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貫中西古今 德澤桃李同仁 ——吳承明先生的生平與學術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葉坦
2011年7月8日15時45分，我們敬愛的吳承明老師走完了他坎坷而光輝的一生駕鶴西歸🧜🏿，享年94歲👨。他的離去是經濟學界和經濟史學界無法估量的損失，也是我永遠的痛！
自1985年始聆先生教誨，到1993年至今同住一棟居民樓🧣，二十多年來先生之為人治學耳濡目染，先生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
一
吳承明先生（1917―2011）👳🏽♀️，祖籍河北省灤縣🚧，曾祖一輩曾任內閣中書🪠，博學多才，“研討經世之學”，曾聯名奏請修建蘆漢鐵路，得李鴻章力贊卻終未果。後外放浙江出任多處地方官政績卓著🧑🔬，又任全浙海塘工程總局事及監酒稅等職，為官剛正清廉“處脂膏而不以自潤”，受命反貪腐“守正不阿”，後人寫入《清官集》。辛亥革命中敦促浙軍起義，後北歸隱居“然憂國之心，老而彌篤”，用“思寡過”（“寡過”就是少有過失）名書齋🎢，“以清白遺子孫”👩🦳，米壽（八十八歲）而終😠。先生的祖父曾在杭州為書吏，1920年後定居北京。
先生之父吳大業🤚🏼🧑🎄，1911年畢業於北洋大學堂法科（此科1917年並入北京大學，北大工科則移到北洋大學），曾歷宣統皇帝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業法律事務，曾協助外交部長王正廷督辦“魯案”（即歐戰後從戰敗國德國收回青島相關主權和膠濟鐵路的權益）善後事宜，後為專業民法律師🙌🏽。其在當時律師界頗具名望，兩度任北平律師公會會長，先後任北平國貨陳列館館長、財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長等職💃👼🏼。先生之母李翔青畢業於我國最早的女子師範學校之一、也是女界名流的搖籃――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一生賢妻良母，高壽九十有四。
先生為家中長男，秉承勤學濟世家風，1923―1940年間🏟，讀小學🫁、私塾、北平市立三中、四中，入北洋📥、清華、北大、西南聯大四大名校💾，歷工、理👨🏭、經、史四科。
那時的中國正處在社會大變革的動蕩時期🛼，先生自幼讀古文詩書及算術英語，入中學後打下各科的紮實基礎並積極參加學生活動。旋立誌“工業救國”，1932年考入北洋工學院預科，當時的北洋工科來自北大，聲望很高，而先生兩年所學均為實用課程🤱，感到沒有理論不行，當以“科學救國”，1934年再考入意昂体育平台理學院學習化學👨🏿✈️。此後，他深感“經濟救國”更為現實🏨，習學經濟最能振國濟世，便轉入經濟系🥬。時任系主任的陳岱孫教授親授基礎課，其西方經濟學說特別是古典經濟學給予先生直接影響；而蕭遽的貨幣銀行學和余肇池的會計學都屬必修📩，這對於先生留洋的學習很有利。此外他還上了楊樹達、雷海宗等名師的文史課程，並參加世界語和新文字運動，1935年在《東方既白》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論中國土地問題的文章。
隨著日軍侵華兇焰日熾，華北危亡在即，先生滿懷報國熱血🖥👩🦳，加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等組織，積極投身抗日救亡。“一二•九運動”爆發⏰，先生是北平愛國學生運動領袖之一，也是清華救國會和大遊行的領導人之一。1936年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成立⚰️，他被選為大隊長📔；這年夏天，他被迫離開清華到北京大學史學系繼續學習（他認為史學較切時需，而經濟系不招轉學生）。他選修孟森、鄭天挺、錢穆等史學名師的課🌷，也繼續其“經濟救國”的理想，將學習重點放在近代史上，想找出中國工業化失敗的原因，故也到經濟系聽課並自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時值國難當頭，平津危機加劇，“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先生參加平津流亡同學會以及由醫護人員和學生組成的戰地服務團隨軍服務，這年冬天他在試馬時寫下“策馬登峰極🧑🏻🍼，邊城看雪消🧡；含悲辭燕闋，飲恨建康橋”的詩句，記述那段艱苦歲月和抗戰決心。1938年冬🧔🏻♂️，他到昆明西南聯大復學。該校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組成，名師薈萃🤝，先生得以面聆陳寅恪（隋唐史）⛹🏻♀️🗜、姚叢吾（史學方法）、劉文典（古典文學）🧺、趙廼摶（經濟思想史）等大家的教誨，最難忘的是陳先生所授“佛典文學”。他還加入西南聯大話劇團，參演聞一多為舞美、曹禺任導演的劇目，並到工廠農村演出宣傳抗戰。西南聯大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進而寫出考據性畢業論文《古代雲南與中土關系之研究》👩🏻🚒。先生多次感慨自己後來專門研究經濟史，卻從未念過一門經濟史的課👩🎓。1940年夏他畢業🔐🧏🏻，步入社會供職於重慶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兼任《新蜀報》主筆、《銀行界》主編等職🦶，還發表過一些研究戰時生產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文章，並且產生一定的影響✌🏻。
1943年冬🏄🏿，先生歷盡艱辛船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他依然本著“實業救國”理想進商學院(Bussiness School)研究生部主修貨幣與金融學兼修工業管理。時在戰中正值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經濟學界凱恩斯主義興盛，哥大則還保留著克拉克（J.B.Clark）之遺風，其子小克拉克（J.M.Clark）主持哥大講壇，先生選修其經濟學課外，還選了查普曼（T.Chapman）的銀行學，多德（D.L.Dodd）的金融市場等課程；管理學方面選有工業管理、營銷學等🧚🏽♂️。多德的課引起先生很大興趣，而且不需考試只寫一篇論文✋🏽⚙️，1945年先生寫的《認股權、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與擴充公司之投資理論》頗受賞識，修改後經五位教授審查通過🙌🏽，授予貝塔-西格瑪-伽瑪（Β Σ Γ）榮譽學會的“金鑰匙獎”，這一獎項要求獲獎人課業優秀必須五門成績並列“A”。先生的導師貝克哈特（B.H.Beckhart）不僅是名學者🧑🏽🦳💁🏼，也是大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明確反對凱恩斯主義。不同學派並存的環境，成就了先生海納百川的學術胸襟🗒，而且註意各學派演變的軌跡，蘊積為他開放寬容的學術風格和思維邏輯直至終生👨🏽💼。先生共用兩年時間修滿學分🧛♂️，主修貝克哈特的貨幣與金融學，並接受其指導完成《美國的戰時公債與金融政策》學位論文🥶，順利通過頗得好評🙌🏽，1946年獲得碩士學位（當時無MBA👨🏻🍼，稱MS）🚴🏻。
同年3月9日，先生與留學紐約朱麗葉音樂學院的鋼琴家洪達琳女士（後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著名音樂教育家）結為伉儷🧛♀️，兩校師生前來祝賀熱鬧非凡。婚後，先生打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或留在美國就業的念頭，選擇回國報效祖國之路。此時國內抗戰已勝利百廢待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駐美技術團”1946年3月改組為“駐美代表辦事處”🧕，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主任孫拯（領命聘請被稱為“GNP之父”（後改用GDP）的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S.Kuznets🤟🏼，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擔任資源委員會顧問，請他幫助設計一套資源和工礦產業的調查統計製度；聘先生與張培剛🚶🏻➡️、丁忱為專門委員♓️，作為助手為庫茲涅茨準備有關中國的經濟資料，並於6月陪同庫氏到南京資源委員會工作😜🤌🏼。
二
歸國之後🧍♀️，先生在資源委員會輔助庫茲涅茨工作🍏。他曾幾次對我談起，庫氏當時寫信評我導師巫寶三先生主持的“中國國民所得 1933年”研究，先生將信轉送當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巫先生，巫後來寫了《答庫茲涅茨博士的評論》👩👩👧👧🐛。巫先生告訴他與庫氏之間對國民收入的概念和計算方法見解之不同🏄🏻，並送其自己在美國《經濟學季刊》1946年2月號發表的《國民收入中的國際支付》（此文收入巫老的論文集）。此後🧑🏼⚖️🛒，兩位先生不僅有著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情誼，並且都盡享天年九十有四而終☎️。庫氏回國之後🫑，先生調日本賠償拆遷委員會工作✷，但他繼續研究並撰刊了長達19頁的《我國資本構成之初步估計》⏸，根據庫氏的方法進行1931―1936年中國的資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估計🔅，發表之後產生反響，還被譯成英文在香港發表。後來他繼續研究並發表《中國工業資本的估計 1936―1946》🐭🤱🏼，與前人不同的是將“資本”定義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此文也被幾種刊物轉載📈。這些是他的第一個經濟史研究專項。
1947年初，先生辭去南京的工作來到上海🦂，任中央信托局信托處襄理Ⓜ️。同時，他還是希望教書和做研究，故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東吳大學等校教授✢，主要講授貨幣銀行、國際匯兌、工業管理和財務報告分析等課程，很受歡迎🤬，還發表了一些相關論文，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直至解放。1949年冬，他的清華、哥大老學長也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的頂頭上司冀朝鼎出任新中國中央財經委委員兼中央外資企業局局長，邀先生到北京工作，於是他開始了新的生活📟💁🏿♀️。
1949年11月14日先生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北京，從這時直至辭世他在北京生活了61年，一個甲子有余的滄桑巨變🏋🏼♂️！1950―1957年，他在中央外資企業局、私營企業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0月21日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設有六局一處：計劃局、人事局👦、技術局、私營企業局、合作事業局、外資企業局和秘書處。先生就在外資企業局工作，當時對外資企業的政策主要是監督管理加以利用。不久冀朝鼎局長離京，外資工作劃入私營企業局，先生就任該局外資處副處長🥪，還參加了在華外資普查等工作。與此同時，他開始研究外國在華投資問題，次年（1951）即以筆名魏子初（“外資處”諧音）發表了一些成果🏋🏿♀️，其中三聯書店出版的《帝國主義在華投資》雖是小冊子卻很受重視，先後再版，並由蘇聯科學院譯成俄文於1956年出版👵。在此基礎上🏋🏿♀️🧔♂️，先生繼續拓展資料搜集輔之以個案調查✍🏻，將外國直接投資的考察從前人一般止於1936年延伸至1948年，研究證實外國在華投資中資本輸出很少，主要來自外資在華的積累――結論源自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此書亦多次再版🍏。這是研究相關問題的必讀書🧑🤝🧑，也是先生的第二個經濟史研究專項。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對外國在華資產的研究評估不公開，先生的研究連周恩來總理都註意到了。70年代初中美恢復邦交前基辛格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外交部估計美方可能提相關問題便請示總理，總理就讓找當時還在“幹校”的先生🧔♀️。外交部設宴款待先生請他說明情況🌗🅾️，後來得知與基辛格談判時還真的提及此問題，而且美方有備而來👩👦👦，但也不能不承認我方評估合理最終了事⛹🏽♀️。
1952年10月22日，政務院決定私企局與外企局合並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許滌新（1906―1988）任局長，當時主要任務就是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先生為工商行政處副處長，但很註重調查統計，還參與籌建全國工商聯等工作。在許滌新的領導下🧑🔧，科研工作得到加強🥗，1958年改組調查研究處由先生任處長⇨🟧，又調來方行、汪士信💇🏻、梁思達、黃如桐等📡，一時人才濟濟各有專長，卻人員超編⚜️。許滌新將情況上報後得到當時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孫冶方所長的積極支持😥，由工商局與經濟所合設“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室”，由先生任主任，人員十位編製屬經濟所，辦公卻仍在工商局🛀🏽。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和撰寫《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8年出修訂本）👩⚕️，這是“資改”的權威作品，得到廣泛引用。
需要說明的是，從科研視角看“資改”是先生研究的第三個專項，實際上他對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在執行中走了樣🙌🏻，改造不僅強製而且擴大化🪼，因此他後來或委婉檢討失誤或盡量避談“改造”👩🏻🔬，建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寫到解放為止🕶，不再繼續寫第四卷“資改”，別人搞這部分請他當主編也為之謝絕。
到“文革”📭，正常工作基本停頓，“資改室”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遼寧盤錦🧔🏼♂️、河北固安等地的“幹校”。然而，先生生性達觀並不怨天尤人🐺，種菜種稻戰天鬥地的生活🧑🏻🦼➡️，反倒使得已患多年的十二指腸潰瘍痊愈🤶🏻，能和大家一起飲酒聊天😐，還養成了“濯足”（赤足種稻必浸泡方能上炕）漫談或論詩的習慣，並把有價值的記下來——這就是《濯足偶談》的來源。先生一再說👐🏼，能勞動有書讀生活即有價值，故而知足常樂。1974年初許滌新聯系人民出版社“借調”先生等人去編寫《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1977年出版）🤷🏿♂️🥓，他們得以離開幹校返京🕺🏽。1975年8月他們又被調到商業部由許滌新直接領導，開始醞釀寫《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1977年7月許滌新以古稀之年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1978年5月先生他們也轉到了經濟所並紮下根來✯。
先生自此專任經濟所研究員🥪，先後擔任所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1980年任日本東京大學客員研究員💆，1986年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客座教授🧚♀️。學術兼職主要有🧑🏻🍼：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中國投資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國史學會理事、中華全國工商聯特約顧問等↔️。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的社會科學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2006年被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榮譽學部委員”6️⃣，2008年當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健康老人”——他一再說這是自己最後的也是最珍重的一項榮譽👩🦳。
三
先生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孜孜以求者，惟有報效祖國📘、追求科學👂、追求真理👩🏽🎓💪🏽。他的確稱得上學貫中西、古今融通而且史論互證🧔🏻♀️、著述甚豐✋，受到海內外同行的敬重👩🏽🏭。這與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西方名校的系統教育分不開，也是他博學勤思嚴謹治學所致，更是他主張各家並存、取法務上📼、求實創新學術精神的體現🎶。在前述三個專項研究之後💴🧗🏼♀️，作為經濟所的專業研究員，30多年來他的學術貢獻更是無可替代的。
枯燥而繁瑣的資料工作是開展研究的基礎，也是先生從事經濟史學研究的前提。他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參加千家駒倡導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11位委員均為一代名家：陳翰笙📑、範文瀾🛌🏻、嚴中平、巫寶三🖥、狄超白、陳振漢🍅、王毓瑚、丁名楠、千家駒🍆、孫毓棠👌🏿、吳承明。首先問世的是先生的《帝國主義與開灤煤礦》，署名魏子初🤷🏻♀️，1954年神州國光社出版；次年千家駒出《舊中國公債史資料 1984―1949》（中華書局1984年再版）。編委會還與海關總署合作，利用其存檔約17萬卷（主要是未發表文獻），編輯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叢刊🤞🏻，如《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國海關與郵政》等共15編（其中5編未出版），1957―1983年先後由科學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再版，史料價值頗高🚏。此外𓀗，前述“資改室”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也是先生負責的，各地學者參加👨🏻🎓，迄“文革”共編輯9種🏬，1959年三聯書店始出《北京瑞蚨祥》🤌🏽，1963年起中華書局陸續出《中國民族火柴工業》、《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等🧑🏻🦼➡️🤟。可以說，大規模資料整理是那時許多學科共同的科研特色🙅，因此能夠出多少年後還有價值的大成果，“中資史”就是以大量發掘整理和調查的史料為基礎的✋🏻。
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先生傾註了最多心血和精力的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20世紀60年代初周總理提出為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應編寫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任務交給許滌新，由“資改室”承擔，因“文革”而中斷☃️，不過好在資料準備與實際調查已完成，而且《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等已出版。1978年先生他們到經濟所後，此工作正式啟動並聯系相關單位的學者參加。1980年討論提綱並具體分工😟🙏🏿，許滌新和先生任主編👩🏼⚖️🤹🏼♀️，全書分3卷各立專名：第1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系1522―1840年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第2卷“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為1840―1920年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3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寫1921―1949年的情況✌🏻。這是一部逾二百萬字的巨著👩🏽，全書配製487張統計圖表，在同類著作中罕見；由京、津、滬等地二十多位學者歷十幾個春秋才完成🧑🏻🎓，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出齊。此書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許滌新撰全書“總序”👨🔧，先生統稿🚜、許滌新（1988年去世）審訂。然而，從撰著體例💶、主要內容的規劃，到執筆“導論”等重要部分的寫作，再到統稿刪改以致重寫的巨量工作🚵🏽，處處無不凝聚著先生的嘔心瀝血🚭！他認為自己的研究貢獻主要有三：（1）近代中國資本集成的估計😅；（2）近代中國工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總產值的估計；（3）近代中國國內市場商品量的估計（見下述市場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評介和引用，而先生卻對其中一些數據不斷修正🏇🏽，如前兩項估計的修正直到21世紀收入《吳承明集》。
這期間🏊🏿，先生的夫人腦溢血臥病🧎，唯一的兒子因病於1989年去世🤌🏼，年僅39歲。據先生的女兒說，在他得知兒子無救時眼裏滿是淚水，卻又一頭埋進稿紙裏一口氣寫了好幾個小時➰，家人甚至預感他會累死在這個工作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從書桌上起身一邁步就直直地栽倒在地，下巴磕裂到醫院急診縫針……👩🏿🔧。先生精心澆灌的學術之花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此書面世之後中外學界好評如潮。特別是第1卷，1987年臺北谷風出版社就出了繁體字版👱🏿♀️；1989年7月20 日李約瑟（Joseph Needham）來信征求先生對於近代科學為什麽在西歐而不是中國產生（即所謂“李約瑟之謎”）的意見，先生復信講到中國16🔆、17世紀的啟蒙思潮缺乏歐幾裏德式的邏輯思維，但主要原因還在於明清中國是以小農生產（包括手工業）為基礎的社會，經濟上較少競爭且人力充裕，缺乏利用科技的需求等。劍橋大學的諾蘭（Peter Nolan）與先生商議英譯此書🧝🏿，由倫敦大學柯文南（C.A.Curwen）譯編英文本🎟，2000年麥克米倫出版社（The MacMillan Press Ltd.）出版。總的看來👱🏻♀️，盡管此書與任何著作一樣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但確是中國經濟史學的裏程碑，被認為是權威性“填補空白”之作和“國內外引用率最高的中國經濟史著作之一”等🧑🏼🚒。此書不僅先後獲得多種學術獎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學術成果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等🫳🏽，而且多次再版如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第2版、2005年入選中國出版集團“中國文庫”（第2輯）（文庫所收為20世紀經典性著作，要求對我國百余年來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至今仍具有重要價值的傳世之作）、2007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版。
值得註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學者多還重生產輕流通之時，先生已著手研究市場問題了👰🏽♀️。他曾在工商局工作與“市場”不無關系，早在統購統銷時代他就開始考慮市場管理、價值規律等問題。他的市場史研究首先是估算市場商品量即市場大小的演變‼️，整理出1840―1869―1894―1908―1920―1936年間五個時段的國內市場商品量估計🪆，從中可見19世紀下半葉市場發展很慢，其擴大是在20世紀以後，抗日戰爭後劇減，此即多次修改後最終載入《吳承明集》的《近代中國國內市場商品量的估計》🛩。為了從更長時段研究市場，1983年起他陸續發表論明代、清代𓀂🚂、近代市場的系列論文👩🏽⚖️🤾🏻♂️， 從人口和耕地、田價和物價🛻、貨幣和白銀流通🔩、財政和商稅等方面，深入研究明清和近代市場長周期性的興衰演變，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1984年美國名家費維凱（Albert Feuerwerker）看了清代市場論文後邀請先生到意大利參加中國經濟史研討會🍆；1986年法國著名漢學家賈永吉（Michel Cartier）將這三篇市場論文摘要寫成《吳承明的國內統一市場形成觀》♌️，發表於著名的《年鑒🔼：經濟社會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86年11―12月號；先生論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場的論文，則有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會長池田誠監譯的日文譯本（《立命館法學》，1984年第5⏰、6號）。
不滿足經濟實況的考證復原而深入透析現象進行理論闡釋🍾，這是先生治學的重要特點🤲🏽。同樣，他在市場理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市場理論和市場史》分析馬克思的分工產生市場的理論⛹🏼♂️，贊賞恩格斯《反杜林論》中的主張“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提出歷史上各種市場的出現多與分工無關。《試論交換經濟史》則建構交換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模式🗂，提出“交換先於生產”🏒，在理論上做出新嘗試，非有深厚的經濟學理論與堅實的史料基礎與史學功力不可🕌。先生研究市場，從商路🏄♂️、商鎮🧏🏽、商品運銷轉向人口👩🏿✈️💇🏿、價格🍢、貨幣量、商品量等變化，分析市場的周期性演變🧔♂️，並討論其對社會結構、階級分化的影響，其市場研究是以中國現代化（即近代化）的宏大背景為基點的👩🏻🏫。他認為市場資料較多🐔，數據有連續性，用市場和價格的演變來考察經濟的興衰與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均有很大的優越性。這與現今人們津津樂道的“斯密動力”理論相仿🙅♀️，即市場促進分工🪼、分工和專業化促進生產，經濟增長與市場的深化擴展分不開。僅從生產視角不足以認識經濟發展和中國現代化🤬，從而應註重流通，於是他努力進行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對16至17世紀、18至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市場進行系統考察，這可說是“實證研究”（positive research）；另一方面💃🏿，在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以及現代化理論等方面進行創新探索，希圖在理論上找出一條適應中國經濟史學和現代化研究之路，這可視為“規範研究”（normative research）🏠。這些研究體現於1995年發表的《16與17世紀的中國市場》👧🏽、1999年發表的《18與19世紀上葉的中國市場》等系列成果，得出中國現代化肇端於16世紀的明代“嘉（靖）萬（歷）說”。此說非其最先發明，如傅衣淩先生就有過類似論點。但是，是先生將此說立論，並以堅實的實證考察和規範研究展現於世人。他的《傳統經濟•市場經濟•現代化》一文論述從傳統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同時指出市場機製也有個轉變過程👨🏼🎓👨，也就是經濟的現代化過程，他的市場研究就與現代化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先生早在1985年就出版《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是其1949―1983年論文的集萃⛄️😳；1996年出的《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則是他1985―1995年重要學術貢獻的凝結，這也是為祝賀先生八秩華誕的。
眾所周知，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繞不開現代化問題，先生1987年以來就在這方面下功夫並提出獨到新見👵。在《早期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內部和外部因素》中，他針對通行的“沖擊─反應”範式和“傳統―現代”對立模式，提出中國“內部能動因素”論，並予以實證考察。傳統經濟中的能動因素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他認為傳統農業可以承擔現代化的任務，但不否認其落後面一定程度地製約了工業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學的精神和謙遜的態度在再版時指出，對於近代人口與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後了”而應“改用時賢新論”。在《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業的功效及工業與小農經濟的結合👨🏻🔧，可能本有一條立足本土、工農結合、土洋結合進而現代化的道路，但終敗於以洋行⏸、租界為背景的大口岸經濟之路🦉。正因為傳統經濟有其內部的積極能動因素，“中國的工業化應當走與傳統產業協調發展的道路🚶🏻♀️➡️，不能一舉而代之😨。”繼而，他又寫了《論二元經濟》2️⃣，從理論上探討不發達經濟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認為將傳統農業的作用局限於為現代化產業提供廉價勞力不確，關鍵是低估了傳統農業的剩余🧑🏻🎄。二元經濟現象長期延續🏌️♀️，小農經濟是多元的，有自行調節資源配置功能🧕🏼，他構建出一個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型，但說明無法計量。
20世紀90年代國家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先生采用希克斯（J.R.Hicks）《經濟史理論》的觀點，把實現市場經濟作為經濟現代化的標誌。他論證從馬克思到諾斯（（D.C.North）都將工業化歸之於“專業商人”的興起和市場的擴大，引發生產方式的變革✏️，商業革命導致工業革命🧒🏿，又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實例加以佐證。具體到中國🤵🏿♀️，他把明代嘉、萬時期的徽商、晉商等大商幫的興起和工場手工業、散工製的發展，以及財政、貨幣的白銀化，租佃、雇工製度的變革，社會結構的變遷和17世紀的啟蒙思潮等綜合考察，視為明清之際的現代化因素👨🏼🦳。他在1997年的《傳統經濟•市場經濟•現代化》之後，又有1998年《現代化與中國16➔、17世紀的現代化因素》、1999年寫的《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等系列成果問世。
必須特別指出🦥，先生治學理論方法新穎獨到🧻。理論追求伴隨其治學始終，20世紀80年代初他發表《關於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意見》🕴🏼，主要講兩個問題：如何看待帝國主義入侵的後果，如何評價封建主義的作用。對於前者⛺️💇🏽♀️，後繼有《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幹問題的思考》🩸；對於後者🍚，則有《談封建主義二題》深入討論。“二題”指古代封建主義和近代封建主義，他論證中國古代封建製度有別於西方的若幹特點🌅，分析中國步入近代社會的不同道路；“近代封建主義”是新概念，意指1840年以後封建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即地主製經濟發生質變🍶，吸收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包括外國的和買辦的）來自我調節👩❤️💋👩👱🏽♀️，成為能夠與資本主義共存的近代封建主義，確屬新論🏄🏽♂️。同時，先生予古代封建主義新的研究價值，這與其“廣義政治經濟學”專題研究相關，盡管他認為自己這方面“沒作出什麽成績”，其實不然🧑🏽🏫。他提出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目標的王亞南🗾、許滌新等是可取的，但重點應放在前資本主義💦、特別是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上🔓，因為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尚不成熟👩🏽🚀🤦🏼♀️，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已有定論🚵♀️，而封建經濟在中國產生最早歷史最長👨🏿⚕️，頗具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典型意義⇨👨🏻🔬，這也正是以前資本主義時代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共同的理論困惑❤️。在《論廣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封建經濟史和廣義政治經濟學》等論文中，先生闡述其論點並提倡研究“中國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又一個很有影響的學術倡導。
總的說來，20世紀80⌛️、90年代先生在商業資本、市場和交換理論🎛、中國現代化理論以及廣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史學方法論等方面著力甚多。他非常關註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與動態，並運用其中適應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成為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結合的典範。他的結合與運用是能動而理性的，突出於選擇與修正。例如，先生有“計量經濟學”的深厚功力，但認為研究中國經濟史學✡︎💂🏿♀️，明中葉以前不太適用計量方法，此後可以用🟤，但數據必須可靠；再如，改革開放後以諾斯為代表的新製度學派影響本國👰🏼♂️☹️，先生認為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製度變遷等概念可用於中國經濟史學研究，但應註意具體的研究對象與實際數據🪴。
四
先生的研究重心在近代，但他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變”且涵融中外，而且是在專精基礎之上的貫通。他治史之“今”不僅僅在於註重當今學術理論與思潮，更是落實到當代經濟史研究上。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 1949―1952》作為國家社科基金“九五”重點課題立項🐦🔥，請先生作學術帶頭人🙃👨🏿🔧，由他和董誌凱任主編。該書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大課題，獨具一手檔案資料優勢，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到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並加強建國時社會經濟狀況的評估和新民主主義經濟體製的理論分析🖱，有關恢復國民經濟的措施和成就也是以專題研究為基礎的，突出反映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在中國全面建立、實施和運行的歷程與成就🫱🏼。經過全體作者的共同努力🏚，該書2001年由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一等獎，2010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再版。先生自稱對此“並無實際貢獻”🎺，其實他參與擬定大綱🤷🏽♂️、研究撰寫🏄🏿♂️，還承擔第二章“舊中國經濟遺產”的部分寫作👧🏼，歷次書稿討論會也都參加，還審閱了全部成稿📮，認真看此書可見先生的思想軌跡。同是在1996年，先生還應邀主編《中國企業史》的“近代卷”，他請江泰新共同主編，作者多是經濟所同仁。2004年1月🧏🏽，達千余頁👑😄、計76萬字的該書由企業管理出版社出版🚍。不過，下探當代體現了先生的博學深進🙅♂️，但非此時期其治學的主要方向，他的研究主要是近代到明清並上溯宋代🔒，內容從生產到流通再到市場；進而超出傳統“經濟”概念🌯🧚🏼♀️，對社會結構、製度變遷、思想文化進行系統考察和深入研究。“歷史觀與方法論”承載著他這些年來孜孜以求的研究誌向👩🍳🤚，更是其科研特色與學理思辨的高度顯現，尤其進入21世紀後🧜🏻♀️，他投入全部精力與心血的這一研究爐火純青已臻化境。
先生的歷史觀是“發展論”⛓️💥🦹🏼，早在八十年代初他作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卷》前資本主義部分和中國經濟史部分的主編🈳，撰寫了萬余字的“中國經濟史”長辭條，對中國幾千年經濟發展史進行系統總結——歷史包括經濟史的發展可能曲折，也會有回潮，但總趨勢是進步的，不存在從唐宋“頂峰”走向明清“衰落”的階段。直至近年國家級大型出版項目多卷本《中國經濟通史》請他撰寫“總序”🌀，依然重申發展的看法◼️。正是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他以古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為誌，學術追求明顯凸現一個“新”字👎🏿！如果沒有新東西，他不寫文章👩🏼🍼、不開會發言；其研究要求有新材料、新觀點或新理論，包括對以往的研究成果不斷修正〰️，認為科研不可能一蹴而就，隨著時代的發展，材料的新發現和研究手段的提升以及認識的深化👩🏿🔧🎥，以前的成果也需要與時俱進——這與先師巫寶三先生十分相似，他們絕不固步自封而力主創新🍛，而創新要建立在充分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系統研究要先作專題，專著要以論文為基礎🧨，“由小而精到大而博”。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兩位先生都很註重的，巫先生從經濟思想上研究其“法自然”思想頗多新意☮️，而吳先生則從歷史觀與方法論視閾闡釋其歷史哲學🌯🎸，通過實證提出西方征服自然的鬥爭哲學將回歸太史公的主張。或許，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合理詮釋。
方法論上先生主張“史無定法”十分著名。我國史學即有類似方法🫃🏻，而先生賦予其治經濟史學的具體內容🫕，即應根據研究對象和具體問題選擇適用的方法，無論是中國傳統史學方法還是國外新興學派的方法☝🏼🛋，並註意與海外學者交流理論方法問題👨👨👧👧🚈。1984年8月他在意大利召開的頂級學者薈萃的中國經濟史討論會上👩🏼🏭，正式提出“史無定法”之說――“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無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但我不認為有什麽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1986年底，先生在中國經濟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雜談》引起轟動，三種刊物登轉。其方法包括（1）文獻學和考據學方法🧑🏻🦼➡️；（2）歷史唯物主義；（3）計量學方法🤏🏿；（4）發展經濟學方法🧟；（5）區域論和周期論；（6）社會學方法🥲；（7）系統論方法；（8）“史無定法”🙍🏻，強調均應以第1項為基礎💄。此後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論歷史主義》等中展開系統論述，並論及西方經濟史的三大流派――法國年鑒學派、經濟計量學派、諾斯的新製度學派🔏，引導中國學者具有世界眼光🧚🏼，特別重申治史應堅持實證主義原則🌾。
先生將方法分為三個層次：（1）世界觀、歷史觀思維方法🤾🏽♂️；（2）歸納、演繹等求證方法（此後概括為“認識論意義的方法”）；（3）經濟學、社會學等專業和技術研究方法👨🏻🦽🦸♂️。在“史無定法”原則下👨👩👧👧♧，直接適用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方法：（1）經濟計量學方法（明中葉以前不適用🩷，因古代文獻不準確🫳🏿、記載不連續等）👆🏿；（2）發展經濟學方法（研究欠發達國家，特別是考察長期趨勢可借鑒，註意比較研究🕳，二元經濟論等均可用）；（3）區域經濟史方法（區域內與區域間兩者應同時進行🚡，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 提出經濟發展由核心地區向邊緣地區擴散，可考察移民、貿易、交通等及核心與邊緣地區的關系和城市與市鎮研究，有利於展現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4）社會學方法（源於社會學的結構理論🚍、行為和功能學說及人口、心態等成為經濟學的內容。可借鑒社會學的整體思考🖐🏻、比較研究、社會底層研究與社會調查方法等）。他欣賞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長、中🏃🏻♂️、短時段的歷史研究體系⬛️，但其份量大應分工進行。總之🧶，可因對象和條件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該方法本身的實用性及其對所研究的問題和現有資料的適用性。選用理論，主要是啟發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沒有一種萬能的方法🐥，而應集眾家之長，也可多種方法並用。先生的方法論隨著研究的深入也不斷發展完善📔。
先生還專門給研究生上課講授“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4️⃣。那是上世紀末，我和李根蟠先生都招收博士生0️⃣，商議集中授課🧔🏻，在研究生院開“經濟史學的理論與前沿”講座👩🏿🎨，即請各位專家講古今中外經濟史學。講座2000―2003年共開3學期𓀑，先生一直是領銜的“頭牌”！他的講座座無虛席滿堂喝彩，有個學生叫駱祖春寫了一篇《聽大師講課》的文章👷，生動講述這位86歲老人的神采奕奕博大精深——“不間斷地講了兩個半小時，臺下是經久不息的掌聲🧖♀️，是發自每個聽課者心底深處對大師的敬重和仰慕。”可先生從不認為自己是別人說的“大師”、“泰鬥”、“權威”👨✈️、“國寶”等等✅，他發自內心地稱自己是“小人物”，做的是“小事情”――這是他留給自己後人的話，也讓我明白了什麽是真正的“大”和“小”！身為教師，先生謙虛謹慎為人師表，德澤桃李同仁――他循循善誘語重心長🏞，答疑解惑誨人不倦，培養出的博士🏋️♂️、碩士專業人才，成為各領域的中堅骨幹；他指導、扶掖和幫助過的學者🤛，數不勝數，他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史學界當之無愧的導師💇♀️⛔️！
在“史無定法”外🗾，先生再一個很有影響的論點是“源流之說”。他在《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發表《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提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它的流”🚵♂️。他引述熊彼特（J．A．Schumpeter）語“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指出“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即使是最一般的經濟規律👍🏻，如價值規律，也不能無條件地適用於任何時代或地區。”他強調應當歷史地看待經濟學的發展🆓，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也是研究經濟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導歷史的模式。此文發表之後反響強烈😬，多家刊物轉載，次年榮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至今深得贊譽。直到2010年11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記者的長篇專訪《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之源——訪中國經濟史學專家吳承明》🙇🏿♂️，近94歲高齡的先生進一步深入詮釋自己的學術主張。
先生認為不能把全部經濟史建立在某種單一的經濟學理論上🕵🏽♂️，經濟史之所以是經濟學的“源”而不是“流”🍿，因為經濟史為經濟學提供材料拓寬視野🏕，在時光演進過程中經濟學也成為“史”的一部分。他指出🫱🏿，研究歷史上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看實踐，經濟史研究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條件下的生產力的增長🏨、一定的社會製度下經濟運行的效果作為考察的主線。一部新的經濟史🚴，不是已有文獻和著述的選擇與綜合，而應該在總體上和部分上，在數據🤷🏽♀️、方法、觀點上均屬新構，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水平🦶🏼。他反復重申經濟史研究不是只講“純經濟的”現象🤵🏽♀️⬇️，經濟史學家應具備歷史學修養；他贊成“社會經濟史”的提法👱🏻，認為經濟史歷來是社會經濟史，主張從自然條件、政治製度、社會結構、思想文化諸方面研究經濟發展與演進。他總結經濟學各學派總的方法不外乎“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經濟史研究則不宜用模式法，歷史上各時代的經濟發展總會形成某種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結果而不是出發點🦵🏼。經濟學日益模型化和數學化，以至用公式“偽裝精確的知識”（哈耶克F.A.Hayek）、“用時間變量來代替思考”（索洛R.M.Solow）。經濟史研究應以實證分析為主♦️，應具體不宜抽象，不宜先立範疇，更不能用範疇“填充”歷史🙆🏻♀️。歷史研究提出問題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設🏩。他還有許多精辟而新穎的論斷🫶，常常給人的習慣思維以沖擊震撼🤛🏽，如：“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未必就是好的”🛎，舉出奴隸製的出現就是如此👩🏿🦱；再如，“萌芽不一定非成大樹”，像資本主義萌芽就可能只是“萌芽”等等🧎🏻♂️🚶♀️，振聾發聵啟人深思♿️。他的“史無定法”與“源流之說”等理論方法和科研成果不僅凝聚成為令人高山仰止的學術豐碑，而且廣為後學所領悟、接受和傳播🤵。
五
先生晚年越發重視思想文化對經濟的作用與影響，認為經濟發展―製度改革―社會變遷中最高層次上都要受思想文化的製衡（conditioned）🧏♀️，這有兩重意思🍝：一是不合民族文化傳統的製度變革是行不通的🦟，二是文化思想又常是社會製度變革的先導即啟蒙。他對宋儒尤其是心學傾註心力🥷🏻，認為自宋以後儒學理性化，到王陽明將“知”和“理”一元論，有利於思想解放👩🏿💻；反傳統思潮和經世致用主張以及實學思想都具有啟蒙意義🥲。可惜中國思想的理性化只有道德理性🧑🦽➡️，缺乏工具理性，加之清統治者的思想禁錮🗻，啟蒙思潮被扼殺⬜️，直到西學傳入，現代化啟蒙才真正來臨。他對經濟思想史頗為註重，自讀書時代起就修習西方經濟學說史👮♀️，研究中國經濟史更不能忽視中國經濟思想。在他的經典論作《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開篇就列舉“富國、富民思想，田製🦁、賦稅思想🎅🏽，義利論、本末論、奢儉論等思想，在研究中國經濟史中無疑是很重要的👨💻🤚🏼。”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有三大問題🙅♀️🎂：義利──價值論、本末──生產論、輕重──流通論。西方經濟學有局限，要總結中國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十分重要。他說經濟思想的產生是對當時經濟製度的懷疑，純粹的經濟思想是對當時經濟思想的懷疑🧑🏿⚖️。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偏重文化範疇👨🏼💻😵，與中國哲學史關系較緊密🧂🧛，要懂經濟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
21世紀以來，他最看重的就是“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研究，2001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研究基金立項🧕🏻〽️，這時他已近85歲且罹眼疾“飛盲症”👶🏻。先後整整四年多時間，每天勤奮耕耘廢寢忘食，作為“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2006年12月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同名著作，幾天之後即是他的90壽辰。這是先生比較滿意的最後一部研究著作，也是這項研究的總集成。他提出經濟史是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及其運行的機製和績效🈴，從而研究不能限於經濟本身☎。他從三方面考察歷史觀🫀，即如何認識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即天人關系、如何認識人與人的關系即社會關系👳🏻、如何認識思維與存在關系即認識論。他贊賞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認為其天人相通、社會和諧♜、古今通變是高明的，而宋以後的啟蒙思潮雖然促進思想的理性化卻不能導致社會的現代化。先生特別指出，歷史研究是研究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事物⬇️，任何時候都有待認識的東西；隨著知識的增長👨🎓🥀、特別是時代思潮的演進，原來已知的需要再認識，研究就是不斷地再認識♘，因此研究方法應開放即“史無定法”。書中分章深入闡釋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社會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計量分析與經濟史研究以及區域研究和比較研究等等🙍🏻，著重評介諾斯的新製度學派、法國年鑒學派和經濟計量學派的方法🕙，並特別強調實證主義是“不可須臾或離”的治史方法。他考證中國史學諸家以及西方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直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等，盡管學說主張各異，但無疑更充實了實證主義方法。最後🧝🏿，先生概括他研究中國經濟史學的思維理路©️🤾🏻：“歷史―經濟―製度―社會―文化思想”，提示讀者――百家爭鳴，學術才有進步🎎！
先生的研究多居國內外領先地位，他的論著大多是擲地有聲的傳世之作🧛🏽，也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他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百位經濟學家”🧮，成果選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我曾與不同年齡、地域或專業的相關學者交流，大家基本都認為中國經濟史學界執大旗🛒、插路標的還是先生！的確，誰能從凱恩斯㊗️、克拉克、庫茲涅茨論到熊彼特💆🏻♀️、布羅代爾、索洛👎🏻、諾斯以至海德格爾🎥、哈貝馬斯、福柯👳🏿♀️；再弄清清代的畝產量🫨、明代的商品和市場、宋明理學與現代化、漢代司馬遷的學說與現今“人與自然”要和諧發展🌗？沒有學貫中西的紮實功底🌶，沒有長年潛沉的積澱和升華👲🏿🧏，沒有超常的智慧與敏銳，不可能在學術發展日新月異中執旗導向。90高齡的先生攀登的是學術巔峰🪭，創造出的也是生命奇跡🦹🏼♂️。
直到2011年春🚽，先生已度過了他94歲的生日🟰，還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刊登的吳承明🫄、葉坦《一部承前啟後的中國經濟史傑作――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評介》⬇️，雖然先生未執筆♚，但內容和觀點都反復征詢其意見👨⚕️，定稿全部經他審訂，只有一項沒有聽他的👭🏼，那就是在署名問題上他要求不署名或署在我後面👩🏻🏭。另一篇是《全要素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史研究》▫️，刊登於《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雲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此文寫於2008年，他非常看重➞，前述《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問他“有哪些新的關註點”時，他談的就是此問題，並說明“全要素分析就是分析要素與整個經濟增長的關系及其變遷。……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E.D.Denison）模型計量的部分🔓，仍然要輔之於邏輯分析，才比較完善。”他在自己的“微博”（對於新事物他歷來興趣盎然）上說“我準備寫一篇關於全要素分析方法的文章。”，去世前還在聯系對此有研究的學者。病重之時與我斷斷續續談得最多的也是這一研究👷🏿，並遺憾地說“這是我一生最後的文章了。”按照他的心願還將繼續深入下去，而不能繼續進行科研的日子，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的人生！
古語言“智者壽，仁者壽”💂🏿😉，既智且仁的先生身體一直很好必然高壽🤹。上世紀我曾應臺灣中研院學者之邀🥇，寫過《吳承明教授的經濟史研究》，那也算是先生八秩壽誕之賀；後來又寫過《經濟學不老人》🧔，是為頌慶先生85歲壽辰而作😰。 其中重點列舉了經濟所多位高壽的經濟學家，分析此學科涵延廣博發展迅速，既經世致用於國計民生，又潛沉深奧於學理思辨🦶🏿，涵蘊諸多學科之特色余韻，足以容納各類追求與祈望。我註意到先生70歲以後的成果數量質量都相當可觀，占據其學術成就的重頭，甚至可以說其經濟史學研究的主要貢獻大多集中於?。據此可證做學問是不老人的🛹🦔，尤其是天性豁達🏒、樂天知命的人。其實🙋♀️，先生一生坎坷，曾外經國家民族之憂，又內懷悼亡喪子之痛🧙🏽📤，尤其晚年他續娶的妻子、也是“一二•九”戰友的文銘女士和他的女婿先後過世，對於九旬老人的打擊可想而知🧝🏻♀️。但先生是堅強的🕍，他很不願意麻煩任何人🛬，包括他的親生女兒――在他最後的日子裏那些情景催人淚下。他有一個好夥伴――唐詩🧛🏻♀️，以往每有難眠之時📵，他吟唐詩🕰；臨終前為抗病痛折磨，他還是喃喃地背唐詩⛔。前述《濯足偶談》不僅再現了那些艱辛而又難忘的歲月，更是他國學深厚腹笥豐贍與情誌高遠才華橫溢的呈現。他論詩並不揚唐抑宋👱🏻👩❤️💋👨，說唐詩爐火純青是詩的高峰🧸🧖🏽；宋代派系爭鬥，詩壇卻互相唱酬，題材廣泛、風格多樣格律自由🥜，正是“奇外無奇更出奇”🏋🏼♀️👧。平實自然而奇峻純青，正是先生本人最恰當不過的寫照！
論詩如此，治學👩🏻🦼➡️、為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常說：“學術研究不是任何人的專利，各有其特點，才能互相補充、互相切磋。”先生對不同學術流派乃至不同學術觀點持等同視之的態度，與其在哥大的經歷和豁達寬厚的為人都分不開，這在當今學界尤其是學術大家也並非易事👷🏽🦃。或“真理唯一”或“甲是則乙非”的思維邏輯，嚴重侵蝕著學術界🧑🏼，抑製學術的正常發展。而先生謙謙君子諄諄善誘，認為考察學術不應以觀點為據，包括學生寫博士論文，只求言之成理👸🏽；他主張不同論點可以各講各的，不必非讓別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而非人。記得當年我考取巫寶三先生博士生的時候，就曾為導師博大的學術胸懷深深折服；而吳承明先生的言傳身教🐡，更讓我明白了什麽才是真正的學術大家🌋！先生把學術上的“發展論”身體力行於自己，主張“今勝昔”、更能“人勝己”。他多次與我談及“長江後浪推前浪”🕵🏼♀️，以後學之能為喜、以後學之得正己，在《16世紀與17世紀的中國市場》文中，他痛責自己曾回避17世紀的“低谷”是“逃避”、是“可恥的” 👯，其律己之嚴，令人衷心敬慕和感佩！他十分註意新的研究動向和成果🚴♀️，並以之修正自己的觀點👚，哪怕是“小人物”的研究🏄🏼♂️，表現出公開自我批評的智勇👢，我們有幸仰慕先生風範，實為終身楷模。
在嚴於律己的同時，他待人卻十分誠懇寬厚，對同事、對朋友、對學生以及再傳弟子，都誨人不倦無微不至👨🏻🦳，評獎、升職📂、答辯🕘、出書，先生能幫忙的都會盡力，教書育人桃李滿園👨🏻🚒🧛♂️，勉勵後學如沐春風。二十多年來🧳，我有幸經常面聆教誨，從課堂授業到學位答辯，從會議聽講到促膝長談👓，從文章審訂到著書作序，以至每每為我招收博士生閱卷，處處都留下先生辛勤的心血！特別是先生為我作序的書還在修改👓🌜，未能在他生前問世，永成遺憾……。先生的科學精神👨👨👧👨🔬、博大襟懷與謙遜態度🕞👍🏿，令與之有交往的人無不肅然起敬。沒人能聽到先生講別人不好，在他逝世後為之撰寫的生平中，我臆用了“識人唯長”四個字來概述他看人只看長處的仁厚品格與大家風範。
先生樂觀洞達與世無爭👎。他好酒，自稱“酒家”；喜美食，且中西南北菜系不拘，每談笑🩷：“我吃菜和做學問都主張兼容並蓄🧚🏼♂️。” 我曾總結他的“養生之道”是“抽煙👨🦯➡️🤏🏻、喝酒🧕🏽、不鍛煉”，後來他告訴我此說流傳甚廣，還被紐約一家報紙所引用🚉🎍。實際上👨🏻🦲，先生近年已經比較註意鍛煉⏫，不僅到公園散步，而且還自編“詩操”，即按照詩句配以動作🥧。北京衛視曾采訪他👳🏼，編輯出《吳承明老先生養生之道》，2009年2月3日在北京衛視生活頻道播出🌍。
然而，如今這個悶熱難熬的夏日👷🏿♀️，樓裏屋外如常🚠👨🦽，可先生去了……。讓我像為他寫的前兩文結尾一樣，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和其“五言”句——“窗外天猶碧，山中葉未紅；先生駕鶴去，常懷化雨恩😍。”
轉自《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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