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任繼愈先生

今年的4月，是任繼愈先生誕辰94周年🈴🙍🏼‍♂️。任先生去年7月逝世後,已經有諸多文章緬懷他為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整理作出的貢獻♋️👮‍♀️，但是還少有文章談他為我國圖書館事業所做的工作。任繼愈先生1987年被國務院任命為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館長🤞🏿🙋🏻‍♀️，2005年辭去館長職務🤯，任名譽館長🧑‍💻，直至去世🧤🧏🏿，在國家圖書館擔任領導職務20余年。他不僅是著名的哲學家、宗教學家、教育家，還是圖書館界最受敬仰的領導者，是圖書館界的一棵參天大樹⛲️。任先生在20余年的工作實踐中🧺，形成了個人對於國家圖書館的成熟認識，並以此來領導國家圖書館的發展🤾🏽‍♀️，為國家圖書館乃至全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寶庫

　　國家圖書館的定位，一直是圖書館界關註的重點😊🕣。作為館長，此一問題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問題。他認為，國家圖書館作為國家級的圖書館🅾️，代表著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水平，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在任老任職之初接受媒體采訪時，他多次談到對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的認識。1987年10月8日的《中國新聞》發表了記者對任老的訪談，任老說：北圖作為國家級的圖書館，代表著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水平。建設現代化的中國，把文化知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北圖的地位和作用尤為重要。這樣的話，在當年的《中國文化報》12月7日的訪談中，也講過😰。1999年在建館80周年時,記者采訪任老,任老說：“北京圖書館作為我國唯一的國家級圖書館，其職能與一般圖書館有很大不同。”他主要講了三個功能🏄🏿‍♀️：一、國家總書庫的職能。即接受本國出版物的繳送🚔，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出版物，編寫國家總書目。二、為黨政軍中央領導機關和國家重點科研和建設項目服務。三😑、還肩負著公共圖書館的重擔𓀌。這樣的思想，就形成了國家圖書館現在的職能地位。2006年任老在全館員工大會上即席講話時又說：“國家圖書館的名稱叫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兩個字，說明我們的地位是代表中國國家水平的文化機構。”2009年5月，也就是任老去世前不到一個半月🕘，《中國圖書館學報》專訪任老，他對國家圖書館的認識，比以往更深刻🌃：“圖書館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重要載體之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記憶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發展軌跡，是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寶庫🚣🏽‍♂️。”上升到了民族文明記憶和世界文明寶庫的高度。我和任老在一起時也經常探討這個問題。2009年6月9日，我在去深圳學習前，到醫院去看任先生。此時的任先生精力已經明顯不濟🧑‍🎤，但是他還是拉著我的手❎，講起了梁啟超🧚🏻‍♂️✩。他說，梁啟超是進化論者®️，魯迅是革命論者🧑🏻‍💼。梁啟超做館長時，魯迅說他學貫中西，但是於西學差了些，於是請來了李四光🎟，微含譏諷之意。但是梁啟超對國家圖書館是有貢獻的。梁啟超說京師圖書館是貴族館，要為上層服務👼🏽，同時又要為公眾開放🥱。這樣實際上是明確了國家館的定位。可見直到逝世♍️🤽🏿，任先生還在思考這一問題。

　　國家圖書館的定位，本來不成其為問題⚅。在國外，國家館的地位和作用早有定論。但是在我國，由於圖書館事業的不發達🧙🏻‍♂️，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公共圖書館事業受到很大沖擊，新時期以來📂，發展也較為緩慢🕴🏻。因為這樣一些原因，一段時期以來，國家館所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不斷得到強化🐍、延伸，而它的總書庫以及保存保護中華文化的職責卻並未引起社會尤其是政府的高度重視👩🏻‍🦯，它的為政府和社會組織提供參考咨詢的作用，也缺少有效的利用。而它為普通讀者提供的服務也與公共圖書館沒有什麽兩樣🙅‍♂️。公眾對國家圖書館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則大部分是浮在表面，這也影響到了國家圖書館的發展，以及它應有作用的發揮。因此👁，任老從任館長之初到其晚年，都在強調和宣傳國家館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作為辦館的指導思想之一，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關註🏤。

　　為了突出國家館的特殊功能與作用，任老高瞻遠矚，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提高了國家館的地位與作用。

　　基於任老對國圖是國家總書庫👩🏿‍🦱、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記憶的認識，他十分重視民族文獻的收藏和保護🚣🏽👨‍⚕️，並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進行呼籲和宣傳📋。2001年8月2日在名家手稿珍藏展上👨‍🚀，他誠懇希望喚醒公眾保護名家手稿、保護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的意識🧎🏻‍♂️，期望社會各界繼續慷慨捐贈名家手稿🏒。他還下令加強對巴金28件圓珠筆手稿的保護🥈，製作木箱，用無酸紙逐頁分開保藏，並親自查驗，直到滿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各種拍賣公司開始拍賣來自流失到海外和民間的善本古籍。1995年，中國嘉德公司在北京拍賣宋周必大刻《文苑英華》，以143萬元為海外人士所得📲。1999年🛀🏻，北京拍賣南宋杭州官刻本《春秋經傳》🚶‍♂️☝🏼，北京市文物公司墊付308萬元巨款，方使該書未流失海外🚄。2000年4月，流失海外半個世紀的翁氏藏書80種（其中宋本11種）😂，與國圖聯系，欲賣給國圖📋，與國圖原所收藏的翁氏家藏善本合為完璧，但就在國圖報告申請國家撥款時，書為上海搶先購得。雖然避免了再次流失海外，卻使翁氏藏書身首異地💉，造成讀者閱讀的不便。對於這樣的事情，任老心急如焚，2001年🎚，他寫信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申請為國圖設立特別機動金，以便及時購買由境外流入的國寶級圖書👩🏻‍🎨。信中說：“早在1955年和1965年🙎‍♀️，周恩來總理在國家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曾兩次特批，分別撥出80萬元港幣和25萬元人民幣，從香港收回陳澄中舊藏中國古籍善本102種，藏入我館🏸，挽救了這批善本流失海外的命運。據我國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在全球47個國家的200個博物館中🐿，中國各種文物不下百萬件……若加上散落民間的則更多，而且都是精品🪝。”“今天綜合國力日漸強盛🌗，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在適宜時機參加競拍或買斷，將流失國寶收歸國有，其中包括善本圖書。”

　　任老還重視文獻的揭示工作，讓文獻流通起來🥋，最大限度地提供服務。在《瞭望周刊》第26期的采訪中👨🏻‍🦲🤘🏼，任老講到北圖的經歷。他說清政府時北圖與其說是圖書館，不如說是個藏書樓。它真正向現代圖書館轉變是從蔡元培任館長時開始的🥶🙍🏼。這種轉變的標誌就是由單純的收藏變為藏用結合🫅🏿，不僅僅是收藏，傳之後世，還要服務社會🪥，服務當代。在2009年《中國圖書館學報》訪談中，任老在談到他任館長以來國圖的發展變化時說：“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過去我們館偏重文獻資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慮得少。我來之後，在努力扭轉，越是希見的東西，越要跟社會見面，不要鎖起來。重藏輕用的局面現在已經得到了改善👱🏿。”因此他重視傳統文獻的揭示工作。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啟動時，他特意為工程題詞：“蘭臺秘笈分身有術，宋刻元刊原貌長存。”贊許這一工程嘉惠學林。他還身體力行，任館長以後，領導了空前的古籍文獻整理工程，依托國圖的館藏，整理古代文獻。他歷時十余年，以國家圖書館館藏《趙城金藏》為底本🍗，主持編纂107卷《中華大藏經》🙋🏻‍♂️。就在去世前🧑🏼‍🔬，他還在主持規模達2億字的《中華大藏經續編》編纂工作。2004年◽️，看到世界範圍內收藏的敦煌文獻都已陸續出版，而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卻由於經費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關部門👨🏿‍🦳🐟：“今我國力日昌，倘若國家對此項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願意盡我九旬老人的綿薄之力🕑，使這個項目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全部完成，還敦煌學界能完整使用資料的一個願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冊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已陸續出版🥱。此外🕹，他生前還主持著《中華大典》的編纂和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讓國家圖書館珍貴的館藏得到社會的廣泛使用👩‍🦯‍➡️，任先生把此視為他作為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責任。任老有時和我講，他整理古代文獻，可以說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但是，這也是他作為館長的一份工作和責任。他預測，中華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可能要在20年後到來，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就是做一些文獻的積累和整理工作💉，為文化高峰期的到來打基礎。他還希望我也能組織人多做一些文獻整理的事情。

　　任老常常講🤞🏽，圖書館沒有讀者🔺🧛🏼，就如同魚失於水，缺了存在的依據。國家館為普通讀者服務是天經地義。關鍵在於怎樣服務，提供什麽樣的服務🔰。應該是人有我有，人無我更有。他在任館長期間🧑‍🔧，著眼於專藏閱覽室的建設。1987年🗿🚠，就在任老履職後的新館開館之際，設置了9個專藏閱覽室，主要有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出版物閱覽室、日本出版物閱覽室🦹🏽、圖書館學資料室💲、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室🪚、國內資料閱覽室、美術資料閱覽室、軟科學資料閱覽室、國外大學指南閱覽室。1988年又開放了善本特藏閱覽室👰🏽，1990年增設了少數民族語文文獻閱覽室,2001年設立博士論文專藏閱覽室，到2003年👨🏼‍🏫，共設專藏閱覽室16個。2009年🧃🫅，國家圖書館又增設了法律文獻研究中心和中國學文獻研究中心。現在看起來📀，這些專題閱覽室的建設，符合國家館需要的戰略性布局，突出了國家圖書館作為研究型圖書館的職能🍺。

　　正是在任老的提倡、呼籲和努力實踐下🏢🧑🏻‍🏫，國圖的定位在逐步清晰，在國內外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高。23年前，任老剛剛上任時所擔心的設備一流、館的實力未必一流的現狀已不復存在，國圖現在已經邁進了國內外一流圖書館的行列👩🏿‍🔧。

　　終身教育的重要場所

　　任老是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學任教職有三十余載，1964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籌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到1987年出任北京圖書館館長，一直從事研究和研究生教學工作。所以，他對我國的教育十分關註，對當代的教育做過認真的思考，並且發表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講話。如小學教育負擔過重，學死知識多🐭，智力開發少。中學一考定終身，甚至不如科舉🍥🚡。而大學如同籠子蒸饅頭，一個模樣🏍，缺少個性🙋🏻。學校只註重灌輸知識🕵🏿‍♂️，不重視人的全面發展。政治教育與學生的人生不對接，學生學到了知識，沒學到做人，不懂得奉獻，不懂得回報社會。這些都是他憂慮的問題。他還講過，西南聯大是在抗日戰爭極為困難的特殊時期建立的特殊大學，但是它卻培養了一大批享譽中外的理工科和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學者，應該好好總結這所學校的辦學經驗。他曾想有時間寫一些關於教育的書，可惜他晚年要做的工作太多。他對教育的思考，多反映在他與來訪人的談話中和媒體的訪談中🙋‍♂️🙇🏿‍♀️。

　　任先生對圖書館的認識⛷，多著眼於國民的教育，而且多與國家民族的興衰聯系起來🦽🚈。2005年,任先生在全館員工大會上講話說：“當今社會，各國重視物質資源以及人力和知識資源的開發🧕🏼💂🏻‍♀️，如微軟🚾、戴爾、西門子等國外大型企業👭，在意昂体育平台、北京大學設立獎學金，培養他們所需要的人才🧑🏼‍🔬，由此創造出的財富是巨大的。可見，知識的開發是第一位的。再以猶太人為例，1901—197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有411人🏋️，猶太人占65人，占得獎人數的15.8％；猶太民族還出現了斯賓諾莎🌍、海涅💦、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基辛格等很多名人🏊🏿‍♀️。全世界人口60億，猶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0.3％👄，卻取得了這麽大的成就，與這個民族的奮發好勝😙、努力求知有很大關系。……成立於1948年的以色列，國土小🀄️，處在沙漠包圍之中💆🏽‍♂️，水源奇缺，卻發展成為世界20個最發達國家之一。……以色列之所以能國力強盛🕗，靠的就是對教育的重視與科技立國的策略🥜🦆。”所以☂️，教育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至為重要。

　　作為哲學家和教育家👱‍♀️，任先生對圖書館的性質和功能有著獨特的理解。他認為，圖書館有兩大社會職能，一是教育職能👩🏻‍🔬，一是信息職能。（見1997年《第二屆全國圖書館參考工作研討會開幕詞》）但是近些年來🕵🏿‍♂️，他強調最多的則是教育職能。他認為圖書館是基礎教育的組成部分🙇🏼，是公民終身受教育的機構✍🏿。在2005年全館員工大會的講話中，任先生說🧤👨🏿‍💼：“圖書館作為收集🧜🏼、加工➔、存儲各種圖書、資料和信息的公益性文化設施，在知識和信息的傳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全民終身學習和教育的基地🤱🏼。圖書館可以不受年齡、學科的限製📈，為讀者提供所需資料，起到解決知識匱乏的作用🤘🏿；圖書館雖然不直接創造財富👩🏽‍🏭，卻間接培養創造財富的人，這就是我們對社會的貢獻🧒🏿🌯。我們的教育職能不同於大學👵🏼，責任要比大學大🔼，服務的範圍要比大學廣🥕，服務的層次要比大學深。”2007年📹，在全館員工大會上🐾，任先生的講話主題仍舊是圖書館的教育功能，他說👨‍🚒：“溫總理在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有一部分重點談到了教育問題，特別提出要加強基礎教育🚴‍♂️，要扶持發展基礎教育。我的體會是，基礎教育也包括我們圖書館在內，因為圖書館是終身受教育的機構，我們國家館更是責無旁貸。過去很多戰爭是因為爭奪資源引起的，主要是自然資源🛒，像礦產資源，鐵🐾、石油等😑🕉。現在又增加了對人力資源、知識資源的爭奪👊🏼，而這些資源正是從教育中來。因此科教興國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資源越開發越少，開發到一定程度就沒有了🌾，而人力資源越開發越多🏸，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所以，我們圖書館不能妄自菲薄，不要消極地看待我們這個服務行業。為國家培養各類人才🦣，學校教育是主流🥉🧛🏼‍♀️，但只是一個方面👨🏼‍✈️，更多人才資源的培養是靠社會，我們圖書館的責任也很大，圖書館越來越發展⛺️，我們的責任也越來越大。”從這些認識中，我們可以深刻地體會到圖書館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現在的圖書館學界和圖書館界😢👨🏼‍🦳，有一種圖書館存在悲觀論☸️🧑‍🌾，這種理論和聲音認為，隨著現代技術的迅猛發展5️⃣，人們對信息和文獻的需求，不再似過去那樣完全依賴圖書館🤦‍♀️，人們可以不利用圖書館或不到圖書館就獲取所需要的文獻和信息⚆，並且最終有一天會不再需要圖書館，圖書館將在人類社會中消失。1965年被稱作互聯網之父的傑·西·亞·利克裏德在其《未來的圖書館》中認為，隨著新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其在圖書館的應用，圖書已不再是適宜的信息儲藏物，這樣，當人們最終拒絕接受圖書是一種有效的信息傳輸機製時，他們也就會拒絕接受圖書館🫴🏼。美國圖書館學家蘭開斯特在1972年出版的《電子時代的圖書館和圖書館員》一書中也提出：“在下一個二十年（1980—2000年）😷🍴，現在的圖書館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幾個保存過去印刷資料的機構。”（鄧登理👩🏽‍🏫、陳珍成譯，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20世紀80年代，英國圖書館學家詹姆斯·湯普森的《圖書館的未來》也預言：“技術進步產生了優越無比的技術，到時候它將取代人類目前以圖書為中心的公共記憶的較大部分❔。”“圖書館的結果可能是采取博物館形式並告別印刷時代。”（喬歡、喬人立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對此，任先生有他個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國圖書館學報》專訪時,任老講👮🏽‍♂️🧑🏿‍💻：“圖書館是一個長壽的機構，即使國家消亡了♍️，政府沒有了，但圖書館會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樣。因為知識總是有的，求知總是有的👨🏻‍🦼。”他對圖書館未來的樂觀判斷🖖🏼，建立在人類對知識的永遠需求之上🙆🏿，他認為，圖書館的產生與存在與個體人對知識的需求以及身心的自我完善有關👍🏿。人只要存在，就必然面臨知識的需求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因而圖書館也就會永遠存在下去，這比那些技術主義者哀感有一天圖書館會消失👨🏻‍🦰，看得更為深遠🌉。

　　圖書館消亡論者立論的基礎是人類對信息的需求和獲取👦🏿，只要有比圖書館更為先進的獲取途徑和手段，就必然會取而代之。這種理論的致命弱點是技術至上，把技術看作圖書館存亡的關鍵。在當代，技術的確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技術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工具和手段😄，它確實對事物的性質乃至存亡都產生重要的影響，甚至就是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就圖書館而言，如任先生所說，圖書館的產生和存在乃至發展都與人類的知識需要、知識積累相關，知識的獲取和知識的積累就其途徑而言是多種多樣的，以現代信息技術所創造的信息檢索機構固無不可,但是❗️，無論其未來如何發展與強大🧅，從文獻獲得的角度看，數字圖書館和各種各樣的信息檢索機構或者有一天會取代紙本的文獻,而從知識的獲得和積累來說，這種非接觸性的或曰虛擬的獲取和積累途徑都只能是其一，而非唯一🌋💞。人類接觸性的知識獲取和積累🧥，或者更直接說人與人面對面的知識交流，有非接觸的交流所不能得到的知識信息。而物理的圖書館，恰恰是人類直接交流知識、獲得知識的重要場所。

　　任先生的理論還告訴我們，圖書館作為教育機構🏊🏿，其功能和目的不再簡單地局限於信息或者文獻的提供，也就是說信息和文獻的提供在育人的目的下，由過去的目的變成了手段♞。這是對圖書館功能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一個是著眼於人的信息獲取⛲️，一個是著眼於人的教育，都沒有離開人👩‍👩‍👦，但是差別甚大。教育論是以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圖書館的工作宗旨，而信息獲取論則很明顯只滿足了人的單方面需要🙆🏼，看到的僅僅是圖書館功能的一個方面。

　　當然，圖書館教育功能的理論並不是任先生最早提出的🧕🏼，早在他之前，此種理論就已經存在。杜威就把圖書館說成是“人民的大學”。即使是現在西方的圖書館理論也並不是完全把教育功能與知識的自由獲取截然對立起來。國際圖聯1999年發表了《圖書館的知識自由聲明》，2002年發表了《格拉斯哥宣言》《國際圖聯因特網聲明》《圖書館可持續發展聲明》👩🏻‍🦲，強調了任何人自由平等獲得圖書館服務的權利👮‍♂️，“維護獲取知識的自由是全世界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的主要職責”,但是也指出：“因特網除了許多有價值的、合理的資源外，還有些不正確的、誤導人的🤲🏻、令人生厭的信息”，“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應該鼓勵公眾獲取優質信息”。這實際上就承認了圖書館和信息機構在為公眾服務方面所面臨的價值選擇，說明圖書館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價值判斷的客觀實體🙎🏽。聲明同時也闡述了圖書館的教育職能：“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支持所有人的終身學習🖍👩‍🏭、獨立決策和文化發展。並通過豐富的館藏和各種媒介，為讀者提供指導和學習機會⛩🦛。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幫助人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社會技能，這些均是信息社會必不可少的🍦。圖書館還需要加強對公眾閱讀習慣、信息素養的培養，並開展培訓活動。”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在西方知識自由的理念下，許多年來🦵，圖書館的教育功能說被淡化了、邊緣化了。奇怪的是中國的圖書館界也有盲從者。在這樣國內外大的理論環境下📟，任先生強調圖書館的教育功能的理論也就有它特殊的糾偏意義✅。

　　與那些視圖書館為單純的信息提供機構的認識相比♒️，任先生的認識也為圖書館的服務拓寬了視野，開辟了更大的範圍。自任先生擔任國家圖書館領導以後👨🏻‍🚀🧔🏽，國家圖書館在為讀者服務方面🎅🏿，不斷拓展服務範圍😶‍🌫️、深化服務內涵🍸，開創了圖書館工作的新局面👨🏿‍🔧。2001年，任先生積極倡導並開創了“文津講壇”，首場講座就由他來主持，此後任先生每年都要登壇開講🐫，先後主講7次。不僅如此，他還親自規劃講座的選題🚣🏽‍♂️，邀請名家，而且經常到講壇聽講。到2010年元旦🧭，“文津講壇”已經舉辦了500期🈳，成為北京乃至全國知名的講壇。在此基礎上，國家圖書館還開辦了文津讀書沙龍、文津圖書獎、藝術家論壇🥠、企業家論壇、教育家論壇、世界圖書館館長論壇等諸多講座與讀書活動🤵，每年還舉辦不同類型的展覽。現在，城市圖書館舉辦的講座、展覽已經成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上也證明了圖書館教育功能論的正確以及對於圖書館發展的重要意義👷‍♀️。

　　任繼愈先生在圖書館工作23年，為圖書館界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理論與實踐遺產，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繼承⌚️，從而不斷推進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詹福瑞）

轉自《光明日報》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