內發現了明代藏文寫經29種，內有《造像度經》一種，尤為珍貴。

由馮國瑞等人撰寫的《炳靈寺石窟第一次勘察報告》認為，從藝術風格來說，炳靈寺石窟在全國佛教藝術遺跡中是具有特殊價值的一個，它的價值在於早期魏代造像的純民族的形式與唐代造像那種刻劃入微的高度的寫實作風；炳靈寺石窟不但在造像方面保留著優越的特點，就是在壁畫方面也可以補充敦煌的不足，豐富了元以後的中國壁畫藝術的歷史證據。《勘察報告》針對石窟存在的自然風化、人為破壞嚴重等實際問題，首次提出了保管意見及計劃，製定了初步保管措施、保管計劃以及交通改善等問題，對此後炳靈寺石窟的研究和保護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時隔一年之後的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了“甘肅省炳靈寺石窟圖片展覽”，展出了炳靈寺石窟勘察團在考察中臨摹的繪畫和拍攝的照片共173件，時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先生親自為展覽撰寫了《炳靈寺石窟概述》，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註。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還將這次勘察成果編印出版了《炳靈寺石窟》一書。同年，《文物參考資料》第一期刊登了這次勘察報告、石窟編號及內容、勘察團工作日記和馮國瑞先生撰寫的《炳靈寺石窟勘察記》《永靖發現西晉創始炳靈寺石窟》《炳靈寺石窟的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等文章，還刊登了炳靈寺石窟的全景照片和測繪圖，揭開了共和國對炳靈寺考察調研的序幕。

1955年5月，永靖縣炳靈寺文物保管所成立，對有價值的洞窟一一進行編號，結束了炳靈寺石窟長期無人管理的年代。至此，使這千年石窟和勝境，重照寰宇。1961年3月4日，國務院正式公布炳靈寺石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63年4月至5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與炳靈寺文物保管所對炳靈寺石窟進行第二次勘察，第一次登上了最高的169窟，發現了窟內保存眾多的西秦時期的造像和壁畫，並在第6龕發現了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墨書造像題記，這是目前國內石窟中發現的有明確紀年最早的題記，對甘肅甚至內地石窟的排年斷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方紀年題記不僅為炳靈寺石窟的開創年代提供了重要證據，而且為研究西秦及十六國的佛教藝術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形象的資料，也為全國其它早期石窟的分期斷代提供了一個新的標尺。同時，在現編第92、93等窟內清理出了400余篇藏文印經、明代木雕和銅鑄佛像及西夏文寫經殘卷等遺物。

西秦建弘元年造像題記的發現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註。1963年8月，北京大學閻文儒教授等又調查炳靈寺，對炳靈寺石窟進行了全面的考證和研究，尤其是對洞窟分期斷代、造像和壁畫內容的考證、炳靈寺歷史地理、石刻文字考釋等做了很多獨到的研究，對炳靈寺石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由於炳靈寺石窟的重要性，之後很多學者都對炳靈寺石窟西秦造像和壁畫、西秦佛教等做了深入的研究，進展很大，成果頗豐，但這些研究至今仍未超過馮國瑞先生1951年的初步勘察範圍，也未達到《炳靈寺石窟勘察記》的整體水平。已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第二任所長王亨通先生在《炳靈寺石窟研究的過去、現狀及未來》一文中指出：“這50多年來的研究歷程蓋未超出馮先生初步勘察時的研究範圍，都是循著馮先生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方向進行的，只不過在他研究的基礎上更加具體化、細致化、科學化而已。炳靈寺石窟能有諸多學者的諸多研究成果，有目前這樣良好的研究現狀，馮先生功不可沒。”（《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顏廷亮、王亨通主編，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如今的炳靈寺石窟，像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黃河之濱，不僅是人們參觀遊覽的旅遊勝地，也是中外從事考古、美術、宗教研究的專家和學者們研究的對象。（羅玉珍）

轉自 新華網 2009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