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仲維暢

許先生名先甲，光祖，又名夐，字肇南，少蘭，少南，紹南，號石枬，漢族，貴州貴陽人（1886.12.12.～1960.12.26.），我國現代水利電力先驅，水利工程教育家，我國最早的電氣工程師之一，中國古文字學家，中國同盟會會員。

先生出生在四川省巫山縣縣令許堯父家中，4歲喪父，由慈母譚揚秀（貴州清鎮人）撫育，但不幸貴州白喉流行時兄弟二人均染此疾，上午小哥夭折，下午胡姓親戚來訪，見狀告知有特效草藥，乃遣人飛馬前往某行善施藥處取回，救得先生一命（時年8歲）。稍長延師貴州畢節路幼清老先生教讀，由於路老教導有方，先生領悟默契，不數年先生即精通古文詩書，路老異常欣喜，並將自己女兒路彬(字淑娟)許配先生。

先生痛感中法之役陸戰雖勝，卻仍受割地賠款之辱，毅然摒棄對他說來並不困難的“科舉仕途”，投身維新，尋求救亡之方。1903年，翻越婁山關前往成都，進入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學堂”（貴州省窮，未能開設新式學堂），學習西學。

在那兒不僅接觸到了製造堅船利炮所必需的數、理、化知識，更受到民主主義革命思潮的熏陶，與同學盧師締（後在孫中山大元帥府中任軍長）、吳玉章等時相過從，並秘密集體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當時孫先生派熊克武回川建立分會）。因四川高等學堂所聘日本教習的語言隔閡，使先生感覺學到的知識太少太慢，故向往去日本求學，但母親始終不肯讓自己的“獨苗”出門，某日譚氏發現先生所讀竟是宣傳革命的書籍和鼓吹立憲的《時務報》等，立即拿去付之一炬，並警告先生：“那是要砍腦殼的！”還同意先生留學，更促其迅速成行。

1906年先生全家東渡日本，先生在宏文書院學習日語、英語和科學知識，夫人學習繪畫藝術，並舉家參加同盟會集會，聆聽孫中山先生演說等。由於日本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歧視政策，迫使先生決定只身前往美國學習，母親和妻子則返華。1908年5月先生赴美就讀於依利諾伊（Illinois）大學機械工程系，為貴州省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學生。1909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多收的“余額”，限清廷選派遊美學生之用。先生1910年回國考取第二屆“賠款遊美官費生”，再度去美，入威斯康辛（Wisconsin）大學，專攻電機工程，並到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斯坎奈克塔底（Schenectady）工廠中實習，和美國工人一起打鐵、進餐……從而在電機製造的理論和實踐上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1913年即獲得學士（B.S.）和電氣工程師（E.E.）學位。為了創建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又入波士頓的哈佛（Harvard）大學學習工業經濟和經營管理，而主動放棄了對碩士、博士學位的攻讀，卻掌握了企業的建立、組織、管理及經營方法，並婉辭了G.E.公司邀他為其遠東總買辦之聘請。

1910年二次赴美途中，即向同行之65位（另外4人亦回國考取的原留美自費生）初次出洋賠款學生熱情、詳細地介紹了美國情況，指導他們選擇專業和學校，幫助他們迅速適應新環境，為以後的學習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中就包括竺可楨（氣象學家，中國科學院首任副院長）、錢崇澍（雨農，我國現代植物學泰鬥，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等眾多我國科技界、教育界的老前輩。受到同學們的歡迎和擁護，而被舉為“中國留美學生會”會長。

先生在橫渡太平洋的輪船上便倡辦《留美學生年報》（後改為季報），並首先著文《敬告同學》:愛國，自尊，盡責，篤學，探本，強毅。又譯《曹君雲祥（後任清華校長）致友人書》，“以裨宜初來和未來之留美同學”。更發表《譴派賠款留美學生辦法管見》一文，建議留學生在國內讀大學一、二年級、出洋讀三、四年級及研究生,以提高效率和節約經費,被當局采納，遂有“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上列學製之設（一直沿用到1929年）。但他不贊成僅由“清華”學生中考選留學生，而主張面向全國公私各校，擇優錄取,此建議亦被接受，而有“清華專科生”（即其他學校畢業而考取賠款公費者如茅以升等）之出現。

1914年先生學成歸國，正值維新、立憲派狀元、“東南實業領袖”、江蘇教育會副會長張謇（季直）出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計劃治黃導淮，疏浚大運河，開墾蘇北濱海鹽堿灘地，雖多次聘請荷蘭水利專家方維因(Van der Veen)和美國工程師等查勘，但僅得些原則性報告，故深感大量培養本國水利人才之必要，遂決定在南京創辦“全國水利局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我國最早的專為培養水利工程人才的高等學府（今河海大學前身），遴選先生為籌備主任，以擬定校章、校課、校費、校員，編寫設校《旨趣書》。1915年1月9日正式委任先生為校主任（1919年12月改稱校長）。1月15日接收借用的丁家橋江蘇省議會為校址，2月7日於直、魯、蘇、浙四省分途招生，3月15日正式開學，成為辛亥革命之後南京第一所招生開課的公立高等學校。28歲的先生率賠款學生沈祖偉（奎侯）、計大雄（鷺江）、周厚坤（朋西，中文打字機發明人）、顧惟精（心一）、範永增（靄春），張謨實（雲青）、楊孝述（允中）、留德學生李協（宜之、儀祉，後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夢錫（後任中山陵監修工程師）以及張準（子高，後任意昂体育平台副校長）等創建起完全依靠本國人才的中國首座工科大學，並於1917年春就培養出了我國現代最早的一批優秀水利工程專家，如汪胡楨（佛子嶺水庫總指揮、三門峽水庫總工程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水利水電學院院長、水利電力部顧問）、須愷（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總工程師）、陸克銘（指導抗美戰爭中的越南克服洪水災難，受到胡誌明主席親自嘉獎）等，為我國的水利工程教育和現代水利事業奠定了基礎。先生亦因勞績卓著，榮膺大總統頒發的五等（1916年）、四等（1919年）和三等（1920年）嘉禾勛章之褒獎。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我國的民族工商業有所發展，南京“下關”因具水陸碼頭，市面突然興盛起來，對電力照明的需求也與日俱增，而1910年冬才開始正式發電的“南京電燈官廠”（前清金陵電燈官廠，設在西華門，即今逸仙橋東堍路北）僅裝有 100kw單相交流發電機3臺，各用165匹馬力直立復漲蒸汽引擎傳動，功率有限，噪音震天，致使下關一帶的電燈光呈暗黃色，又時因燃料中斷，發電極不正常，市民苦之，乃聯名呈請在城北籌辦新廠，交通部批復同意。當時江蘇省（包括上海市在內）尚無能夠規劃、設計、建立電燈廠的電氣工程師，江蘇省長公署實業廳遂將電燈廠建廠工作委托給了先生。先生1917年已有協助民營“福州電燈廠”經理員孫世華用G.E.公司新機組建廠發電的經驗，故作為“河海”校長的先生欣然承擔起了這項重任：選定了G.E.公司先進的1000kw汽輪發電機一臺（包括鍋爐及附屬設備），並於1920年6月在《申報》上連登廣告，公開為廠房的建築招標，最後上海“南洋建築公司”中標。先生便在電燈廠工地（今中山碼頭）和“河海”校（今白下路南京六中）間來回奔波,為爭取時間，先生使用了南京城內僅有的兩輛汽車之一（另一輛為省長專用）。先生除親自籌劃、精心設計、具體指導、談判交涉外，還須克服老電燈廠官員們的刁難製肘，如拖延拒付其建設資金，迫使先生變賣了貴陽指月街祖傳舊居以填補資金之不足。幾經周折，1921年5月4日，“下關電燈廠”終於建成發電，這是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施工、運行成功的公立火力發電廠，發電量大增，使下關一帶的電燈光由黃變白，市民拍手稱快，而煤耗卻遠低於西華門電燈廠的老機組，為中國在電力建設事業上爭了一口氣，因為這類工程當時都完全由洋人壟斷，故受到農商部和江蘇省長公署的“傳令嘉獎”。先生將購置機組設備時美商沿舊例送的“回扣”全數交公，此舉為貪官汙吏們所不容，於“下關電燈廠”全部建成、穩定發電後，竟以未按期發電為由，將先生排擠出了南京城。

下關電燈廠建成不久，“英國駐（北）京艾（斯敦）公使，（5月）12日早車抵寧，即入城會晤軍民兩長，……”並在雙門樓的英國領事館（後成為英國公使館）約見先生，質問為何不購買英國機組（那時英國工業和科技均居世界之首），先生答以“所學惟美國設備”，艾大為震驚，方悟英國外交遠遠落後於美國！先生更促其迅速報告倫敦，仿效美國做法。以此為發端，英國果然於1923年起以出售水利、電力工程器材（如抗戰前“導淮”工程中三河閘的閘門和下關電廠的輸煤吊車、傳送機等）和接納中國留學生（如錢學森、盧嘉錫、黃玉珊等）的方式退還了“庚子賠款”余額（多要，不該拿的那部分）。

先生留美期間即和楊銓（杏佛）、任鴻雋、胡敦復、胡明復等共同發起在康奈爾(Cornell)大學成立了“中國科學社”及“中國工程師學會”，這兩個組織後來都移回國內，成為重要的民間學術團體。先生更擔當起“中國科學社”主辦的我國第一份科技期刊《科學》的經理員。先生亦是“南社”社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南京各界立即響應，5月9日在小營“演武廳”舉行“國恥紀念大會”，參加者有中等以上學校師生四千多人，5月13日大、中學成立學界聯合會，先生被推為臨時主席，5月15日又當選為參事長。先生並未依從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立即開除愛國學生，反使“河海”成了南京學界的愛國中堅。江蘇省督軍署強迫先生開除革命學生領袖沈德濟（澤民，中共早期黨員，鄂豫皖蘇維埃省委書記，烈士，作家沈雁冰之弟）、張聞天（應皋，1935年遵義會議後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王維克（華羅庚啟蒙老師）等，然後欲逮捕之，先生竭力保護，直至“實在頂不住”時，則讓彼等火速退學離校他往，遂免於難。

先生擬返蓉執教母校，在漢口碼頭上邂遇“河海”前教授周厚坤，周力阻其西行，並舉薦為“漢冶萍鋼鐵公司”下屬在江西的“鄱（陽）樂（平）煤礦”礦長，先生乃折返贛東北，率“河海”1920級畢業生董開章及全礦職工開辟草萊，建設礦井，1922年夏在距地面200余米深處挖到了煤層，正準備大量開采時，恰逢李烈鈞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北伐，由粵入贛，驅逐江西督軍直系軍閥陳光遠，敗軍冼劫礦區，抽水機被毀，地下水湧出淹沒了礦井，去上海購置抽水機，又遭日商阻撓，致使先生無法繼續工作。遂奔向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廣州，任國立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6月合並為廣東大學，1926年7月更名中山大學）教授，並兼廣東省長廖仲愷先生的秘書。由於先生截獲商團的走私武器，消弭了商團武裝叛亂對革命政權的威脅，因而受到廖仲愷先生的器重。

北伐勝利進軍武漢，民眾情緒高漲，收回了漢口等地的“租界”和部分“海關”權宜，但缺乏管理人才。先生適在某飯館巧遇哈佛同學宋子文，經宋推薦，1927年2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先生為宜昌海關監督署監督兼征收產銷物品內地稅局局長。“4.12”、“7.15”政變後，新軍閥開始了新的混戰。先生為使宜昌人民免遭戰火蹂躪，盛暑之下不顧個人安危，只身前往即將火並的新軍閥楊森、魯滌平二部調解，無效，且幾乎送命，乃於同年12月14日忿然自行去官。

大革命失敗後，先生“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理想全成泡影，最後忍痛放棄所學專業，閉門鉆研國本——中國古文字學，後半生30多年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深入研究了我國各種古文字及其演變歷史，分析、對比了漢字的基素——各種“偏旁、部首”，歸納、總結出許多漢字的造字規律，獲得眾多獨到的見解，讀通了大量前人讀不通的甲骨文和鐘鼎銘文，遺憾的是未能出版交流，致使先生後半生對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不為世人所知，只留下《家學古獲篇》（最初稱《咬文嚼字》）77卷等大量手稿。

解放後，先生被上海市長陳毅同誌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首批研究館員。除繼續從事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外，還積極參加了征集上海近百年史的史料翻譯，作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向國慶十周年的獻禮。

先生知識淵博，對我國經史、音律、詩詞、書法、考古、民族、諸子、佛學哲理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其早期發表的《論文學》更“最先結合本國情況比較系統地探討了文學基本原理，對西方文學理論進行了再創造。”卻因奉公守法，兩袖清風，而無法溶於中國的官場。先生雖受到各種打擊和許多失敗，但仍然保持著高度樂觀的情緒，並對新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正當先生滿腔熱情地繼續撰著之時，胃潰瘍突然復發，1960年12月26日在滬過早地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