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胡邦定（1946）

1942年，我考進西南聯大歷史系。《中國通史》是一年級學生的公共必修課。學生多，當年學校開了兩個中國通史班，由吳晗和孫毓棠兩先生分別講授。規定文理學院學生上吳先生的課，法商學院同學選孫先生的課，我是屬於文學院的，理所當然成為吳晗先生中國通史班的學生。

吳晗教授

聯大的教室一般都不大，老師在黑板前或站或坐著講課，學生都看得很清楚。上中國通史課的人多，安排在新校舍最大的南區10號教室上課，特別設個講臺，黑板也掛得更高一些，以免坐在後面的同學看不清教師和板書。記得第一次上課的時候，吳先生戴副眼鏡，穿一套半舊的西服，不戴帽子。他矯健地跨上講臺，在黑板上寫下當天要講的題目，沒有開場白之類的套話，就開始講課。吳先生講通史不是按上古、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的順序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地講，而是分石器時代、殷商社會，春秋封建、戰國七雄、土地製度、從募兵到征兵、刑法製度、科舉製度……等專題一一講解。因為他認為，過去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是按朝代順序講，盡管繁簡不同，重復之處卻在所難免，因此他跳出前人窠臼，自成一個體系。他講課帶點浙江口音，但不難懂。由於史料豐富，看似信手拈來，其實邏輯嚴密，而且不乏興味。對抗拒外族入侵的嶽飛、文天祥、史可法，對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對銳意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等都備加贊揚。他還常常以古喻今，講到明代的東廠、西廠、錦衣衛等皇家偵察機構時，自然就會同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統、軍統等類比一番。1942年西南聯大學生掀起倒孔運動時，吳先生講南明弘光政權的奸相馬世英有“蟋蟀相公”之稱，因為他在軍務倥傯，羽書倉皇之際，‘猶以鬥蟋蟀為戲’。而孔祥熙的妻女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大批社會名流困於香港無法出走的時候，卻占用極為短缺的飛機艙位，運自己的洋狗和什物，真不愧為“洋狗院長”，可以與“蟋蟀宰相”比美了。諸如此類的講述，都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吳先生講課不發講義，又不是按某一本書講的。學生必須要認真聽課，做筆記。否則考試時就難以應對。吳先生打分還特別嚴，1943年暑假前公布學年考試成績時，我得了最高分，才76分，最低的是一位熱心搞創作的同學，他上課時常常心有旁鶩，結果只得了12分。這是吳先生嚴厲的一面，因為他要求同學從一開始就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另一方面，吳先生對學生又十分關愛。舉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情來說：1944年，我的中學同學，在聯大讀經濟系的倪代新(解放後改名李朋)休學到雲南西疇縣中學教書，因向學生宣傳民主進步思想，被當地的國民黨第五軍特工人員逮捕。為了營救倪代新，我們打聽到聯大政治系教授張奚若與國民黨駐滇高級將領關麟征是陜西同鄉，據說關還十分尊敬張先生。於是我們決定去求張先生設法營救。先找到吳晗先生求他為我們引見。那天已是晚9點多鐘，昆明冬天的夜晚也還相當冷。聽了我們的要求，吳先生立即起身與我們一同走到唐家花園張先生家，說明來意後，張先生當場就給關麟征寫信，要他轉請第五軍放人。言辭懇切，大義凜然。這封信寄出不久，倪代新趁看守不備，越獄逃脫。雖然最終不知道那封信發揮了什麽作用，但吳先生、張先生愛護進步青年學生的深情，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另一件事是1946年4月初，聯大即將結束，四年級的同學為畢業出路問題而忙碌，其他同學也多在考慮如何北上，如何回家探親之類。總之，人心有點散。學生自治會為了給大家鼓勁，決定最後辦一次演講會，請一位老師來主講。我們先後找了幾位老師未成。找到吳先生，盡管他忙著離昆為妻子治病的事，還是概然應允了。他向大家說：聯大就要結束了，但聯大的精神，不能也不會結束。北上復員以後，大家的責任還很重。他相信即將去北大、清華、南開的同學，一定會和在聯大時一樣，為發揚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而繼續奮鬥。這次演講會雖然到的人不太多，吳先生充滿熱情的講話，還是令人十分感動的。

和吳先生的另一次接觸是在1947年，我和聯大經濟系的楊邦琪(李定)在北大畢業後，同時到天津《大公報》當記者。這年冬天，我們一同到北平清華園西院12號拜訪吳先生，並以兩筒美國煙鬥絲為贄。看見我們去了，吳先生很高興。談話中殷殷以國事和我們的所見所聞見詢，他自己也談了對時局和戰爭前景的一些看法。看得出來，吳先生這時的政治熱情更高，也更深沉了。那天我們上午10點多鐘到吳先生家，看到身體日漸康復的袁震師母，我們都很高興。她還留我們吃午飯，下午兩點多鐘才告辭。這是我個人與吳先生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1948年9月，吳先生去了解放區，1949年以後他在北京工作很忙，就沒有再作私人拜訪了。

1956年《大公報》遷京出版。吳先生這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我們曾請他到報社作了一次演講，講話中心是治史與新聞工作。他說，歷史是過去的新聞，今天的新聞又是今後的歷史。唐朝史學家劉知幾講治史要有史才、史學、史識，做新聞工作又何獨不然?沒有才、學、識，哪能作好新聞報道，寫好評論文章?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史德，即立場問題、為誰服務問題……如此等等，引經據典，生動感人。他的講話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即厚積薄發，渾樸自然。只有學力很高的人才能達到這種境界。看起來似乎隨便講講的道理和例證，細細思量，才感到是十分貼切而周延的。記得在休息的時候，我說讀史書對鍛煉新聞寫作簡練也很有幫助，吳先生接著說，中國文字最言簡意賅的還是詩，短短二十幾個字，就蘊涵很豐富的內容。因此要搞好新聞寫作，不僅要讀史，還要讀詩，讀大量文學名著，這應該是記者的基本功之一。吳先生這次演講記錄，我們曾把它登在《大公報》的內部刊物《大公報人》上。可惜經過十年浩劫，這些資料都找不到了。

以上是我和吳晗師交往的幾件往事。這以後，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反右傾，接著三年經濟困難，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直至十年浩劫，真是國無寧日。我和吳先生就再沒有聯系了。只知道在反右派鬥爭中，他作為民主同盟北京市的主委，積極響應號召，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誤傷了一些朋友和同誌。但是我確信，這是他的認識問題，而非蓄意為之。正如《吳晗傳》的作者所說，“他的忠誠，有時使他是非不分，”是“忠誠的人，犯了忠誠的錯誤”。他寫《海瑞罷官》，也是響應號召之作。但終因此“獲罪”，慘遭淩辱，直至家破人亡。中國歷史上最殘忍，最無恥的迫害，竟加在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為民主自由奮鬥一生的學者、革命家身上，真令人發指，令人痛惜，令人欲哭無淚!

最後，我還想說幾句與主題並非完全無關的話。1978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報》上連續看到一位學者的文章，講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思想建設問題，分析“四人幫”的思想危害，如何拔亂反正，等等，說得頭頭是道，發人深省。從此我記住這位先生的名字。後來因想寫點東西紀念吳晗先生，我重新翻閱1965年末至1966年上半年批判吳晗先生的文章，發現上述那位學者有好幾篇文章對《海瑞罷官》和吳先生其他著述大加撻罰，其立論之偏頗，用詞之尖刻，絲毫不遜於梁效、羅思鼎之流。這使我大吃一驚。難道學者是可以憑借自己的知識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顛倒是非，隨意褒貶的嗎?後來一想，當時有當時的氣候條件，自覺不自覺地跟著風向轉的人是不難理解的，這是時代的悲劇，雖不能苛責，但教訓總應該吸取。如果那些寫過錯誤批判文章的人，特別是那些有學問的、很有辯才的人，自己現身說法，講講當時的思想和今天的認識，一定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我把這個意見告訴我的朋友，也是那位先生的同事嚴四光同誌，他答應轉述我的意見。不久反饋回來說：那位先生聽了之後，一疊連聲地說：“我的那些文章有錯誤，有錯誤，”此外就別無下文。我當然無權強迫別人接受我的意見。但我奇怪，談談過去的錯誤，對自己和別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怎麽就這麽難呢?回想起來，整整十年，有多少急言厲色，無限上綱，捕風捉影，乃至無中生有去誣陷別人的事情發生過，怎麽不見有人寫反省文章；還有那些打死正直的校長的娃娃，如今都該有五六十歲了吧！怎麽就沒有一個人公開出來講講自己的無知、盲動，乃至粗暴殘忍的惡行，忠實地暴露一下自己當時的思想呢?把潛伏在心靈深處的醜惡或原罪曝曝光，曬曬太陽，對我們這一代人及下一代都是很好的教育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些曾經痛批好人和曾經嚴重傷害好人者的自白。哪怕只有三五篇也好。

（轉自《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簡訊第45期，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