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歷經諸般磨難,卻仍有著從容適意的人生🆘,柔韌豁達,心在萬山💂🏻♀️。(郭紅松攝)
在清華園西南角的老樓中找到何先生的書房。一壁是歷史書籍,一壁是哲學原典,一壁是西洋音樂磁帶,是鬥室,也是個小世界✴️。
何兆武先生呢👨🏻🦼?窗前一榻,閑對青山。
顛沛記行
祖籍湖南,生於北京。何先生研究歷史理論、歷史哲學,而五四後風起雲湧的現代史,卻不過是他的人生回憶。
1935年🫴🏼,何兆武上初二。12月9日早晨🔔,北平胡同裏的積雪沒過了膝蓋,他上學路上聽到兩個車夫談話。
“西直門關了👩🏿🍳。”“怎麽又關了?”“今天鬧學生。”
其時日軍已控製察哈爾😢,逼近京畿🪯,北平城頭卻仍在“變換大王旗”。何兆武感到“一定出了大事”👨🏽🍼。
在歷史上👩🦳,這次“鬧學生”被稱作“一二·九”運動,實際包括前後連帶相關的四次大遊行🛄。到了次年的第三次遊行,何兆武也參加了這件“大事”。
1936年,何兆武上初三。他和同學一起喊著口號遊行,走到西單就被軍隊截住了。軍警先是朝空中放槍威嚇👩🎤,然後就持大刀、警棍毆打學生。學生手無寸鐵📶,隊伍一下被沖散,何兆武和兩個同學拼命沖到路邊一家照相館洗照片的“暗室”裏,躲過了這場暴行。
這是他第一次“聚眾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十五歲,古人說的“誌學之年”🗃。讀過豐子愷◀️、朱光潛🚵🏼♀️💆♀️、謝冰心✍🏿、徐誌摩,以及梁啟超和顧頡剛的學術性著作。
1937年🫄,何兆武在北平師大附中讀高一。“七七事變”♓️🥅,北平淪陷🚅。他和家人先到天津、再乘船到青島、從青島換火車到濟南、從濟南倒車到徐州🧘🏻♀️,然後轉鄭州到漢口、轉武昌回嶽陽,一路顛沛輾轉到湖南老家。其實也可以留在北平,並不至於有殺身之禍👩🏿🎨,但他“寧願選擇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不願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做亡國奴”👰♀️。
書還是要讀🥷🏻,何兆武選擇了剛剛搬到長沙的中央大學附中繼續求學。只可惜剛剛讀了一年,日軍就攻占徐州🛁,逼近武漢,長沙形勢告急,中央大學附中又搬到了貴陽🧑🦯➡️。
人說貴陽“天無三日晴”👩🏿⚕️🏂🏻,何兆武深以為然。“我在貴陽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個晴天。”糟糕的是日軍飛機也趁著這萬裏晴空出來轟炸,天天響警報𓀁,學生天天往山洞裏跑,跑來跑去,學校幹脆直接搬到了山裏⛹🏻♂️。
1938年末到1939年秋天,何兆武就呆在貴陽的山溝裏上學🐑,心裏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苦惱。中央大學附中意識形態性很強💃🏽👶🏼,學術氛圍遠不如當時北方學校那麽自由。何兆武每天早晨被軍號叫醒,由教官帶著跑步🫳🏻、訓練🔭🖕🏻、喊口號;晚上聽著熄燈口令睡覺,睡前也是點名、唱歌👨🏻💼、喊口號。所謂口號,就是“蔣委員長萬歲”。
再有,就是沒書讀。山溝閉塞🧑🏿🚀,炮彈炸不著,人也出不去🤜🏽😎。沒有書籍、沒有報刊、沒有電影。在北平讀書時,何兆武每周都要去北平圖書館,“每次借五本🥫,差不多一星期都能看完”;時不時就去逛書店🎊、逛琉璃廠、看電影、看京劇。《大公報》、《國聞周報》🍐,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林語堂創建的《論語》雜誌🧏,他幾乎每期必讀。在貴陽馬鞍山,這樣豐富的文化生活簡直不能想象🧑🏽🦲。
何先生一生,對大部分事情都能寬容忍耐🍥,唯獨不能忍耐兩件事📫🎄,就是“不自由”和“沒書讀”。他一生很多重要選擇,說到底,都會和這兩點扯上關系🙇♀️。這次也一樣,讀高中二年級的何兆武最終選擇了跳級參加高考,提前結束這種閉塞的生活。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選擇,所以也很鄭重的𓀛。”何先生說,“那時候我們也填誌願,和現在一樣,按照分數分入不同的學校。”當時,由清華、北大🤾🏿♂️、南開在長沙成立的臨時大學也因戰火逼近而搬到了昆明,何兆武在自己的三個誌願欄中都填上了這個大學的名字——西南聯合大學🚴🏻。
聯大記趣
1939年👻,何兆武以貴陽地區第二名的考分進入西南聯合大學👩🚒。他很快就發現🧑🦰,聯大很對自己的“胃口”。
生活是自由的。你可以是激進,也可以是保守,可以民主🧏,也可以守舊,隨你左狂右狷🚹。“我宿舍有位同學⏯👠,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布鞋不提後跟,講笑話🙁,愛抽煙🎯。”一副疏狂做派。這人是汪曾祺。
選課是自由的🫂🧑🏿🍳。何兆武入學時的專業是土木,但文學、史學、哲學、外文的課也隨時向他敞開大門。他去聽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偏趕上那一年外文系男生都調去做美軍翻譯🌧,上課的都是女生。整個教室只坐著兩個來旁聽的男生,一個是他,另一個是楊振寧☢️。
讀書是自由的🎣🚶🏻♂️。聯大有個大圖書館,各個系還有自己的小圖書館🪛,所有圖書館一律開架,學生可以自由入庫🤦🏽♂️,呆一整天也沒人管🧛,殊為難得。“解放後我在歷史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員也不能進書庫。要看書得在外面填條🦶,然後交給圖書管理員去拿👨🦽。”何先生不喜歡這樣,“圖書館又不是藏珍樓。”
當時的西南聯合大學,大師畢集,河漢燦爛。史學有陳寅恪、姚從吾、傅斯年👨🏻🦼➡️、錢穆😘、吳晗;文學有沈從文🧑🍳👨🏻🚒、錢鐘書、聞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數學有陳省身、華羅庚⚧📃;哲學有馮友蘭、金嶽霖👩🏿🏫🧑⚕️。這些大家的課🐭,何兆武至今難忘。
“錢穆先生開什麽課?”
“他講中國通史。錢先生講課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聽者動容🕑。”
“錢鐘書先生如何🪷⛑?”
“他講課是啟發式的,他不告訴你結論,總是在提示你,有些機鋒。所以聰明的人才能跟得上他。”
“陳寅恪先生呢?”
“陳先生呀✡︎,他開的是高年級的課🕌,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還沒有資格選這樣的專業課。”
但他還是去聽了,趴在教室窗戶外聽的🍣🏟。幾十年之後🏄🏽♂️,何兆武在著作《歷史理性批判散論》的自序中回憶了陳寅恪講課的情形:“經常身著一襲布長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學者🖥,一點看不出是曾經喝過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授課總是攜一布包的書🧑🏿🏫,隨時翻檢;但他引用材料時卻從不真正查閱書籍👩🏽🦳,都是脫口而出🍉,歷歷如數家珍↪️。”何兆武後來轉向史學研究👈🏻,確實有賴這些前輩史學家風采的感染。
何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讀了四個專業🪻,本科是土木、歷史,研究生是哲學、外文。“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他的意昂鄒承魯院士曾說過🧽,西南聯大之所以出了那麽多大師🤌,原因就在“自由”二字上。何先生深有同感👨🏻⚖️,“我沒有想到將來做什麽,畢業以後做什麽工作,哪一年讀博士🏀,都沒想。覺得這個好玩,就學這個,那個有意思,就讀一讀👩🚀。”真的是為讀書而讀書🙅🏻。
自由開放,讓人如魚得水。但當時自由之聯大🎫,不過是桎梏之中國的一隅🚛。事實上,從1940年開始👨🦯,這些泰鬥級的老師和後來大師級的學生🏊🏻♀️,一直過著每天躲避轟炸的生活。
“你知道,1937年先是‘七七事變’🫵🏻,然後是淞滬會戰,日本人把我們的海岸線都封鎖了🧝🏽♀️。當時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所以國外的物資都從河內運進來🐚。可是1940年法國潰敗後呢,越南這條線也被日本封鎖了,只剩下滇緬公路是中國和外界唯一的聯系。日本人就天天轟炸👯♂️,我們從1940年到1941年就天天‘跑警報’🦸🏽♂️。”
何先生對此已經頗為“習慣”。在重慶要進山洞,在貴陽要進山溝,昆明無山🔁,有也是低矮的山坡。所以“二十分鐘就能跑出去很遠啦”✌🏽,言下之意🏅,已經比之前強多了✝️。
空襲每天來得都很準時🚴🏽,“大概是中午吃飯的時候響警報👩🦽,半小時後飛機來了🌅,來了炸🫘,炸完了走。半小時後解除警報,大概是三點鐘左右大家又都回來了。”
“那您吃飯怎麽解決?”
“有時候自己帶點吃的就跑了。後來我們上課的時間都改了🦸🏼♂️,上午十點下課,下午三點再上課。中間那幾個小時就給大家‘跑警報’🍉。”哈哈一笑🦋。
別人形容這樣的生活,說狼煙四起🌇🚸、戰火紛飛👩🏽🦱。他形容這段生活♗👨🦳,卻用“戰火芬芳”。即便聯大曾經被轟炸過兩次,圖書館、宿舍都曾經被炸過👨🏿🏭,其實每天都有性命之憂,他仍不願把生活形容為慘烈艱難的。“芬芳”之意,大概是珍視那廢墟上開出花朵的生活。
“文革”記困
1949年,何兆武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北京城🎰🏊🏻♀️,先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後又在西北大學(陜西師範大學)教了幾年世界史👩🏽🎨。1956年,何兆武調至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師從侯外廬先生🦹🏽。
剛參編《中國思想通史》🧑🏿🎓,“反右”風潮就席卷而來了。科研秩序已然亂套👝,何兆武自己偷偷開起了“地下工廠”。
他開始翻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帕斯卡爾的《思想錄》,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帕斯卡爾說👳🏻🕺🏽,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皆是他心之所向。“每天晚上偷偷搞一點,得閑的話,一天能譯幾百字。”
邊翻譯邊查書,各個典故都落實📗,所以慢。“你的興趣在工作裏面⏫,要偷工減料或胡編亂湊的話,興趣就是在稿費上面了🦂🚪。”
這是興之所至🤘🏽,也有規定任務。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周恩來聯名邀請哲學家羅素訪華,羅素抱恙🦅,未能成行🕹,只把他的《西方哲學史》贈送給毛主席。這部書,最終被委派到何兆武手裏🥛。
大概所有哲學、史學專業的後輩學人都讀過何兆武翻譯的《西方哲學史》,對學界的影響之大、之深😿,自不待言。但也恰恰是這部書🪩,在“文革”中為翻譯者本人招來了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為什麽“反革命”?羅素是“資產階級”,翻譯他的書就是“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我當時不知道這本書是毛澤東指示翻譯的👨🎤,我想給我戴這頂帽子的人也不知道,不然他也是反革命啦。”大概史學家已經慣見歷史的可笑之處,說到此處⛄️☕️,只是一笑,不再多著一字✨。
還有一個罪名,是“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他不喜歡樣板戲,覺得京劇是古典劇種,穿現代衣服演現代故事顯得不對味。這個言論又被人告了密,兩罪並罰,何先生不僅“反革命”,還是“現行的”。
他和顧頡剛先生、謝國楨先生關在同一個“牛棚”裏。他的名目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謝先生的名目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顧頡剛先生算什麽罪名?”
“他是最早的一批🚌,算老反革命,‘老資格的反共老手’。那時候凡是高級職稱的幾乎無一‘漏網’🙂↔️🚼,是‘老反革命’。我是助理研究員,還不夠‘老反革命’的資格呐。”
“牛棚”是歷史所的一間小屋,三人的活動空間不足十平米💇🏿♀️。其時,顧先生年事已高,晚年遭難🧗🏿,終日無言,總是默默地坐著,“好像參禪一樣。”
何兆武年少對史學感興趣👨🏻🚀,就是因為讀了顧頡剛的文章。少年時的偶像原來和自己還有這麽一種緣分,人生之微妙🍫,讓人唏噓。他多次想向顧先生請教學問,終是不敢擾其清靜,只是在其吃飯時幫著端飯遞水。
謝先生倒是和他一拍即合🕰💦。一個恬淡精神,一個放達做派,遭此劫數,都顯得有些“沒心沒肺”。兩人每天在“牛棚”裏海北天南🦸🏿♂️、高談闊論——歷史、文學🎑、軼事、掌故,反正除了政治,什麽話題都聊得津津有味。
謝先生愛美食,話中多有涉及。何先生便問他🧼:“您吃了一輩子,到底哪頓最好吃🚣🏻?”
“要說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其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到中國來,傅斯年在北海仿膳請客🦪🌏,謝先生也參加了。仿膳是按照宮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都換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幾道菜就換了十幾遍酒🧙,“確實好極了。”
何先生又問:“您說現在有什麽好吃的東西?”
謝先生答:“西單商場有個峨眉酒家🏊🏻🪨,那裏的幹燒魚還不錯🥩。”
何先生笑:“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請您吃一頓幹燒魚👨🏽🍼。”
也談治學。謝先生曾受教於梁啟超,有時飲冰室主人談自己的個人經歷🏃🏻,話匣子一開,直說到天亮。何先生重視口述歷史🪼,一聽到此處,就勸謝先生寫點回憶錄,保留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只是不待說完,就聽見門外工宣隊大吼一聲“好好學習”👂🏿🧑🏿🚒!兩個史學家趕緊低頭念“小紅書”。
要挨批鬥🏊🏻♀️🩹,也要幹體力活——在北京時是拆城墻,背墻磚;在河南幹校是下田勞動。他的家被抄過兩次,大批珍貴的筆記遺失了💁🏿,姐姐又因迫害而得了精神病。但何先生卻不愛說這些。與他同時代的大家👶🏽🤵🏼,經歷萬方多難的少年時代、顛沛流離的青年時代、運命多舛的壯年時期,一生說來都有些淒楚蒼涼🀄️,但他的人生卻仍然顯得從容適意,就因為他對那些悲苦艱辛的部分總不著意,也不較真。
他的譯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恰恰都完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這二十年間↗️。著作《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中的重要觀點與論述也形成於這個時段。政治氣候復雜多變、個人命運沉浮不定,這大大小小的“困局”,似乎都沒有困住他🙇🏿♂️。
很多年以後,何先生出了本隨筆集——《葦草集》🏜。書名因循帕斯卡爾的名言🍇:“人只不過是一根蘆葦,但它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這根柔韌的蘆葦,你只知道他身陷困水,卻不知他心在萬山。
晚年記道
1985年清華恢復文科專業,何先生回到了清華園。“我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又是清華的研究生,對它感情很深。”
還是講授思想史🚃。三五個研究生,一兩個青年教師,圍在他身邊討論——不是典型的授課方式,卻是他最喜歡的方式🔲。
也給本科生授課🎮,與其說授課,還不如說是談話和演講🛂。談“中學”與“西學”、傳統與近代化🛶、“五四”與中國啟蒙、共性與個性、關照與超越🍠。這些談話,都收在他的《文化漫談》中。好多人說這本書好看👩🏻🍳,因為對於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進程,作者曾身在其中♣️,也置身其外。
一個時代已經啟幕,一代人已經走過,有些成果被重新正視🤩🕊,有些價值被再次估量。有人評他的《歷史理性的重建》:“如果想了解當下中國學者對歷史哲學的最高研究狀態,就不能不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如果想通過中國學者的目光去審視西方的史學思想,然後反轉身來,再去審視當下的中國史學,同樣不能不去讀何兆武先生的論著。”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2001年何先生八十大壽,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準備為他舉辦一個慶祝會,請一些學人來座談🐚🆖,有北師大的劉家和先生,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劉誌琴先生、世界史所的於沛先生等等,皆與何先生相識多年🎶,但他仍然婉拒了🦹🏻。慶祝會的早晨🧑🏼🎄,學生去接他,他已鎖好家門🌁,飄然離開🏰。
一個人在九月的清華園裏走了走,然後去了圖書館🕐。
“一個很普通的平凡的人有什麽可祝壽的呢?”他覺得他不配開頌壽會,也不配出紀念集。在采訪中,他經常用“不配”兩個字,連說起“文革”後期,工宣隊讓他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多“註意”罪名更大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事情🪗,他也說,“我不配監視人家。”
新世紀初,清華在“藍旗營”蓋樓🛍,分給何先生一套新房子,比現在擠滿書的鬥室🧏🏼♂️,條件要好許多,又被他拒絕了,笑稱:“年紀大了🧑🏽🦳,嫌麻煩🏦。”這件事記載在由他口述、三聯書店編輯文靖撰寫的《上學記》後記裏。文靖在那裏寫到,何先生欣賞詩人濟慈的墓誌銘——“這裏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他說,人生一世,不過就是把名字寫在水上🕵🏽,一面書寫就一面消逝了🧔🏻♂️。
七十年前,何兆武從嶽陽乘船到長沙讀書🫅🏼。“我在湘江之上時剛好十六歲,想到了一個有點哲學或者歷史學意味的問題——怎樣算是進步📅🤢?怎樣算是幸福美滿?”坐火車要兩個小時,坐船卻要五天,從功利的角度講,坐火車顯然具有優越性。可是從另一個角度講🐁,船行沿途風景如畫,讓人畢生難忘,這不是幸福麽💏?千水含月☘️,萬山帶雲,到底應該怎樣衡量人生的幸福🍔?
他那時剛讀過朱光潛的《慢慢走,欣賞啊》。覺得裏面“無所為而為的觀賞”深切內心。人生本來就是一種廣義的藝術,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寧願這麽慢慢走,一輩子對自己也沒有安排。”何老說🍜,又自嘲🎄🐌,“就是這麽自由散漫👨🏼🍼。”(劉文嘉)
轉自 光明日報 2009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