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劉節(1901-1977),近代中國著名歷史學家。1926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音韻學上🍚🗒,劉得益於趙不淺📛,提及為好)和陳寅恪。1928年自國學研究院畢業後,執教於南開中學並兼任南開大學講師🏰。1930年秋,轉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1年秋回北平任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兼金石部主任🧑🏿🍼,1935年秋,轉任燕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後,離平赴滬,任上海大學教授🙍🏼♂️。1938年冬只身自上海輾轉香港🥒、越南、昆明、貴州等地至重慶🤛🏻。1939年春任中央大學中英庚款派駐研究員,是年秋到貴州任戰時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1940年春夏任成都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44年秋轉重慶中央大學任史學系教授🛬,時生活極其艱苦而矢誌不移。1946年夏返鄉攜眷👂🏿,南下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50年代初任歷史系主任和古物館主任,1977年辭世☔️。
劉節著述頗豐👨🍳,在中國上古史、古文字學、史學史方面均有頗高的建樹。1989年上海書店影印的大部頭《民國叢書》,新中國成立前劉節出版的《歷史論》和《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論》被收錄其中👶🏼。劉節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諸子思想、史學史有卓著成就,為了不被古代多種傳說所迷惑💪🏽,他通過古代文字的鉆研去發現古史的真實材料。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書💭,為其主要考證文章之結集。新中國成立後👨🏻🔬,劉節先生重視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於歷代修史製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歷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學家白壽彝稱譽本書為“必傳之作”。
陳垣、鄭天挺、劉節、唐長孺等專家合影
上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中山大學歷史系,以名流雲集著稱👱🏼♀️,陳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陳又與岑仲勉並稱“二老”,加上劉節🤷🏽♀️、梁方仲,則號稱“四大教授”👅,劉節一度擔任歷史系主任,在當時堪稱是嶺南史學界的一大重鎮🕵️♀️。
了解劉節其人😋,閱讀《劉節日記》無疑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在他的日記裏存有大量閱讀《通鑒紀事本末》過程中🍿,對五代十國政治史產生的零散感想🤱👲,還有對《左傳》中事件年代、《漢書》中所記天文、地理和食貨的考證。除此之外🚵♀️,又有大量閱讀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相關書籍隨感劄記。在日記中,他直言自己耿直的性格,如“余好說真話,心之所然🕤,則以為然🤗,心之所非,則以為非”🧑🏻✈️,“對人直說🙆🏽,往往見惡於人”。其附錄《我之信條三則》中他更是寫道:“人格同學問是一致的,絕沒有學問好而人格有虧的偉人。”
談及歷史學家劉節,自然就無法繞開其師陳寅恪🧑🏼🎓。自其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後👎🏼,便師從王國維💃🏿👌🏼、梁啟超和陳寅恪。劉節之父劉景晨是知名學者,曾和浙籍議員堅決反對曹錕賄選總統,劉節一生剛正不阿,頗有其父之風,“文革”時紅衛兵意欲批鬥陳寅恪🏌🏿,劉節挺身而出主動要求代替,並以之為無上光榮🥌。作為中大文科教師中的頭號“白旗”,劉節在“文革”期間一共遭受60多場批判,他的自我評價是“愛好是非,甚於功利”,在應調於中華書局校點《舊唐書》時,因不滿政治式的校點拂袖而去一事中更是可見一斑。
有人提到,如果說蔣天樞是陳寅恪的托命之人,劉節可謂是陳寅恪倡導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堅守者𓀜。他既是師道尊嚴的捍衛者,也是傳統文化的薪火相傳者🪲。1939年🦸♀️,劉節在是年日記的序言中說:“凡是力量充實的總是始終一貫的,中途變節就是滅亡的象征。”70多年前的聲音,穿破時空而來。劉節一生堅持學術獨立🚵♂️,捍衛學術尊嚴👫,不為任何時代潮流所動➔。他的治學與為人一以貫之,寧可被孤立👯♂️,也不作違心之語,不寫奉上之詞🧑🏻🎓,在當時知識分子普遍失聲的情境下👀,他的作為顯然獨樹一幟。
尊師重教 長侍陳寅恪替師挨批鬥
1926年🕣,劉節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和陳寅恪,專攻中國哲學史。劉節為清華研究院第二屆學生🧑🏽🍼,其入學成績為第二,第一名是河南學生謝國楨,他們同屆的還有陸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人。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同學錄上,有王力、吳其昌等人。對劉節的印象和評價,王力寫道:“君待人無貴賤👩🏻🦽,一接以禮。視友事若己事,藹然似長者👩🏻🦯。”王力狀其性情、態度,吳其昌則寫其學養:“君名節字子植💴🤸♂️,我浙江之永嘉人🙋🏻♀️。永嘉自北宋周許劉鮑九賢傳河南程氏之學逾一千載🫅🏿,至於孫仲容先生,學問彬彬稱盛,君為能傳其學者🖐🏽。”
1927年6月⤵️,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自沉昆明湖🧜🏿,1929年劉節等學生請陳寅恪撰文紀念,這就是著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文》。陳寅恪在此文中寫道:“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陳寅恪此文表達的精神在劉節思想深處打下深深烙印👆🏿,影響了他一生的治學和做人。
如今在中山大學校園中,關於劉節尊敬老師陳寅恪及代陳挨鬥的故事仍廣為流傳👨🏼🔬,在整個中國學術界🌯,劉節與陳寅恪的師生情誼也廣為人知。研究院畢業後♜,劉節大部分時間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工作,與寅師同在北平⚠️,經常當面聆聽老師教誨。8年抗戰勝利後不久😣👨🏻🌾,中國又復3年內戰,陳🧗♂️、劉師徒又南北分散✍🏿,天各一方。至1949年陳寅恪南下廣州嶺南大學時,劉節已在中山大學任教授3年並兼任歷史系主任👳🏽。1952年院校大調整,嶺大被並入中大,兩人形成了師生兼同系同事的新關系。老師的到來給劉節以莫大的心靈慰藉🚁,他時常從廣州東郊石牌的中山大學往位於廣州河南的嶺南大學探望已目不能視的陳寅恪,繼續向其問學請益🖌。
陳寅恪致函劉節稱“子植兄”,但劉節對陳寅恪行弟子禮卻一點也不含糊。據中山大學歷史系老師回憶,逢年過節🐿,劉節去拜望陳寅恪時,必對老師行下跪叩頭大禮🧑🏽🎨,一絲不苟,旁若無人。劉節還曾對學生說🧅:“你們想學到知識,就應當建立師生的信仰🧑💻。”但這句話在當時被當作罪證受到學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師陳寅恪最後一程的陳門弟子中長期陪伴老師左右的,唯獨劉節一人。他是在任何壓力下都絕不批陳的學生✫,義無反顧地陪伴恩師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難之深重已達無以復加之地,卻還經常主動把老師要受的苦難都攬到自己頭上。1967年底,紅衛兵要抬陳寅恪教授去大禮堂批鬥,陳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於是劉節挺身而出,代替老師去挨鬥👩🎨🤸🏼。批鬥會上,“小將”們對劉節輪番辱罵、毆打,之後又問他有何感想🤷🏿♂️,劉節昂起頭回答:“我能代替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
專心治學 疾病纏身仍不忘研究
1939年劉節由香港經越南轉到昆明,再至成都🧑、重慶💆🏿、貴陽,又到廣西宜山的浙大任教😞。抗日烽火綿延,家國罹難🍃,導致學人不能安於講席,亂離流浪之苦👨⚕️,劉節可謂體驗得真切。從《劉節日記》中可以看出👱♂️🥒,盡管背井離鄉🟰,生活條件惡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經費資助才得勉強度日⛹🏼♂️,他卻安貧樂道,始終保持著一種樂觀的心態🌾,以治學和研究為樂🧛🏻♀️。
他讀書思考少有松懈,並不因清寒而輟,在他的日記裏存有大量閱讀《通鑒紀事本末》過程中、對五代十國政治史產生的零散感想,還有對《左傳》中事件年代、《漢書》中所記天文、地理和食貨的考證🔊。除此之外👩🏻🍼,又有大量閱讀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相關書籍隨感劄記。劉節在讀書的過程中🧑🏻🍼,勤於總結🙋🏿♀️🙏,隨讀隨錄,提出了許多問題並給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有些問題在今天已經解決,但有些仍然未有定論🚵🏿👨🏽🎨,對於專業人士來說,仍舊不無參考價值。
在《劉節日記》的前半部分🚣🏽♀️,體現更多的是一個單純的文人學者的形象📬🦵🏿。當時國家處於抗戰的生死存亡之境𓀋,劉節雖有切膚之痛,卻不溫不火,教書育人、讀書治學🫲、吟詩賦詞應答如常。但此時的劉節並非完全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生,從其日記中可見他訂閱《大公報》的記錄,個別篇幅中又多有譏諷汪精衛偽政權的話語,對歷史上如石敬瑭之流賣國媚外也大加諷刺🐣,他堅信抗戰勝利,“中國終將走上英美法集團裏去”💆🏽♂️,對當時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觀念🙎🏽♂️𓀓,亦有自己獨特的批判性評價🫱🏽。
在治學上他主張求真、自信🧑🏽⚖️。他說:“考據學是求真之學”🧑🏿🦱🛌🏿,“歷史學家要有很強的自信力,一個歷史學家要堅定不移,不要為一時的風浪而動搖不定👩🏽🚒🐈。”正因為這種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陳伯達作《厚古薄今🛐,邊幹邊學》報告,在全國掀起批判厚古薄今,劉節卻在批判會上發言:“科學是求真,無所謂厚今薄古。”“歷史的精義也是求真💪🏻🍣,人類歷史之‘真’,並無古今截然對立之分🌪,同為人類社會共同的寶貴財富🎆。”
讀劉節上世紀60年代的日記🪫,不難發現他在困厄之境地,每日所寫無非是飲食起居的流水賬,如菜園拔草、搬運竹片🕶、打掃衛生等🧎🏻。面對那場浩劫,他深知讀書做學問是一個學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始終沒有放棄讀書👩🏼🍼🕓,即使在疾病纏身的生命晚境🌇。劉節學生、史學家陳其泰先生在《〈劉節日記〉序》中寫道🤚🏻:“在1971年,當已發現大便帶血📯🫨、腦血管痙攣、左半身偏癱等疾病,血壓高達230/130,需每日治療之時🐽🔢,卻先後讀書達數十種,其中僅《宋元學案》即多達一百卷,日記中實實在在記載🪣,逐卷閱讀;尤其是1971年11月23日至1973年3月1日♉️,以一年又三個多月的時間,讀完《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還做了校、註🥀、批的工作👼🏿,先生具有的毅力🛝👉🏻,是多麽令人驚嘆!”
不改初衷 赴京治古史受批判去職
上世紀50年代,舉國開展對胡適的批判。過去與胡適有過往來、接觸的學者,忙於檢討🕴、揭發批判胡適思想的危害性,劉節卻公開說:“批判胡適,搞壞了學風,百年後自有定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後是三反五反🫖、拔白旗👍、反右🦸🏿,政治運動逐漸熾熱,劉節作為一個信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歷史學家,雖置身於那個時代,卻不趨時,作清醒之語🤙。及至“文革”,劉節再也無法保持“清涼自在身”,外在環境的嚴酷,卻激發了他的意誌和信念9️⃣🐥。上世紀60年代初期,劉節先後發表了《中國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孔子的“唯仁論”》、《怎樣研究歷史才能為當前政治服務》等文章,引發全國性的批判,批判其“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歷史唯心主義”🛴🧙🏿♂️。但這位倔強的學者,從不作違心的檢查,人們亦無可奈何。
在“文革”期間✉️👃🏿,劉節先後遭受60多場的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頭、被抄家🤦🏻♀️、遭毆打🤵🏻、罰勞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艱難的時期,劉節仍寫下這樣擲地有聲的話:“人格同學問是一致的🕒,決沒有學問好而人格有虧的偉人。假定有這樣的人👩🏼,我們來仔細考查他的學問,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談,因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表示“假定有一種勢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靜為學,我當然要抵抗……設若有一種勢力要阻礙我的誌向,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當然要拿出毅力來。”
他不僅在自己的“地頭”中山大學廣受批判🫱🏻🧑🎄,1963年🥥,中華書局從全國抽調專家赴京從事《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劉節也參與校點《舊唐書》👳🏿,後因他個人對時事的態度,在書局受到批判並因此去職⛴🃏。羅繼祖先生在《涉世瑣記》裏談及🧘🏿♂️:“劉教授因主張當時不應再以階級鬥爭為綱👨🏻🦱,應側重生產的論點而受嚴重批判去職……”(《蜉寄留痕》)他認為“劉教授清華研究院畢業後治古史🙊🧑🏿🌾,著《古史考存》🤶🏼。平日持論有與當世牴牾處,在中華受批判,校《唐書》不終事而謝去🧝♀️。今日看來,其持論未必誤。”(《學林往事》下冊)
曾任羅助手的王同策在其撰寫的《翠微校史的日子裏羅繼祖談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提到🧛🂠:“劉節來中華書局是負責點校《舊唐書》的𓀒。他的被批判,主要是因為他一生推崇孔子🛼,崇拜儒學,對當時宣傳得越來越強烈的‘階級鬥爭’有看法。他說:‘經過了這麽多次運動,哪裏還有那麽多的階級敵人🚶♂️?所以,現在不應該再強調階級鬥爭了,把政治空氣搞得那麽緊張🛢,人們誰受得了?應該強調生產鬥爭,提高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因為這些話,他在公開場合經常說🍆,鋒芒太露。1965年⛑️🧑🏽🦰,劉節的言行也更加不能為當時的世風所容🚴🏻♂️,書局遂以其點校稿存在問題為由👶🏿,讓他第一個離開中華書局回到廣州💔。”
寬容民主 教導兒子“感情專一”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時,劉節已因“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受到指摘,在1958年厚今薄古運動中📠,劉節就受到正式的批判了。當時中大歷史系專門開辟大字報欄批判“四大教授”,劉節的罪名有眾多:舊立場不變,將新、舊社會同等看待🥍;對黨的看法錯誤👨🦼👩🏿🏭,認為黨仍是用打天下的方法👨🏻🎓,而不是用治天下的方法;反對思想改造,認為改造應當用靜的方法,不應當用動的方法;反對批判胡適,批判胡風則借口不認識其人而絕口不談(《劉節學術年表》)。
面對這類政治運動👪,現存的《劉節日記》沒有留下這一時期的直接記錄,但讀書的人自能感受到他以平常心、寬恕心處之的。這有一個旁證,據其學生姜伯勤後來回憶💂🏼🏄🏽,作為“白專”學生的典型,他也參與批判了劉節唯心主義史學,但1959年本科畢業時,劉節卻向學校的黨委領導表示:“你們要把姜某留下來,這個人能成器。”(《回憶劉老師的教誨》)這既可見劉節其眼光,也可見其胸襟。以此例彼,劉節對其他同事或學生的批判🧔🏼♂️,自然也能坦然視之🏌️♀️。

劉節全家福攝於1957年兒童節
在家庭生活中,劉節對子女的教育y也一貫民主👩🏫、寬容🈯️,據劉節兒子劉顯曾回憶,他雖然出生於1937年😼🤷,但真正與父親一起生活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他從四川回到溫州接我們母子到廣州生活以後,一直到1962年春我離開廣州到北京工作。我感覺他對我們兄弟倆是慈愛而不溺愛,嚴格而不嚴厲🧼🔗。”在他看來,雖然父親可以說是“孔子的門徒”🚑,但回想起來,父親對兒子🚵🏿、母親都是很平等𓀊、民主的。“他從來不說重話👷♂️,可以說是對兒子是亦子亦友、對我母親是亦妻亦友的🚵♀️。”劉顯曾畢業於中山大學生物系,之所以選擇這個專業也同樣是因為父親鼓勵他發展自己的興趣。在他的印象中🏊🏽♀️,父親劉節從來不直接教子女如何如何🫖,而是在為人方面嚴格要求他們👳🏽。在劉顯曾20歲生日時,父親對其說“感情要專一”。當時劉顯曾正在上高中,當天他親自來學校要兒子回家過生日,“在他看來這是我的成年禮了,所以要告訴我這個重要原則🏉。”
(周豫 劉揚)
轉自《南方日報》2013年4月17日