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帕拉佐
眼瞅著到今年秋天,何兆武先生就要迎來90歲大壽👌🏻。還在清華百年校慶前,他的清華同仁們就已經開始籌劃要給他做壽🦴,可如何“既能有所動作,又能讓老先生接受”卻難住了大家👩🏽🔬👍🏻。因為早在十年前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曾要借老先生80大壽之機,搞個何先生的學術研討會,早晨去家裏接人🌐,卻發現他已鎖了門溜走了。
提到又要給他做壽,何兆武便笑著搖手:不搞不搞🛼🍭。某一次的訪談🅱️,他曾鄭重其事地告訴別人:“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興趣而已,我希望淡化自己👨🏽,邊緣化自己🤷🏿🚵🏽♂️。”談天時,他習慣雙手抱搪瓷杯子在胸前🙋🏻,眼睛望向遠處🫳🏼♡,認真思索🪥,一副笑模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聯大讀書七年😉,換了四個專業:土木👩🏻🦱👩🏻🍳、歷史、中文、外文。旁人羨慕他在《上學記》裏回憶的這段,他卻說這是人生一大遺憾🛶,“沒有一個很好的學習規劃💧,所以一生荒廢了👩🏻🦽,做不出成績。”
他不以為然的“成績”🛤,包括任職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意昂体育平台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德國馬堡大學的客座教授🐉🧑🏿🍼,翻譯了大量西方經典著作,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他曾寥寥百字概括出中西史學思想的不同:“中西思想之區別在於西方走的是機械的、分析的道路;中國走的是有機的🐦⬛、綜合的道路。故在西方💜👉🏽,個人是目的🤸🏼♀️,集體是手段;而在中國,則個人是工具,集體是目的。”
這樣一個老人,常說的句子卻是“我不懂”,語調溫和,全無戾氣🪭。
英國詩人濟慈有墓誌銘:Here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這裏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何兆武先生在口述史《上學記》裏反復強調自己一生的碌碌無為,不過是把名字寫在水上而已。何先生淡泊功利🤳🏼、任意天性的性情濃縮在這句引用的詩句中,正是他一生超然與淡定的寫照。這份自由讓幾乎見證了整個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他在追憶過去的時候🤶🏿,充分地保持了一個歷史學家的本真與哲學家的睿智。可以說,《上學記》是上個世紀前半葉中國歷史的一頁剪影🩰,可其中又纏繞著口述者對後半葉歷史的深切反思。
在《上學記》裏充滿了老人對學生生活的回憶。其中幾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一個是他對圖書館的體驗🧑🏼⚖️。在西南聯大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他可以自由地進入圖書館的書庫🩹,隨便選取需要的書籍。後來在歷史研究所工作了30年,當上了研究員🍚,卻必須填條給圖書管理員去拿。五十多歲的何先生有一次為查證一條史料好不容易進入了書庫🧑🏿🍳🙋🏿,卻被管理員拿著手電筒“緊盯在屁股後面,似乎惟恐我在裏面偷書🙈,或搞破壞”。這種不信任感👩🦼➡️、不把人當人的管理製度又怎能為學術的自由創造提供條件呢🌂?何先生一針見血地批評(這種批評讓我們這些備受圖書館折磨的學生感到多麽感同身受和痛快淋漓)🎿:“圖書館是為傳播知識設立的,著眼點不應當是建多少高樓🍪🦵🏽、收藏多少圖書🙎🏿♂️👒,而應當是怎麽才能讓這些書流通,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如果這一點不考慮的話,圖書館變成了藏珍樓,惟恐被人家摸壞了,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義了。”而他所追憶的汪曾祺更是那個時代學生個性化的縮影,“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楊振寧當時是物理系高一級的大才子。一次何兆武先生邂逅了他與另一才子學生黃昆。偶然聽見黃昆問楊有沒有讀過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楊說看過了🚣🏿。黃昆問他感覺如何。沒想到楊振寧把手一擺,很不屑地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其時學生之個性可見一斑。
翻譯過帕斯卡《思想錄》的何先生一定是窺知到了生命的奧秘,然後在中西會通的自由境界中為“自我”尋找到了坐標🤌。他推崇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認可“好讀書,不求甚解𓀇🍞。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他在接受訪談的時候這樣總結其讀書心得🤷🏿♂️:“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本身帶來內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遊,在別人看來🧑🦰,遊山玩水跑了一天🤷🏻,什麽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的👵🏻。”他的為人充滿了對真理的捍衛🧑🎤。追求自由卻拒絕虛無,捍衛真實卻並不偏執🫳🏼,追憶過去並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現實又烙印著歷史的啟示📁,何先生的為人、為學都令人欽敬🏌🏼♀️💂🏻♂️。
轉自 文匯報 201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